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萌

(广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大冈升平(1909-1988)创作于1951-1952年的《野火》，问世后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和评论，并于1952年5月获得了第三届读卖文学奖。《野火》描述了二战时期，新兵田村被派往菲律宾战场，由于肺结核咳血被连队赶往医院，却因口粮不足为由遭医院驱赶，在连队领取了六块山芋和一颗手榴弹后，在医院边上开始“静坐”，结识了安田和永松。医院遭到炮击后，田村开始了流浪的故事。小说围绕生与死的伦理线而展开，讲述了田村在士兵和知识分子多重的伦理身份下，面临的伦理选择：首先田村领取了手榴弹，却没有选择“为国尽忠”；其次田村偶然发现了一处菲律宾人遗弃的农田，在农田附近的一个村庄，他枪杀了一个无辜的菲律宾女性，获得了食盐；而后田村打算投降，但因同胞投降遭到枪杀而放弃。小说后半段，由于食物短缺，田村面临着吃人肉的伦理困境。从田村遇到一名军官在眼前死亡，死前军官允许田村吃自己的肉，但田村挣扎着放弃了。发展到在田村放弃生的念头之际碰到了永松，开始吃“猴子肉”，在食物耗尽后得知是人肉。最后，为了生存，永松开枪打死了安田，目睹这一幕的田村代行上帝的职责开枪打死了永松，后失去记忆被俘，最终发疯的伦理悲剧。

中日学者大多认为《野火》表达了作者的反战思想，其中，有学者认为，《野火》表达了大冈升平的反战思想，但“他未能科学地阐释战争，其反战思想也有很多局限”，[1]指出了其反战思想的局限性。中日两国也有很多学者从主题、人物形象、伦理道德、叙事的角度对《野火》进行了研究，其中对于伦理道德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性与兽性的冲突上，而缺乏对于文本整体的伦理分析。可以这样认为，《野火》是一篇具有一定程度反战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作品。“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2](P13)所以，文学伦理学批评很适合用来从伦理视角分析文学文本，而目前尚未有研究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去系统性地分析《野火》。因此，本文主要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结合二战时期日本的伦理环境，分析主人公田村在多重伦理身份下的伦理选择，其面临的伦理困境以及伦理启示。

一、战时环境：军国主义的统治与影响

“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伦理环境的分析，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3]小说以二战时期菲律宾战场为舞台，因此需要回溯至二战时期菲律宾的历史现场，分析考察二战时期日本的伦理环境。1898年，美国为了争夺西班牙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发动了“美西战争”，最终美国获胜，占领了古巴和菲律宾群岛，至此，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以及海空军基地。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正式向美军宣战，标志着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随后，12月8日，日军空袭美军在菲律宾马尼拉湾驻扎的空军基地，宣告日军正式进军菲律宾战场。1942年初，日军成功占领菲律宾全境。1944年夏，美军卷土重来，计划攻占莱特岛，进而重占整个菲律宾，史称“莱特战役”。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4年10月17日，美军攻占莱特岛外围的霍蒙宏岛、迪纳加岛北端；第二阶段：美军向莱特盆地发起冲击，但日军抽调第1、26、68师团组成混编兵团，由莱特岛西海岸登陆，增援莱特岛，战争陷入胶着状态；第三阶段：12月10日美军两面夹击占领奥尔莫克港，日本陆军指挥官山下奉文决定停战，准许士兵撤退至巴仑本集合。1945年1月美军占领整个莱特岛。《野火》的主人公田村是一名1941年入伍的新兵，属于“莱特战役”期间，战役第二阶段增援的混编兵团。《野火》讲述了田村于1944年11月下旬随军由莱特岛西海岸登陆直至1945年1月被中部山区的游击队俘虏，期间在莱特岛上流亡的故事。

1868年之前，日本是一个以封建幕府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国家，1868年明治维新，通过改革发展资本主义，日本开始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也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例如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的传统，最终走向殖民扩张的道路。二战时期日本的伦理观，首先由从小开始学校教育形成的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伦理观，发展至全民参战的集体主义伦理观，最终通过对军人的洗脑而达到最后战争目的的个人武士道精神伦理观。其中，离不开《军人敕谕》、《教育敕语》和《战阵训》的深刻影响。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以加强对军人的训令。主要包含了五点：(1)为国尽忠是身为军人的本分，应该将生死看得很轻；(2)军人应该有正确的礼仪，遵守秩序和等级制度；(3)军人面对敌人应该勇猛，杀敌是其本分；(4)军人应重情义，遵守伦理纲常；(5)军人应当重视自身的素质，不应贪图享乐。[4](P1-15)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以此来巩固天皇的统治。《教育敕语》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三个方面来巩固军国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在学校里灌输团结一致、维护天皇的思想，在社会上实行军事训练，绝对服从和义务兵役制度，在家庭里相互尊敬、培养子女忠君爱国的思想。[5]1941年5月，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颁布了《战阵训》，进一步加强了对军人的思想控制。内容主要包含三部分：(1)拥护天皇的统治，贯彻武士道精神，遵守军纪，团结一致互帮互助，英勇攻击相信必胜；(2)保持礼节战友互助，做好表率不忘职责，懂得廉耻看淡生死，追求简朴洁身自好；(3)不要骄傲轻敌，重视放哨的责任，坚定思想不贪图财产，切勿沉迷酒色，抑制愤懑之情。[6](P1-35)通过《军人敕谕》、《教育敕语》和《战阵训》对国民的思想控制，日本逐步形成了二战时期忠君爱国、拥护天皇、军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伦理环境。

在这种伦理环境下，田村作为一个不想上战场、非传统军人出身的知识分子，面对义务征兵制度，却不得不踏上战场，成为了“莱特岛上的数不胜数的现役日本伤员中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1](P143)田村经历着自身身份的混乱与内心的挣扎，下文将从田村的多重伦理身份出发，分析其不同的伦理选择。

二、身份困境：士兵与知识分子的混乱与冲突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与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3]因此，分析人物的伦理身份显得尤为重要。从“我们是莱特岛上的数不胜数的现役日本伤员中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他和我一样，都是1941召来的新兵”，[7](P143)可以看出，《野火》中的主人公田村具有多重伦理身份。首先，毋庸置疑“我”是一名士兵，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士兵被要求效忠于天皇，英勇杀敌、懂得廉耻、决不投降、与战友团结一心、互相帮助、拥有崇高的献身精神。同时，“我”还是一名知识分子，“我的社会地位属于小市民阶层”，[7](P46)是一个“普通社会中的利己主义者”。[7](P4)多重伦理身份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伦理困境的产生，首先直面的就是生与死的伦理冲突。“我”由于肺结核咳血被连队赶往医院，携带了五天的口粮，三天后，医院声称病已治好，将“我”赶了出来。“我”只好回到连队。班长命令我回到医院，暗示“我”如果医院不肯收留“我”，就用领到的手榴弹“为国尽忠”。在当时的伦理观中，日本部队撤离时，会让伤病员用手榴弹自杀。[8](P28)既然“我”有伤病，无法出去搜集食物，对连队来说“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用手榴弹“为国尽忠”是我当下士兵身份被期望作出的伦理选择，等于命令“我”去死，作为士兵，我不应该活着。然而，“我”同时还是一个具有浓厚利己主义意识处于小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生与死的伦理冲突中，有着自己的思考。“我理解这种感情，它可以被称为‘对人生的留恋’，但是，生的愿望唤起的感情好象与在和平生活中曾感到过的感情一样。”[7](P37)说明“我”认为活着的时候只是想活着，不想死而已。然而，“我以为，自己为了活下去才爱惜生命，但是，实际上正因为我已经‘死了’，才憧憬着‘生’。”[7](P38)说明正因为人感受到了频临死亡的威胁，才更想活着，激发了人的求生欲。作为士兵“我”应该死去，作为知识分子，“我”想要活着。“但这生命的最后几天，我终归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支配，而不必像一个军人那样行事。”[7](P6)最终，面对军国主义的洗脑，和生与死的伦理冲突，“我”作出的伦理选择是抛弃士兵的身份活下去。

其次我还面临着战场上杀不杀人的伦理冲突。前文中已经提到，在生与死的伦理冲突面前，“我”选择抛弃士兵的身份活下去，然而后文在面对菲律宾人的时候，“我”却无法抛弃日本士兵的伦理身份。“我”偶然发现了一处菲律宾人遗弃的农田，“铁锹的痕迹与鸡叫结合起来，使我联想到‘菲律宾人’。我是侵略者，他们时刻要惩罚我，因此必须提防他们。”[7](P38)说明我并没有摆脱士兵的伦理身份，在面对菲律宾人的时候，依旧觉得自己是一个侵略者，要做好自我防卫。在农田这个“乐园”里，我获取了充足的食物。而后出于对田野远处十字架的好奇，“我”来到了一个村庄。“我把吃剩下的山芋放在背包里出发了。把钢盔和防毒面具留在小屋里，但仍不想丢掉枪。”[7](P49)也说明了面对菲律宾人，我无法放弃枪，也就是我士兵的伦理身份。最后在这个村庄里，我先是用刺刀杀了向我袭击的野狗，而后感叹“为了杀敌，国家发给我一把刺刀，但我是为了杀狗才第一次使用刺刀，这真是极大的讽刺。[7](P50)”暗喻作为一名士兵，杀敌是正当的，是国家赋予我的使命。后来“我”偶遇了一对菲律宾男女，枪杀了一个无辜的菲律宾女性，获得了食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应该杀人，尤其是一个无辜的菲律宾平民，但作为一名士兵，一个侵略者，菲律宾人对“我”而言都是可能威胁到“我”生命的敌人。在面临杀不杀人的伦理冲突下，我选择了一个士兵的身份去杀人，获取了我求生必须的食盐。但在杀了人之后，我再度陷入了伦理混乱，忏悔自己变成了“一个残暴的士兵”，[7](P66)并且开始反思，“我作为一个孤独的残兵败卒，对于国家来说已成为无用的废物，却仍然带着一支枪，那个无辜女人死亡的原因就在这里。我把完整的枪扔到了水里。”[7](P68)枪代表着士兵，“我”认为自己更加应该放弃士兵的伦理身份，这种身份导致了自己犯下杀人的罪行。

然后我还面临着投不投降的伦理冲突。关于投降，从小说的前半部分就埋下了伏笔，在连队领取了六块山芋和一颗手榴弹后，我又回到了医院边上和一群伤病员一起开始“静坐”，远处传来了炮火的声音。此时一个新来的士兵提出反正大家已经被连队所抛弃，不如干脆让美国兵俘虏了去，就不用打仗了。患疟疾的年轻士兵呵斥道：“住口！你还算日本人吗？”[7](P21)其中暗含了日本的不投降主义精神。1941年由日本陆军省发布的训令《战阵训》中指出，“作为军人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死了也不能留下罪过祸害的名声。”[6](P15)日本士兵一直接受的是这种“玉碎”精神的洗脑，作为一个士兵，活着就要知道羞耻，不要给家乡父老乡亲蒙羞，战死在战场是最光荣的牺牲，切勿投降使家人蒙受耻辱。在“我”枪杀了菲律宾女性并获取食盐之后，“我”返回到农田后碰到了三个日本兵，随后便与他们用食盐交换食物，结伴而行前往巴伦本集合撤退，却因在路上与安田、永松叙旧而遭到抛弃，后再次遇上这三人。其中的伍长威胁道：“想投降就试试看吧！我不允许，要知道羞耻！故意落伍也不行！因为硬拖你们去巴伦本，就想投降吗！哈哈！”[7](P86)再次强调了在日军的战争伦理观里，投降是令人不齿的行为。但是，在穿过了泥潭后，一条国有公路横在了日军的面前，美军的坦克向日军的残兵们进行了扫射，向巴伦本集合的计划变成了泡影。随后，一辆带有红十字符号的汽车停在了公路上，美国的卫生兵清点了日军的尸体，“我”发现其中有人没有死，还抽上了香烟。在西方军队的战争伦理观里，只要他们尽了全力，在战局较为明朗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投降，也不会认为很羞耻，并且会善待战俘。[8](P28)因此，作为一个日本士兵，“我”投降是令人不齿的行为，但这只是日本士兵被强加的伦理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我”是可以选择投降的。因此，“可以说，此时我已开始做投降的准备。前往巴伦本还具有一丝生还的希望，这条路被堵死后，投降便是顺理成章的出路。我再一次丢了枪，用‘投降就枪毙’威胁我的伍长已经不存在了。”在面临投不投降的伦理冲突面前，在还具有一丝生还的希望时，我再一次丢了枪，意味着我再一次选择抛弃士兵的伦理身份。之后，由于“我”目击了大喊投降的战友被杀害而被迫放弃了这一想法。“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残杀无辜人的罪人。由于找到同胞而有了一条生路，进而又企图用投降来求得生存。对于我来说，是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上。”[7](P95)随后，“我”又陷入了伦理身份的混乱之中，一边反省自己杀人是犯下了罪过，一边却又因自己投降的想法而感到不齿。

小说前半段围绕生与死的伦理线而展开，讲述了田村在士兵和知识分子多重伦理身份导致的伦理冲突下，作出的伦理选择，体现了田村内心的苦痛与挣扎。小说后半段依旧围绕生与死的伦理线而展开，然而随着战争环境的逐步恶劣，士兵们开始相互厮杀，吃人肉来生存下去，在面对吃人肉这样的伦理禁忌面前，田村陷入了无法调和的伦理困境之中，下文将从吃人肉的伦理困境出发，解析田村从人一步步走向非人的过程。

三、伦理困境：人与非人的冲突与选择

小说中首次提到吃人肉的话题是在“我”获得食盐返回农田后，第一次碰到三个日本兵的时候，我们约定一起结伴而行，“我”被他们威胁“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在新几内亚还吃过人呢？和我们在一起也可以，可是，如果磨磨蹭蹭地就吃掉你”，[7](P71)对于吃人肉这个话题埋下了伏笔，战友们究竟是否吃过人肉成为了“我”心中的一个疑问，后来在“我”再次重遇他们时，得到了回答没有。可当“我”计划投降失败，向巴伦本集合变成了泡影，面对饥饿和食盐耗尽之后，“是人取走了尸体上的肉吧，我已经失去了分析的能力。一天，当我路过一具尚未僵死的尸体旁时竟然想吃他的肉，于是我明白了，的确是人弄走了尸体上的肉。”[7](P71)说明“我”十分诧异自己竟然开始产生了吃人肉的想法，并且“我”已经发现有人在吃人肉。然而，吃人肉却是公认不可为之事，成为了伦理禁忌。作为知识分子的伦理身份，“我”认为“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当代人未受任何嫌恶势力的强迫，竟然奸母食人，真是令人难以想象。”[7](P99)说明“我”身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伦理观里，吃人肉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我”作为一个士兵的伦理身份，根据《军人敕谕》和《战阵训》的要求，“我”应当看淡生死，为国尽忠，与战友互帮互助，吃人肉以求生存也是不被允许的，尤其是吃战友的肉，在这种时候我应当以一颗手榴弹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我”陷入了无法调和的伦理困境之中。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2](P28)可以看出，此时“我”的人性还十分清醒，能够很好的控制兽性，没有作出吃人肉的行为。但是，“每当我发现一具新的尸体，都环视一下四周，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如果我的眼睛是在找人的话，那么，我找的是不动的人，是那些新鲜的保持者人的形态的尸体”[7](P100)却在暗喻着，“我”心中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在做激烈的斗争，“我”已经逐渐开始想吃人肉了，但吃人肉又是公认的伦理禁忌，所以“我”感觉有人在监视我，让“我”不要做出吃人肉的行为，可“我”却开始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去寻找那些新鲜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下，我遇到了一个濒死的日本军官，还在祈求着天皇陛下派飞机来迎接自己回到故土，祈求停止战争。在出现回光返照的瞬间，军官对“我”说：“怎么，你还在吗？太可怜了。我如果死了，你可以吃掉这块肉。”[7](P103)军官在死前对“我”发出了邀请，让“我”可以吃掉他右手上臂的肉。“我”把他的尸体拖到了草丛的一处阴暗角落，认为这里没有人会发现。然而，“我”却没有直接吃他的肉，“我恐于亲自动手，但经由其他生物体吸食了人血，却毫无罪恶感，我实在难以自我理解[7](P104)”，可是我却借由山蚂蝗之“手”，间接地开始喝人血，并毫无罪恶感，说明“我”自认为遵守了伦理禁忌，没有亲自动手。但其实，此时“我”的人性已经逐渐无法很好地控制兽性了。之后，“我”又开始产生吃人肉的念头，可是“我”的左手握住了“我”的右手，“我”的左手秀美，“在我的整个肉体中，左手是最值得自豪的部分”，[7](P105)右手粗糙。其实，“我”的左手就代表着我的人性，而右手代表着“我”的兽性，当“我”想吃人肉的时候，“我”的左手握住了右手，说明“我”的人性还是战胜了兽性，最终没有吃尸体上的肉。“不仅是手，甚至整个身体的左右两侧都有所不同。饥饿确乎只有包括右手在内的右半身。”[7](P106)说明，不仅仅是左手和右手，“我”的左半身和右半身也代表着“我”的人性和兽性，只有右半身会感到饥饿是因为兽性使“我”感到饥饿想去吃人肉。“我”的人性和兽性激烈地斗争过后，“我的左半身，即我的灵魂，和白鹭一起飞走了。既然没有了灵魂，当然不能祈祷了。我的右半身自由了。”[7](P108)标志着此时，“我”的左半身飞走了，人性的出走导致“我”的兽性已经彻底占了上风。

之后，“我”开始自暴自弃，任由苍蝇叮咬“我”。此时，“我”看到有一只脚被丢弃在河滩上，像是人的脚。“我”感觉到有人在盯着“我”，“我”滚动着身体想去往草丛，看到了前方树丛里有一对眼睛，并且有一个枪口正对着“我”。这个人是永松，他救了我，并塞给我了“猴子肉”，“肉很香，我用无力得连自己都十分惊奇的牙齿咀嚼着这硬块儿，同时却感到自己的身体里增加了一些东西，也失去了另一些东西。我的左右半身又圆满地合在了一起。”[7](P112)暗喻着“我”其实已经知道了这是人肉，我的身体里增加了生存下去的资本，却彻底地失去了人性，“我”的左右半身又合在了一起，此时兽性完全战胜了人性。“我感到，在吃过猴肉之后，自己有些自暴自弃了。”[7](P114)也暗喻着“我”其实知道猴子肉就是人肉，自己已经作出了吃人肉的伦理选择。永松带着“我”和安田会合，安田对于我的到来显得并不十分欢迎，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食物的消耗，而“猴子肉”的储备并没有多少了。安田意外得知了“我”有一颗手榴弹，在食物耗尽的那天，“我”忽视了永松的提醒而被安田骗走了手榴弹。随后，“我”目击了永松打“猴子”的场面，彻底地揭露了“猴子肉”就是人肉。永松提议和“我”一起干掉安田，最后我们伏击在唯一的水源旁，永松开枪打死了安田。此时，“我怒火中烧。人如果饿极了必然会你吃我、我吃你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不过是使上帝感到愤怒的历史遗迹。”[7](P128)说明随着我吃人肉的事情被彻底揭露，“我”深深地知道如果我不做点什么，下一个被吃的就是“我”。于是“我”作出了开枪打死我的战友永松的伦理选择，并将其美化为代行上帝的职责。随后，我的记忆就中断了，而后被美军在山中的游击队俘虏。在美军的医院里，“我”一度失去了记忆，在进食前会举行向膳食叩头的仪式，关于我离开连队之后的事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在“我”动笔回忆并写作之后，不久就住进了精神病院，最后发疯死去。说明“我”内心其实想掩盖自己杀人的事实，以及触犯了吃人肉的伦理禁忌，不愿想起自己在流亡时的经历，但最后随着回忆的加深，“我”动笔写作将这些回忆公之于众，最终引发发疯的伦理悲剧。

《野火》描述了在战争时期军国主义环境下，士兵田村历经对伦理身份的困惑与挣扎，一步步从人走向非人的伦理悲剧。那么，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伦理启示呢？

四、伦理启示：战争环境下人性的泯灭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是伦理的产物，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具有伦理教诲功能。”[2](P7)《野火》体现出了很高的伦理价值，作者试图通过这个伦理悲剧给我们带来伦理启示和道德教诲。首先，小说前半段，从田村在士兵和知识分子多重伦理身份导致的伦理冲突下，作出的伦理选择来看：有关生与死的伦理冲突，田村选择抛弃士兵的身份作为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活下去。说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士兵的迫害，发动战争的军部不顾士兵的死活，在士兵没有价值的时候要求他们用手榴弹自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关于战场上杀不杀人的伦理冲突，田村选择了一个士兵的身份去杀人，但在杀了人之后，我再度陷入了伦理混乱，开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进行忏悔反省。再次说明了军国主义对士兵的迫害，“我”并不想杀人，但是发动战争的军部使“我”变成了一个侵略者，在敌人面前为了生存下去“我”只能开枪杀人。关于投不投降的伦理冲突，我再一次选择抛弃士兵的伦理身份而投降，却又陷入了伦理身份的混乱之中，一边反省自己杀人是犯下了罪过，一边却又因自己投降的想法而感到不齿。反复说明了军国主义思想对人的毒害，“我”反对战争，不想杀人，选择投降的战友被杀，也暗示了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统治下，如果侥幸投降求生，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会受到周围人的指点和歧视。其次，小说后半段田村最终触犯了吃人肉的伦理禁忌，结局引发发疯的伦理悲剧，说明了在极端环境下，人性因子不能很好的控制兽性因子，最终引发伦理悲剧。总的来讲，《野火》给我们带来的战争泯灭人性、应当反对战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伦理启示。

五、结语

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结合二战时期日本的伦理环境，分析了主人公田村在多重伦理身份下的伦理选择，得出战争泯灭人性、应当反对战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伦理启示，一定程度上解构了《野火》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教诲。笔者关注到，在战争这种极端的生存环境下，小说的人物会面临各种复杂的伦理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更多地用于解构战争文学文本，这也将成为今后笔者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