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阳煜

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式现代化”成了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的热词。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关注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式现代化之于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将如何与世界互动，将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全球治理赤字前所未有。中国如何看待全球挑战，如何展现、践行自己的全球治理理念？南风窗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

南风窗：二十大报告里提到，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和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就全球治理而言，你如何看待这一判断？

王义桅：我们从来都是强调危和机是共同存在的，正如二十大报告提到，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但在新征程上，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奋斗，甚至通过伟大斗争去争取的，不存在固定的战略机遇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俄乌冲突加快了国际格局的演进。美国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未来10年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关键阶段”。按照二十大报告，到2035年甚至之前，中国国力将跃升到新的台阶。而美国不断搞脱钩、断供，甚至“新冷战”，以所谓“全政府模式”打压中国，全方位动员盟友，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局面。

过去，我们改革开放，和平崛起、韬光养晦，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现在，美国另起炉灶，要排斥中国。所以此前说的顺势而为、与国际接轨，肯定是不行了。为什么要强调伟大斗争？因为我们已经从全球化体系的“子目录”进入了“根目录”。

某种程度上，要再造全球的政治生态体系和规则，这也是我们讲的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含义：在国内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际上参与高水平的分工。所以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的红利，越来越多地来自规范标准的制定、知识的原始创新。这也体现在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升级等重大事件上。

美国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打压，逼许多国家站队，这给我们的国际合作，带来了很大的风险。但天下苦美久矣，最近德国总理朔尔茨不顾美国警告访华，即是明证。国家间的利益以及历史，都证明美国靠不住了，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愈发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机遇。

美国毫无底线地打压中国，其他国家都看在眼里，中国是值得同情的，美国是蛮横无理的。美国拱火俄乌冲突，让欧洲人醒悟过来了。首届中国-阿拉伯峰会即将召开，阿拉伯国家的大量资金将进入中国市场，希望与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这也是我们的机遇所在。

南风窗：拜登虽然没有像特朗普那样“退群”，但美国的确在诸多全球挑战问题上“退场”，在全球治理的角色上没有了以往的大国担当。在你看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上更大地发力？

王义桅：美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不足已是事实。这次中期选举共和党拿下众议院，美国政治内斗只会更激烈。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囿于国内限制，不能提供所期待的市场准入，盟友和其他国家抱怨很多，这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世界上越来越过的国家感觉到，西方文明、美国霸权主义那一套，把全球“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变成了“公共次品”（public bads）。这给中国东方式的、强调公平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共生的理念，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所以，关键是我们要做好，要满足世界人们的期待，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全球化分工，在这基础上引领全球治理的方向。

以前，我们强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国际社会最大的贡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但现在，中国和世界是命运与共的，天下不扫，一屋也扫不了。所以，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世界好了，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就要积极地塑造，不是简单的舆论环境，而是塑造整个全球治理体系。现在不去塑造，等以后变得更加恶化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包括崛起的空间和发展潜力，就更糟糕了。

而且现在不去塑造的话，将来塑造的成本会更高，更加不可逆。这就像治病一样，一定要及早治疗，甚至要“治未病”。若干年内，是不可能指望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东升西降的态势很明显。第三方国家也期望和中国加强合作，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事实上，假如我们对全球治理没有规划和行动，印度也好，日本也好，其他国家也会想办法去引领。

美国被国内利益集团挟持了，导致全球治理、全球安全出现那么多问题，它的军工集团、能源寡头、金融寡头、数字巨头，是我们要作斗争的对象。但美国政府和人民，还是有可以值得争取的力量。我们要跟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作斗争，不是跟美国这个国家或美国人民在斗。我们强调伟大斗争，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就是这个原因。

斗争的重点当然是争取欧洲，目标是更高质量的全球治理标准。根据这个目标，我们与欧洲展开合作，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开发第三方市场，加强规范、规则的制定和引领，这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方向。

在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数字伙伴协议等新的领域也要去着手。从区域化到全球化，从双边到多边，从传统领域到新的领域，由易到难，这就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基本思路。它的理念，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我们所说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南风窗：中国高度重视全球治理问题，在打造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上持续努力。你也曾提出，在器物、制度和精神等方面，中国正在实现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建设者到改革者角色的转变。你能否就这转变过程，具体谈谈中国全球治理观念的演变？

王义桅：过去，中国强调独立自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自身要加入全球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个时候，我们对全球治理不那么积极，重视程度和能力也不够。在两个问题解决后，强调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开始迅速成为了中国外交的主导。

第一个问题，是1993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创下“西雅圖模式”的先例。这次会议，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得参加APEC领袖峰会，同时规定了台湾地区以“台澎金马特别关税区”身份加入APEC，以及规定其之后，只能以这样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很重要，因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稳妥处理。所以，在当时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下，给予了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经贸事务一定程度的限制，使其以非主权的身份参与一些经济活动，没有破坏一个中国的原则，

第二，解决了独立自主与全球治理的关系问题。中国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如果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多边主义，这会不会限制、束缚，甚至破坏了我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对于这个问题，有过一阵子的探索，最后发现，我们强调全球治理，能更好地来维护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原则，而不是相反。这有别于西方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的全球治理观。正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引领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

我们积极推动多边主义，这是真正的“多”，不是西方国家的小圈子。这是真正世界层面上的，是把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都包括进去。我们现在强调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建设，强调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过程，还要考虑到那些能力和准入条件暂时不足的国家。

比如空间站、互联网的建设，有一些国家现在连供电都不稳定，但如果不考虑它们，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来参与，那么又要推倒重来。所以，我们在谋划上要有前瞻性，要以世界人民为中心，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们讲的全球治理，要照顾到各国的共同关切，并且要强调联合国的权威。因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国际体系，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所以全球治理不是自说自话，更不是以全球治理的名义，去“治理”别人。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大国协调，和以联合国为基础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包括共商、共建、共享这些原则，逐步形成这样一套认识。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中国对于全球治理有自己的规划。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到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倡议，包括加入高标准协定。如上述CPTPP、RCEP，在国内部署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做到了内外互动、新旧统筹，实现了发展和安全的兼顾。这样的全球治理体现了中国的担当，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

我们全球治理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地回应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展现了中国推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全新理念；是回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正道上来，在新的数字化时代，通过生态文明思想，弘扬全球治理的东方理念。

南风窗：全球治理出现严重赤字，已是国际共识。在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的当下，西方也出现了对中国全球治理能力与承担国际责任意愿的质疑，你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王义桅：整个全球治理面临的麻烦，主要是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以及后来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所带来的。这些遗毒还没有完全消除掉，同时我们还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危机、通货膨胀，以及数字化带来的一些新问题。既要解决旧的，又要解决新的，那该怎么办？中国的方案是统筹协调，标本兼治，因地制宜，综合施策。

这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不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体现中国的担当，而且还表现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中国的领导力。如果像美国一样，国内都治理不好，谈什么全球治理呢？所以，全球治理的危机，实际上也是各国政治危机的写照，不能只靠大国协调。

我们现在提倡各国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能搞党同伐异，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有领导力，不能动不动搞公投、民粹，推卸责任、转嫁矛盾，以邻为壑。其次，我们强调要有合作精神，要强调秩序，而不是西方那样的本国利益优先，以自我为中心，为了强权、资本去搞全球治理，而是要把全世界人民放在心中，而且突出公平正义。

我们强调全球治理的统筹，包括经济政策、安全、人权、生态、社会各个领域。同时，全球治理的主体是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尤其要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和利益，并且呼吁发达国家承担起责任。我们强调统筹，还要平衡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也要平衡短期和长期，现有规则与改革的适应性、包容性的关系，更要平衡双边和多边、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在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风窗：“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属于全球公共产品。你如何看待这些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

王义桅：“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术和道的关系。治理、信任、和平、发展四大“全球赤字”里面，治理赤字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和平、发展、信任，这些都与全球治理是紧密相连的。“一带一路”提出的“五通”建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分别着眼于全球治理赤字的不同方面。

比如政策沟通，针对的就是不信任产生的相关问题。如果大家老死不相往来，更加不信任对方，那就没办法治理。这是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各个层面来解决全球治理赤字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因为它倡导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西方人讲的全球治理，是怎么治理，谁来治理，治理什么，不会问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治理，为谁治理。

在中国国内，我们讲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治理理念；在世界层面上，我们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显然不能让资本来主导，让强者来主导。在全球治理上，我们强调最大层面的包容性、可及性，以及公平正义。

世界总人口中有85%左右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要强调，“一带一路”主要也是面向发展中国家，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全球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而不是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

南风窗：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既有机制发挥的效用愈发减弱，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刻不容缓。你认为在完善全球治理上，今后中国应该重点发力的方向有哪些？

王义桅：全球治理的着力点，最紧迫也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是国内外制约因素不是太大、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不是那么明显的领域。比如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应对大流行等。还有，“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正在来临，数字安全倡议方面开展国际合作比较紧迫。这也是因循着当前的技术发展趋势，只要我们在正确理念指引下，合作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对全球治理比较关注的，还有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有足够的能量和意愿，把全球经济治理搞好。比如，維护全球供应链和货币体系的稳定，不能无限量化宽松，甚至搞货币战争；还有全球支付体系，包括数字人民币建设，这些都是我们的着力点。

另外，全球治理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还有人权治理，特别是减贫。疫情和通货膨胀，导致全球范围内经济缩水，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人道主义问题，更不用说那些战乱国家。所以，中国要关心弱势群体，全球治理要有温暖，要有包容性和公正性，而不是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只从强者的利益角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