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旭

（延安干部培训学院 延安精神教研室，陕西 延安716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41这一论述充分凸显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的，他将意识形态称为关于思想的来源、界限和可靠性的观念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是特定阶级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个价值系统，其目的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以趋向共同的价值目标，它体现为一定的价值观尤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由信仰、理想、形象、情节或行为规范构成体系；意识形态通过价值观的确立、信仰体系的构建，使人在思想上与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保持一致，尽力消除社会内部的分歧、矛盾和冲突，抵御外来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从而凝聚社会力量，创造社会和谐。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成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它关乎着旗帜和道路，关乎着为国家立心、民族立魂，关乎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关乎着凝聚党心民心，关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意识形态安全一旦失守，就会犯颠覆性错误。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是指意识形态安全受损的可能性，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人为性。风险有来自外部自然界的风险，也有人为风险，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属于人为的，这种人为性有来自一个国家外部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干扰和颠覆，也有本国内部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二是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不可感知性。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属于文化风险，其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直接感知的，也是难以估量的。三是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深远影响性。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是对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可能产生的损害，一旦这种损害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会导致指导思想的旁落、信仰体系的崩塌以及行为规范体系的混乱，它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四是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叠加性。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文化，其作用要通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体现，这就使意识形态风险和其他风险很容易叠加在一起，使这种风险显得更加复杂，造成的危害更大、破坏性更强。新时代，中国面临着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挑战十分严峻。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2］812019 年1 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由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就成为一个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根本性、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问题。

一、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表现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3］新时代社会发展呈现出全新态势，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渗透加剧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一）意识形态认同力削弱的风险

意识形态认同力削弱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信仰认同的危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经受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然而有些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二是理论认同危机。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过于教条化，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还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这就增加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危机。三是价值认同危机。进入价值多元时代，东西方价值的对抗使人把西方价值视为“普世价值”，非主流价值对主流价值的挑战更使主流价值失去权威，导致价值认同危机。四是话语认同危机。网络民间话语体系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提出了挑战，使主流意识形态出现话语认同危机。五是情感认同危机。一些挑衅性话题，不断诱发着舆论极端情绪，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地位产生怀疑，造成情感上的疏离。六是利益认同危机。漠视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一味夸大现实存在的问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美化西方体制。认同危机加剧了意义感和价值感的丧失，严重削弱了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认同力。

（二）意识形态凝聚力下降的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防范化解包括意识形态风险在内的七大领域的重大风险。［4］其中突出表现是意识形态凝聚力下降的风险，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受到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对马克思主义一元地位构成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冲击，整合多元价值观的难度加大；信息传播的隐形化、圈群化、类型化，使得主流媒体的主导作用被严重削弱；诸多民生问题被意识形态化，并逐步演变成舆论风暴，对意识形态的引导、管控、处置的难度加大，效果不彰。意识形态凝聚民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作用在下降，不能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不能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使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大打折扣。

（三）意识形态抵御力失效的风险

西方国家对我国在意识形态上的遏制可谓花样百出。近年来“疆独”“藏独”“台独”“港独”无不与此有关，“新疆棉事件”更是暴露了西方社会无风起浪的嘴脸。从国内形势看，少数人以维护党的意识形态纯洁性为由，以改革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对改革进行诋毁，否定党的领导；还有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借口，鼓动民众与政府抗争；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幌子，以爱国之名行反对政府之实；人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进行断章取义，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为此，我们不能保持沉默、躲闪回避，要有勇气直面问题和挑战，科学有效应对政治原则问题，认清思想认识问题，把握学术观点，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言论与观点，抢占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和话语权。

（四）意识形态话语权旁落的风险

“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风云激荡。”［2］328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以及西方话语霸权，我们面临着话语权旁落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话语主体的理论素养较低，尤其不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全面深化改革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政治站位不高，不能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在大是大非面前丧失了原则和立场。二是话语内容陈旧且僵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脱节，造成了政治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脱节。而在与网络话语相结合上，不能用网络话语去回应现实问题，给意识形态主阵地带来丧失的风险。三是对话语载体的开发、整合和管理不到位，难以形成合力。意识形态需要诸多载体加以传播，既有国内也有国外、既有传统也有现代、既有国家层面的也有地方层面的。当前，利用网络载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国外载体传播中国声音、实现各级层面载体的相互配合，还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任重而道远。

（五）意识形态主导力失控的风险

意识形态主导力失控的风险首先体现在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弱化。执行意识形态相关制度不严谨、不规范，无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对意识形态风险警惕性不高，管控不力，线上线下相脱节，往往使小风险演变成了大风险。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错误思潮听之任之，方式手段陈旧。其次由于漠视群众利益、贪污腐化、权钱交易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党员干部形象和政府公信力，也因此削弱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力。个别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动摇了意识形态主导力的政治基础。“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2］326如果一味故步自封，不求创新，落后于时代，将无法形成长效机制，更不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总之，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众多，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当，必然会影响意识形态安全进而影响国家安全。我们只有充分剖析风险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到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有效方法。

二、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成因

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全球化、市场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意识形态安全发展的内外环境，加之突发事件的发生，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成因交错叠加。

（一）全球化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全球化由资本主导、现代化推进。因此，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5］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资本开辟了世界市场，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生产方式，社会化的大生产使科学技术得到了广泛使用，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使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对自然的无节制改造则增加了极大的社会财富，但也从此使人类面临着严重的风险。全球化将赤裸裸的军事方式转变为知识殖民、技术殖民和信息殖民的“和平”方式，但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历史事实。进入新时代，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交往规则的制定，但全球化仍由西方国家主导，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各个领域的摩擦增多，斗争也日趋激烈，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日趋严峻。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的便利条件，通过文化交流实现意识形态渗透进而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致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重风险。

（二）市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革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实践是一种全新的探索，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对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市场经济催生了极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技术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造成了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脱节。市场经济的世俗化、功利化冲击着崇高的信仰体系，导致终极而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侵蚀党员干部的肌体，造成理想信念的蜕化。在新时代，市场经济的功利化诱发了GDP 崇拜，使短期获益的产业受到重视，而文化产业的时效受到冷落。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过度市场化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建设的弱化，民生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同，引发信仰危机，造成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三）网络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当前信息的拥有上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并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动发布信息，发展中国家被动接收信息的局面，话语权被西方国家牢牢掌握，他们便捷地通过门户网站、社交媒介篡改事实、捏造谎言，利用一些突发事件制造恐慌、激化矛盾、鼓动暴乱，互联网早已成意识形态的争夺之地，成为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与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对一个国家很多领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7］197－198网络“水军”对网络健康、网络稳定、网络话语的把控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成为意识形态传播、渗透的新阻力，成为西方国家发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渗透的助推器，在引发舆论焦点与热点的喷涌爆发中，直接冲击着执政党的舆论主导地位。由此造成的思想混乱，瓦解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动摇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地位。

总之，全球化拓展了意识形态交流的时空场域，使意识形态在交流碰撞中彼此发生着改变；市场化在为意识形态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的同时，也极易造成功利原则对思想文化的侵蚀；网络化在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便捷的同时，也使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所有这些都会引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三、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防范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备豫不虞，为国常道。”［8］我们既要做好防范化解风险的先手，也要备有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能打好防范和化解的有准备之战，也能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仗。当前，我们要在厚植意识形态安全的物质基础上着手，强化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在提高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上下功夫，健全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只有做好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各项准备，我们才能在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厚植物质基础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看，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这也客观地阐明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当前，中国虽进入新时代，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中心工作，发展是第一要务，丢掉这个中心和要务，意识形态工作也就失去了基础。经济建设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意识形态建设为服务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二者不可偏废，厚植物质基础，意识形态工作才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强化防范意识

首先，要坚持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1］24凡事从坏处着眼，往好处努力，其实质也是一种忧患意识。其次，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战场，网民素质参差不齐、多元信息热度不同、个性化发展不易掌握，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受到了严峻挑战。因此，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现实，牢固树立网络信息安全阵地意识，净化网络空间、强化对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实现网络管理制度化、法治化，让网络这一意识形态主阵地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再次，要树立责任意识。面对职责范围内的风险，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上面、留给后面，更不能不负责任制造风险。［2］82防范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责任是凝聚思想共识、克服意识混乱，坚定不移弘扬主旋律，使主流意识形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把出发点和归宿点都落在人民利益之上，使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入人心。

（三）提高防范能力

要在提高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识别能力上下功夫，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战斗力和凝聚力。首先，提高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识别能力。要有对风险的感知、认识和捕捉能力，需要我们认真甄别，科学评估，才能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其次，提高意识形态引领力。要形成全民共识，以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在政治上始终保持清醒、文化上始终坚定自信、理论上始终坚持自觉，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意识形态斗争本领，通过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引领群众向党靠拢，为提高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提供理论武装，从根本上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再次，提升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将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意志，实现党心和民心的心灵契合；以自觉的理论创新使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人民的高度认同。在抓住关键少数，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作用中，防范化解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与不良社会思潮的侵蚀，要注重媒体应对与新闻发言人的学习培训，实现以过硬的能力应对各类斗争，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领导。在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网络人才队伍的同时，以较高的媒介素养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时刻站在舆论前沿，抢占主阵地，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主导地位不动摇。

（四）健全防范机制

首先，需要制定应急预案，有效控制风险的扩散与蔓延，做到有备无患。对各个行业、领域、事态的发展提供可控选择和预知方案，就是底线节点的突破与敏感、裂变信息的捕捉与跟进。做到信息发展酝酿期的早感知、早预防，早警惕，可以科学规避重大意识形态风险的发生。利用高科技网监系统进行信息流量的常态化监测，通过专业的分析，在“内部知情期”［9］把握第一时间，在信息识别中排查风险因素，全面掌握即将发生的风险点；对潜在的非安全因素进行预测，谨防滋生风险爆发的可能因素，提前释放预警信号，制定科学的应急处置预案。其次，健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对于风险爆发的可能程度、影响范围、潜在损害进行分析研判，依照一定的评估指标确定风险的等级，如遇较为严重的突发事件，可通过专项直通网络平台，快速应对，缩减分析评估的上报与反馈程序，有效利用层级时间差，为意识形态重大风险防范工作争取更多的时间。再次，健全意识形态风险管控机制。通过引、控、疏，实现及时引导，有效管控，疏通阻隔在舆论场上的负面消息，凝聚大众抵御意识形态风险的行动自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呈现出意识形态风险协作机制的建立。通过资源共享、优化整合，形成环环相扣的强大合力，通过整体协作，将风险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五）加强软实力建设

“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1］41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上，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显得至关重要。首先，“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7］16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最根本的思想观念，是通过共识的凝聚来实现国家形象的成功塑造与人民对国家制度的普遍认可，决定着意识形态前进的方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筑牢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和个人充满活力。其次，要在坚定中国文化自信的道路上提炼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提升内涵深厚的文化素养、宣传广泛而悠久的文化底蕴，争取国际话语权。通过解决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强化组建具有高水平高素质的政工人才队伍，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最后，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牢牢把握和赢得宣传舆论的主导权。营造利于发展的舆论场，占领思想宣传舆论制高地，弘扬中国精神，彰显中国力量，塑造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