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芳，史 进

（西安体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710068）

中国红色体育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等广大革命根据地领导、开展的各项体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后，红色体育就已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多为红色体育活动开展情况的回忆录。改革开放以来，红色体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党挺、虞重干的《近60 年来我国红色体育研究评析》一文对截至2010 年的中国红色体育研究曾经有过较为全面的历史回顾与评析。［1］自2010 年至2020 年十年间，红色体育研究在研究成果、研究团队建设、学科体系构建等方面均有较大进展，突出体现在红色体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客体，综合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专题研究不断深化。基于红色体育研究在2010—2020 年间的这些新进展，本文在参见前人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对近十年来关于红色体育的研究成果和趋势进行简要总结和展望，以便将这一研究继续深入推进。

一、中国红色体育理论框架的初步构筑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学者们的共同努力，红色体育研究已逐渐由一个研究方向成长为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潜优势学科”，形成了相对明确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近十年来，有三部红色体育研究著作大致可以代表当前红色体育研究的总体水平：王增明、曾飙主编的《中国红色体育史》，史进、刘晓莉主编的《中国红色体育（1921—1949）》和党挺的《中国红色体育文化研究》。就学科发展贡献而言，它们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红色体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客体，开始初建自身的学科体系。

长期以来，红色体育研究课题非常不平衡，在时段和空间上，土地革命前期的苏区体育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体育研究比较充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红色体育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体育比较薄弱。在研究内容上，军事体育研究比较充分，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比较薄弱。王增明、曾飙主编的《中国红色体育史》是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开展红色体育活动的全貌的著作，填补了红色体育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空白。

该书在《前言》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探讨了中国红色体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明确指出：“中国红色体育是对中国红色体育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性研究”。红色体育的发展过程主要包括：党成立初期红色体育的萌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体育的确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体育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红色体育的发展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体育的进一步提高。这些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展的体育实践，领导人关于体育的理论、思想和主张，体育的组织机构、场地和器材设施，宣传和体育人才培养等构成了红色体育研究的基本内容。该书指出，中国红色体育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提高全民素质、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1可以为“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跃入世界体育强国之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贡献服务”。［2］1

在上述认识下，该书共分五篇，中国共产党早期体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体育、抗日战争时期体育、解放战争时期体育、中国红色体育特点及历史地位。《中国红色体育史》对红色体育研究学科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它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红色体育史，首次详细勾勒了中国红色体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为人们研究红色体育史提供了蓝本。它指出了红色体育精神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让更多的人投入到红色体育研究中，出版了更多的论文和专著。

史进、刘晓莉在2011 年发表的《红色体育研究》一文中探讨了红色体育的定义、发展时期和发展主线。作者将红色体育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红色体育经历了萌芽期、完成时期以及壮大时期”，［3］138指出红色体育的发展线索是“红色体育思想的形成期、苏区中央根据地的体育、长征时期的体育、陕甘宁边区的体育、晋察冀鲁豫根据地的体育、各八路军办事处的体育以及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体育”［3］138，主线是“中央苏区体育和陕甘宁边区体育”。［3］1402016 年，史进、刘晓莉主编的《中国红色体育（1921—1949）》出版。该书按照红色体育发展的三个阶段，以每个阶段的主线为研究内容，编撰而成。全书共分五章，第三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早期红色体育，第四章中央苏区体育之光，第五章红色体育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为了照顾内容的完整性，添加了第一章中国体育事业溯源，和第五章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体育。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红色体育与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结合起来研究，跳出体育史的狭窄视野，将红色体育的产生、发展、壮大，红色体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放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考察，这就抓住了红色体育的核心关键词“红”，凸显了和“红”相关的一系列特征，揭示了红色体育与中国革命的互动关系，也指明了红色体育“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再现”的根本原因。［4］1

党挺的《中国红色体育文化研究》突出的学术成就在于进一步拓展了红色体育研究领域，深化了红色体育相关专题研究。该书所使用的“文化”，显然是一种大概念，既包括体育实践活动及场地和器材建设等物质方面，也包括体育组织与制度等，还包括体育思想和精神。该书没有以“史”命名，从结构上来看，在简要的回顾了红色体育的演变进程后，共分12 个专题进行论述。研究的对象几乎涵盖了红色体育的所有研究领域：广泛开展的军事体育、普及的群众体育、活跃的学校体育、蓬勃的体育竞赛、革命领袖的体育思想与实践，体育场地与器材建设、红色体育文化创新的实践，红色体育的交流与传播，红色体育的历史贡献与深远影响等。该书还首次“将红色体育作为一种资源”，［5］23从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探讨红色体育的当代价值，是一种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中国红色体育文化研究》不仅打破了红色体育研究中罗列资料和现象的状况，也突破了仅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描述和评价红色体育的状况，将红色体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学科分支的初步形成

总结近十年红色体育研究成果，中国红色体育的研究对象是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各项体育事业，主要包含：红色体育史、红色体育精神、红色体育资源、红色体育传承。依据具体研究对象的差异和当前红色体育的研究现状，红色体育已经初步形成了四个学科分支。

（一）红色军事体育

军事性是红色体育的显著特征。毛泽东为首届体育节的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6］贺龙强调的“体育运动军事化”，［7］都清楚地表明，为革命战争服务是红色体育的主要目的。革命年代，红色体育活动紧密围绕战争，配合军事训练，对提高广大官兵身体素质、军事技术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是红色体育研究者的共识。军事体育研究一直是红色体育研究的重点。上述三部著作均对军事体育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近十年来有关军事体育的论文和硕士论文有几十篇，如吴强的《军体合一：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体育述论》，硕士论文包括福建师范大学的《井冈山军事体育研究1927—1930》，吉首大学的《抗战时期八路军军事体育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军事体育研究》《中央革命根据地军事体育研究》《贺龙军事体育思想研究》和苏州大学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与现代竞技体育结合的初步探究》等。上述研究成果对不同时期军事体育开展的历史背景与条件，军事体育思想、组织机构与工作机制、运动项目、场地器材、军事体育竞赛、主要特征、地位和作用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者认为，军事体育把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增强军人身体素质，还可以培养军队的团结精神，丰富官兵业余生活，满足官兵精神文化需要，“增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5］103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促进军民融合也有着积极的作用。［8］

（二）红色竞技体育

竞技体育是红色体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中央苏区时期，现代体育竞技项目已得到了广泛开展和普及。党对体育竞赛非常重视，在重大节日或纪念日，几乎都要举办各种规模的运动会。大规模的体育运动会如“八一”体育运动大会，“九一”扩大运动会等。红色体育竞赛之多，参赛人员之广泛，竞争氛围之热烈，堪称“盛况”。现有研究成果对革命时期我党开展的体育竞赛，尤其是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开展的体育竞赛进行了考察。对体育竞赛组织与制度，如举办方式、组织形式、竞赛项目，参与人员与范围和体育竞赛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者高度赞扬了红色体育“反对锦标主义、提倡文明体育”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体育”的特点，认为其对“今天社会主义体育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4］72充分肯定其“活跃战争年代的文化生活”，“促进体育的普及”等功能。研究者认为，各种体育运动会“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意义重大的体育盛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性体育竞赛”。［5］259西安体育学院的硕士论文《陕甘宁边区体育竞赛研究》和《陕甘宁边区体育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影响研究》还对陕甘宁边区体育竞赛模式和新中国体育竞赛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二者在竞赛项目和组织形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新中国的体育与陕甘宁边区体育一脉相承，陕甘宁边区竞技体育对新中国的竞赛事业有着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三）红色群众体育

红色体育始终坚持体育为民。人民性是红色体育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体育形态的显著特征。延安时期成立了许多群众性体育组织，如延安新体育学会，致力于研究服务于人民的新体育理论。延安时期首次提出了“体育为人民服务”“发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实践中，红色体育强调体育项目的大众化，真正把劳苦人民大众当做体育的主人，把人民健康放到了第一位。［2］2－3史进指出，红色体育的人民性“实现了体育的最高理想，达到了体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之于民的崇高境界”。［3］138－139

延安时期体育工作者对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加工改造，创造出服务革命、服务人民的新体育项目，进行比赛或表演。研究者对群众体育的指导思想，群众体育组织、工人体育、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妇女体育、群众体育的主要特征、历史地位与作用等作了考察和研究。党挺认为，群众体育的特征在于，“体育为革命斗争服务”，“广泛的群众性，坚持不懈的经常性”，“因地制宜，土洋结合，利于普及”等。［5］156－158西安体育学院硕士论文《延安时期群众体育研究》，介绍了延安时期群众体育的开展状况，分析了这一时期群众体育的主要特征，总结了其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文章指出，延安时期开展群众体育的历史经验“对现代全民健身的开展有重要启示”。［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高度重视体育教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育教学体系，积累了大量的开展学校体育的成功经验。延安大学体育系，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体育系科，不仅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体育人才，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学校体育提供了直接的经验。研究者对革命时期学校体育教育思想、体育理论研究、学校体育方针政策、组织机构、从幼儿体育到高等学校体育开展状况、教学方法、教材与教学内容等进行了考察。如张煜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学校体育的发展》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小学到高等学校体育活动开展的状况。［10］王增明等认为，延安时期学校体育的目的、受教育对象、教学内容、教材性质、课程设置的科学性都为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2］4

（四）红色体育文化与思想

体育文化与思想研究较多的集中在对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的体育思想的研究，如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陈毅、张爱萍、吴玉章等人体育思想的研究均有多篇公开发表的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体育思想研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体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对几代领导人的体育思想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与系统分析。［11］吉丽娜的《红色体育文化的内涵及价值研究》对红色体育文化的内涵作了界定，并对其当代价值进行了提炼，指出在看待红色体育文化时，“不应该仅仅把它当成是一种体育形式，而更应该看到它对于后人的教育意义和它所承载的革命前辈所留下的红色革命精神”。［12］党挺的《中国红色体育文化研究》对红色体育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了研究，提炼了红色体育精神的内涵，总结了其突出特征，提出了新时期弘扬红色体育精神以及弘扬红色体育精神的现实途径。［5］445

为了更好地开展体育运动，革命时期还成立了很多专门的体育组织机构，制定、公布、执行了一系列体育法规。诸如《体育节举行办法要点》《各种赤色体育规则》《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小学应加强军事化通告》等。对于体育组织与法规的研究，散见于红色体育通史著作中，专题论文发表较少。尚未发现有关于此类组织法规与新中国成立后各类体育组织与法规关系的比较研究。

三、新时代红色体育研究趋势与展望

近十年来，中国红色体育研究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红色体育研究中去，硕果累累。中国红色体育的研究内容与学科体系已基本明确。展望新时代中国红色体育研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研究。

（一）进一步加强红色体育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红色体育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红色体育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注重挖掘其精神内涵，激活其中蕴含的红色基因，发挥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知网检索，关于红色体育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的文章主要有：潘益良的《中央苏区赤色体育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章提出，红色体育具有“教育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13］黄文宾在《红色体育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提出，“红色体育文化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14］

总体来看，这类文章数量较少，对红色体育资源价值的挖掘与红色体育对党的事业的重要价值还不相匹配。新时代红色体育当代价值研究，重点应从三方面着手：一是通过红色体育研究，考察其基本开展情况，总结历史经验、历史贡献和影响，寻求其对当今中国体育改革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二是通过红色体育研究，提炼总结红色体育精神，红色体育精神是红色文化和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红色体育精神，使其成为中国进步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三是通过红色体育研究，探索开发利用红色体育资源的途径与方法。挖掘红色体育资源育人功能，助力思政课教学改革和课程思政建设。

实现红色体育精神的传承，首先要凝练出完整的红色体育精神内涵。当前，研究者对红色体育精神内涵的认识尚不统一。王增明等认为，红色体育精神的内涵在于，“立足民众，团结一心；锻炼筋骨，保家卫国；艰苦奋斗，拼搏超越”。［2］4也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体育为追求理想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因陋就简，实事求是，不断开拓创新”。［5］28进一步凝练红色体育精神的内涵，深入挖掘红色体育的当代价值，是红色体育研究亟需加强的薄弱环节，也是红色体育学科构建和被承认的现实基础。

（二）进一步加强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红色体育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对象尚不明确。从研究内容上看，研究成果较为单一，多是对红色体育进行以叙述为主的历史性考察。高层次的精品仍然不多，不少论文还停留在史料的解读或现象描述上。究其原因，在于红色体育研究目前缺少扎实的理论支撑。

关于红色体育的学科定位。一些学者认为，红色体育是体育史的分支学科，这大大限制了红色体育的研究领域和视野。我们认为，红色体育兼具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和体育史的研究内容和功能，因其研究对象的独立性、研究内容的系统性及其突出的现实意义，从而形成相对独立又具时代特色的分支学科。红色体育具有多重面向，研究红色体育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体育学、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

此外，对红色体育的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均应进一步作明确的界定，在学界达成统一的认识。只有加强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作为研究方向的红色体育才有可能上升到一门独具特色的分支学科。

（三）进一步加强红色体育文献史料、口述史的整理与研究

红色体育首先是对其发展过程的历史性研究。因此，推进红色体育研究，需要厚实的史料基础。早在20 世纪70 年代，王增明教授和曾飙教授开始整理出版红色体育史料，王增明主要方向是陕甘边区的体育文献史料，在基础性史料研究方向具有奠基人的作用，出版了《陕甘宁边区体育史料1935—1948》《红星耀体坛（画册）》《革命根据地体育文物幻灯册》等。曾飙教授是以中央苏区时期体育史料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出版有《中央苏区体育资料汇编》《苏区体育资料选编（内部资料）》《中央苏区体育史》等。近年来，西安体育学院史进团队，开始着手编辑一套多卷本《中国红色体育档案·延安时期》，该丛书已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立项。该丛书的出版必将对推动红色体育的深入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支撑。

当前，应进一步加强红色体育口述史工作，口述史的整理因其自身众所周知的特点比文献档案整理出版更急迫。鉴于口述资料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研究者可以将其与档案文献史料结合起来运用，准确解读和使用口述史料，也可以通过拍摄纪录片、专题片等进一步提高口述史料的应用价值。

（四）进一步拓展新时代红色体育的研究视野与领域

将红色体育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视野下来考察，诠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体育理论和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性继承、转换和发展，揭示红色体育理论与实践在中华体育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将红色体育置于中国革命的特殊背景下来考察，诠释红色体育与中国革命的密切联系，研究红色体育开展对根据地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乡村建设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对农民宣传教育动员的积极作用等。完整阐释红色体育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担当和作为，客观评价红色体育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以红色文化观研究红色体育，围绕红色体育与红色基因传承；红色体育精神与其他红色革命精神（如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的有机关系，形成理论性和启发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立足新时代研究红色体育，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研究红色体育归根到底是为了服务现实，发掘红色体育的当代意义。准确阐释红色体育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关系，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研究，对其实践与理论基础、重要讲话、论点、主要思想进行理论性、系统性和专题性研究，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体育事业的指导作用，是新时代红色体育研究应有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