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晓琳，伍晓飞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205）

收稿日期：2022-03-20

作者简介：钱晓琳（1993-），女，河南焦作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伍晓飞（1994-），男，湖北钟祥人，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翻译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出现重大的范式变革，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文化接受和文化传播的角度，结合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探讨翻译研究。20世纪80年代，比利时籍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提出著名的改写理论（Rewriting）。“改写论”的发展始于1982年勒菲弗尔在《大胆妈妈的黄瓜：文学理论中的文本、系统和折射》一文中所涉及的“折射论”，从关注文学作品的折射形式到重申“赞助”“诗学”以及“自然语言”等观点，改写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演变；加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层面，而是被置于历史、社会以及文化的宏观语境中，从而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范畴与角度。90年代初，文学研究不断与文化、历史研究紧密结合，多元学科研究态势日益呈现；随着《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问世，改写理论被全面系统总结，进而在文本内外控制因素“意识形态”“主流诗学”之上，明确了另一种制约力量“专业人士”。[1]与此同时，国内译界于1996年开始引进“改写论”，在综合考量了中国大环境下的“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后，许多学者提倡在改写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部分改进，以此来建立属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发展的20年间，改写理论从基础陌生转化成经典本土化的过程，恰如其分地验证了其本身存在合理性以及在国内译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从而更好地把握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在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概述

（一）研究问题

运用CiteSpace软件的文本挖掘与可视化技术，拟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近20年来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是什么？2.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理论在中国近20年来的接受与传播情况如何？3.国内学者对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理论研究有何特点？4.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现状思考？

（二）研究方法

通过CiteSpace软件的文本挖掘与可视化技术对近20年来中国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的接受与传播情况进行图谱分析并梳理其研究发展历程。同时，采用可视化手段对数据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可以实现文献共引分析、呈现引文空间知识聚类和分布情况等内容的了解。

（三）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质量充分有效，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CNKI核心期刊库，将数据采集设置为期刊论文，核心期刊、SCI来源期刊、CSSCI来源期刊等三个期刊集中以“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以及“改写论”为主题进行“模糊”检索，时间设置为1999-2019年，同时对检索结果进行人工降噪，获取有效文献404篇；这里以CNKI核心期刊库近20年来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的文献发表数量为例进行主题分布呈现。与此同时，笔者也以“Andre Lefevere”“Rewriting”为主题在WOS（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进行相关搜索，得到文献278篇，但由于国内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展示勒菲弗尔研究力度尚显不足，最终获取有效文献较少（即小于30篇），故以下分析主要基于来自CNKI核心期刊库的有效文献。

二、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在中国的改写与发展

（一）总体趋势

统计显示（图1），国内对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相关研究在1999-2013年呈现出持续上升状态，自2008年后关注度上升趋势显著，并在2013年达到第一次研究高潮。与此同时，2013～2017年间，国内学者研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呈现出持续稳定状态，基本维持在40-50篇/每年左右，波动不大；自2017年底至今，国内对改写理论的相关研究出现大幅下降趋势，且下降波动显著；截止到2019年11月24日，国内关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论文期刊数与2010年大致趋同。

图1 1999-2019年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文献发表数量

（二）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关键词共现分布情况

共现词分析有利于厘清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的主题以及热点内容。本文以2年为一个时间分区，将回顾年份设置为5，运用CiteSpace软件中的Term和Keyword功能对有效文献进行共现词分析。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共现词网络Network：N=595，E=1165；Density=0.0166（N代表网络节点数量，Density代表网络密度）。与此同时，通过在CiteSpace上将有效文献处理成可识别的数据，最后再进行阈值、关键词节点大小的调节，可视化处理成关键词可视化图谱（因关键词数据较多，图2仅显示频次≧3的关键词），如下所示。

依据图2所示，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关键词图谱由节点及其之间的连线组成。节点所对应的字体大小代表着其出现频次的高低。明显地，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在中国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主要集中在改写理论、改写、意识形态、诗学（诗学观）、赞助人、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文学翻译、字幕翻译、勒菲弗尔、操控/操纵、儿童文学以及葛浩文、林纾、林语堂等方面。贡献主题词“改写理论”“改写”“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翻译策略”和“译者主体性”是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主题词“改写理论”与“意识形态”“翻译策略”以及“诗学”“翻译”“翻译研究”紧密联系，与关键词“改写”“译者主体性”“自译”以及“文学翻译”“字幕翻译”联系紧密，与关键词“葛浩文”“林语堂”“林纾”以及“文化转向”“儿童文学”“操控”等紧紧相连，关系密切；每一节点之间由深浅不同的颜色连线构成，一方面与不同的时间分区（见图2）所对应，另一方面代表着每个关键词之间有共现关系。以下是对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在国内研究的主要关键词及其词频与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统计（其中中心性越高代表在网络分析中关键词具有的影响力越大），由于数据过多，这里仅呈现前34条热点关键词（仅显示频次≧3的关键词，见表1）。

图2 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表1 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主要关键词、频率以及中心性统计（前34）

由图1、表1可知，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以及在中国的改写与发展情况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

1.引介与使用：从零星接触到全面运用

启初，受西方语言研究学派的影响，“改写”理论并未在国内翻译文学研究中引起重视。从1999年至2003年，国内翻译学界对勒菲弗尔（频次12）的“改写”理论的引介使用仅仅呈现出零散趋势，注意力度较小。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2004）一书的引进出版，勒菲弗尔的“改写论”的引介发展状况发生巨大变化，引用数量上呈现出井喷态势，改写理论的影响力度实现质的飞跃。何绍斌认为勒菲弗尔“改写理论”（频次285）的研究范畴“意识形态”（频次169）、“诗学”（频次82）和“赞助人”（频次71）已经在国内学界所广为认知，但却忽视了文学改写形式之一和文学系统理论的译介；从其理论框架来看，“改写理论”的确不够成熟，有所欠缺。[2]但是该理论对翻译研究，甚至对文化研究的影响与贡献也不容小觑，如“译者主体性”（频次17）在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得到了重视，基于翻译目的语的最终导向问题，不同的意识形态存在相互竞争关系，译者在这一过程中要懂得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进行翻译的创造性改写；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对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频次21）和“翻译技巧”（频次3）有一定的启发影响等等。

2.评论与争鸣：围绕“改写”理论的接受态度和其概念观点的争论此起彼伏

勒菲弗尔用“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三个术语完美避开了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中的“翻译诗学”术语，这也引起了很多学者对其概念本身的界定和指导性存在争论与质疑。张南峰指出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的术语过于笼统，在指导翻译研究过程中不够深入与精确，且“诗学”概念存在含糊不清的现象，既没有明确是翻译诗学还是文学诗学，也不能很好地囊括文学系统中的所有规范。[3]另外，赵文静在肯定该理论影响与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勒菲弗尔三个控制因素的划分中存在的问题，即在强调“赞助人”和译者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忽略了可能影响翻译的其他意识形态，如读者的意识形态等；再者就是没有明确阐释“意识形态”和“诗学”之间的关系。[4]更多的是，对于翻译文化研究的归属和实用性方面，吕俊认为“翻译研究沦为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附庸之虞”[5]，李龙泉则指出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将翻译置于本末倒置情况之下等[6]；然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是翻译文化转向的产物，其理论所带来的广阔研究视域，纯理论研究价值巨大。谢天振认为译介学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思路与描述性研究范式本身和“改写”理论一致，即纠正“把纯理论与具体的实践指导相混淆”、把翻译研究仅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错误观念，告诉人们“译学观念要现代化”，这是“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等。[7]-[8]

3.文化推介：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文化改写对中国“文化输出”（频次3）有着重要价值，改写理论在文化研究方面颇具潜质。简单来说，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促使翻译跳出文学系统的原始基础圈，将翻译本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研究文学与翻译（频次10）以及文学系统外的“意识形态”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字幕翻译”（频次17）、“儿童文学”（频次5）、“新闻编译”（频次3）以及很多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如“《狼图腾》”（频次7）、“《生死疲劳》”（频次5）、“《金锁记》”（频次4）、“《红楼梦》”（频次4）、“《华夏集》”（频次3）、“《了不起的盖茨比》”（频次3）、“《丰乳肥臀》”（频次3）等，都是基于“改写”理论进行的翻译研究范围以及作品领域的拓展，使得翻译研究突破原本限制，从单纯见得翻译文本研究转向更广阔的语境、文学以及文化研究方面，且开始注重“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等操控因素（频次3）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此外，有声望的改写赞助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文化推介更加顺畅。勒菲弗尔认为：赞助人包括“那些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有影响力的个人或机构”。“林语堂”（频次14）、“葛浩文”（频次18）都分别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对中国文化的推介起到了重要作用等等。

（三）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核心主题

关键词共现分布能够非常清楚直观地呈现文献研究主题，同时笔者也运用CiteSpace软件中的Clustering聚类功能进行文献关键词的抽取，并且生成关键词的聚类图谱；通过分析国内有关论文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进而掌握国内学者近20年来对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动态的核心话题。

具体来说，打开CiteSpace软件进行程序运行，选取Display菜单中的Cluster功能选项设置其聚类中所包含的论文文献数量为3，同时选择通过施引文献的关键词提取名词性术语对聚类进行命名，并选择LLR对数极大似然率算法，自动抽取聚类从而生成共被引聚类图谱。依据图3所示，聚类效果参数指标模块值Q=0.6833＞0.3，平均轮廓值S=0.5791＞0.5，显然相关数值均在合理范围，聚类效果比较理想，且说明聚类内文献主题关联性较强，数据结果具备参考意义。另外，从图3也可知，在设置了聚类最低文献数值条件下，下面聚类0—聚类24所包含的相关文献数量均在3篇以上，依次为聚类0张爱玲，聚类1意识形态，聚类2孝，聚类3庞德，聚类4林语堂，聚类5文学翻译，聚类6译者主体性，聚类7字幕翻译，聚类8《天演论》，聚类9折射文本，聚类10复译，聚类11译作，聚类14“改写”，聚类15戏剧翻译，聚类24四字结构。这些15项聚类以不同颜色的深浅分布呈现，其所对应的就是相关论文文献的发表年份的远近大小（见图3）。

图3 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论文关键词共被引聚类图谱

与此同时，在可视化图谱界面选择Cluster菜单选项下的“Summary of Clusters”功能，从而获取详细的聚类列表。笔者将其简化后在这里仅仅呈现主要的结果指标（见表2），其中Cluster ID为聚类编号，Size为相关论文文献的数量大小，Silhouette值为相关的同质性指标数值，以及Mean（Year）代表该聚类中有关论文文献的平均发表年份。其中Silhouette值越大，说明聚类中所含成员的相似性就越强。

表2 聚类结果指标

1.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建构研究

据表2可以明显得知聚类0—聚类13所包含的文献数量大小以及相关的Silhouette值，以及国内关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动态主要在2005—2016年间处于热点时期，且各个聚类图谱存在重合现象，个别聚类与主要聚类项关联性较弱等。更多可知，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实则核心要义在于“改写”，同时该理论中提出的三个操控要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翻译文化转向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故将聚类1意识形态、聚类14“改写”同一并归至为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建构研究。

2.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应用研究

在“改写”理论中，聚类6译者主体性得以重视。勒菲弗尔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思想发生重大转折——彻底转向系统和描写研究范式。这一时期，勒菲弗尔认为文学作品主要是以折射文本（Refraction）（聚类9）的形式而进行不同适应性的改编，且该文本存在各种形式等；90年代，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的兴起，改写理论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聚类15戏剧翻译、聚类5文学翻译、聚类7字幕翻译、聚类10复译、聚类11译作以及一些有声望的人也利用自身以及社会影响力来进行翻译的文化推介，如聚类4林语堂等。可以发现这些都是对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进行应用的研究，故将聚类0、聚类2—11以及聚类15、聚类24归并为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应用研究。综上所述，通过论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近20年来国内对勒菲弗尔“改写”理论思想研究的核心领域主要有两大类：“改写”理论建构研究与“改写”理论应用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翻译研究范式的不断演化与改进，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研究在中国译界呈现出“经典化”过程，即在中国的接受与“本土化”。这种“经典本土化”主要集中在翻译研究模式、译者主体地位以及翻译理论实践对话等方面，加之受不同社会语境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不再是一味地对理论本身进行阐释与解读，而是更加理性地对该理论的贡献与局限进行评说与改进研究。

1.革新传统翻译研究模式

针对传统翻译研究模式，国内一般遵循“按本—求信—神似—化境”的评价标准来进行评定。这一“标准”具有传统文论特征：以事先预设原文为中心的价值尺度，围绕“直译”和“意译”的争论此起彼伏；将翻译问题用语言转换的技术性操作转化为语言问题，实则不能称为翻译研究。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打破这一惯性思维，用“改写”“操控”来看待翻译问题；陈福康指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曾被郁达夫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9]，王宏志也强调了在中国译界一致将“信”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可严复自己本身的翻译算不上“信”，其翻译的“不忠实”实则是故意选择的结果。[10]因此，从改写理论角度来看，严复用之前的字、句法即为“雅”，并请吴汝纶为自身翻译作序，实则吴汝纶即为严复翻译的赞助人，从而进一步为其翻译的诗学规范作定，其中再穿插新思想，最终达到启蒙目的。

2.凸显译者的主体地位

基于捷克学者Anton Popovic的元文本（metatext）概念，勒菲弗尔将翻译从视作“折射形式”到“改写形式”，意味着其翻译思想的变化。“改写”一方面要做到对客观环境存在的反映，另一方面要展现译者的翻译活动轨迹；就翻译本身而言，翻译是原文本的一种存在变体，而且是以一种适应译入语文化的形式，还是在两个文学系统及其间的调解中和的结果产物，即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符号置换，是两种文明的促膝长谈。另外，勒菲弗尔的“改写”是“调停”，也是“操控”原文本，且最终指向不同文化间的不平等权利问题；他将译者比喻成协调者、折中高手，既说明了译者有其自身的主动权，也意味着译者会受限于其他一些因素。这也与“改写”理论的特征相一致，即凸显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反作用于文学、文化以及社会系统。因此，译者主体性在国内学界也引起了一番热烈讨论，从翻译、翻译主体性至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一般简单的文学改写不会涉及到主体性方面的问题，“改写”理论给予译者的“操控”权力不仅实现了翻译文化的功能，而且也大大凸显了译者主体性的哲学内涵。

3.构建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平台

纵观国内外翻译学界，翻译理论与实践都存在断裂现象。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平台，该平台一方面涉及到传统翻译观的语言转换，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其他“操控”因素，进而促使简单的语言活动转化为语言实践。自Bassnett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后，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也将“改写”纳入其中，并延伸了文化研究中的性别研究和区域研究。由此，可以发现翻译理论与实践尚未脱节。[11]

（四）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前沿

笔者通过设定每个时间片段的关键词阈值为20，选取1999—2019年的数据，构建出国内近20年来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的关键词时区视图（见图4）。

图4 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的关键词时区视图

据图4所示，由左下角至右下角以散点聚类形成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不同时期年份的研究热点。从时区视图总体来看，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理论应用研究为辅；（1）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基本译介与阐释。明显可知，2004年之前主要集中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改写、诗学观、操控因素等等；（2）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应用研究投入。2004—2014年国内学者对运用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进行相关应用实践投入较多的研究精力，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2016年之后，这一时期国内学者逐渐开始运用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其他领域范畴，如“儿童文学”“字幕翻译”“娱乐化改写”“戏剧翻译”以及应用到中国典籍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红楼梦》《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另一方面，从突发节点来看，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中包括2个明显的突发节点，即2018年的“新闻编译”和2019年的“四字格”，并且这些热点在当时的研究频次都有一定的明显变化。

此外，笔者利用CiteSpace软件自带功能，对近20年来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的各节点频次曲线变化进行逐一浏览，并依据节点曲线的趋势上下变化，预测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中的“对比分析”、“对比研究”以及其他中国典籍作品，新闻领域在未来几年仍会保持持续上升的关注度。更多的是，研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理论背景和影响因素将会逐渐上升，结合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进行国内文学批评、理论研究领域的研究也会开始逐渐关注起来等等。

（五）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科学合作网络分析

研究机构与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在很大意义上能够非常清楚明了呈现出研究作者和机构的合作关系。生成图谱的节点代表研究机构和作者，节点越大代表研究机构和作者发文量越多，成正相关关系；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两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具体见图5、图6。

图5 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机构共现网络

图6 国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作者共现网络

据图5、图6可知，1999-2019年来，国内有不少研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思想的研究机构与作者。其中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占据较大比例，合工大在相关研究中出现节点最多，进一步说明该校在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上的突出成就；此外，师范类院校占比较多，如河南师大、安徽师大、华中师大、西北师大等。从研究机构共现网络来看，除河南师大外，其他研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密切，合作程度较弱。与此同时，就研究作者而言，张洁、王伟、徐娜、张真真、赵文静、何韶芬等占据较大比例，发文量较多。从作者共现网络来看，节点出现大多数都呈现出单点趋势，存在节点连线但很少，也说明了研究作者间合作关系偏弱等情况。

三、结语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的文献计量研究可以非常清楚地呈现研究主题的科学知识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并且能够显示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隐含的复杂关系。运用这一科学研究方法一方面不仅摸索厘清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另一方面也明确得知我国在1999—2019年对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接受与传播状况呈现出从基础陌生转化成经典本土化的过程，恰如其分地验证了“改写论”理论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在国内译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从而更好地把握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在中国学术土壤中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内容丰富，成果丰硕，但仍存在些许不足：

第一，理论建构与本体研究较多，影响力量研究偏弱。纵观国内CNKI知识资源总库，关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本身研究多，且研究主题与内容存在重复率偏高现象。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研究领域范围较广，目前国内学者在相关研究上视角有限，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提升，应当拓展领域，加宽、加深研究视角。

第二，研究方法与视角需要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与创新。研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目前还仅仅局限于理论建构与本体本身，结合西方文论思潮背景的研究也才逐渐增多。研究方法与视角需要进行改造、创新，可以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方法尝试，如语料库文体学、计量文体学等；也可以进行多领域的研究视角创新，如无线衍义视角、科学分析等。

第三，汉英等翻译研究本身力度尚显不足。国内研究翻译文本作品的学者很多，但是汉英等巴赫金理论翻译研究本身甚少。完全可以基于此进行汉英等翻译研究本身的全方位挖掘，比如基于不同翻译理论的文本研究、不同翻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语料库与翻译、翻译现象对比研究等等。

第四，校勘和文本研究重视程度不够。国内研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思想的硕士论文很多，但博士论文甚少，故研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体系还需更多地挖掘、透析与评判，这也有待我们关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