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元骊

古代中国是农业之国,更是农民之国。乡民作为历史主体,为国家存续、文化绵延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性支持。不过在时人及后人看来,作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百姓,乡民们大多数面目模糊,个人事功既无超越之处,日常活动又无动人之情。更兼有能力记述执笔者,大多对他们的存在不屑一顾,认为不值一提。这也导致传世文献中关于个体乡民的记载极其缺乏,乡民多以整体编户身份存在于史籍中一两行“某州,某县,户若干,口若干”集合体当中。这对于我们理解乡民生活,分析乡村社会运转模式,讨论国家制度在乡村实际运行情况,造成了很多研究缺环。导致学者对中国古代乡民百姓生活的研究,特别是明清之前乡民世界,多数时候只能通过传世文献中只言片语去推论与分析。不过近百年来,随着考古挖掘和新资料不断涌现,特别是敦煌文书出土以来,以出土简牍、出土文书、明清公私文书为代表的新史料,进一步呈现了国家基本制度下乡民日常生活诸多细节。才让今日之研究者,可以深入体会观察、分析古代乡民生计生活,探究其喜怒哀乐,家长里短。与汉唐、明清时段相比,宋代传世文献虽保存比前代相对较多,但反而较少有大宗出土文献或者民间文书遗存。特别是关于普通百姓生活实际状况,所见多为官府文书的综合概括,或者是第三者偶然观察记载与感慨喟叹,而难以看到初始形成状态的公文、记录等资料。最普通的“无名之辈”而能以其名及少许事迹存于天壤之间者,非常少见。可用来观察具体乡民日常生活的第一手原始记录资料,除《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少量文献之外,极为难得。

不过,近年来有学者关注到一种新史料,即宋元公文纸所印书籍纸背文书。在孙继民引领下,发表了多篇重要研究成果。①较早关注到纸背文献的是日本学者杉村勇造,孙继民估算了公文纸印本的存世总量情况。相关学术史的基本情况,参见赵彦昌、苏亚云:《纸背文书研究述评》,《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孙继民等:《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复原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章。与此同时,王晓欣及其团队于2012—2013年在上海图书馆发现元代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亦有公文资料,并尝试进行了初步考察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上海图书馆的支持下,将该书线装拆开,进行了全书扫描。经整理研究,于2015年公布了第一册全部录文并陆续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②王晓欣、郑旭东:《元湖州路户籍册初探——宋刊元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第一册纸背公文纸资料整理与研究》,《文史》2015年第1期。王晓欣、魏亦乐:《元公文纸印本史料初窥——宋刊元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所存部分元代资料浅析》,姚大力等主编:《清华元史》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7页。郑旭东:《元代户籍文书系统再检讨——以新发现元湖州路户籍文书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王晓欣:《宋刊元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户籍文书全书整理小结及所见宋元乡村基层组织和江南户类户计问题探析》,李治安主编:《庆祝蔡美彪教授九十华诞元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87页。魏亦乐:《宋元时期数目字人名新说——以新发现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及宋元碑刻文献为线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一本第一分,2020年3月。至2021年初,作为最终成果,出版了《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全4册,③王晓欣等编著:《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元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公文资料》,中华书局2021年版。前2册为图版,后2册为录文,成果斐然,功莫大焉。王晓欣及其团队所撰写的相关论著,对辨识文本、理解文书内容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文书》所载公文资料,是目前非常少见且记录有宋元两个朝代基层户籍内容的文书,是初次形成并以原初状态呈现的官府公文,有着完整的人丁事产记录。与宋代官方公文档案等基本不录女性的做法不同,元代官府详细记录了乡间妇女的姓名及年龄,更有重要学术价值。户籍中大部分人都由宋入元,既是大宋百姓,也是大元子民,横跨了两个时代。据王晓欣团队考察,文书中每条人户信息都有其户“归附”时间,基本是在至元十二年(1275)十一月到十三年(1276)三月,即元军占领湖州之时。文书中另有多个年份记载,最晚大概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也正是元朝廷初次“籍江南户口”的时间。如此看来,这批文书系在1289年统计形成,后续可能作为草稿被废弃。《文书》中14岁以上者,均由宋入元(1700人左右,占总数59%);29岁以上者,则在入元之际已经达到成丁年龄(1300人左右,占总数46%)。几乎所有《文书》中的户,家庭主业均在宋时即已定型,反映了其家户在宋末的生产生活情况。这批户籍公文,因其原始性和真实性,对于理解宋末元初江南地区乡村建置、乡民生活与生计具有极大学术价值,值得继续加以探讨。

王晓欣团队关于这批纸背文书的整理工作,系按原始格式照录,同时以家庭“户”为单位,为每户编号,且每户仅分配一个号码,全书最后一个编号为第“901”号。但是内文中编号并无第“372”号,所以已整理出的《文书》中实有900户。另外,《文书》第250号,因有大段空白,整理者怀疑内容有残缺或者是二户,出于谨慎起见,仍归于一户。根据整理者意见,考察其上下文,对照图版,笔者也认为将其视为一户是较为合理的做法,则全书共有900户,约2920人(有记录或可推算)的数据。在《文书》所做录文基础上,本文拟对这900户数据做进一步综合探讨,以统计归纳方式(逐项登记在Excel表格中),展开微观层面的计量与核算,对安吉州(湖州路)乡村建置,以及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等进行探讨,并以《文书》为主,讨论乡民居住之所与谋生之业,为深入研究宋末元初江南农村社会提供相对精确的推算数据,①由于文书遗存的偶然性,其残缺则为必然。下文统计数据,亦不可作为完全的精准数字。但是仍然可以有指向和方向性判断意义,如可以确证A比B多或少,但是很难确认A和B的准确数字。有的残缺文书,其中数字是通过上下文补足或者猜测,容有错舛。再有因统计口径不同,也可能造成略有误差。但是从《文书》全局上看,数字相对还是可信的,少许误差,基本不会影响总体判断。再如个别户总人口数、成丁数、未成丁数、妇女数均有各种缺失,甚至年龄仅遗存部分数字,有的事产仅有部分数据,所以本文数据无法做到处处吻合。例如,男+女数,未必等于总人口数。其他类此。并以之作为了解江南乡村生产生计情况的窗口。

一、德清、安吉县乡村建置

本文标题“湖州”即主要指今之浙江省湖州市,其管辖范围核心区域基本与宋代湖州(安吉州)、元代湖州路一致。最早由秦所置乌程县演变而来,隋改置湖州,唐天宝时改吴兴郡,乾元时复改湖州。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归地,湖州入宋;绍兴十二年(1142),湖州隶两浙西路,有六县。②相关行政区划变动过程,可参考施和金著,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隋代卷(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34页;郭声波著,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86页;李昌宪著,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244页;李治安、薛磊著,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6页。宝庆二年(1226)十月,改湖州为安吉州,③《宋史》卷41《理宗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88页。另外一处记为宝庆元年改置,见《宋史》卷88《地理志四》,第2175页。元至元十三年(1276),升湖州路。④《元史》卷62《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92页。大体宋咸平以后,湖州即有六县:乌程、归安、长兴、武康、德清、安吉,元代沿用。与宋安吉州(湖州)相比,元代湖州路级别提高,长兴升州,⑤关于元代路、州、县的关系,可参阅朱江琳:《元代“领县属州”初探》,《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但实际辖地情况几乎没有变化,且县乡架构基本一致。《文书》中涉及二县,即安吉县和德清县。传统志书中,德清县多在安吉县之前,《文书》顺序是以《增修互注礼部韵略》页序为准,大概是在印书时偶然形成。本文以“湖州”“德清县”“安吉县”统一表述,一般不再区分具体时段所使用州名。

德清县,在宋嘉泰元年(1201)十二月修志之时有六乡:永和乡(管里20)、千秋乡(管里5)、荫宗乡(管里10)、金鹅乡(管里20)、遵教乡(管里15)、永宁乡(管里5)。⑥谈钥撰:嘉泰《吴兴志》卷3《乡里》,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693页。嘉泰《吴兴志》有两种点校本,惜均采用简体字排印,王瘦梅点校本,收入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6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510页;梅锦连等点校本,湖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明修《吴兴续志》记载:“今乡名如旧,但荫宗改为松山。元改里为十八都,继因括勘田土,又分十三都、十四都为上、下管,十五都、十六都、十八都为东、西管,共为二十四管二界云。皇朝因之。”⑦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32页。拆分5都后,与其他13都累计只有23个“管”,不过后文千秋乡有一非数字名称之“茅山都”,故合计为24个“管”,永和乡另设有“界”名目,共2个,即南界、北界。元代德清之“都”“管”“界”为乡内部所设下级层次,三者层级相同,“都”和“管”也可以共称为“管”。所谓上下(东西)管,是并列关系而非下属关系。即某都上下(东西)管,是两个并列之“都”,而非上下(东西)管共同隶属于某都,例如十三都上下管系各自独立,名称叫“十三都上管”“十三都下管”,地位则都相当于“都”。从《文书》中观察,第281户住所为十四都下管北塔村,第283户同为北塔村,但未标明“下管”。第282户住所为十四都周庄村,但同为十四都周庄村的第284、285户,又标注了“下管”。这一方面可能是书手工作不细致,另一方面可能是当地人共有的“在地知识”,无需标明。

元代沿用六乡名目,但将宋代75个下级区域(里)改为26个(24管2界)。《文书》中记有北界台鼎坊、桂枝坊之名,猜测“界”大概是乡村中住居类似城居之处。《文书》中有明确记录或可推断者有金鹅乡(232户,约数下同)、永和乡(5户)、北界(61户)、千秋乡(168户)、遵教乡(31户),无荫宗(松山)乡、永宁乡、南界住坐“户”之数据。“都”之下层级名称更为随意,有“保”“村”“镇”“铺”“坞”等。金鹅乡大多某都某村某保格式,但也有少量某都某保某村格式。千秋乡大多是某都某保,少量某都某村某保。遵教乡基本是“拾壹都新市镇”数据,“北界”多写作“德清县北界”,基本不提其隶属于永和乡。

宋嘉泰时,安吉县有16乡,管80个里,每乡下辖5个里。①谈钥撰:嘉泰《吴兴志》卷3《乡里》,第4693页;王瘦梅点校本,第2510页;梅锦连等点校本,第33页。《吴兴续志》表明,到明代仍有16乡,且“自元至今,乡名如故,定为三十七扇,一百八管”。②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733页。《文书》中有数据者六乡,即鱼池乡(1户)、铜山乡(4户)、凤亭乡(71户)、梅溪乡(6户)、移风乡(70户)、浮玉乡(61户)。鱼池、铜山乡各有三扇九管,凤亭乡一扇六管,梅溪乡一扇五管,移风乡二扇五管,浮玉乡二扇六管。③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734-735页。《文书》所见安吉县在乡以下大多写作某管某村格式,或者是某管某保格式,完全没有提及其所隶属于某“扇”。一方面可能是“扇”尚未成立,另一方面则大概是“扇”属于功能区域,不作为行政隶属之区域名称。通览《文书》,两县在数字形式的乡以下区域名称之外,有大约90个村名,多不见于传世史籍,但也有少量村名至今仍在沿用。

从两县人口数据看,安吉县在宋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主客户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五,口七万一千六十二(案:凡言口者,皆男妇并计)”。到淳熙(1174—1189)年间,“户二万五千二百九十八,口六万五千八百十六”。而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户二万五千二百九十八,内南人户二万五千二百四十六,北人户五十二,口未详”。④乾隆《安吉州志》卷5《户口》,第1b页,国家图书馆藏。《吴兴续志》所记数字与此相同。而嘉靖《安吉州志》户同,未言南人北人。只有大中祥符数,没有淳熙数。⑤嘉靖《安吉州志》卷5《版籍·户口》,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28册,第793页。德清县,宋大中祥符间,“户一万四百三十四”,绍兴(1131—1162)间“户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九”,嘉熙(1237—1240)间“户三万六千八百三十一”。⑥康熙《德清县志》卷4《食货考》,第1b页,国家图书馆藏。元至元二十七年,“抄籍得户三万一千四百六十五,南人户三万一千三百八十九,北人户七十六”。⑦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747页。两相比较,由宋入元,德清、安吉百姓数字并未出现重大变化。在土地数量方面,“元田土之数,载籍累经兵火不存,无从可考”。德清现存有明代洪武十年(1377)数据,与《文书》类似,有田、地、山、荡四类,“成熟官民田土计五千五百九十六顷七十三亩六分七厘九毫”。⑧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778页。同书有湖州府整体数据,元至正六年(1346)实征“田土六万三千八百八十四顷五十五亩六分五厘五丝”,明洪武十年成熟田土实计“四万九千四百九十二顷六十七亩三分五厘六毫三丝七忽”。⑨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749页。湖州整体计,大概明为元之77%。同书乌程县有元代、明洪武十年两个数据,明为元的86%,归安县则明为元的102%。如此总体估算,则明德清土地数字可能是元80%左右,以明5596顷为基础,则元德清县约有7000顷成熟田土。安吉县,洪武十年有成熟官民田土一万九百八十四顷六十五亩三分三厘三毫,[10]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783页。亦以80%计,则元代安吉县约可估算有13700顷成熟田土。

而《文书》中所遗存之900户,占两县总户数(25298+31465)的1.59%,算是一个抽样且完全随机的代表性数据。在全部900户中,有土地数据者约586户,总计9173.574亩,约占元德清、安吉县土地(约2万顷)的0.46%左右,再考虑无数据户情况,900户所有土地,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两县土地总数的1%。

二、家庭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

“人”是讨论经济、社会生活的首要前提条件,乡村家庭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状况是分析乡村经济生活的基础。长期以来,关于宋代人口的讨论,争论很多,特别是户均人口规模,学者之间判断差别较大。①吴松弟著,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章。《中国人口史》最终把宋代平均家庭规模,保守估计为5.4。②吴松弟著,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第162页。但是因其书性质,更主要是因为宋代文献遗存情况,其数据来源,很难落实到最基础的第一次登记数据。而《文书》则为我们讨论宋末元初人口各种情况提供了一个最鲜活、最原始的断面数据。从这些数据,可以验证或者反证一些基本结论,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现有存世史料中,《文书》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如此细致具体到每家每户每人的数据。《文书》共有900户数据,有人口数据者约780户,另120户仅有事产数据。这780户,有据可查人数约2920人(因数据只有缺失而无虚增,780户实际人数应超过此数)。以此视为抽样调查基数,平均计算,则湖州德清、安吉县两县农村,大概是户均3.74人。与前述吴松弟判断略有差距,考虑到人数肯定多于2920,判断户均超过4人,这大概是宋代江南乡村的基本情况。以下将户内人数及比例列为表1,并略做讨论。

表1 湖州德清、安吉县乡村户内人数及比例表

在以上户中,1—2人户大约占比35.39%,3—9人户占比46.79%。维持在传统家庭(父母及其子女)户数不足50%,而2人及以下户约占三分之一强。如果去掉数据不详的120户,则5人以下户占比77%,2人及以下户占比高达42.69%。《文书》中可确证女户有61户,占比6.78%。宋末元初,以湖州德清、安吉两县为代表的江南乡村,基本上是以小农户小家庭为主。而户内1人户竟然占比最高,说明宋末元初江南乡村总体也大概是残破之态。

以《文书》中1岁人口作为当年出生人口,出生男性31人,女性36人,合计67人。总人口数2920人,出生率67/2920≈2.3%。虽然总人口数可能更多一点,但是其出生率应该不会低于2%。参考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最近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由2012年1.457%逐年降低到2020年0.852%,2021年则进一步降低到0.752%。④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2年1月17日。对比现代,《文书》中出生率,属于较高水平出生率,且当年性别平衡。不过由于《文书》中无死亡数据,不能计算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据《文书》统计,有成丁数713人。有3人15岁已列入成丁,但也有4人15岁未列入成丁。第518户沈叁玖(63岁)、第659户潘肆壹(61岁)、第560户沈阡叁(61岁)均已年过60,可能尚未来得及更改丁籍入老,仍以成丁登记。女性人口中,15—60岁有504人。虽然乡民百姓并无“退休”之说,也不存在严格的劳动力和非劳动力区别界定,但从体力和能力健康度考察,大致把15—60岁年龄当作完全劳动能力者较为合适,通过观察半劳动力、非劳动力与完全劳动力人口数量的比率关系,还是可以观察社会生活当中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的人口条件。在现代人口统计中,一般用总抚养比来表示这个比例。即总抚养比(即赡养率)=(老龄人口+未成年人口)/完全劳动力人口。本文视15—60岁为完全劳动力人口,其余人口视为老龄人口+未成年人口。据此,在湖州德清、安吉县乡村,大致是1703/1217=1.399,即总抚养比139.9%,负担较为沉重。当然,古代乡村生活很难完全类比现代社会,这只是一个大略观察。

前文已述,900户可统计人数有2920人。其中男性数据为1610人,女性1242人,有68人仅有总和数据,但无法确定具体性别。以女性数据为100,则湖州德清、安吉两县乡村,总性别比为129.62。即使把无法确定性别的68人都算作女性,总性别比也高达122.9,远高于人口学家通常认为自然人口102—107的总性别比。下面把12岁以下性别比情况,列为表2。

表2 湖州德清、安吉县乡村1—12岁男女性别比例表

从上述数据推测,把1岁者视为当年出生,则出生男性31人,女性36人,出生性别比为86.11,还是在合理区间。不过2岁以上至12岁,性别比极不合理,特别是6、10、11岁情况,极为严重。因12岁以上女性常常已经出嫁外乡,不在原始数据内,且各年龄段都存在夭折可能性,无法用于逆推当年出生性别比。当然,自然夭折不会仅仅夭折女孩。从以上12个年份性别比观察,宋元之间,湖州乡村溺(女)婴及弃(女)婴风气应该是较为严重的。以上数据并不十分严谨,但用于观察基本趋势相对可信。

以《文书》中数据大致统计,有1—15岁(古人一般以出生即记为1岁)人口863人,其中男性522人,女性341人,占总人口比例29.55%。16—60岁有1203人,其中男性707人,女性496人,占总人口比例41.20%。61岁以上有445人,其中男性263人,女性182人,占总人口比例15.24%。以上数据,不含无法确认年龄人口数(409人)。但总基数,仍然以2920人为基准。另外从《文书》数据看,湖州乡村中,外来人口占比极低,无须统计。

在总人口数据中,男性1610人中有准确年龄者1492人,女性1242人中有准确年龄者1019人。各年龄段的分布情况,详见表3。

表3 湖州德清、安吉县乡村各年龄段人口分布情况表

从上述数据看,几乎每个年龄段男性数量都超过女性数量,但是女性高寿者(80岁以上)数量,远超男性。而在适婚适育年龄中(11—50岁),女性数量远少于男性。无法娶妻的情况,似乎在湖州乡村较为严重。表4较为直观地展现了1—90岁男女分布情况。其横轴为年龄,纵轴为人数。总体在上方曲线为男性数据,总体在下方曲线为女性数据。几乎每个年龄段,都是男性多于女性,但是到70岁以上,则女性数量开始超过男性。另外,如果以12—50岁妇女为生育年龄妇女,共有460人,把10岁以下儿童视为他们的子女(共642人),则一个极为粗略的总和生育率大概是1.396。

表4 湖州德清、安吉县乡村1—90岁男女人数

《文书》是一份极为少见可以进行逐人统计的资料,既有名有姓,又可知道诸多人际关系。前文已述,户内最少1人,最多18人。如果能熬过艰苦生活岁月,则女性较为长寿。80岁及以上男性有10人,女性有26人。60及以上男性有278人,女性有209人。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婚年龄非常小。如第113户,户主施四十,本人45岁,母亲方七六娘72岁,妻余七娘年40岁。两个男孩10岁、5岁。而10岁男孩已经娶亲,其妻王一娘,年10岁。但如果余七娘没有其他孩子夭折,生第一胎则年龄已经30岁。第246户施三十,年44岁,妻曹三八娘年57岁,一子施贵年32岁,推算大概施三十11岁时娶24岁妻。第612户共10人,沈伯拾为户主,妻弟、女夫、婿父都在此户当中。第614户,朱拾叁娘40岁当户,丈夫徐七45岁,有两女一男分别是8岁、7岁、4岁。本户有成丁朱百陆55岁,可能是朱拾叁娘之兄,亦未当户,而徐七明显是倒插门女婿。据这些材料看,户内情况在湖州乡村极为复杂,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三、居住之所和谋生之业

乡民百姓所居,大多简陋。范成大曾经说过“瓦屋人家衣食足”,①范成大撰,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卷13《清江道中橘园甚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大概就是描述乡民百姓有瓦屋为居所,已经是美好期待了。绍兴十年(1140)九月,临安大火,烧到省部仓库,高宗说:“累令撤席屋作瓦屋,皆不奉行。”②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九月辛酉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89页。臣僚建议拆去周边草屋,也没有办到,可见重要建筑、主要机构也仍以草屋为主。绍兴十七年(1147),杨存中奏请军营由草屋改造为瓦屋,③熊克撰:《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69,绍兴十七年三月丁未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9页。说明各地长期都是草屋为主。乾道(1165—1173)年间,温州失火,“烧过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间,约计六百二十余间”,夜间又烧“一十五家,计二十间,并系茅屋”,第二天又烧“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瓦屋相间,约计一千一百七十余间”,又烧“草屋一百四十二间”。④王之望撰:《汉滨集》卷7《温州遗火乞赐降黜奏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9册,第756页。城中居民,也大半草屋住居。嘉定十年(1217),建康慈幼庄有记录瓦屋三间、瓦屋三间二厦、草屋半间等说法。⑤周应合撰,王晓波点校:景定《建康志》卷23《慈幼庄》,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6页。绍兴二十八年(1158),洪适在荆门,表示“细民所居茅屋,日出一间赁钱,才十二文”。⑥洪适:《盤洲文集》卷49《荆门应诏奏宽恤四事状》,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45册,第336页。陆游乾道六年(1170)入蜀,曾说公安“民居多茅竹,然茅屋尤精致可爱”。⑦陆游撰,钱锡生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入蜀记》卷5,乾道六年九月十四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册,第136页。

与上述临安、温州、建康、荆门、公安情况相比,时间更晚一点的湖州德清、安吉县乡村居住条件相对似乎较好。《文书》中“事产”类统计最后一项,一般都是房屋数据。在总900户当中,244户没有房屋记录留存,其余656户有房屋数据。在所有房屋数据当中,瓦屋类是最多的一项,共有523户是瓦屋。草屋类48户,未标明瓦(草)或者数据缺失有6户。有的户同时有瓦屋和草屋,有的额外有若干“厦”“舍”等,表5以其主要为瓦或者草来统计归类。

表5 湖州德清、安吉县乡村房屋情况表

具体房屋类型多样,有1步、半间、1厦、1间、1间1步、1间2步、1间半、1间半1步、1间半1厦、1间半1舍、2间1厦、2间半、2间半1厦、2间1步、2间1舍、3间1步、3间1厦、3间2厦等多种情况。表6统计了瓦屋间数的具体分布情况,不过省略了间、厦、步、舍的细微区别情况,统一到间,不足1间的单列。1间以上不足2间的都计入1间,2间以上不足3间的计入2间,以此类推。

表6 德清、安吉乡村房屋(瓦屋)情况表

乡民百姓日常生活,住房为理所当然的天然需求。以上就《文书》当中相关数据进行了初步梳理。湖州乡村总体生活条件略好,瓦屋为主,虽然大多也仅有1间,但乡民生活水平大概是略高于全国水平。

乡民百姓日常谋生,离不开土地。在全部900户中,有自有土地约586户数据,总计约9173.574亩,其中最多一户有1449.29亩,最少一户仅有旱地0.02亩,表7列出了《文书》中户占土地情况,人均土地占有约3.14亩,中位数约5.24亩。①有的户土地数据缺失部分数字,能估算近似值的补足,无法补足的以0计,例如1X,则将X取0。人均基数以2920计,总人数、总亩数均有缺失,大体估算人均占有土地应在5亩左右。

表7 湖州德清、安吉县乡村户均土地占有情况表

《文书》中所记土地类型,与宋元志书记载一致,一般分为田、地、山、荡四种。田即水田,是等级最高的成熟土地。《文书》中有378户有水田数据,最少的只有0.09亩,最多的有549.12亩,合计有3584.903亩水田,平均每户有9.48亩,其中位数为3.5亩,总体情况可参阅表8。

表8 湖州德清、安吉县乡村户均水田占有情况表

从《文书》中观察,水田10亩以下户占比高达86.51%,有总土地20亩以下户占比高达87.19%。大部分户是三人以下户,大部分户土地很少,大部分乡户都是以小农业生产为核心而兼业的小农户,这就是湖州德清、安吉县乡村的“基本面貌”。在生产工具方面,23户有牛,122户有船。从《文书》中可见,900户当中,约有708户有“营生”一项数据。大多数户仅有一项营生,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以“养种”为主,除了自耕之外,也有很多农户兼佃种耕作寺庙、官府田地,《文书》中会登记为“佃田”或“带种”,这类小自耕农约有470户。

各类匠户约有80余户,从事着17种工匠行业,计有盖匠(2)、桶匠(3)、机匠(1)、锯匠(8)、木匠(16)、泥水(5)、漆匠(3)、铁匠(13)、染匠(1)、石匠(2)、纸匠(1)、竹匠(4)、做草鞋(2)、做头巾(2)、裁缝(2)、絮匠(8)、扎艌(6)等,其中有些户是同时从事两种以上“营生”。从事脑力劳动行业的大概有9户,其中有教导童蒙(3)、唱词(1)、医药(5)等。从事非农业体力劳动的有将近100户,其中杂趁(趁作、求趁、手趁、求乞)约有76户,其他有补洗(3)、梳(1)、捕鱼(2)、采捕(2)、打捕(1)、洒扫(1)、打油(2)、推碨磨(5)、屠宰(1)、洗菉豆粉(1)、续苧麻(1)等。还有从事买卖货物的30余户,所买卖物品有丝绵、柴、醋、豆腐、糕、黄白纸、姜、酒、瓶罐、馓子、纱、糖豆、碗盏、药、油镬、粜籴、杂货、官盐、杂卖等。还有13户主要“营生”是“守产”,也就是不从事任何职业性劳作,其中10户仅有守产一个“营生”。

王晓欣指出,重职业技能而不是依据财产等级来管理户口,是元朝配户当差,驱使全民服役的独有特点。①王晓欣:《宋刊元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户籍文书全书整理小结及所见宋元乡村基层组织和江南户类户计问题探析》,第703页。这些户的谋生之业(营生),大部分自宋末就已形成,甚至在本户上一辈即已定型。只是在入元之时,按元代官府户计制规定,选择了一种或者两三种作为本户所属之类。从《文书》中观察,德清、安吉县乡村经济水平明显略好于同时代大多数县份,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副业因素。湖州整体略为富裕,可以提供更多赋役资源,这些都是建立在已经形成多种经营的基础上。元初湖州之所以能升路,大概也是因为各县经济较为发达之故。

总之,《文书》提供了宋元之际的第一手官府公文书,也是有如此丰富细节且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对批量规模的乡民百姓人口、房屋、土地等原初数据首次披露。上文所归纳各类乡村机构建置,以及性别比、年龄比、抚养比、户均人口、生育率、户有土地数量种类、住房、家庭生计门类等,基本都是第一次能依据原初记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非从传世文献所记录总和数据逆推计算,各种比例或者数字基本都是第一次得到相对翔实准确的数据。通过《文书》中诸多记录,还可以考察宋元官府如何治理乡村,如何用“数目字”来管理乡村,更可以以之分析湖州乡村百姓人口、住居、谋生之道等各类情况。从这些细微到不能再细微的记录中,可以推算、核实最真实的宋元乡村世界。观察、思考、分析这些第一手原始记录,对于理解乡民所处社会(社区)的基本环境,重构和讨论宋元乡民百姓日常生活史有着极大的学术价值。总的看来,《文书》中各类数据,学术价值极大,仍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挖掘的必要性。当然,还要再次强调说明,本文数据总体真实可靠,但是因统计口径、方法,以及部分数据为推算所得,容有少许误差,但不会构成根本性、结构性偏离,其总比例、总倾向是可以据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