杨丽华

（大连财经学院 公共教学部，辽宁 大连 116622）

辽宁作家李铁是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以蒋子龙为代表的新时期工业文学作家逐渐淡出文坛后，李铁自觉、持续、执着地叙写当代工人的生活生存境况，深入探究、描绘工人的精神世界。他坚持自己的写作伦理和写作姿态，始终关注底层普通工人和百姓，为此，他甚至坚持在工厂里工作，以一个工人作家的身份在写作。他的小说创作，始终以中短篇为主，不去刻意追求“轰动效应”，却总是呈现出关于工人生活叙写的佳作。可以说，由于他的努力，“使工人题材在中国文坛重新升温，以坚实的生活经验、朴实而浪漫的写作风格，展现着工业题材小说的独特魅力。”[1]如果要研究21世纪以来的工业题材文学，李铁是无法逾越的一个存在。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扶持东北工业的发展与转型，辽宁的文学界乃至中国文坛也逐渐开始关注辽宁工业题材文学。辽宁工业题材文学随着新中国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有很多。但由于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其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并不多见。21世纪以来，李铁的工业题材小说陆续问世。

一、李铁工业题材小说中的性别关系书写类型

李铁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视角是独特的。同其他工业题材小说相比较，李铁没有选择改革时代的精英们，而是关注生产一线的普通工作者；他没有把视角放在轰轰烈烈的改革对于社会的意义之上，而是重在挖掘在社会转型时期，工业改革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和在改革大潮面前人们不自觉地人性本质的呈现。李铁的小说把工业改革这样的时代作为小说人物的背景，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在面对生存选择时自觉地展示出人性的弱点。

另外，李铁通过大量的笔墨，在工业题材小说中对性别关系进行书写，这在其他工业题材小说中是不常见的。在眼下白领丽人故事拥有大批读者的今天，李铁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女工系列”悉心描绘的蓝领丽人世界，及其与男主人公之间的纠葛令人耳目一新。小说没有无病呻吟、自说自话，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染力与生命力。这种书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铁对性别关系的书写既是人性的，又是社会的，既有时代感，又有价值关怀。在李铁那里，性别关系的实质是社会关系，是文明与不文明的争夺与较量、妥协与反抗，甚至是道德伦理和生命意志之间的撕裂性对峙及其融解。李铁通过这样的书写，来展示给读者在工厂中两性关系的不同境遇，从而引发读者对女性工人阶层真实生活境遇的思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人与人之间，性别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关系，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关系。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互动关系称之为性别关系或者两性关系。从宏观而言，性别关系是由男女角色分工和社会建构而来的；从微观而言，性别关系是由男女互动和个体选择而来[2]43。性别关系建构的要素包括：男女双方、生活世界、交互作用、价值观念。性别关系的范围包括：男女的交往与相处、婚姻关系与性别平等[3]1。

李铁小说对于性别关系的书写，涵盖了性别关系构建的要素及性别关系的范围等内容，众多作品中的男女人物性格迥异、关系生动且复杂。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李铁笔下的性别关系依据作品中女性人物行为的目的性，划分为三种类型：以《我的激情故事》为代表的爱情关系；以《乔师傅的手艺》为代表的功利关系；以《白桦林》为代表的感恩关系。

（一）爱情关系

爱情是人类特有的感情，长久以来，无数作家倾慕于爱情的书写，演绎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李铁也不例外，尽管体现爱情关系的小说在他工业题材的小说中并不占主流。

小说作品中两性之间愿意为对方付出，成全对方，并心甘情愿与对方不离不弃，获得彼此的信任，这就是爱情关系。《我的激情故事》讲述了发电厂检修工郝福良和王惠杰之间的爱情。郝福良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有两件。一是娶了当年全厂最漂亮的姑娘王惠杰，二是拜名师并成了厂里技术水平最高的工人。郝福良追“厂花”王惠杰，有很多竞争对手，他巧用心思引起她的注意，如讲笑话讨好她、以“苦肉计”博得她的同情和好感。长而久之，王惠杰对郝福良产生情愫，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后，当郝福良想拜师学艺遇到困难时，王惠杰不惜一切代价去帮助他。除了《我的激情故事》以外，《城市的一颗庄稼》《青春期的儿子》《护林员的女人》等小说亦是围绕男女的爱情关系展开。

体现爱情关系的小说在李铁的创作中占篇幅不多。这些小说既书写了相爱的人之间的美好情愫与生活，也书写了相爱的人之间可能出现的种种波折。但无论何时，男女之间的情感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有力武器。

（二）功利关系

工厂是可能酝酿爱情的场所，但更是人们谋生的平台。工厂里男人女人的生活质量，要看他们各自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工作关系。利益可能是影响男女之间关系的一种试剂。男女双方为了各自需求，必然会采取不同的姿态来处理或者设计两性关系[4]91。在李铁小说中占据了很大比例的“女工系列”中，女性为了生存，为了获取工作技术，不惜用虚假的爱情作为代价去换取。与此同时，占有技术资源的男性会盘算着如何利用资源去满足个人的欲望。这就构成了男女之间的功利关系。

在李铁的工业题材小说《乔师傅的手艺》中，女工乔师傅和斜眼刘之间就存在着典型的功利关系。斜眼刘是全省系统内直大轴高手之一，他的技术厂内无人能比。但他的绝活从不轻易传人。乔师傅利用自己对斜眼刘虚假的好感，骗取了斜眼刘的直大轴技术。虚假爱情换取技术的功利关系在二者之间呈现。除了《乔师傅的手艺》以外，《出墙的红杏》《完美的目标》《一掠而过的背景》也有对男女之间功利关系的描写。

“在生存面前，尊严似乎要排在后面，这是生存需求理论的内涵。残酷也好，无耻也好，这是人的困惑与无奈。”[3]128李铁在描述这样一种关系的时候，一种悲悯的情感隐含其中。李铁将功利关系描述出来，意在引起读者对人性与社会的思考。男女人物之间较为复杂的关系，不是理想的、健康的关系，甚至可能是丑陋的、应受谴责的，但因为男女之间的诸多差异性，以及产生这些差异性的诸多客观性、社会性因素，导致不能简单地对两性关系进行判断。我们应当跳脱人物本身，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深入社会问题，以及受社会影响的性别问题等。在此基础上，再去深入审视人性，了解和观照人的复杂性。

（三）感恩关系

李铁工业题材的小说中，有些男性作为施恩者出现，他们帮助女性不图回报，而女性自愿以身相许，形成男女之间的感恩关系。

在《白桦林》中，乡村民办教师“林城的狼”救了对生活无望想自杀的女孩李子，并担负了她上大学的费用和她一家老小的生活费用。他不惜牺牲休息时间做兼职工作。李子感激“林城的狼”，宁愿放弃自己的爱情，用自己的婚姻大事去报答，为此，李子说，“爱情不算啥”。除了《白桦林》外，《纪念于美人的几束玫瑰》《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乡野葱茏》也有对男女之间感恩关系的描写。

在李铁工业题材小说的感恩关系中，报恩者对施恩者仅仅是存在感恩之情，没有夹杂功利和爱情，他们不是被迫、勉强的，而是心甘情愿的。女性在这里的心甘情愿与功利关系中出于无奈不同。但相同的是，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情感、意志已经分离。李铁对这种关系中的双方没有进行道德批判，而是流露出怜悯、无奈之情，表现了他对现代社会性别观念、性别关系的深刻思考。

二、李铁性别关系书写的文化意蕴

李铁总是强调他只对他自己有感触的事情进行叙述。他确实是在用自己的笔对生活和时代做出文学性的反映。李铁工业题材小说对性别关系的书写涉及了现实社会多个方面问题，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有积极的文化建构意义。

（一）不同人生价值的追寻

人生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生存的意义。从个体角度来看，受家庭、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各不相同。同样，从性别角度来看，男女两性的人生价值追求也不尽相同。

李铁小说中女性的人生价值选择可分为对工作技术的渴望、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爱情和个性解放的追求、对幸福婚姻的向往、对安逸生活的向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六种类型。例如，《乔师傅的手艺》中的乔师傅追求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技术，《工厂上空的雪》中的刘雪通过与不端势力抗争来追求公平正义，《长门芳草》中的莫静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白桦林》里的惠芳追求幸福的家庭，《两个女人》中卖烧烤的虎头妈妈追求生活的安稳，《完美的目标》中的落英追求逃离农村。这些作品对性别关系的书写展现了不同生活背景下女性人生价值的选择。无论女性做了什么样的选择，选择的背后大都是女性对生存保障的渴望、对生活平等和维护个人尊严的努力和尝试。追求工作技术、爱情和个性解放、幸福婚姻的实质就是在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进而实现爱情上不再是男性占主动权和话语权；婚姻上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而是男女双方共同协商沟通经营婚姻，彼此为对方付出心思，珍惜彼此。对安逸生活、城市生活、公平正义的向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和谐的追求。

李铁小说中对性别关系的书写还涉及男性的人生价值选择及其深层意蕴。拥有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一份理想的工作、一定的社会地位，是小说中体现的男性人生价值的核心内容。例如，《我的激情故事》中的“我”追求有一位漂亮的妻子，《长门芳草》中的厂长邵振军渴望事业上成功，《安全简报》里积极上进的焊工刘洪力追求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上述作品中，男女人物在人生价值的选择上存在差异化，主要表现为男性倾向于对婚姻的主导、对事业成功的渴望；女性倾向于对婚姻家庭的付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以及当今世界依然要强调并且不断努力追求男女平等的事实。李铁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以他的务实态度写作，体现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和话语基础。

（二）性别境遇差异的表现

李铁小说性别境遇存在的差异化主要表现在婚恋和工作两方面。

在婚恋方面，女性面临着家庭内部人员和外界环境的束缚和压迫。例如，《追求进步》中在张竹带着男朋友李志鹏见过母亲后，母亲因为家境情况表示反对；《情人杨玉环》中杨玉环已经离婚了，她要寻找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男朋友，却一再遭到周围工友的鄙视，认为她乱搞男女关系。相比之下，男性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则比较小甚至没有。例如，《犯桃花》中，小说设定的情节是，公司老总的婚外情行为不仅不被周边的人反感，却反而被认为有能力，没有婚外情的老总竟然被视为另类，不能融入社交圈子里。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目前女性在婚恋上的境遇比小说中反映的好很多，但差异化依然存在。例如，与男性相比，女性面临来自家庭内部人员和外界环境更大的催婚压力。社会学研究认为，女性年龄越大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就越小，而年龄对于男性在婚姻上的竞争力阻碍不大，甚至有家长认为男性年龄越大越成熟有魅力[5]213。女性的劣势再次凸显。

在女性就业方面，与技术和能力相比，外貌特征有时也是就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纪念于美人的几束玫瑰》中的于美人尽管获得全市青工焊接技术比赛状元，是技术能手，但这种技术并未得到发挥。她调到总经理办公室，专门做接待工作，不可否认这是与于美人的外貌存在一定关系，而对于相貌平平的女性，未必有如此幸运。这都是令女性困惑的境遇。

（三）对性别境遇差异影响因素的思考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间，女性就业情况得到极大改善，但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在李铁小说中，生理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都是男女性别境遇差异的重要“推手”。这种差异导致女性在现实境遇中的被动和无奈，成为男权意识作祟的牺牲品[6]116。

男女两性的生理因素差异是导致性别境遇差异的原因之一。男性在骨骼、肌肉发育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体力强、力量大、能承受较重的体力劳动和较大的运动负荷。李铁笔下的工厂，并不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场所，这一“原理”在此仍然有效。生理因素差异使得男女在工厂中的分工不同、待遇不同，在工厂和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境遇不同。李铁认为，性别境遇平等应该以两性生理结构差异为基础，而不是完全强调两性之间的社会地位。在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中，从“十七年”到“新时期”①“十七年”指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间段，学界对“新时期”的具体时间起点存在一定争议，但主流学术观点认为1976年10月可视为“新时期”开始的一个节点。“作家们一度有意表现工厂劳动中的这种性别差异，寻求和探索着新时代情势下的男女平等问题，揭示新时代女性作为主人公所焕发的激情、能力”。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男女在家庭中的分工有所不同，表现为家庭因素的影响。一般认为，女性似乎应该在家庭中要承担起家务等琐碎的事情，而男性应该到社会中去工作赚钱养家。《白桦林》中，惠芳是一个家庭主妇，每天打扫卫生、买菜做饭、照顾父女俩，过着日复一日的日子。由于丈夫和女儿忽视了她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和她的感受，她选择离家出走。事实上，她是具备出色的工作能力的。例如，她在离家出走期间从事了文秘工作，复印、打字、分发文件、做文案，她都轻车熟路，赢得了同事的好感。但是，固有的家庭分工不允许她出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李铁小说中影响性别境遇差异的另一因素是社会因素。通常来讲，男人是勇敢的、刚毅的、忙事业；女人是温柔的、贤惠的、顾家的。一个家庭给女性提供的接受教育的提升能力、去从事社会劳动的机会和能力，要比男性少很多。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得女性常常处于失语状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开始逐渐反抗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份境遇的设定。直到现在，男女在婚恋、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差别虽然大大减少，但在个别领域依然存在。

三、李铁工业题材小说性别关系书写的多重意义

长久以来，进行工业文学创作的作家由于普遍注重所叙述故事与政治语境的对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叙述中对人性内涵的深刻思考与表现，忽略了对工业领域中性别关系的描写。李铁的作品不去直接或急迫地关注表达对国家、时代、社会等宏大问题的思考，而是始终关注工人们作为普通人的生活境况和情感，通过对男女性别关系的叙写，体现对工业文学创作的理解和探讨，从而透露出作家的人文情怀。

（一）唤起对女性工人阶层真实生存境遇的关注

李铁是非常集中地关注工人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的一位当代作家。他的目光集中在工人身上,反映工人阶层，尤其是女性工人的真实生存境遇。他说过：“我关注的更多的是他们的挣扎，他们的生存与欲望的矛盾。他们的遭遇、心灵的苦闷是否能够拨动读者的心弦，我认为能拨动的，我就写，我认为能感动我的，我就写。”[7]18

中国真正深刻进行的工业体制改革是在90年代。此时，大量国企重组，引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下岗潮。李铁的小说叙述背景，大致从此开始。工人跟农民不一样，他们没有土地，工资是他们生存的唯一资本，而工资必须来源于一份工作。社会有无数个场域，一个人在场域中的位置取决他所拥有的资本。布尔迪厄所解释的场域是“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这个位置的存在，它们加诸于其所占据着、行动者记忆机构中的现在的与潜在的意境客观地界定的，也是通过其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得到界定的。”[8]140在工厂的日常维系中，大多时候男性位于场域的核心，女性位于场域边缘。在李铁看来，在下岗潮中女性尤其值得同情。“女工系列”是他对现实的敏感关注。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早就不是走出家庭无处可去的“娜拉”，经过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时代的发展，女性和男性一样能够拥有工作，能够养活自己和家庭。但当女性面临生存困境时，似乎女性又回到了身体和自我意志分开的状态。21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出现了许多农民工进城浪潮，李铁又开始关注打工女孩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完美的目标》等小说应运而生。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爱情、婚姻、工作、精神，都在李铁小说中真实呈现出来。据统计，在李铁的67篇小说中，涉到两性关系的约50篇。

李铁的小说敏锐而深刻地对女性工人阶层的不同生活遭遇进行刻画，引发人们思考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进而唤起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对女性工人阶层真实生存境遇的关注。

（二）通过两性对比增强工业文学对人性表现的力度和厚度

以往的工业题材作品，习惯于将人物写成简单的进步、落后或正面、反面两类，人物之间形成二元对立的模式。即使刻画一些复杂性格的人物，也要赋予人物以一个主要的本质特征或核心品性，而这一核心品性常常与大的意识形态性主题紧紧联系起来。李铁突出了男女性别关系的书写，尤其较多嵌入了女性的书写比重，实际是增强工业文学对人性表现的力度和厚度。工业似乎是男性的，但实际不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让女性有了更多进入工业领域工作的机会。李铁注重工厂里两性关系书写，应该说对工业文学表现内涵的完整理解。进入两性关系视域进行描摹、表现，无疑是从人性出发，揭示人的复杂丰富的心理、本质。

前文谈及的性别关系的种种书写，首先是将男女工人放置在作为人的境地上进行观察和表现。生活中，他们是真实的有七情六欲的人，一切是以人的本性出发来判断和行动的。《城市的一颗庄稼》中，崔喜的情感经历从道义伦理上不值得赞赏，但这揭示爱是灵与肉完美结合的真理。《长门芳草》的莫静爱上已婚男士，因为彼此有共同语言，《情人杨玉环》中杨玉环也大胆地追求个性解放。中国的工业文学创作中不愿表现女性，或不能表现真实的女性，女性常常成为没有欲望、没有色彩、没有气息的符号。李铁的这类小说增添了鲜活的女性形象，极大丰富了女工的人性内涵。

（三）凸显工业题材的审美意蕴

当代工业题材文学的创作相对较难，主要原因在于难以写出工业文学独特的审美韵味，正如乡土文学有乡土气息，战争文学有战争气势一样。人们一提及工业文学，脑海中闪现的是单调的车间、机器、劳动服、工作场景等，容易给人留下乏味的印象。

李铁的工业题材作品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凸显出工业题材的审美意蕴。李铁作品中有许多是对工作和劳动技艺的精彩描写。《工厂的大门》里刘志章进行技术比武时对阀门的精彩描述，《情人杨玉环》中对杨玉环完成轴套切削任务时的精彩描绘都是如此。李铁还设法让工厂里场地、道具、符号，与小说情节结合起来，甚至成为故事的组成部分，使得小说灵动起来。小说借人物之口一再谈及机器原理，而这些原理正和故事情节、人物活动密切关联。人的思想心理的变化其实与机器为代表的背景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就使李铁的小说有了与他人不一样的特质。

总之，着力于性别关系的书写，是李铁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李铁的工业题材作品生动鲜活地叙述了男女之间的生存、爱情、功利、报恩等多种内容，真实表现了工人阶层的生存境遇，凸显了人性的丰富多样性，很大程度上增添工业文学的表现力和审美力，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为提高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写作水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