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培，陈 飞，刘 艳

（四川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人才振兴支撑。向人力资本投资是舒尔茨在农业经济学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的重要结论，认为促进农业增长需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在职培训［1］。农民教育培训，既是向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渠道，也是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等能够有效使用现代农业要素的高素质农民，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措施。我国农民教育培训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政策体系［2］。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农民教育培训途径历经了3次阶段性演变：第1阶段是培养农业农村技术骨干阶段。该阶段实施了按农业生产岗位规范对农民开展技术培训的绿色证书工程、在劳务输出地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阳光工程等［3］，其特点是通过编制各类教材资料、教辅书籍，以言传身教的传统方式培训农民。第2阶段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阶段。2012～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8次提出了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和实施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其特点是在传统农民培训的基础上，探索信息化培训方式，农业农村部将“线上教育培训开展情况”纳入“十三五”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预期性发展指标。第3阶段是培养高素质农民阶段。2019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提出了要培养高素质农民。到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了高素质农民的培养要求，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正式更名为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其特点是全面推行网络教学，实现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农民教育培训，农业农村部对高素质农民培训的“线上学习”模块作出具体安排。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也提出要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资源，加强在线教育培训，培养高素质农民。

要确保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取得实效，必须首先考量2个现实问题，即高素质农民是否具备接受线上培训的主观意愿，高素质农民是否拥有参加线上培训的客观条件。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传统聚集性线下培训方式存在病毒传播风险，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农民教育培训刻不容缓。鉴于此，笔者立足四川省眉山市所辖2区4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727名高素质农民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了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主观意愿、客观条件情况等，以期为全面推行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提供理论参考。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综述

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较少，但国内学者对其他农民培训意愿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可以归为2类：一是研究农民参与不同类型培训的意愿。例如，郑军［4］通过关注农民参与创业培训的意愿，发现创业前景、培训预期等因素对其影响显著，认为要加大宣传力度、给予创业指导等；王倩等［5］通过关注农民参与合作社技术培训的意愿，发现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程度越深，则越愿意参加培训，认为要鼓励农民积极加入合作社；马岩等［6］通过关注农民参与信息化培训的意愿，发现经营规模、从业年限等因素对其影响显著，认为要以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培训体系。二是研究不同类型农民参与培训的意愿。例如，潘巧燕等［7］通过关注粮农和果农参与培训的意愿，发现年龄、培训认知等因素对其影响显著，认为要加强培训宣传、尊重农民选择等；董鹏美等［8］通过关注国家级贫困县农民参加培训的意愿，发现求知欲、个人收入等因素对其影响显著，认为要重视对农民领导力和抱负感的培养；郭永召等［9］通过关注规模种植户参与培训的意愿，发现其对市场信息、种植技术的培训意愿强烈，认为要调动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共同支持农民培训。

已有文献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参与各类培训的意愿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但主要还是聚焦于传统聚集性线下培训。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有个别学者研究了农民信息化培训意愿，但其未能详尽阐述硬件设备、行为习惯等与线上培训高度关联因素与培训意愿的影响关系。综上所述，此次研究是在我国农民教育培训方式演进的新阶段展开的，通过借鉴过往成果，设置具有针对性的变量，对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开展创新研究，并提出促进培训提质增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2 研究假设

1.2.1 个体条件因素 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个人年收入。农村家庭中男性为主要劳动力，通过培训可以学习技术维持生计［10］，故假设男性较女性更愿意参加线上培训。人力资本存在投资收益递增规律［11］，年龄越小收益越大，故假设年龄与线上培训意愿呈负相关。农民培训意愿受自身文化素质和经济条件影响［12］，文化水平不高将导致农民线上培训的主动性差［13］，故假设学历、个人年收入与线上培训意愿呈正相关。

1.2.2 经营条件因素 包括经营形式、工作性质。暂无经营形式与农民培训意愿的相关研究，其对线上培训意愿的影响机制有待文章研究论证。高素质农民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主导作用越大，可能越乐意参加培训以提高经营管理能力，故假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较其他工作人员更愿意参加线上培训。

1.2.3 硬件设备因素 包括家中是否配备电脑、家中是否接入宽带、智能手机价格、流量使用情况等。有研究表明，计算机应用水平、家庭互联网接入情况与农民培训意愿呈正相关［14］，故假设家中是否配备电脑、家中是否接入宽带与线上培训意愿呈正相关。智能手机价格越高，性能越好，功能越健全，越能够支持高素质农民参加线上培训，故假设其与线上培训意愿呈正相关。手机流量使用越多，流量越充足，越能够支持线上培训流量需求，故假设其与线上培训意愿呈正相关。

1.2.4 行为习惯因素 包括使用电脑上网习惯、使用手机上网习惯、观看网络直播习惯、家人是否上网等。农民特定行为的参与度受行为控制等因素影响［15］，使用电脑、手机的行为习惯可以为高素质农民积累线上活动的相关经验，降低其参加线上培训的预期阻碍，故假设使用电脑上网习惯、使用手机上网习惯与线上培训意愿呈正相关。步入5G时代，直播已成为新农活，故假设观看网络直播习惯与线上培训意愿呈正相关。高素质农民家人的网络行为习惯可能对其产生一定潜移默化的影响，故假设家人是否上网与线上培训意愿呈正相关。

1.2.5 思想认识因素 包括知道线上培训概念、知道线上培训渠道、认为线上培训有效等。知道线上培训概念、知道线上培训渠道可以理解为农民对现行相关培训政策的感知情况，政策感知程度越深越愿意参加培训［16］，故假设它们均与线上培训意愿呈正相关。农民是务实主义者，期望解决实际问题［17］，故假设认为线上培训有效与线上培训意愿呈正相关。

1.2.6 培训经历因素 包括具有线上培训经历、具有其他培训经历。有研究表明，培训经历与农民培训意愿呈正相关［18］，故假设它们均与线上培训意愿呈正相关。

1.2.7 培训期望因素 包括农民培训方式、线上培训形式。受新冠疫情影响，较线下培训而言，高素质农民可能更期望接受线上培训，故假设线上培训意愿高于其他培训方式。观看录播和观看直播这2种线上培训形式，后者更具趣味性［19］，高素质农民可能更加喜闻乐见，故假设观看直播的意愿更强。

2 数据来源、样本特征与模型选择

2.1 数据来源

眉山市古称眉州，位于四川省盆地西南，北邻成都天府新区，“唐宋八大家”中的苏洵、苏轼、苏辙均诞生于此，现辖东坡、彭山2区，仁寿、洪雅、丹棱、青神4县。课题组于2020年10月—2021年3月对在眉山市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且符合农业农村部《高素质农民培训规范（试行）》要求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累计发放问卷800份，收回问卷761份，回收率95.12%，有效问卷727份，有效率95.53%。

2.2 样本特征

接受问卷调查的727名高素质农民，男女比例约为7∶3，男性居多，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包括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占85.29%。高中及以上学历占51.27%，45岁以下中青年占44.42%，学历相对较高、年龄相对年轻，符合高素质农民队伍典型特征［20］。个人年收入相对较高，超过5万元的占77.58%，是当地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万元）的2.5倍以上。高素质农民家庭电脑配备率较高，达到66.85%，宽带普及率高，无宽带接入的仅有2.20%。智能手机持有率达98.62%，其中，价格超千元的占90.65%。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意愿强烈，仅有4.81%不愿接受线上培训。

2.3 模型选择

此次研究的目标是建立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意愿的预测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线上培训意愿”为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因其选择结果只有“不愿意”和“愿意”2种，故应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21］，公式如下：

其中，P代表因变量，X代表自变量。α、β为总体参数的估计值，α为常量，代表X=0时P的数值；β代表X增加一个单位时P的变化。

3 变量设置、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3.1 变量设置

此次研究共设置因变量1个（X0），自变量21个（X1～X21）。包括各变量名称、定义、赋值、预期假设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设置及其描述性统计表

3.2 实证分析

3.2.1 共线性诊断 因设置变量较多，首先对回归模型进行共线性诊断，自变量容差最小值0.391、最大值0.965，方差膨胀系数（VIF）最小值1.036、最大值2.560，表明各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2.2 回归分析 运用SPSS 26.0软件，采取“模型1=输入”“模型2=向前LR”“模型3=向后LR”分别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模型1中X3、X5、X6等9个自变量回归系数显著，模型2中X3、X6、X12等7个自变量回归系数显著，模型3中X3、X5、X12等10个自变量回归系数显著。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归分析结果统计表

3.2.3 模型评价 对模型进行Omnibus检验，发现3个模型的卡方显著性P值均为0.000；对模型进行Hosmer-lemeshow检验，发现模型1卡方值最大且显著性最低，模型2卡方值和显著性均居中，模型3卡方值最小且显著性最高；总预测正确率方面，模型1最高，达到96.7%，但仅比模型2、模型3高1.5%。总的看来，3个模型均构建合理，其总预测正确率差距也不大，但模型3的拟合优度效果最佳，故选择模型3的回归分析结果开展讨论。回归模型评价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回归模型评价统计表

3.3 结果与分析

3.3.1 个体条件因素的影响X1、X2、X4回归系数不显著，不能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不符，原因分析是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同年龄阶段、收入水平的男、女高素质农民，普遍愿意接受线上培训以规避线下培训带来的病毒传播风险。X3回归系数为0.705，在10%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相符，表明学历越高越愿意参加线上培训，对高素质农民进行教育投资，可以得到回报。

3.3.2 经营条件因素的影响X5回归系数为2.024，在5%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培训意愿，结合变量赋值发现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意愿的排序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中的高素质农民培训意识越强，越愿意参加线上培训。X6回归系数为1.298，在1%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相反，表明高素质农民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主导地位越低，反而越愿意参加线上培训，可能原因是作为中层管理者或普通雇工的高素质农民更渴望通过培训提高技术以增加收入。

3.3.3 硬件设备因素的影响 该因素涉及的4个自变量X7、X8、X9、X10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不能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不符，可能原因是互联网信息技术、设备已在高素质农民群体中普及，表明高素质农民参加线上培训的客观条件已比较完备。

3.3.4 行为习惯因素的影响X11回归系数不显著，不能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不符，可能原因是虽然较多高素质农民家中已配备电脑，但其自身使用电脑的熟练度可能不高。X12回归系数为0.755，在5%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相符，表明越常使用手机越愿意参加线上培训。X13回归系数为1.062，在5%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相符，表明越常观看网络直播越愿意参加线上培训。X14回归系数不显著，不能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不符，分析原因可能是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意愿主要取决于个人意志，受他人干扰较少。

3.3.5 思想认识因素的影响X15回归系数为0.703，在10%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相符，表明高素质农民对线上培训概念理解越深，越愿意参加线上培训。X16回归系数值不显著，不能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不符，表明高素质农民知道线上培训渠道与其是否参加线上培训并无实际关联。X17回归系数为3.728，在1%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相符，且回归系数值最高，影响作用最大。由此可见，高素质农民参加线上培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行为，并取决于主观认为线上培训是否有效的行为态度。

3.3.6 培训经历因素的影响X18回归系数为1.576，在1%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相符，表明具有线上培训经历的高素质农民更愿意再次接受培训。X19回归系数不显著，与预期不符，其原因可能是其他培训方式中未涉及线上培训形式，无法使高素质农民产生共鸣。

3.3.7 培训期望因素的影响X20回归系数为-1.977，在5%水平显著，负向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相符，表明新冠疫情对高素质农民培训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参加线上培训的意愿较线下培训更为强烈。X21回归系数为1.063，在5%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培训意愿，与预期相符，表明高素质农民更愿意接受师资直播授课的线上培训形式。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主观意愿强烈，客观条件完备，全面推行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的现实基础已趋向成熟：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接受率达到95.19%；高素质农民智能手机持有率、宽带入户率和电脑配备率分别达到98.62%、97.80%和66.85%，且手机质量普遍较好、流量充足。高素质农民线上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多样，涉及个体条件、经营条件、行为习惯、思想认识、培训经历和培训期望6个方面，具体影响因素按影响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认为线上培训有效＞经营形式＞农民培训方式＞具有线上培训经历＞工作性质＞线上培训形式＞观看网络直播习惯＞使用手机上网习惯＞学历＞知道线上培训概念。

4.2 政策建议

4.2.1 优化培训机制 一是宣传渠道优化。在充分利用传统媒体资源的基础上，开发抖音、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资源，广泛宣传高素质农民培训政策和成效。二是招生方式优化。改变传统入户招生方式，主要采取手机APP或互联网报名的方式确定参训对象。三是资源供给优化。全面推行线上培训环节，为高素质农民积累线上培训经验，同时大力支持师资直播授课，满足线上培训形式的需求。

4.2.2 奖补学历晋升 教育部、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2020年发布高职扩招政策，将高素质农民纳入招生单列计划并免予文化素质考试，支持其获得大专学历。高素质农民高职扩招政策是基于当前高素质农民队伍仍以初、高中学历为主的现实背景，具有较强针对性，但忽视了更高学历高素质农民学历的提升需求。建议各级政府在落实高职扩招政策的基础上，加快制定补充高素质农民自考本科、报考非全日制农业硕士等在职学历晋升的奖补政策，激励更多青年才俊投身乡村振兴。

4.2.3 壮大经营主体 积极引导传统小农户适度规模经营壮大成为家庭农场，鼓励种养大户注册成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扶持家庭农场抱团发展成立合作联盟等，进一步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同时，不仅重视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还要充分调动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中层管理者和普通雇工参训，为各类主体的提档升级储备后备人才。

4.2.4 培养农民网红 农民网红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能够吸引高素质农民观看网络直播，潜在增强了其线上培训的意愿。此外，笔者认为，农民网红还具有职业属性和资源属性的二重性。职业属性方面，以李子柒、丁真为代表的农民网红专职从事互联网直播工作，带动大批新生代高素质农民融入乡村振兴，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资源属性方面，农民网红“直播带货”提高农产品销量，拉动农产品需求，促进食品工业的发展，又反向推动农业现代化［22］；“直播代言”激活乡村旅游，带动休闲农业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按照梅勒资源互补理论［23］，属于农业生产服务体制的现代新要素资源。因此，合理引导农民网红队伍建设，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也有利于推动现代农业转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