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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楼街与珞珈山:空间视域下的《不谈爱情》

2022-11-30梁向阳夏华阳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珞珈山池莉阶层

梁向阳,夏华阳

(延安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武汉作家池莉的《不谈爱情》作为新写实的代表之作,为我们讲述了城市中普通人日常的婚姻生活,是一部具有悲喜剧色彩兼顾的作品。小说没有虚构一个背景,而是为我们呈现了两个有迹可循的真实空间:武汉汉口区的花楼街和武昌区珞珈山。而这两个自然地理意义层面的位置空间在社会发展中早已构建起具有深刻的社会及文化象征意义。花楼街不仅仅作为一条商业街而存在,在其内在的构成来说则也主要是武汉市民阶层文化,而珞珈山这个空间名词在代表高等教育聚集空间的同时其内部构成自然显示出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文化的特性。

在作为花楼街小市民阶层出身的吉玲与作为珞珈山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出身的庄建非结合,引发了一系列爱情婚姻上的矛盾,我们也可以用空间视域从中窥探一个城市两个不同空间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社会文化内容,也从另外一个视角切入看到这部小说所富含的典型性在哪里。

一、花楼街与珞珈山:两个空间背后的社会文化与权力关系

在《不谈爱情》中,池莉对花楼街这样写道:“武汉人谁都知道汉口有条花楼街。从前它曾粉香脂浓,莺歌燕舞,是汉口繁华的标志。如今朱栏已旧,红颜已老,那瓦房之间深深的小巷里到处生长着青苔。无论春夏秋冬,晴天雨天花楼街始终弥漫着一种破落气氛,流露出一种不知羞耻的风骚劲儿。”[1]小说中花楼街的描写充分展现了新写实小说的现实描摹特点,现实中花楼街位于武汉的汉口,花楼街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清朝作为通商码头的汉口开辟出来以后,花楼街便慢慢形成。当时的花楼街紧邻租界,商号林立,是一个商业氛围浓厚的地方。直到当代,花楼街在武汉也是作为商业功能出现的城市空间。花楼街本身具有的空间功能也决定其空间内在社会阶层构成,由商贩及普通小市民构成的阶层是花楼街这一空间存在的基础。而珞珈山更不用说,近代以来著名的武汉大学紧靠珞珈山,珞珈山成为了精英知识分子的符号象征,这构成了武汉另一个不同于花楼街的空间——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空间。这两个空间所特有的文化景观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符号意义,通过池莉运用其炉火纯青的汉味儿语言及空间书写为我们呈现出来,并为我们建构了关于武汉这一城市中不同空间的想象。正如迈克·克朗在谈及文化地理学的两层意义时说道:“因此,文化地理学有两层意义,一是研究文化利用地理使特定空间被赋予特定意义的方式。二是研究这些文化的地理分布。”[1]现实中的花楼街与珞珈山作为武汉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空间景观,两个空间的文化意义已经非常明显,在文本中我们看到池莉将两个空间的特征放大,为我们更为戏剧化的展现出来。

池莉在文本中对于两个空间特征的建构是通过人物语言、行为、所处空间环境的描摹等体现出来。文本开始通过庄建非与吉玲因为看电视引发争吵的语言描摹,把两人的身份、背景、性格等准确表达出来。“吉玲冷冷地扭过头,依然屹立着。庄建非说:‘请让开。’吉玲将头倏地转了一个方向。‘吉玲,我请你让开!’而吉玲,她哭着说:‘好!动武了!庄建非,你打老子,你这个婊子养的!’”[2]我们可以透过两人的对话可以看出,庄建非与吉玲来自不同空间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及性格上的不同,正是这两个空间长期不同的文化背景氛围渲染铸就而成。这也是之后矛盾冲突爆发所潜在的动因。其次是池莉对于这两个空间的描述性话语,即对于双方生活空间的叙述及身边家人的叙述。身处花楼街的吉玲生活的空间“晴天雨天花楼街始终弥漫着一种破落气氛,流露出一种不知羞耻的风骚劲儿。”吉玲的母亲是个邋遢的老胖女人,父亲是个自以为是的善谈者。四个姐姐也经历了失败的爱情与婚姻。庄建非这一边,处在高知家庭,父亲是研究训诂学的专家,母亲是中文系当代文学教授。在这样一种知识氛围浓厚的家庭背景下,庄建非自然不同于花楼街的吉玲。在小说前半部分通过两个人的话语及身份背景的书写逐渐为读者构建起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空间及社会文化,吉玲一家代表了市民阶层空间的社会文化,庄建非一家代表了精英阶层空间的社会文化。让读者随着人物进入这两个空间内,也赋予两个空间鲜明的特征。在这种空间特征的影响下,关于文本的背景自然会进入接受者的视域之内。通过文本内容的揭示,空间中的社会及文化内涵则通过日常生活来展现,将空间的文化及美学特征在生活中勾连起来。正如列斐伏尔所揭示的“日常生活化审美”,“在都市化的日常生活中,都市制造着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表达着都市,两者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了日常生活批判的‘都市化转向’。”[2]通过都市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叙事介入审美,勾连都市生活与美学的关系,极大的拓展了城市日常生活的阐释空间。池莉的这种城市空间的写作突破了八十年代流行的寻根文学,寻根文学试图在传统文化与乡土的空间中建构属于中国特色的本土文学,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关于城市空间与城市中人的生存状况必然为大家视野所关注,池莉等一批新写实作家对于城市空间、空间人物生存状态的书写打破了这一局面。池莉的书写直面城市生活空间中的人物日常生活,通过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展现来书写人物生存状态,书写我们生活的城市空间。不论是《不谈爱情》中吉玲与庄建非的日常爱情叙事,还是《烦恼人生》中所展现的印加厚平淡而又充满烦恼的生活;都显示出处在城市空间中普通人生存状态的方方面面。 “在池莉小说中,正是通过对武汉小市民最为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体现着她对于人生经验的理解和创造,探究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纠葛和冲突,从而获得一种属己的生命感觉。”[3]这种生命感觉是个人的生存体验状态,也是生活在城市空间中人的复杂生存状态,这些主人公所处在城市中,但他们同时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与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是社会空间中自我的生存描写,同时随着人物的生活轨迹也展现了城市空间中复杂而又矛盾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等级亦或权力之间的争斗。

空间是作为一种流动的状态来存在,而不是一种静置的状态,不论是高大的写字楼还是街头巷陌,生活在城市空间的人们穿梭在一个个地方或者一条条街道,在流动过程中不同社会空间的交互与碰撞产生了复杂的矛盾关系。而不同空间的阶层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很大程度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及权力。布尔迪厄就曾指出人处于一定的社会空间中就占有一定的资本。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更是一种社会资本在起作用。在布尔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论述中社会资本更多的是一种非经济资本的形态,“社会资本是实在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4]而在中国语境,在当时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中,这种社会资本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均与差异化的表现。作为普通小市民阶层背景的吉玲一家与具有精英高阶层的庄建非一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权力在当时中国社会背景下具有极大的差异。庄建非一家作为当时社会上较高的阶层,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及权力远远大于普通市民阶层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以这就造成了空间上的不对等,在这种不对等的背后是受行动者所处空间中占有的社会资源大小影响。这种不同空间中阶层的不对等性也是日后双方冲突的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说这种空间的出现以及带给读者关于一个城市空间和城市文化的想象,是通过日常生活化审美的介入来进行建构的。文本所展现的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及社会文化,两个阶层背后空间社会文化及权力的运行。通过出身于两种空间背景的人物关联起来,通过人物背后的两个阶层的差异性,从城市的物理空间进入,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及行动联结展现作为城市与社会空间背后社会文化及权力关系的复杂性。

二、对立:两个空间的冲突

在《不谈爱情》中池莉为我们展现的主要是庄建非与吉玲关于爱情婚姻方面的矛盾冲突,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庄家对吉玲阶层身份的不认可。这种身份的不认可也是不同阶层空间碰撞所产生的结果。空间并不意味着平等,珞珈山上的精英阶层相对于花楼街的小市民阶层在社会中拥有更高的身份地位,也意味着其掌握更高的权力与资源。对于吉玲一家来说,庄建非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个身份符号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意味着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地位。两种身份两个空间阶层的相遇必然会有矛盾冲突产生,两个人的结合也是各自抱有目的,庄建非与吉玲的结合似乎与性的欲求更多一些,“他对自己婚姻作了一番新的估价之后,终于冷静地找出了自己为什么要结婚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性欲”[5],而对吉玲来说,为我们展现更多的是一个被物化的女性,爱情结婚对于吉玲来说物化的成分更多一些,吉玲通过庄建非手的细节就得出结论,“家庭富有,养尊处优,手白而胖,爱翘小指头;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且又是知识分子的人。”[6]吉玲这种物化的都市女性形象也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建构起来的一种形象符号,也带有特属于花楼街这个空间内小市民阶层的属性在其中。吉玲通过与庄建非的交往结合也预示着处于低地位空间阶层渴望进入高地位空间阶层跃升的愿望。所以吉玲在见到庄建非的那一刻,将庄建非更多的进行了符号化的判断,这种判断不仅仅基于对其细节的分析,在庄建非种种细节展现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所属空间的社会文化对其塑性的结果。但这种判断也让吉玲内心被层层迷雾笼罩,“符号的诱导,致使欲望、想象、创造、与真实需求脱节。”[5]作为一个被物化的女性,吉玲的内心被物化的符号所占据,内心所涌现的冲动已经不是一种主体化的真实需求,吉玲对于爱情需求被客体化了,丧失了主体的真实需要,被符号的迷雾所占据,在吉玲完成对庄建非判断的那一刻,那种寻求爱情纯粹性的目的已经丧失。所以两个人的婚姻目标不同,注定会碰撞出诸多矛盾。在结婚之前,庄建非领吉玲回家,庄建非的母亲与妹妹极力反对,“她不适合你。她知识结构太低。显而易见总带着一股拘谨而俗气的小家子气。”[7]在这里的冲突是吉玲想得到庄建非家庭的空间上的身份认同,而庄母则对于吉玲所属空间的身份则抱有一种偏见意识。以后的矛盾冲突也基本上围绕这一方面(空间的身份认同)展开。这种身份认同背后的冲突则展现了两个空间中阶层的对立冲突。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生产》中就强调城市生活在城市空间中开展,“各种空间的隐喻,位置、地位、立场、领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和流动等,无不透露了社会界限与抗衡的界限,以及主体建构自我与异己的边界,从空间向度来把握城市阶层的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6]所以,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相当隐喻性的空间符号,珞珈山与花楼街,这两个空间符号背后就是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与小市民阶层的界限与阶层划分。于是也就产生了这种身份认同的矛盾,还是主体对于异己的排斥以及主体自我与异己是否能进行同一性认同的问题,也是一个掌握较高的权力的空间对另一个空间的抑制,庄家对于吉玲这个来自于不同阶层(相对于其较高阶层的精英身份来说),甚至在他们眼中是“知识结构太低”的小市民的身份有一种鄙夷的态度,这也显示出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清高,这种清高和对非知识阶层的鄙夷是造成这种身份不对等以及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所处空间拥有的权力与对异己的排斥力量使其意识占据所谓的高地。在这里我们也不用以恶意的揣度猜想池莉这篇小说是否有丑化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刻意物化小市民阶层的一个倾向;而是针对于文本来说,这种阶层的不对等也是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对于婚姻观念“门当户对”的一个很好的现代诠释。就像中国长久以来被无数次阅读与阐释的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崔莺莺作为相国之女,张生是一介平民书生,虽然张生对崔家有恩但莺莺之母还是对张生的阶层身份有所顾忌。这个故事结局虽然是圆满的,但是其中很鲜明的体现了中国社会中自古以来门当户对的婚姻爱情观念,这种观念自然是以这种阶层的不对等为前提才得以实现,并且体现着对中国人婚姻观念影响深远的功利主义色彩。在《不谈爱情》中我们看到,即使到了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武汉这个中国中部的大都市中也仍然具有这种观念。而且在这部小说中池莉用了两个具有鲜明特征的空间符号来阐释造成这种矛盾冲突的原因。两个空间为我们展现的是空间符号背后的所指,即空间背后存在的阶层碰撞及碰撞之后的冲突。而这种空间的冲突用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方式似乎有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失真,空间生产的方法固然对于城市空间的批评有启发作用,但针对于建立在资产阶级城市空间的批评移植于中国转型期的城市空间批评时要注意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况。在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转型期,阶层的冲突似乎是一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过程。小说中的吉玲与庄建非虽然都身处武汉都是城市户口,但在城市中,我们在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吉玲及吉玲家虽然也是久居武汉的城市户口,但珞珈山的空间及庄家人的阶层在那个年代代表了精英群体以及公家人的身份,这意味着进入庄家得到庄家的身份认同,吉玲则会得到一种身份的转变,吉玲家人也有了在花楼街炫耀的资本,在社会上会拥有更高的地位与权力。在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有关于1980年代中期以北京为例前二十名具有社会声望的职业中,教授一职高居第一,而医生一职也排在靠前的第六位。[7]这也说明了职业带来的阶层划分与荣耀感。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阶层身份认同的矛盾亦即中国社会观念的门当户对。因为阶层的对等满足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也是一种社会声望的积累,声望带来的不管是经济还是精神上的价值则不容小觑。这种声望与门当户对的婚姻观,以及有着如吉玲一般冷静理性的爱情选择与李泽厚所讲的中国传统以来那种“实用理性精神”所相关。“服务于现实社会,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8]这种实用理性精神在这种婚姻观念中得以很好的体现。这样体现出“不谈爱情”这一题目的深刻内涵,在讲求实用理性为婚姻标准的价值判断及阶层对等的门户观念之下,爱情的目的变得更加不纯粹,婚姻的基础也不再是爱情而是最为现实的利益诉求。

所以《不谈爱情》中主要的矛盾冲突可以总结为两个空间背后阶层的冲突,以及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身份认同的矛盾。小说结尾关于两个空间的冲突及身份认同的矛盾更是达到了一种高潮,在吉玲与庄建非婚姻矛盾爆发后吉玲回家的示威,吉玲家人要求吉玲回到庄建非身边的条件很简单但也很让人为难,即:庄家人认可吉玲,庄建非父母亲自来花楼街,这里其实就是吉玲家想要得到庄家所属空间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从珞珈山到花楼街,看似只是从一个空间流动到另一个空间,但这背后实质是一个空间的阶层与另一个空间阶层冲突斗争与矛盾的调和过程及不对等性的体现。所以在这里,矛盾也是贯穿着身份认同冲突而来。这已经不仅仅是吉玲与庄建非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他们身后的家庭与所处空间中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他们所处的空间环境正为他们的行动深深打上烙印,这也正如池莉在谈及其中篇小说《打造》时所说:“我必须深入天真无知去探求他们的内心深处。以及,潜入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家族所有男女老少的内心深处。”“正是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蜿蜒曲折,生活表面的交叉小径上,才呈现出一团乱麻的迷宫般困境。”[9]所以这不是单个方面的冲突展现,而是具有关联性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空间的冲突。这里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城市不同空间下的暗流涌动,这股暗流从一个个空间,从一个个珞珈山、花楼街之间穿过,为我们展现一个城市看似宁静日常生活下面不同空间的碰撞、交流、冲突、融合。这是在日常生活化审美中所才能展现出来的空间秩序的交流与冲突,也给我们看到了这种从属于空间中阶层不对等性对于个人及人际关系所带来的诸多烦恼之处。

三、和解:一种无奈的举措

在经历了种种矛盾冲突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结尾是以庄建非父母亲自出动到吉玲家的花楼街,以吉玲与庄建非的和解为结局的。在从珞珈山这个空间到花楼街这个空间的人物行动上就可以将这种冲突到和解的过程很好的展现出来。这种和解过程也是两个空间符号背后阶层对于身份认同的和解,但这种和解没有真正彻底实现。首先是在从珞珈山去花楼街之前,庄建非去求教父母,虽然庄家人还是对吉玲家抱有偏见,建亚说“这就是那帮汉口小市民的德性,动不动跑回娘家什么的。和她结婚都是抬举她呢!……”,庄母也说“建非,怎么说呢,现在事实证明当初不是我们错了而是你错了。”[9]庄家还是没有能够破除这种身份的不认同的态度。但庄家还是从珞珈山上下来,这里的珞珈山与花楼街在视觉上可以形成一种高低空间对立(这种高低空间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更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珞珈山高地意味着在当时地位身份较高的知识精英群体阶层,花楼街则是小市民聚居的群体阶层)的视觉效应。这种和解过程看似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大团圆结果,这也是一种现实无奈的和解。基于文本所书写的现实,首先是吉玲的怀孕,其次是吉玲离婚的威胁,然后是庄建非在听取梅莹的意见后对于婚姻现实生活的理解。这是庄建非一家“下山”的重要推动力。而吉玲一家,当庄家到花楼街时的反应是“吉玲母亲‘马上’拿出贴身藏的存款,不惜血本款待亲家。”并且引来花楼街的邻居观看,这里吉玲一家的反应以及花楼街邻居的反应,很好地表现映衬出吉玲一家得到来自珞珈山的庄建非一家的身份认同而高兴,而当庄母看到花楼街的家庭妇女竟有这般整洁体面时,心里也得到了些许安慰。但这种安慰也是一种无奈之后勉强的身份认同感。

小说在这里就画上句号,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空间不同身份阶层的两家人最终以一种出于现实的方式进行了一场无奈而又尴尬的和解。小说题目叫不谈爱情,建亚在结尾感叹哥哥建非没有爱情。这是小说一个很重要的主旨。小说文本中通过种种矛盾冲突也来说明当时的阶层观念。小说画上了一个看似令人满意的句号,但故事远没有结束,这只是烦恼人生的开始。在珞珈山与花楼街完全不同的两个空间内,只有两个空间下的两种阶层实现真正的身份认同,抛除固有的对立观念才能实现一种和解。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空间场域所生成的习性是难以改变的,正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习性作为一种生成性结构,习性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同时习性不以“有意识的目的谋划为前提”。“布尔迪厄还使用文化无意识、塑造习惯的力量、心理习性、知觉、欣赏、行为的心理架构与操作架构等术语表述习性概念。”[10]所以这是一种内化的行为方式的产生。在一个空间场域内一旦在场者形成某种习性之后就很难改变已经成为一套固化的心理及行为模式。我们在小说《不谈爱情》中看到,身处在珞珈山这种精英知识群体阶层的文化空间场域中,那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傲慢与偏见的心理结构一旦形成便很难扭转,这已经固化在自我的内在情感结构中而无形影响着自我的行为方式。这种心理习性的构成与传统中国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固化的理念不无关系。基于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并且结合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来看,传统形成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与现实的身份待遇形成了呼应,导致出现作为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庄家对于出身于花楼街小市民阶层的吉玲一家产生了一种身份认同的傲慢与偏见,所以小说结尾这种身份上的暂时认同很难持续。虽然庄建非与吉玲两个人的感情得到了修复,但双方背后代表的家庭,空间形态、阶层文化,使得认同与和解成为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虽然吉玲母亲的“整洁体面”得到了庄母的暂时认可,但正如当初庄建非初来花楼街,吉玲家人伪装表现出来的“热情好客”“脏话立刻消失”一样,当庄建非在劝吉玲回去时再次来到花楼街,吉玲一家人表现出其真实的小市民所具有的无礼与市侩。这种虚假的伪饰最终会露出破绽,而这也显露出小市民阶层所固有的市侩、唯利、小家子气等的心理习性特征,这是花楼街这种空间场域形成的文化环境亦或文化心理结构。当花楼街的吉玲及其一家想得到珞珈山上庄家的身份认同时,作为在场的知识精英阶层的庄家显示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心理表征,吉玲包括其一家人想通过进入庄家所在的空间场域实现所谓的高阶层的身份认同与跨越,因为庄家的身份声望在那个时代所能带来的生活特权,社会地位,声誉价值是不容小觑的。所以作为结合的两家,和解只是一种暂时性委托于现实的权宜之计。真正的和解则需要漫长的时间与生活的磨合,不谈爱情,讨论的不是爱情而是难以跨过去的两个空间的鸿沟与空间上不对等的差异。

在这种空间上不对等,空间交流碰撞后产生的矛盾表面上看似消弭的背后,其实还有真正很长的路要走。小说看似欢喜的结尾,却也是隐藏着无奈的哀伤。池莉为我们写了一个跨越时空的预言;我们不仅仅看到路遥笔下《人生》中城乡空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在城市化进程中,在城市空间中也存着不同社会空间及阶层上的差距,并且放在当下社会也不过时,也警示着我们这种空间的差异及不对等性依然存在,文学应该继续描摹着我们的生活,揭露我们的生存状态,书写着时代的变化。

四、结语

作为一部新写实的优秀之作,《不谈爱情》以其极具写实性的书写,打破了当代文学宏大的叙事模式,开启了日常生活化审美介入文本的模式,通过日常生活化的审美展现了作为城市不同空间的生活及矛盾所在,池莉的写作立足于当下城市空间的日常生活书写,看似写实性与客观化的写作下也暗伏着对于日常生活及日常生活的城市空间的批判与人的异化(诸如《烦恼人生》等),《不谈爱情》所叙述的只是我们所处的日常生活空间一个侧面的展示,但它显示了作为我们生活的城市空间复杂的日常生活,我们生活的空间看似简单,但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构成了整体生活的一部分,空间背后是空间所拥有的权力与社会资源的较量。这也是对以往叙事方式的一种解构与重构,让我们在日常空间与细琐的生活中看到了我们所存在的空间暗流涌动的一面。这种新写实的书写方式在今天看来都不会过时,依旧对一些社会问题及人的生存状态观察充满了先见之明,因为文学描摹的就是我们生存的空间及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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