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骆茹 王自锋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中对外贸易总额增速惊人,同时中国出口复杂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中国出口最初以资源密集型产品和轻工产品为主,如今已经在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中占有绝对优势①D Rodrik,“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China&World Economy,2006,14(5).②姚洋、章林峰:《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优势和技术变迁分析》,《世界经济》2008年第3期。,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已远远超过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③Schott P K,“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Economic Policy,2008(53).。

近10年来,以出口复杂度为代表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问题成为了国际贸易领域关注的热点,学者从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城市层面以及行业层面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进行了测算①Hausmann R,Klinger B.The Structure of the Product Sp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Cid Working Papers,2007.②Xu B,Lu JY,“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rocessing Trade,and the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Exports,”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20(3).③Poncet S,De Waldemar F S,“Export Upgrading and Growth:the Prerequisite of Domestic Embeddedness,”World Development,2013(51).④李小平、周记顺、王树柏:《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和制造业增长》,《世界经济》2015年第2期。。大量国际经验研究表明,出口更多较高复杂度产品的国家往往实现了更快速的经济增长⑤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What You Export Matter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7,12(1).⑥杨汝岱、姚洋:《有限赶超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⑦Jarreau J,Poncet S,“Export Sophisti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2,97(2).。现实中出口复杂度迅速提高的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学界针对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FDI和加工贸易,一些学者认为FDI和加工贸易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复杂度的提高⑧AmitiM,Freund C.The Anatomy of China’s Export Growth,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2008.⑨Harding T,Javorcik B.A Touch of Sophistication:FDI and Unit Values of Exports,CEPR Discussion Papers,2009(12).,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这一因素只提高了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或产品质量,并未促使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的出口结构更相似[10]Wang Z,Wei S J.What Accounts for the Rising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Exports,Nber Chapters,2008.。此外,还有学者从资本深化、进口贸易、研发、人力资本、国家规模和制度因素等方面解释了出口复杂度的提高[11]Feenstra R.C.,Wei S J.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12]祝树金、戢璇、傅晓岚:《出口品技术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年第4期。[13]陈晓华、黄先海、刘慧:《中国出口技术结构演进的机理与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3期。。

现有对出口复杂度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两个问题:首先,现有研究多以国家、地区或行业层面来测算,针对微观企业层面的测算相对较少;其次,对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丰富,已有文献过多关注于“外部因素”(如FDI和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对“内部因素”(如国内政策和制度)的研究较为欠缺,其中关于制度层面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关注的范围也有限,如以法律规则指数来衡量的制度质量和高新技术区的税收支持性政策。

与此密切相关的客观事实是,在中国出口复杂度迅速提高的同时,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在逐步深入,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成果。早在1997年,江门市政府就尝试引入政务服务中心,实现审批项目“一站式”办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正式加入WTO,与国际经济社会的全面接轨加速倒逼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01年我国成立了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改革工作全面启动,之后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取消了1604项行政审批项目,在此期间我国行政审批中心的数目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缩减了审批时间,200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更是标志着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式步入法制化轨道。截至2012年十八大前,分为六批次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就已达到了原有数目的六成以上。2017年12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介绍了我国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的最新进展,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取消行政审批事项达到了618项,并彻底清除了非行政许可审批。“十四五”规划提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将“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一流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上述改革创新成果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总体排名位列第31名,尤其近两年的排名分别向前迈进了32名和15名,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和产权登记等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关的细分指标上也都取得不错的名次。

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包括行政审批在内的政府管制是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审批的存在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①Dixit A K,“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A Transaction-Cost Politics Perspective,”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Management,1998,17(1).②Chong A,Porta R L,Lopez-De-Silanes F,et al,“Letter Grading Government Efficiency,”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4,12(2).③Fisman,R.,Wang,Y,“The Mortality Cos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5,82(4).,甚至其中部分学者认为行政审批是剥削企业利益和损害经济发展的“掠夺之手”④Frye,T.,Shleifer,A,“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2).,是政府攫取租金的手段⑤Krueger A 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64(3).。进一步地,行政审批导致了资源错配⑥Ciccone A,Papaioannou E,“Red Tape and Delayed Entry,”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7,5(2-3).⑦Dreher A,Gassebner M,“Greasing the Wheels?The Impact of Regulations and Corruption on Firm Entry,”Public Choice,2013,155(3-4).和政策失败⑧Greenstone,M.Hanna,R.,“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Air and Water Pollution and Infant Mortality in Indi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10).。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认为行政审批也有其积极作用⑨Krammer M,“Greasing the Wheels of Change: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and Institutions on Firm Innov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Proceedings,2014(1).[10]Zhu X,Zhang Y,“Political Mobility and Dynamic Diffusion of Innovation:The Spread of Municipal Pro-Business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16,26(3).,尤其中国作为低效率制度环境和高速度经济增长并存的特殊案例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1]Qian,Y.Weingast,B,“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1(4).。相关文献认为政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宏观层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也承认行政审批的确使企业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无疑有利于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案例的特殊性并不否定这一结论。研究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12]王永进、冯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2期。[13]夏杰长、刘诚:《行政审批改革、交易费用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17年第4期。。

总结以上文献可知,目前有关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研究大多平行进行,尤其在出口复杂度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但鲜有文献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视角来研究。既然已有研究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企业创新,那么中国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是否也得益于此?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贡献:首先,本文首次提出研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丰富了这两个原本处于平行研究方向的相关文献;其次,与过往文献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研究不同,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地级行政审批中心数据库,从微观视角考察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中心的建立)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进行实证研究,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理论假说

自1994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行政审批的制度性改革从未停止,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诞生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行政审批作为政府介入和协调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固然在中国早期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消费者不成熟以及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发挥了关键的引导作用,但对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中国经济而言,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行政审批改革仍然是大势所趋。

随着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审批事项不断减少、审批手续不断简化、审批时间不断缩短,大大减少了企业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减少帮助微观企业积累更多资金,使其有能力以不断更新生产设备等方式提升自身产品的质量,这对于出口企业尤为重要,出口企业由于其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市场变迁速度更快,只有不断生产出质量更优、技术复杂度更高的产品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现有文献已表明物质资本积累对于中国出口技术升级的重要性①陈晓华、黄先海、刘慧:《中国出口技术结构演进的机理与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3期。②熊俊、于津平:《资本积累、贸易规模与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第4期。③祝树金、张鹏辉:《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及其影响因素》,《统计研究》2013年第6期。,同时现有文献也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够减少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④夏杰长、刘诚:《行政审批改革、交易费用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17年第4期。⑤王永进、冯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2期。,即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减少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企业积累资本的微观机制已经得到了验证。

由此,本文提出理论假说1: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促进了出口企业的资本深化,从而提高了企业出口复杂度。

为了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口企业不但需要置办大量的资本设备,还需要购买高质量的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等投入品⑥Hallak JC,Sivadasan J,“Product and Process Productivity:Implications for Quality Choice and Conditional Exporter Premi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3,91(1).。然而,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装备工业、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生产方面存在“技术差距”,导致国内制造业生产的机器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难以生产出符合国际市场的高质量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的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品,不少出口企业采取了“为出口而进口”的策略,从而生产出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立足于国际市场舞台。现有文献也表明了“为出口而进口”对于出口企业产品技术复杂度的重要性⑦巫强、刘志彪:《中国沿海地区出口奇迹的发生机制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⑧祝树金、戢璇、傅晓岚:《出口品技术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年第4期。。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如上文所述一方面能够帮助企业积累资金,从而有能力进口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机器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另一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在不断促进中外企业的进出口便利化,取消进口相关审批事项,调减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管理范围和商品种类,下放进口相关审批事项的审批权,从而使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开展进口业务。

于是,本文提出理论假说2: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企业有能力且更便捷地进口技术含量较高的机器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以促进企业进口的方式提高了企业出口复杂度。

三、研究设计

(一)指标测度

1.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基本计算

参考Hausmann等的方法⑨Hausmann R,Hwang J,Rodrik D,“What You Export Matter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7,12(1).,本文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计算分为两步,即首先计算某一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之后在企业层面加总。

第一步,计算产品层面的技术复杂度。假设某一产品k,其技术复杂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1)中,k为一种HS六位码的产品,c为某个国家或地区,xck为国家或地区c产品k的出口额,Xc为国家或地区c的总出口额。xck/Xc为国家或地区c产品k的出口份额,GDPc为国家或地区c的实际人均GDP。权重(xck/Xc)/∑c(xck/Xc)为国家或地区c出口产品k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

第二步,计算企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公式(2)中,i为某个出口企业,xik为企业i关于产品k的出口额,Xi为企业i的总出口额。xik/Xi为企业i的总出口中产品k的出口比重。由于一个企业可能出口多种产品,因此需要根据出口比重对该企业所有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进行加总,以得到企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

2.按产品质量调整后的企业出口复杂度

然而,上述方法并没有考虑出口产品质量的差异性。忽略了产品质量将高估低质量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或者低估高质量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关于这一点,Xu将产品技术复杂度按质量进行了调整,①Xu B.Measuring China’s Export Sophistication,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2007.本文也借鉴此方法计算调整后的产品技术复杂度。

第一步,计算按质量调整后的产品技术复杂度。产品质量采用产品的单位价值指标来衡量,计算方式如下:

公式(3)中,qck是以国家或地区c产品k的出口价格相比于产品k的世界平均出口价格来表征产品质量水平。该相对价格越高,产品质量越高。其中,priceck为国家或地区c产品k的出口价格,μnk为国家或地区n产品k的出口额占产品k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由此可得,经质量调整过的产品技术复杂度为:

第二步,计算质量调整后的企业出口复杂度。在此沿袭盛斌和毛其淋的做法②盛斌、毛其淋:《进口贸易自由化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世界经济》2017年第12期。,取θ=0.2,得到调整后企业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二)数据处理

1.数据来源

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主要来自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以及CEPII-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通过匹配这三者,可以获得企业基本信息、生产经营状况以及产品出口情况。此外,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计算还涉及全球相关国家的人均实际GDP数据,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行政审批改革数据来自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徐现祥教授团队构建的中国地级行政审批数据库,通过各个地级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时间来设置变量。

2.初步处理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企业层面年度数据,而海关数据库来源于海关总署记录的产品层面月度交易数据,因此需要把海关的月度数据加总成年度数据。此外,海关数据在2000—2006年期间分别使用了HS1996和HS2002两版八分位海关编码系统,而CEPII-BACI数据库使用了HS1992版六分位的海关编码。为了实现数据指标的一致性,这里把海关数据在HS六分位的水平上进行加总,并将海关数据和BACI数据统一调整为以HS1996版为标准。对于工业企业数据库而言,行业代码在2000—2006年期间也更换了版本,从1994版更换为2002版,这里以2002版为标准进行了转换。

3.数据匹配

首先,匹配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参考戴觅和余淼杰、赵瑞丽等的方法①戴觅、余淼杰、Madhura、Maitra:《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加工贸易的作用》,《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2期。②赵瑞丽、沈玉良、金晓梅:《企业出口复杂度与贸易持续时间》,《产业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匹配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之后在BACI双边贸易数据和WDI数据的基础上计算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将产品技术复杂度数据按照HS六位码和年份匹配到企业样本上,在企业层面进行加总得到企业出口复杂度。最后,将以上匹配成功的企业样本按照企业所在地与地级行政审批数据进行匹配,得到24492个企业样本数据。

(三)模型设计

为了估计得到行政审批改革对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净影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来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参考王永进和冯笑的做法③王永进、冯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2期。挑选合适的实验组和对照组。2002年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地级市最多,故选取2002年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地级市为实验组,截至2006年始终未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地级市为对照组。

DID方法的使用需要满足共同趋势假设,通过图1可以直观地观察到各地企业出口复杂度变化情况。行政审批中心设立之前(2000—2002年),实验组和对照组地区企业平均出口复杂度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实验组地区企业出口复杂度整体低于对照组地区;行政审批中心设立之后(2003—2006年),实验组和对照组地区企业出口复杂度均不断上升,不过实验组地区的提升速度更快,并于2004年超越对照组地区。这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特征符合共同趋势假设,地级行政审批改革对当地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图1 2000—2006年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平均出口复杂度

在完成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的界定之后,DID回归方程设定为如下形式:

上式中,下标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ESI表示企业出口复杂度,以前文测算得到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对数值来衡量。变量Admi为分组虚拟变量,若企业i属于实验组,对应的Admi=1;若企业i属于对照组,对应的Admi=0。变量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行政审批中心设立之前,Aftert=0;行政审批中心设立之后,Aftert=1。变量Admi×Aftert是DID估计量,其回归系数α3反映了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净效应。

Xit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为:(1)企业规模(size):以2000年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企业销售额进行平减,再取其对数值;(2)企业工资水平(wage):采用年度应付工资总额与从业人数比值的对数值来衡量;(3)资本密集度(capital):以200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进行平减,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比值取对数来表示;(4)企业负债率(leverage):以企业总负债除以总资产来衡量;(5)企业进口情况(import):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存在进口情况,则取值为1,反之为0。此外,还根据需要控制了城市、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基本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1)仅对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模型(3)在解释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规模、工资水平、资本密集度等控制变量。模型(1)和(3)没有考虑城市、行业和年份的影响。而模型(2)和(4)分别在模型(1)和(3)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城市、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1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各个模型中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预期一致。这里以模型(4)进行说明。其中,DID估计量AdmAfter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地级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促进了当地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初步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变量Adm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行政审批中心设立之前实验组企业的出口复杂度低于对照组企业。变量After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验组企业和对照组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均显著提高。在控制变量中企业工资水平、资本密集度的上升以及参与进口均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复杂度,但企业负债率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出口复杂度,企业规模的作用不显著。

(二)异质性影响

1.贸易方式的异质性

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是出口企业最主要的两种贸易方式,接下来我们按照贸易方式将企业分为两组,分别检验行政审批改革对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2中的第(1)列和第(2)列所示,地级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能显著提升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而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效果不明显。行政审批改革虽然能够减少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但由于加工贸易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业务性质差异,造成了行政审批改革对两类贸易方式企业影响的不同。对于加工贸易企业,其主要业务是以加工为特征的再出口,加工贸易企业按照订单要求对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进行加工或者装配,企业自身没有提高产品复杂度的动力和需求,同时加工贸易企业承接的多是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而这类加工环节并不会对该产品的复杂度产生实质性影响。上述特征使得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活动目标相对单纯,相关决策受国外上下游企业的影响较大,受所处区域制度环境改善的影响较小。而一般贸易企业则不同,其生产活动没有固定模式,对产品的生产决策拥有绝对的掌控权,其产品技术复杂度对制度环境和交易成本更为敏感。因此,行政审批改革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能够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复杂度带来积极影响,而对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活动的影响十分有限。

表2 贸易方式和所有制异质性

2.所有制类型的异质性

所有制类型的不同也是企业异质性表现的重要原因,可能造成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化影响,这里对企业所有制类型进行了内外资的区分。

表2中的第(3)列和第(4)列显示,行政审批改革能够显著促进内资企业出口复杂度水平的提升,而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首先,这和外资企业的贸易方式有关。30多年来,中国的加工贸易主要以外资为主导,中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及较为宽松的环境标准,吸引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度高、技术含量低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至中国。因此,中国的外资企业多以从事加工贸易为主,如前所述,受加工贸易业务性质的限制,其自身缺乏转型升级的动力。其次,这还和外资企业的优惠待遇有关。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了长时间的超国民待遇,包括税收优惠、投资优惠、外汇管理优惠等众多优惠政策,例如在本文选取的样本期间,外资企业无须上缴城镇土地使用税,拥有低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在中国大力吸引外资的政策背景下,外资企业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相对较少的。内资企业则不然,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营商环境,高效透明的制度环境能够有效保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使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去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

3.企业年龄的异质性

企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不同,行政审批改革对其影响程度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里按照年龄把样本分为两组——成立小于5年、5年及5年以上的企业,分别代表新企业和老企业。

分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行政审批改革对成立5年以下的企业影响显著,然而对成立5年及以上的企业影响甚微。老企业往往生产经营体系成熟,利润来源稳定,审批环境的便利化对老企业生产能力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和老企业相比,成立初期的新企业往往在各方面都“经验不足”,缺乏熟练应对各类行政审批的能力,从而在面对同样的行政审批制度时承担了比老企业更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行政审批改革带来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于新企业的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新企业还面临着更多的资质认证以及融资需求,资质认证手续的精简以及融资审批周期的缩短对于新企业来说更为关键。因此,行政审批改革对新企业生产活动的影响较大,有助于新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表3 企业年龄异质性

(三)稳健性检验

1.删除行政审批改革当年的样本观测值

在前文的模型中,本文以2002年建立行政审批中心为分界点研究该年前后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表现。在此删除2002年当年的所有企业样本之后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第(1)列所示。和前文一样,模型控制了城市、行业、年份以及企业特征,变量AdmAfter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同前文的回归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2.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有利于消除样本选择偏差,为了使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只在行政审批改革方面存在不同,其他特征尽可能相似,本文进一步采用PSM与DID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检验。首先使用logit模型来估计倾向得分,采用最近邻一对一匹配方法,选择企业规模(size)、企业工资水平(wage)、资本密集度(capital)、企业负债率(leverage)以及企业进口情况(import)等变量作为匹配的特征变量。表4第(2)列报告了回归结果,变量AdmAfter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

3.控制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前文的模型中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然而城市固定效应只能排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所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无法控制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因此,这里在模型中加入城市-年份固定效应继续进行检验。如表4第(3)列的回归结果所示,各个解释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并没有发生改变,证明本文的模型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

(四)影响渠道检验:中介效应

根据前文的分析,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至少存在两种传导渠道,即资本深化效应和进口促进效应。资本深化效应表现为行政审批中心设立过程中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提升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进口促进效应表现为行政审批改革影响企业进口,而这种进口行为引致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提高。

对此,本文使用企业资本密集度(capital)和进口情况(import)分别作为资本深化效应和进口促进效应的中介变量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复杂度ESI对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将中介变量企业资本密集度(capital)和进口情况(import)分别对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第三步,被解释变量同时对中介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由于前文的实证分析已经给出第一步和第三步的回归结果,这里只需汇报第二步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和第(2)列中DID估计量AdmAfter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行政审批改革可以通过资本深化和促进进口渠道提升企业出口复杂度,本文的两个假说均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表5 影响渠道检验

五、研究结论

本文使用企业微观数据,运用DID方法实证分析了行政审批中心建立对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以及对不同贸易方式、不同所有制类型和不同年龄企业的影响效果差异。研究发现:总体而言,行政审批中心的成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复杂度。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但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一般贸易企业、内资企业以及成立5年以下的新企业从行政审批中心的建立中获益更大;从影响机制上看,行政审批中心的建立能够通过资本深化和进口促进这两个途径显著地提高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一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减少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帮助企业积累资金从而有能力更新自身生产设备,进而实现了资本深化,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起到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有助于企业参与进口,使其不但有更多的资金进口高质量资本品和中间品,还改善了其参与进口的外部政策环境,进而对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也起到了重要的提升作用。

本文的政策涵义是较为明显的: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政策依据。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需求萎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更需要我国加快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应着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活力,实现营商环境的改善以及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进而加强企业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动力和能力,最终实现我国出口的高质量发展。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本文的政策启示具体如下:

1.进一步精简审批项目、提高审批效率,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取消和整合不必要的审批环节,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缩短行政审批时间,推广在线审批等电子政务的应用,逐步实现行政审批的电子化管理。

2.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下放行政审批权力,完善行政审批中心职能。推动政府管理创新,深化“放管服”改革,保证审批权限下放对口的基层部门“接住管好”,同时防范“明放暗不放”等问题。加强行政审批中心建设,复制推广行政审批中心已有改革经验,进一步增设地级、县级行政审批中心,强化审批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充分发挥行政审批中心各部门集中审批的积极作用。

3.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贸易便利化,加大有利于高质量出口的相关进口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在全面提升进出口贸易便利化、全力压减进出口环节合规性成本的同时,应着重鼓励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等进口,进一步取消相关审批事项、下放相关审批权力,调减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管理范围和商品种类,完善相关进口税收政策以及优化海关税收征管程序。

4.重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差异化影响,促进我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发现一般贸易企业、内资企业以及新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受惠程度最大,说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仅是效率的提升,还能够发挥对经济差异化发展的引导作用,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