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素芳

(广东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海外华侨捐赠国内侨乡的慈善行为肇始于晚清。佛山是广东省著名的侨乡，在海外有众多的华侨。近代佛山华侨积极捐赠侨乡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慈善公益事业，为佛山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学术界对近代佛山华侨捐赠侨乡慈善事业的研究不多，仅地方文史刊物有零星的介绍。本文以佛山地方史志资料为基础，梳理近代佛山华侨捐赠侨乡慈善事业的原因和实践，总结近代佛山华侨捐赠侨乡慈善事业的特点和本质，以促进近代佛山华侨与侨乡之间关系的研究。

一、佛山华侨捐赠侨乡慈善事业的原因

慈善事业发展的原因是多元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道德的因素，都会影响一时一地慈善事业的发展。近代佛山华侨捐赠侨乡慈善事业的原因亦是多方面的：既与佛山民间深厚的慈善文化传统、佛山华侨强烈的宗亲意识和乡土观念有关，也与近代佛山传统绅商主导的慈善事业的衰落有关。此外，海外侨团组织的桥梁作用也为华侨参与侨乡慈善事业提供了方便。

(一)佛山民间深厚的慈善文化传统

佛山民间慈善文化传统是佛山华侨捐赠侨乡的文化因素。明清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前，佛山地方商业繁荣，教育发达，文化昌盛，儒家倡导的仁爱慈善观，如尊老爱幼、心怀孝慈、邻里相助、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等滋养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明朝曾官至户部尚书的李待问在佛山大行善举，参与地方社会治理，是佛山民间慈善的重要启蒙者，其“毋使留余镪以累子孙”[1]的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佛山士绅和商人的行为。近代旅港实业家招雨田稍有积蓄便在家乡从事赈灾、修基、重建祖祠、创办乡校等慈善活动，并曾说：“散我之有余，济人之不足，斯之谓仁心，斯之谓善行”。[2]724佛山也是宗教信仰氛围浓厚的地方，人们长期受佛教慈悲观念的影响，将慈善行为视为践行宗教伦理道德的途径。日籍南海华侨简照南因多次捐赠国内慈善事业而屡获政府颁发的奖章。对此，他曾言：“佛言布施有三，财施为下。又因以获名，毋乃滋愧乎? ”其慈善义举“深得慈悲之旨，有若视为当然者”。[2]726正是佛教的慈悲观念激发了他内心的善意，将从事慈善事业视为当然之举。另外，佛山社会是广东典型的宗族社会，各宗族的族规和家风家训，都有引导人们尚善好义的伦理道德教育。如佛山石湾石头霍氏要求族人“喜做善事、设施孤贫、周济穷人，施药设粥，修补桥梁道路”等。[3]简照南曾对其子孙讲：“金钱者，多取为厉，须能聚能散，自社会取之，当为社会用之。”[2]726佛山民间延绵不绝的慈善文化传统，成为近代佛山华侨捐赠侨乡慈善事业的文化源泉。

(二)强烈的宗亲意识和乡土观念

近代捐赠侨乡慈善公益事业的大多是第一、二代华侨，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宗亲观念和故土情结特别浓厚。[4]近代海外华侨，多来自受西方列强和封建势力压迫剥削最为严重的沿海省份，战乱使得侨乡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敝。为了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特别是当家乡有难需要救济时，他们往往慷慨解囊。对华侨来说，个人价值的体现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得到宗族、家乡的认可，所谓“富贵不返乡，如锦衣夜行”的观念在华侨心中十分重要。南海华侨陈启沅曾言，他在越南经商致富后回来经营继昌隆缫丝厂，是因为怀“以还哺祖国”之愿，因此将所得部分利润“施于办善举，解囊资助”地方公益慈善事业。[5]简照南也曾说：“周急拯危，及善举待兴，皆吾分内事，不当吝也。”[2]726时人称赞捐赠佛山地方慈善者“出则为国效忠，处则为乡效义，显晦虽殊，利济之功一也”[2]694。早期华侨强烈的宗亲观念和乡土意识是他们参与侨乡慈善事业的内在动力。

(三)传统绅商主导的佛山慈善事业的衰落

晚清民国时期是佛山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变化巨大。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佛山传统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击，门店亏损歇业者几百家，失业者达数十万。[6]民国初年，南方政权更迭频繁，导致佛山地方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秩序失控。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佛山地方慈善事业的发展。政府主导的救济，由于经费不足、管理运作混乱等原因也呈现衰落状态。晚清民初，佛山灾害频仍，人民生计日蹙，很多慈善机构经费入不敷出。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曾感叹：“地方不景如彼，慈善事业又衰落如此”[7]。社会不靖和经济衰败致使本地绅商对民间慈善事业力不从心，对本地慈善事业的参与度也远不及之前。

近代佛山社会变迁，导致佛山民间慈善事业的主体由传统的绅商转向由绅商、华侨和西方教会人士等多元民间力量的组合。作为广东著名的侨乡，20世纪初佛山已有数万名华侨，分布在亚洲的日本、东南亚，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非洲的毛里求斯、留尼汪等国家和地区。他们中的部分人历经数十年的艰苦创业，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为反哺家乡提供可能。当侨乡需要他们援助时便慷慨解囊，成为佛山地方慈善救济的中坚力量。佛山华侨积极参与侨乡的慈善事业，弥补了政府慈善救济之力所不能及，成为民间慈善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华侨社团的桥梁作用

为了在异乡他国守望相助，近代佛山华侨在海外成立了宗亲会、同乡会等各种社团组织。这些侨团为华侨为家乡慈善事业出力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也是华侨慈善运作和管理的主体。如旅美三邑总会馆是清末佛山华侨在美国规模最大的同乡会，其多次开展资送华侨、捡运先友、振兴教育等社会慈善工作。[8]36-38旅美顺德行安善堂、新加坡三水会馆等海外佛山华侨社团，都积极参与侨乡的慈善事业。借助组织社团之力积极参与故乡的慈善事业是当时华侨回馈侨乡的重要途径。

二、佛山华侨捐赠侨乡的慈善实践

近代佛山华侨捐助侨乡慈善事业以救灾赈济、兴办教育为主，同时捐助修路造桥、医疗卫生、其他公共设施建设等社会民生福利事业。他们或以个人名义，亲力亲为；或以侨团组织为中介，捐钱捐物。华侨的慈善捐赠有效弥补了政府社会保障和救济的不足，为佛山侨乡近代社会救助和民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赈济灾害

近代佛山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因地处三江汇流之处，佛山及其所属各区(县)在近代多次发生自然灾害。据《佛山市水利志》的统计，自清道光至新中国成立前(1821-1949年)，仅洪涝灾害就发生34次，旱灾11次，风灾25次，雨雹6次。[9]49-77灾害使得佛山民众生命财产受损严重，百姓生计艰难。民国初年，佛山华侨多次发起募捐物资和现金的活动，以赈济受灾乡民。

1912年，广东北江发生水灾。旅美三邑总会馆捐款赈济，驻旧金山总领事黎荣耀赠予会馆“合群爱国”匾额。[8]671915年，佛山发生特大洪水，居民露宿街头，甚至出现路有饿殍的惨状。[9]49厚安、存院、石角、五福、金钗等围村6.8万多亩围田受损，受灾人口5万多，损失粮食24.96万市担，给佛山人民带来极其惨重的灾难。南海华侨简照南在广州捐出巨额灾款和大米数十万斤，派出公司“大南洋”号货船，专责运送大米，救济灾民。委托石湾慈善机构在难民聚集之地施米施粥。其族人每人救济大米一石，大洋五元。[10]40-41招雨田筹赈2万余元救济灾民，并给灾民施粥、施药。[2]724新加坡和马六甲、吉隆坡等地三水会馆在1915年和此后的1918、1919、1920、1924、1937年等各年水灾，均募捐集款，购买大米与药物施赈家乡。[11]1949年，三水遭受洪灾情况严重，马来西亚吉隆坡三水同乡会捐港币1000元，马六甲同乡会捐港币697.5元。[12]77华侨洗耀南，在越南经商致富后，家乡遇水患，慷慨解囊，救济灾民。[13]20601915年顺德乙卯水灾，1947年和1949年的大水灾，仅南非华侨捐款的人达900人，捐款2.5万港币。[14]257

除了水灾，每逢家乡遭遇饥荒等其他的灾害，佛山海外华侨也都积极救助。1938年底，日军攻陷三水县，难民流离失所。新加坡和南洋各地三水籍华侨捐赠现金、药品和衣服回乡散赈。[11]韦少伯捐助港币200元，中成药二天油3000盒。唐拾义捐冷香丸1800盒，太平丹1500包。[12]771938年，顺德发生饥荒，美洲和东南亚各地的顺德华侨筹款10多万港币接济家乡人民。[14]257旅美华侨邝泗“关心同乡疾苦，凡是遇到荒年，他就拨款购买粮食，赈济乡民”。[10]80华侨阮氏在越南经营大米业，在家乡遭受灾害时，多次购买泰国大米回乡接济饥民。[13]2060

(二)兴办教育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让华侨深刻认识到发展教育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之重要性。著名华侨陈嘉庚曾在谈到捐资兴学动机时说：“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15]陈嘉庚这种“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思想，也代表了佛山华侨在家乡捐资兴学的初衷。在佛山华侨心中，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根本所在，因此鼎力相助家乡发展教育。

近代南海籍华侨不遗余力地在家乡甚至外地兴办教育。1904年，旅越华侨李晓初兄弟就在南海九江镇创立了西乐学校。1909年，李氏兄弟又创办了富德女子学校。[16]332辛亥革命后，佛山海外乡亲对家乡的教育事业更加关注，仅在南海县就捐资兴办了50多所学校，不遗余力为家乡培养人才。1919年，简照南出资兴办母训女学校，校设和经费均由他出资；1922年，在石湾中窑办“杏浓学校”，以收男学生为主，以资助贫苦家庭子弟读书，直至佛山沦陷前夕才关闭。[10]42-43此外，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大学等高等学府都曾得到简照南的大额捐助。简照南还首创商人自主培养留学人才项目，资助学生赴英美留学，费用达20万元之巨。

早年追随孙中山的南海籍华侨陈俊明和周仲朋，1924年在叠滘谭头村陈郡丞祠创办“培基义学校”。1932年，为筹建新校舍，周仲朋将其私人开办的培基义学校校舍及相邻的禾田、鱼塘全部捐出。[16]3331928年，马来西亚南海华侨杨明生、杨颂部、杨郁文、杨润芬等，捐款在官窑泮边村创办了弘歌小学，并捐资成立了“杨昌远堂”办学基金会，购置了几十亩水田作为校产，以解决学校所需的各项费用。[16]333

葡萄牙籍旅港南海华侨霍芝庭深受文盲之苦，发达之后在家乡积极捐资办学。1929年，资助南海县创办南海县立第一中学。1930年，霍芝庭将家乡的霍氏宗祠让出作为小学校舍，招生学生有200多人。霍芝庭承担了学校的全部费用，学生免收学费。1931年，霍芝庭捐资兴建南海县石门中学学校礼堂。[17]94-951931年，新加坡南海丹灶镇华侨陈维新发动新加坡同乡陈钢昌、陈榴昌、陈维行、陈以贞等捐款在广州海珠南路购买商铺和住宅，捐给赤坎小学作为校产，所得租金全部用于办学。[16]3331935年，旅美华侨邝泗与其弟在南海大镇乡斥资开办义学，免费培育乡中子弟，承担一切费用。[10]79-801941年，旅日南海籍华侨霍藻棉开始负担石头村乡民子弟读书的学费、老师的酬金和教学费用等，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后。[17]56-57南海华侨鼎力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提高了侨乡基础教育的办学水平。

三水和顺德华侨也积极筹资在家乡办学。如旅越三水华侨韦少伯在家乡范湖镇福神岗村独资创办韦伯小学，免收学费，教师工资和学校经费由其经营的“二天堂”药行支付。[10]141927年，新加坡华侨岑叶良在顺德葛岸村兴建明新小学。顺德籍南非华侨在顺德捐建小布小学，庆源小学；危地马拉华侨捐建平步义成小学，大墩荣川小学；留尼汪(法国海外省)华侨捐赠藤涌小学及上华崇德学校，杨滘簿传小学、藤涌德良学堂、新隆明徳小学、鹭洲乡中山民国小学等。[14]261这些学校的建立，促进了三水近代基础教育的发展。

(三)其他公益慈善义举

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佛山华侨在侨乡修路造桥，兴办医疗卫生事业等。据记载，南海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积极参与家乡各种公益事业，凡有修桥、筑路、救济抚恤等公益事宜都出资捐助。简照南出资修筑了石湾西瓜路口至吴坑村的马路，重建石湾的陶师庙和莲峰书院，还资助佛山地方志的修纂。简氏兄弟还在祖家黎涌简地村村口修建茶亭一座，为乡民提供茶水。在茶亭后面，建诊所一间为乡民施医赠药。简氏兄弟在澜石购买田地数十亩，以租金作为慈善基金，为澜石、石湾附近的鳏寡孤独者，每人每年赠谷500斤。简氏在石湾的慈善救济工作还包括给贫苦大众死后发收殓费，棺木及丧葬费。[10]41-421920年，简照南还在广州创办了“广州花地孤儿院”，负责孤儿院的一切开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真可谓“为善不甘后人”，家乡及附近贫苦大众，深受其惠。[10]42-43简照南不图回报、乐善好施、救助家乡的慈善行为受到乡民的赞誉，被人们称为“南洋菩萨”。

南海陈启沅家族几辈都热心家乡的慈善事业。陈启沅捐巨金重修简村先登两堡之吉水窦(水利设施)，捐款给官山普济善堂、羊城崇正善堂，倡修南海西樵山之云泉仙馆。其孙陈廉伯关注贫弱群体与行业发展，曾加入爱育善堂、广济善堂、方便医院等慈善院所，捐资助药，担任广州各大善赈济会、慈善会等值理、董事，被推为广东粮食救济总会总理。其孙陈廉仲曾任广东粮食救济会财政主任、广东慈善救济会财政主任，非常重视慈善事业的发展，积极推动地方慈善事业的进步。每当遇到地方公益、家乡困难、市政金融等问题，他都鼎力相助，并捐垫大额资金。为表彰其善行，民国政府授予陈廉仲四等嘉禾勋章。[18]

邝泗少年时远渡美国，在美国艰苦奋斗，有了积蓄后，便不遗余力地资助家乡。1922年前后，出资修建马路，把原汾流街辟为永安路。1935年，出资修建从点头村一直延伸至佛山城外的马路。当获悉家乡人民欠缺开耕农田的资金时，邝泗慷慨邮寄现金回乡，帮助家乡人民解决开耕资金问题。[10]79-80旅日侨胞卫省轩和源吉荪，回乡创办实业的同时也乐善好施，为慈善公益事业倾囊相助。

在侨乡建设医院，施医赠药，救助乡亲也是海外华侨的心愿。陈启沅在简村设寿世堂药材店，施医赠药，给赤贫者施以棺殓费等。[19]1930年代，华侨集资在顺德乐从建造同仁医院。土地是教德人陈逸群、新加坡华侨陈遇扶、陈应金捐赠，建设资金来自广州富商霍子常夫妻，归侨霍荫芝及海外华侨的捐助。[14]261华南沦陷后日本飞机的轰炸使医院损毁。解放后，海外华侨重新募集资金，重建医院，定名华侨医院。旅日佛山石湾华侨霍藻棉一向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抗日战争前以“两义堂”的名义施衣、施粥，去世前嘱咐子女将其遗产的一部分捐赠给家乡作为兴办慈善事业的资金。[17]56-57

华侨还通过侨社组织捐赠佛山慈善事业。佛山地方史资料中就记载了旅美九江慈善公会，在家乡赈济水灾、战祸，建医院、善堂，创立九江中心，筹办国民义学等善举。[20]马六甲三水会馆，为乡亲办理各种事务，维护乡亲利益，举办福利事业，施医赠药等；由旅越华商发起的越南三水同乡会，募捐集款，购买大米赈济家乡。[12]56正如由南海九江华侨组织“最乐社”和墨西哥华侨关然吉等热心公益人士捐资兴建的乐善亭碑文所言：“派米施赈，以济时灾。继而赠医恤产、施粥茶、修桥路、派雨帽、赠棉衣，诸凡善举，靡不尽力。”[21]关怀乡梓，热心公益，是华侨为善最乐之意也，也是华侨宗亲意识和乡土观念的集中体现。

佛山华侨的灾害赈济，挽救了侨乡老百姓的生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重建家园，有效地弥补了地方政府救助力所不及的缺憾；兴办教育，弥补了近代地方教育资源的不足，改善了侨乡的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促进了侨乡基础教育的发展，提高了侨乡民众的文化水平；修建医院、施医赠药，提高了侨乡的医疗卫生水平；捐资修桥筑路，改善了交通条件，促进了侨乡的基础设施建设。总之，佛山华侨的慈善捐赠对改变近代侨乡落后面貌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佛山华侨慈善活动的特点与本质

据上文可知，近代佛山华侨在侨乡的慈善捐赠活动有三个特点：首先，在捐赠对象上，除了个别华侨的慈善捐赠范围超出家乡外，大部分佛山华侨的慈善捐赠多局限于华侨的来源地，即自己的家乡，受惠者仅囿于宗亲和乡邻。这与近代海外华侨强烈的宗亲意识和乡土观念密切相关。其次，在捐赠领域和方式上，近代佛山华侨的慈善捐赠多是救助性慈善，以灾害赈济、兴办教育为主，兼顾侨乡其他民生福利事业。慈善捐赠的主体除了个别华侨社团外，大多是华侨个人，尚无专门的华侨慈善机构负责慈善事业的运作和管理。慈善救济的方式多采取直接的捐钱捐物，是一种简单粗放的“输血式”慈善。最后，近代佛山华侨慈善捐赠规模较小，这与近代佛山华侨的世界性分布和经济实力不强相关。佛山华侨分散在世界各地，很难联合起来开展慈善活动。近代华侨在海外，大多从事社会底层工作，节衣缩食才能稍有积蓄，只有个别华侨通过苦心经营才成为富商，这使得近代佛山华侨的慈善捐赠以少数华商为主，总体捐赠规模不大。

近代佛山华侨捐赠侨乡慈善事业是佛山地方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华侨无论远近贫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故土故乡是血脉所在。因此，对他们来说，回报桑梓是责任所在，愿以一己之力对侨乡的慈善救济事业倾囊相助，这是他们表达桑梓情的重要途径。当然，不否认部分华侨捐赠家乡慈善事业带有炫耀性，把慈善视为在家乡扬名的手段。但即便捐赠者为了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而以支付或投资的形式为地方或宗族的事业提供资金支持，支配他们行动的依然是根植内心的乡土观念，其捐赠是为了造福宗族和地方社会。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后，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情感日益高涨。广大华侨精神大振，他们带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国创办实业，兴办学校，捐赠各种慈善事业。对大部分华侨来说，他们捐赠侨乡慈善事业是一种信念、一种责任、一项义务，他们往往超越功利，以利他为动机，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为了践行道德责任，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很少顾及捐赠后果。[22]因此说，近代佛山华侨捐赠家乡慈善事业是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重要表现，也是近代华侨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在海外华侨社会的延伸。这种强烈的认同感至今依然在六千万海外华侨华人中传承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