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珍珍 王春辉

引言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本文拟在地缘政治变迁的背景下关注50年来日本高校的中文教学发展状况。

纵观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发展,日本高校的中文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预热期(1972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快速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21世纪初期)、起伏变化期(21世纪初期—至今)。

对50年来日本高校中文教育历史的研究,虽之前有学者从教材等视角做过历时分析,但尚有以下问题亟须进行系统化探索:日本中文开课高校的数量、学习者人数和动机、师资和教材、语言测试情况如何,50年来不同阶段日本高校中文教育发展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未来发展有哪些趋势以及可以提出哪些建议。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日本高校中文教育的类型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开设中文课的大学逐年递增,根据不同的学校及专业设置,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其一,外国语大学的中国语学科(中文系)。目前日本全国共有7所外国语大学①日本的7所外国语大学分别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神户外国语大学、神田外国语大学、名古屋外国语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关西外国语大学和长崎外国语大学。此处数据参照日本文部科学省网站https://www.mext.go.jp/a_menu/koutou/ichiran/daigaku_r02.html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得出。除东京外国语大学及神户外国语大学分别属于国立和公立大学外,其他均为私立大学。,其中除关西外国语大学外,均设有中国语学科。学生在低年级平均每周上5～6节②日本大学每节课时间为90分钟。中文课,三年级后会上各自的专业课。日本所有外国语大学的学习者人数每个年级不超过500人③洪历建:《全球语境下的汉语教学》,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因此真正能学到中高级阶段的大学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其二,综合大学的中文系。据文部科学省2022年最新统计显示,日本设有中文专业的综合大学共43个④此处数据参照日本文部科学省网站http://www.mext.go.jp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得出。。一般分“中国语学科”(隶属外国语学部)和“中国文学科”(隶属文学部)两种。其课程设置没有外语大学那么专,课时也比外语大学稍少一些。除语言课之外,学生还必须选修一些文学或文化课程。各校每年的招生人数在10名左右。其三,综合大学的公共外语中文课。日本大学针对非外语专业学生的外语教学分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两种。第一外语是必修课,学生可从英语、中文等语种中选择一种来学习。第二外语是选修课(有的大学也规定为必修),可供选择的语种有英语、法语、德语、中文等。第一外语的中文课每周大约3课时,课程设置有语法、会话、听力等。第二外语的中文课课时相对较少,每周1课时,课程设置以发音和语法为主。公共外语中文课属于“一般教养课”⑤日本的大学在一、二年级除设有专业课之外,还让学生上一些人文、社会、自然、外语、保健等方面的课程,叫做“一般教养课”(日语为“教養課程”)。作为“一般教养课”的公共外语课,教学目标只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外语来了解外国语言文化。,目的只是让学生初步了解中文及中国文化。

二、日本高校中文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

纵观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发展,以设立中文课程的高校数量、学习人数、师资状况与教材教法、语言测试等维度为参数,可以将日本高校的中文教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预热期(1972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日本设有中文专业的大学只有东京外国语大学、大阪外国语大学⑥大阪外国语大学于2007年并入大阪大学。、东北大学等国立大学,当时选择中文专业的学生也非常少。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恢复之后,选学中文的学生增加了很多,尤其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使得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之下,日本人对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在1978年日本内阁府举行的“外交舆论调查”中,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数比为62.1%,有63.9%的民众认为“亚洲国家中应该与中国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在亚洲国家中高居首位⑦此处数据参照日本内阁府网站https://survey.gov-online.go.jp/index-gai.html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得出。。在此形势下,日本出现了“中文学习热潮”,高校学习中文的人数也大大增加。

1.专业及课程设置

1972年以后,很多日本大学重新进行了专业设置,除在外国语学部或国际学部增加中文专业之外,还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列入大学的正规课程。此举打破了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沿用的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德语和法语为第二外语的教学体系,中文开始与欧洲语言平起平坐。

2.学习者人数与学习动机

邦交正常化后,学习者人数增多,学习动机开始多样化。如1958年关西大学全校选修中文的学生为1161人,1972年增长到近4000人①王顺洪:《近十几年来日本的汉语教科书》,《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有学者曾考察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大学生选修中文的学习动机,他们大多学习目的较明确,学习态度也较认真;而将中文作为第二外语学习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学习态度不太端正,认为中文也使用汉字,比英语好学,好拿学分②胡金定:「日本的漢語教育現状」,『言語と文化』2014年第18巻。。但其实中文和日文有很多同形异义语,相同的汉字但发音及意思完全不同,因此大多数学生学过之后才感觉难学。

3.师资状况与教材教法

因明治时期以来很多大学长期没有开设中文课程,致使师资和教材都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当时中文教师紧缺,“中文热”导致不少班级选修人数过多,极大影响了教学效果。

当时的师资队伍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二战前就已经开始从事中文教育的汉学家,代表人物有仓石武四郎、藤堂明保、伊地智善继、六角恒广等,他们都在日本中文教育史上享有较高的威望。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人都已退休,离开了中文教育的讲坛。第二部分是二战后大学毕业的汉语学家,如舆水优、大河内康宪等,他们在70年代后成为日本中文教育界的骨干。

1972年之后,中文学习者与日俱增,原有的中文教材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中文界的学者们纷纷开始编写新的教材,出版的中文教材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掀起了一次出版高潮。据统计,邦交正常化后十几年中出版的中文教材达六七百种,主要集中在白帝社、东方书店、光生馆、白水社这四家出版社。同过去的中文教材相比,当时的教材有以下特点:一是在内容上清除了三四十年代带有战争气味的陈旧语言及六七十年代带有政治运动色彩的语言,更能体现中国优秀文化及民众现实生活;二是教材体系更合理科学,发音、语法解释、练习等内容安排更恰当;三是为满足各类学习者的需要,教材类型变得更多样③王顺洪:《近十几年来日本的汉语教科书》,《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

中日建交后,日本大学受到中国对外基础中文教材和教法的影响,改进了之前一直沿用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开始有专门的语音、会话教学单元及循序渐进的语法教学,听说能力也开始被重视起来。但是受到以阅读为目标的传统中文教育理念的影响,如何提高教学效果还处在初步摸索阶段。

4.测试

自从二战后为殖民主义服务的“满铁汉检”④“满铁汉检”指伪满洲国时代针对日本人的汉语能力考试。退出历史舞台,一直到1981年中国语检定考试的举行,日本全国没有统一的中文水平考试。

(二)快速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21世纪初期)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日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开始了全面友好往来。1985年日本内阁府在民众中开展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人数比率达到78.6%,为历年最高⑤此处数据参照日本内阁府网站https://survey.gov-online.go.jp/index-gai.html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得出。。在此背景下,日本的中文教育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高校的中文教育更是迎来了其发展的一大高峰。

1.专业及课程设置

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大学继续增设公共外语中文课程,到90年代初,选择中文为第二外语的大学生人数超过了德语和法语等语种,成为选修者最多的公共外语课。但因公共外语的教学目标仅限在“一般教养课”范围之内,到二年级时一般只能学完初级课程,远远达不到培养专业水平人才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除公共外语课程外,很多大学纷纷增设中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专业。到21世纪初,日本全国设有中文相关专业的大学达到46所,十几年间增长了数倍①朱全安:《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汉语教育的昌隆》,《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第四届日本研究青年论坛论文集》,2002年。。

在中文教育急速发展的背景下,从1997年起日本大学统一入学考试中增加了中文科目,中文学习者中高中生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针对这部分有中文基础的大一新生,爱知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北陆大学、丽泽大学等学校都设置了专门的培养方案,开设了高起点中文班。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大学改革的大背景下,日本大学纷纷进行培养方案改革,外语教学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为了让中文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培养方案的改革中,有三点备受关注:重视初级中文会话课程的开展,着重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改革完善中级以上中文教育培养方案;完善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留学奖学金制度及长、短期交换留学制度②方経民:「日本中国語教育:1994—1997」,『言语文化研究』2002年第20巻第1号。。

2.学习者人数与学习动机

20世纪90年代,日本中文学习者的人数增长迅速,被形容为“泡沫式增长”。1996年内山书店《中国语》编辑部在关东地区随机抽取了10所大学,就德、法、中三国语言的二外课选修人数及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选学中文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德语、法语,成为继英语之后选修人数最多的公共外语。另外,学生的学习动机因人而异,呈现出多样性,其中最多的回答是“感受到中国的魅力”,其次是“学习中文对将来找工作有利”。调查报告中还分析了相关原因,其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日本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想法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二是因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企业纷纷将业务开展到中国,需要大量精通中文的人才③此处数据及资料来源:『中国語学習者調査レポート』,ベネッセコーポ—レーション,1996年。。

3.师资状况与教材教法

为满足中文选修人数急剧增加的需求,日本各大学积极扩充师资。1994年日本全国高校的中文专职教师(即常勤教师)共59名,兼职教师(即非常勤教师)共155名,1997年分别增加到94名和266名④方経民:「日本中国語教育:1994—1997」,『言语文化研究』2002年第20巻第1号。。

远藤对日本26所设有中文相关课程的大学进行了问卷调查,整理了这些大学中文教师的人数情况。这26所大学中文专业的专职教师共48名,其中日本教师34名,中国教师14名;兼职教师共41名,日本教师17名,中国教师24名。非中文专业的中文专职教师共72名,日本教师49名,中国教师23名;兼职教师共129名,日本教师55名,中国教师74名⑤遠藤雅裕:「全国28教育機関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の現状」,『日本の中国語教育』-その現状と課題·2002-,日本中国語学会中国語ソフトアカデミズム検討委員会編,好文出版2002年。。虽然不是全国所有大学的数据,但也可以窥见日本大学的师资分布情况。由此可见,兼职教师人数远远超过专职教师,而且兼职教师里中国教师人数远超日本教师。此外,大多数的兼职中国教师并非中文专业出身,也非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相关专业,他们往往仅凭具备一些中文教学实践经验就开始上岗,还常常兼职多校⑥輿水優:『中国語の教え方·学び方-中国語科教育法概説-』日本大学文理学部,2005年。。因日本没有官方公开的教师标准,加之当时师资非常紧缺,导致相当一段时期内教师来源杂而乱。

该调查还对各大学使用的教材是否统一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使用教材完全统一的大学占总数的30%,教材只在各教研小组内部统一的也大概占30%,而教师按自己的喜好和需要自由选择教材的大学占到了40%⑦遠藤雅裕:「全国28教育機関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の現状」,『日本の中国語教育』-その現状と課題·2002-,日本中国語学会中国語ソフトアカデミズム検討委員会編,好文出版2002年。。如神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科,每个科目的教师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教材。各科教学内容差别较大,且相互之间关联性不强。此外教师教法各异,教师之间缺乏教学内容方面的有效沟通,并没有形成有机的衔接体系,致使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①佐藤晴彦:「神戸市外国語大学中国学科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の現状と課題」,『日本の中国語教育』-その現状と課題·2002-,日本中国語学会中国語ソフトアカデミズム検討委員会編,好文出版2002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中文学习者人数暴增,各种各样的教材像“洪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当时的教材虽种类繁多,但形式内容各异,质量也参差不齐。有些教材的编写者对于中文学习没有进行系统的考虑,初、中级的知识点也没有形成有效衔接。很多中文教材完全没有教学目标,不实用也不科学。②町田茂:「中国語教育と教材開発の課題」,『教育実践学研究』9,2009年。各大学培养方案不同,编写的教材内容不同,这虽无可厚非,但教材的出版状况凸显出当时大学中文教育的一些根本问题: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各大学培养方案各不相同,初、中级知识点等教学内容不统一;教学目标不统一,有的学校偏重语法的讲解和阅读能力的培养,有的学校则偏重会话交际能力的提高。

4.测试

目前日本影响力较大的中文水平考试有三种:中国语检定考试(中国語検定試験)、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和中文交际能力考试(Test of Communicative Chinese,TECC)。

中国语检定考试(简称“中检”)由“日本中国语检定协会”承办,始于1981年,每年春、秋两季举行,是日本规模最大的中文水平考试。1998年之后改为每年3月、6月、11月举行。中检能够比较全面地考查中文听、读、写综合能力,被相关学者评价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实用性和针对性的考试③杨晓初:《从日本的“中国语鉴定”看HSK的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考试从准4级到1级共分6个等级,1级为最高级。中检协会主页相关资料显示:修完大学公外第一年的中文课程基本可达到4级,修完第二年的课程基本可达到3级,而参加3级以上考试的考生一般都是中文专业的学生。中检在日本全国各地共设置了36个考点,中国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两个考点。据统计,从1981年到2006年共有49万多人参加了考试,是目前日本参加人数最多的中文水平考试。在考试者的职业构成中,大学生占最大比例,为43%④此处数据参照中检官方网站http://www.chuken.gr.jp/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得出。。此外,中检历年的考题都会公开供考生参考,以便考生可以及时掌握出题动向。

日本的汉语水平考试(HSK)由HSK日本实施委员会承办,于1991年开始实施,每年5月、10月定期举行,目前日本有8个考点。HSK1991年开始实施时只有331名考生,到2000年增加到2356名⑤此处数据参照HSK官方网站https://www.hskj.jp/about/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得出。。2009年之前,HSK考试从1级到11级分11个等级,11级为最高级,通过3级以上的考生才能获得证书。2009年之后,HSK改为6个等级。HSK的考题一直未被公开,相关的参考书也非常少⑥此处数据参照HSK官方网站https://www.hskj.jp/about/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得出。。

日本中文交际能力考试(TECC)是日本中国语交际协会主办,于1998年正式实施,主要针对中文实际交流能力而设计,其成绩在企业就职时可作为参考。TECC由多个大企业赞助举行,试题内容贴近常用中文,记分方式采用英语TOEIC及TOEFL的“项目应答理论”,比较客观公正。到20世纪末,已在日本设立了18个考点,日本以外设立了2个考点。TECC每年6月和11月各举行一次考试,1997年初次考试的参加人数为3416人⑦段瑞聡:「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語検定試験」,『敬愛大学国際研究』1999年11月第4号。,到2001年底,参加考试的总人数已达到近25000人⑧宋燕:《日本“汉语交际能力考试”介绍》,《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3期。。

(三)起伏变化期(21世纪初期—至今)

1.专业及课程设置

21世纪初期,各高校陆续开设中文专业。到2008年,日本全国709所大学中,设立中文相关课程的大学为596所,占总数的84%②候仁锋、申荷丽:《日本的汉语考试概观》,《海外华文教育》2016年第5期。。到目前为止,日本大概有50所大学设有中文专业或中国文学专业,90%的高校都设有公共外语中文课程③此处数据参照日本文部科学省网站http://www.mext.go.jp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得出。。

目前日本大学的中文教育没有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培养方案基本仍由各大学自行设定。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及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高校的中文课程设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大学“国际化”政策的推进,各大学纷纷进行外语培养方案改革。进入21世纪后,中文课程的设置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改变,许多大学将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作为教学目标,如一些大学在中文专业及公共外语的中文课程中增设了提高交际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方面的课程,由中国教师担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一些中文教育者开始注意到文化因素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在大学中文教学中,跨文化教育也越来越受关注。有学者指出,在初级中文教学中,让学生对中文和中国感兴趣,将语言教学与文化介绍结合起来非常重要。④犬塚優司、陳仲奇、邱燕凌:「総合政策学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総合政策論叢〈島根県立大学〉13』,2007年。如日本千叶大学的初级中文课程设置中植入了中国饮食文化及歌曲等内容,学期末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94%的学生“对上课内容很感兴趣”,84%的学生认为“拓宽了视野”,83%的学生表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增加了亲近感”⑤小川快之:「中国語教育における中国文化紹介の試み」,『言語文化論叢3』,2009年。。

2.学习者人数与学习动机

中文相关专业的学生学习动机较明确,目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大多是对中国文化或中文感兴趣,希望将来可以从事跟中国有关的工作。而将中文作为公共外语来学习的学生其动机则呈现多样化:对中国有兴趣,受高中老师或周围同学的影响,中文有汉字,易学易拿学分⑥郭春贵:《日本大学的汉语教育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05年第4期。。

随着中日贸易比重的增长,2006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2005年中日关系的波动,影响了日本大学生学习中文的热情,但中国两国经济关系的稳定发展又唤起了他们学习中文的热情。2012年之后因中日两国关系再度出现紧张局面,日本高校中文选修率明显下降,有的大学二外选修人数竟然减少了70%。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不仅二外中文的学习者减少,很多大学的中国语学科都呈现出低迷的状态,学生大幅减少,甚至影响到学校的运营与教师的就业。2020年疫情发生之前,随着国内赴日观光游客的大幅增加,中文的学习需求又与日俱增,日本高校学习中文的人数也随之有所回升⑦工藤真理子:「中国語基礎教育におけるテキストの課題と展望」,『目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

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道德精髓的集中表现，也是几千年推动中华文明的正能量和主旋律。培养学生高尚的家国情怀、积极的文化担当，凝聚成入世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文质彬彬的君子品格，是君子教育的核心内涵。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针对学生平时课上很少有机会使用中文进行交流的现状,一些大学开始尝试定期举办与中国大学生之间的线上交流活动。如富山大学2020年起在公外中文课中开设了一门“发展多言语演习中国语”⑧日语为“発展多言語演習中国語”。的课程,其中有一项内容是让学生与苏州科技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定期进行自由对话①对话内容为30分钟中文、30分钟日语。,之后的问卷调查显示,学生非常认可这门课程,通过双方的交流,大大提升了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及学习动力②福田翔:「遠隔による国際ネットワークを活かした中国語教育—多様な視点の育成と発信型中国語の試み」,『富山大学教養教育院紀要』2021第2号。。

如今疫情之下如何实施线上中文教学,成为每一位在日中文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此大环境下,很多大学顺应后疫情时代的形势,积极开发建设与线上教学模式相匹配的课程内容,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青山学院大学使用CoursePower学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开展初级中文教学,教师通过平台可以共享教学资源,并随时得到学生的反馈,学生还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自我测试和练习③白井聡子:「オンライン初級中国語教育におけるLMS活用の報告と課題」,『青山スタンダード論集』2021年第16号。。这些新型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实施,为中文教育拓展了教学思路,在提高教学效果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3.师资状况与教材教法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高校因选修中文的学生人数暴增,师资严重缺乏,许多大学大力扩招中文教师。但大多都是兼职教师,教师来源繁杂,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笔者考察了日本近20所大学的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并咨询了数位在日本高校任教10余年的中文教师,归纳出21世纪初期之后的师资结构与教材教法情况:近十几年来,日本高校虽然仍未制定统一的教师标准,但师资情况得到较大的改观。考虑到教学效果,大多数学校在师资配置上一般会由日本教师和中国教师共同负责一门课程,日本教师侧重语法讲解,中国教师侧重带领学生进行会话应用练习,取长补短。同时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的比例没有太大变化,兼职教师要远远多于专职教师。此外,专职教师师资队伍里中方教师的比例有所增加。师资力量的平衡,可以促进中日双方教师互相配合,有利于课程的有效安排。另外,教材使用情况较上个阶段没有太大变化,各大学大多还是自己决定使用哪本教材,有些大学自行制定教学目标和编写教材。近年来出版的中文教材一般都是中日两方教师或相关学者合作编写,知识体系越来越科学,内容也更丰富,更加符合日本学生的实际需要。为确保教学质量,很多大学规定使用统一的中文教材,并统一考试制度。同时,公共外语课程依然存在学习目标不明确等问题。因每周课时较少,学生们一般都像“走过场”,学一点中文的“皮毛”就结束了,加之都是大班课,课上练习的机会不多,学习积极性也不太高。使用的初级教材一般以语法解释为主,教法以语法解释、发音训练、背诵句型和单词为主。如何提高选修学生的学习兴趣,仍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进入21世纪,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日本高校的中文教育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1996年日本中国语CAI研究会④CAI(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为计算机辅助教学。成立,该研究会致力于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的开发及在中文教学中的应用。近年来,许多大学纷纷尝试开发多媒体教材及教学软件,并将其应用于中文教学当中,e-Learning这种教学模式被广泛推广开来。如爱知淑德大学及大阪女学院自中文课程设置之后就一直尝试将多媒体教材应用于平时的中文教学。经过几年的实践,他们得出以下结论:多媒体教材的应用可以帮助学生更高效地学习中文,校内、校外都可以随时复习巩固和预习;可以更快地提高学生的发音、听力、作文水平;增加了练习机会,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大班课上实践练习不足的问题;提高了学生学习中文的积极性⑤馮富栄、杜英起:「オリジナルe-Learning中国語教育の試み」,『論文誌 情報教育方法研究』2004年11月第7巻第1号。。

4.测试

目前日本大学生每年参加人数最多中文水平考试的仍然是中检考试。笔者统计了2006年至2021年①中检官方网站上只公布了2006—2021年的数据。中国语检定考试的总人数、整体趋势如图1所示②此处图表参照中检官方网站http://www.chuken.gr.jp/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制成。。

图1 2006—2021年中检考试人数趋势图

从图1可以看出,近十几年来日本参加中检考试的人数呈起伏变化的状态。2006年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这段时间日本国内的“中文学习热”有所回升,参加中检考试的人数也呈上升趋势,2012年达到最高峰近6万人。2012年中日关系出现紧张局面后,大学中文选修人数大幅减少,而每年参加中检考试的考生中有近一半为在校大学生,这直接导致了中检参考率的下降。之后一直没有大幅回升,整体考试人数稍低于2012年以前。2020年受疫情影响考生人数最少,仅有不到14000人。

图2是2000年至2021年20年间HSK考试人数的整体趋势③此处图表参照HSK官方网站http://www.jyda-ie.or.jp/hsk/top.htm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制成。。

图2 2000—2021年HSK考试人数趋势图

图2表明,近20年来HSK的参考人数一直呈平稳上升趋势,从最初的2356人增长到了34018人,HSK在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中检的大规模中文能力考试。笔者在咨询中了解到,日本大学生参加HSK考试的目的绝大多数是为了赴中国留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日本赴中国留学的人数一直在大幅增长。

与中检和HSK相比,参加TECC考试的大学生人数最少,官方网站没有公开近20年的考试人数。据有关统计显示,TECC的考生中大学生所占比例为20%左右④此处数据参见日本中国语检定协会网站:http://www.chuken.gr.jp.,通过率大致在53%～69.9%之间⑤此处数据参见网页https://shikakuhiroba.net/global.。

(四)50年来日本高校中文教育发展成果显著

综上所述,50年来日本高校中文教育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预热期、快速发展期及起伏变化期三个阶段,并在每个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但总体来看,无论是课程专业设置、学习者人数,还是师资力量、教材教法、测试制度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1.经过50年的发展,日本目前有大概50所高校设有中文相关专业,90%的高校都设有公共中文课程,学习者人数虽有起伏,但屡创新高。中文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在日本高校的普及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2.师资力量不断加强,中文教师的人数不断增多。20世纪50年代,日本全国的中文教师只有几十人,到了90年代末,已增加到几百人。如今日本中文教师队伍之庞大,堪称日本中文教育史上之最。教师素质也在逐步提高,日方专职教师大多数都有过在中国留学或进修的经历,中方教师基本都是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近年来日本大学对兼职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很多学校都要求至少需要相关专业硕士以上的学历。

3.教材越来越多样化,内容更加科学合理。50年来,日本高校的中文教材内容经过了发展初期良莠不齐的阶段,逐步向更系统、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向发展转变。教材类型有精读、口语、阅读、听力、语法、写作等,满足了各类中文学习者的需要。

4.教学内容愈加丰富,教学方式更加多样。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有些中文教师注意到跨文化教育对于外语教学的重要性,开始尝试在中文课堂上加入一些文化要素,从而提高学生对中文学习的兴趣。此外,多媒体及线上教学资源的开发使用也逐步在中文教育界推广开来,有些大学已经做了相关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5.中文水平考试制度已发展得较成熟,每年高校的考生人数也比较固定。中检考试至今已连续举行41年,是日本高校学生参与最多、规模最大的中文水平考试。HSK的参考人数自2000年以来一直呈平稳上升趋势,在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中检的大规模中文水平考试。这些大规模中文水平考试的实施大大提高了中文教育的影响和地位。

四、日本高校中文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日本高校中文教育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如下。

1.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的波动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日本高校中文教育三个阶段的发展状况与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20年间,中日两国全面友好合作是主流,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中日两国关系的“蜜月期”,当时大多数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亲近感”,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从而出现了“中文学习热潮”。到了第三阶段,2005年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加剧,中日关系陷入低谷,“中文学习热潮”也开始降温。2006年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之后,学习人数又有所回升。2012年日本爆发的历史遗留敏感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再度紧张,中日关系陷入谷底,有些大学中文选修率呈断崖式下降,高校的中文教育由此产生了较大的震荡。

2.日本国内外语教育政策的转变

从二战前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语教育中英语教育一直占据首要地位。1996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中央教育审议会在报告《展望21世纪日本教育前景》中指出: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外语教育除关注英语外,还应引导学生多接触其他语言。①古賀範理:「日本における外国語教育政策の現状と問題点」,『久留米大学外国語教育研究所紀要』2002年第9号。在此外语教育政策的引导下,文部省规定大学期间除英语外,学生可以选修包括中文在内的其他语种作为第二外语,少数大学规定可以将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种作为第一外语来学习。这为日本高校中文教育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3.日本社会现状及大学的改革

1992年以后因日本18岁人口锐减,高等教育生源也开始逐年递减,这样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日本高等教育机构规模的缩小。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各个大学必须进行改革,形成自己的特色,从而改变当时大学均质化的状况。在此背景下,日本文部省1991年对本科课程的设置方针进行了修改,提出学校可根据教学目的开设必要的课程。有学者对当时的改革对象进行了考察,发现一般教养课是改革的中心。①孙兴锋:《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学本科课程设置面临的问题、改革及启示》,《2017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论文集》。在改革中很多大学为了确保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而压缩了一般教养课的学分,致使公共外语中文课程学分减少,学生想选也没法选,直接导致了中文学习者人数的下降。比如关西大学1997年中文总选修人数为14000人,课程培养方案改革后减少到8000人左右。②此处数据及相关资料来源:『日本の中国語教育』-その現状と課題·2002-,日本中国語学会中国語ソフトアカデミズム検討委員会編,好文出版2002年。

结语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日本高校的中文教育经历了从预热到蜜月再到起伏的发展历程。中日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日本的语言教育政策、日本民众的态度和大学的相关改革则是影响因素。制定教学标准、打造精品教材、改进教学法、完善培训制度、加强在线资源建设应成为日本高校(甚至可以扩展至更广的范围)中文教育继续提升的方面。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未来的日本中文教育将会呈现怎样的趋势和态势,或许可以从历史中找寻到一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