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中国沿海城市经济带未来的人口和经济占比还会持续提高。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从出口导向转向依靠内循环，“双循环”发展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就有了更大增长空间。值得强调和注意的是，中西部将共同持续发展，但在发展中一定要防止市县恶性竞争。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是全域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即除生态红线以外的土地均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那么，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策略，还可能再按东部沿海地区的模式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吗？

笔者认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国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人口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几乎是必然的。人往高处走，越是规模巨大，社会具有聚集效应，只要国家相关部门按市场规律，没有人为政策限制，特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将仍然是人口流入地区，中西部地区则是人口流出地区。

在整个区域人口流出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内部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其中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已经具有相对于区域内其他地区发展的更大优势，则必然是人口流入的地区。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源显示，中国区域人口增长虽然缓慢或净减少，但是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却几无例外得到快速增长，并且中西部地区县域人口几无例外地出现净减少。

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再可能复制东部沿海地区20世纪的乡村工业模式，且乡村工业化已无可能。从县域经济来看，中国百强县几乎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集中在江苏、浙江和山东等。广东百强县少，并非广东经济不发达，而是珠三角县改为市辖区，体制上已经城市化。若以区作为县级单位，2021年，深圳南山区GDP超过6000亿元，比百强县之首的江苏昆山还高1/3以上。相对来讲，中西部地区百强县排名靠后，往往是依靠资源或就在省会城市周边。因而，我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成长空间在未来一定时期还是很有限的。

当前，中西部地区已普遍出现的市县竞争项目。一个地级市下面有10多个县相互竞争，地级市往往也很难形成适度规模，从而很难形成对现代制造业的最低容纳能力。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恰恰是，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建设现代制造业的基地，虽点多面广、基础设施投入大，但却非常分散，无法产生规模效益，致使已经进驻的制造业企业很难存活下来。

刘胜枝 北京邮电大学数字传播学教授 施丙容 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

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重点课题“青年文化新现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尽管虚拟偶像包含着人类突破肉身限制的技术想象，但是粉丝看重的仍然是其提供的情绪价值，而粉丝和虚拟偶像之间这种以情感的需求和满足为核心的关系形成了类似真实亲密关系的一种准社会关系。准社会关系一词是美国媒介学者霍顿（Donald Horton）和沃尔（Richard Wohl）在研究电视观众时提出来的，他们发现观众对其了解喜爱的媒介人物产生了情感依赖，形成了类似现实中朋友或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又是单向地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所以他们称之为准社会关系。后来，准社会关系被应用到动漫、偶像崇拜、直播等新的文化消费研究领域，其内在机理和特点也被重新审视，比如其单向性就受到较多质疑。虚拟偶像是一种新的媒介，如英尼斯所言，不同的媒介有着不同的技术“偏向”和文化“偏向”，必然会形成新的媒介体验和接受方式，也会重塑人与媒介的新关系。

粉丝和虚拟偶像之间的关系和真人偶像相比具有更为亲密的属性，这与虚拟偶像的媒介属性及粉丝们的媒介使用密切相关。从媒介属性来看，偶像的虚拟性打破了粉丝与真人接触可能产生的距离感，而虚拟偶像的二次元形象及纯真可爱的软妹人设也容易吸引粉丝，粉丝面对虚拟偶像往往具有更强的主体性，相对于真人偶像占有更具优势性的地位。从媒介使用场景来看，粉丝观看虚拟偶像主要通过手机或电脑屏幕进行，这种交流具有一对一的私人性和近距离性，比较容易拉近粉丝和虚拟偶像的情感距离。研究表明，具有卷入性的粉丝参与行为会增加其黏性和情感能量，从而形成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使单次接触中的短暂情感在不断互动中积累酝酿进而转化为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

粉丝们对虚拟偶像的文化消费成了一场理想主义的文化乌托邦试验，在其身上建构了自己对亲密关系的认知和想象。正如詹金斯在其《文本盗猎者》中所说，“粉丝圈的核心点，即其乌托邦社群的身份。粉丝圈的认同感与其说是逃离现实，不如说是另类现实，比起俗世社会来说，这里的价值观更加人性也更加民主”。毋庸置疑，粉丝们的认同在想象的、文化的层面上弥补了其现实生活中亲密关系的匮乏。

章永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节选自《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

要理解被殖民者长期称为“西印度”的拉丁美洲的处境，不妨将其与殖民者眼中的“东印度”即东南亚地区做一个对比。西班牙和葡萄牙16世纪就在这两个区域建立起稳固的殖民统治，后来又有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者加入。在两个区域的不少地方，发展出了类似的社会经济特征，如大庄园、大地主和天主教的强大影响力。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比东南亚要早一个世纪，但两者的历史境遇大大不同。

19世纪以来，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后经济上先依附于英国，后依附于美国。二战后，随着美国霸权的进一步巩固，拉美各国受其影响程度也逐渐加深。如巴西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一度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实行贸易保护，吸引外资在国内建立工厂，然后补贴中产阶层购买国产工业制成品，以期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至1990年代，巴西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还处于保护期的许多本国工业企业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纷纷垮掉，大量国有工业企业被私有化，公共服务大幅削减，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由于拉美政权无法避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巨大影响，一旦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外资撤离，财政收入暴跌，政治动荡也就接踵而至。而政党轮替通常意味着经济政策的大幅震荡。最近拉美的政治钟摆再次向左偏移，但只要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恐怕拉美就很难摆脱这种充满动荡的政治周期。

这些历史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当代中国主体性的构成。中国有着非常完整和系统的、从未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在近代是少数未完全沦为殖民地的非西方国家之一。中国通过深刻的社会革命，重新获得独立自主，走出了一条“自主性开放”的道路。而拉美的前西方文明已经基本上被毁灭了，现存的拉美文明主要是殖民地文明，但西方性一直存在于拉美的血脈里，其主要语言与主导性宗教都来自西方。无须期待拉美摆脱这种“西方性”，真正重要的是，拉美能否在政治经济上摆脱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支配和压迫，为自身多元因素混合而成的传统获取自由舒展和生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