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祺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 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法国 巴黎 75006)

会馆是一种中国传统商业组织，兼具“同乡地缘”和“商业网络”双重属性。王日根认为，随着近代城市化的加快，各会馆在实现内部整合之后，还要谋求与外部世界的整合。面对近代新式商会的挑战，传统的会馆功能发生迁移，主要表现在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和扩大社会活动范围[1]。清代至民国时期，潮州商帮的商业网络遍布中国沿海乃至东南亚地区，多依托各地潮州会馆。蔡志祥指出潮州商帮联号经营的特征，认为可由微观结构、业务关系以及宏观环境三方面去理解潮州商帮的网络关系[2]。志贺市子着眼于潮州人社群的社会行为、宗教信仰和文化活动，探讨潮州人与家乡和侨居地的关系[3]。那么潮州商人如何在粤西南地区立足？徐冠勉和吴子祺认为，沿海地区的地方社会有能力借助海洋贸易而开拓商路。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赤坎潮州会馆一头深入粤西南的本地社会，另一头连接华南和东南亚沿海的贸易网络，会馆同时兼具“在地”和“跨域”两种属性，同时进行商业活动和社区建设，与随后兴起的另外四家会馆形成“会馆社会”[4]。吴子祺的研究表明，广州湾地方社会以华商为领袖，代表各会馆的头面商人在赤坎市政自治和商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向广州湾法当局和民国政府争取权益或合法身份[5]。

但上述讨论很少触及到战争时期的关键节点，在各港埠传统会馆普遍遭受战火摧残的大背景下，赤坎潮州会馆何以先逆势扩张继而由盛转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杂国际关系，1943年前的广州湾是华南仅有的未沦陷港口，一度充当中国政府进出口物资的国际海上通道，既支援抗战大后方，亦为本地商人带来巨大商机[6]。战时广州湾因其特殊的政治、交通和社会环境，吸引了逾30万难民逃往该地。其中既有高官及其眷属，也有文化名人，更多的是普通民众。有些人只是途径广州湾，而有的则长期寄寓生活。国共两党均在广州湾设置机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广东省政府还在遂溪和廉江等地协助难民转往西南大后方。以商人为代表的广州湾社会各界成立了多个团体，其赈济、平粜、募捐和医疗等工作有助于改善难民生活[7]。笔者在湛江市档案馆找到一批上世纪40年代的赤坎潮州会馆档案，下文将与其他文献资料和口述历史相互补充印证，论述该会馆因其商业网络与同乡地缘双重属性相互制约而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

一、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会馆社会

1899年11月中法两国正式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此后赤坎一直是广州湾租借地的主要商业中心。清末民初，法国殖民管治下的赤坎会馆社会大致延续，华商扮演重要角色。法国人投资建设相当迟缓，赤坎仍是租借地的商业中心，商业主导权基本掌握在华人手中。加之法当局力量有限，需要借助华人维持治安和社会秩序，故沿用广东民间管理治安的公局并设法改造。据记载，法当局在赤坎初设四个公局，由广州、雷阳、高州、潮州会馆分别负责，民国初年合并为赤坎公局[8]77。

1912年6月27日广州湾总公使颁布法令，正式赋予赤坎华商自治权利。与此同时，遍布赤坎和各主要墟市港埠的公局由拨款维持。1916年法当局更宣布赤坎“市政自治”，成立法国官员为首的市政厅和由富商组成的“参事会”。利用华商辅佐殖民管治的制度逐渐成型，反映法当局对地方社会的弹性让步。赤坎各会馆受益于这种政治空间，有其继续生存和发展空间。

不过随着租借地商贸经济逐步发展，商界需要超越同乡性质的现代商业组织——商会。1917年广州湾商会经国民政府农商部核准立案并在赤坎成立，初设于广州会馆内，1925年广州湾商会馆落成[8]72。商会职责主要是执行商业法令、协调各方关系、调解商事纠纷以及消防治安等，并兼有图书馆和平籴赈济等功能。澄海籍商人陈斯静(1882-1940)是商会的头面人物，历任会长和主席，病逝于任内。他也是当地潮州商人的领袖，早年随父来赤坎经商，开设泰发号经营百货，在南兴街留下“静园”西式大宅。陈斯静热心社会事业，还曾担任广州湾咨议会成员，“抗战军兴，又倡设赈灾会，热心公益，社会同钦”[9]。

广州湾商会领导层与各会馆的头面人物相重合，将原分散在各会馆的部分公共权力如商事裁决权收归集中并得到官方认可，但其并未像其他潮州商帮那样 “顺利实现从会馆到商会的过渡”[10]，会馆未被新式的商会或同乡会完全取代，依然是同籍商人重要的依靠，承担商会所不能具备的社会职能如节庆祭祀、义冢安葬和管理房产等。

二、战时潮州会馆的发展扩张

(一)全面抗战初期的广州湾形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际形势变幻多端，广州湾意外地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乃至一度“畸形繁荣”，赤坎潮州会馆藉机发展扩张。侵华日军自北向南攻占沿海各主要港口，企图切断中国与海外的交通联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939年，粤东地区主要港埠汕头沦陷。由于广州湾通往香港和越南海南航线不受日军封锁，又有公路连接广西玉林等地，其国际通道作用愈加凸显，吸引大批民众逃难至此。

华商在赤坎势力颇为强大，在商事方面有相当自主权，是政府争取的合作对象。据1938年11月汕头籍中国银行经理陈玉潜的调查，广州湾商会“颇具势力，对于商事公断则为法国人所准许，闻商人纠纷，十居八九在该会判决了事”。陈玉潜高度赞赏旅居广州湾40余年的陈斯静：“法国官吏初到任时须到往拜会，我国大吏莫不知陈君之名，其深得人心如此。可见赤坎虽为法属，一切措施均能迎合我国人心理。”广州湾遂成为“我国各省极大出海港口，谓为国际线路亦无不可”。陈玉潜对潮州会馆亦有着墨，誉其为广州湾仅有的风景线之一：“建筑兼堂皇古雅之胜，为一富有诗意之园林”[11]。

1941年12月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月底香港沦陷，迫使更多不同阶层和背景的难民逃往广州湾。战前广州湾人口约30万，因难民涌入一度剧增至60万，至1942年后期尚有40余万。赤坎7万余名常住人口中，潮汕籍占半成，即3000多人。日本侵华在宏观上造成我国巨大灾难，但战时环境也使广州湾的战时转运枢纽地位转化为可观商机，为其带来迅速发展。

(二)赤坎潮州会馆的管理和经营

潮籍人士在赤坎居住者甚多，潮州会馆的会员资格以商号而非个人为单位。潮州籍商人在赤坎开设商号者，均可被接纳为会馆会员，不经商的潮籍民众则相对疏离。会员被推选为理事的条件是“本会馆会员其信用素孚者”，值理(又称主席、理事长，下文统称理事长)每六个月轮值更替，理事由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产生。[12]1940年主理会务多年的商业领袖陈斯静逝世，如同宣布一个时代的终结，未再出现一位声望和实力相符者接替。由于未发现该会馆章程全文，笔者只能根据会议记录推知战时理事会的构成有数次变动。如1943年3月全体会员大会上讨论“壬午年理事会系由四名值理及五名委员连同组织委员措理本会馆一切事务，委员任期一年现已届满”，当场即席选举委员7人、值理4人和候补委员2人，并规定理事长职务“向理事会负责措理账务、管理财政、执行议案而已”[13]。全体会员大会不定期召开，理事会常务会议一般定期每两周举行。大部分会议记录都列出与会者所代表的商号名称，甚至有的只记商号名而不写人名，更证明商号是会馆的组织基础。理事不领薪金，会馆聘有两名办公室人员管理财务、收租、后勤等事宜，文书兼交际员1名，庙祝1名，花工2名[14]。

房产管理是理事会最多讨论和处理的议题，几乎每次常务会议都有所涉及。潮州会馆拥有大量土地，经营多年之后多已建成铺屋。战时难民的居住需求迫切，会馆俨然一家专业的房产管理公司，通过稳健的业主与租户合作模式而源源不断获取房租收入。旅居广州湾的潮州人大多租用会馆的商铺、货仓和住所，并享有折扣优惠，但该项福利一般以两年为期，每半年交租一次，且不能转租，否则会馆撤销租约收回铺屋[15]。至于管理方面，会馆早已形成为尝业编列字轨的惯例。据1942年统计，有34个字轨批给同乡居住，租额由数十元至300元不等。会馆铺屋当契注明“会馆香灯尝业”字样，墙身砌有字轨石碑，会馆还保存契据簿和收支簿等文件，足以证明产权[16]。虽说会馆多年经营积累经验，形成较详细的管理制度，但由于各商号轮值频繁，造成难以追讨欠租等问题。

为了适应大量难民涌入广州湾、房屋需求大增的市况，潮州会馆积极开发闲置土地，潮籍人士享有优先竞投土地的权益。1942年上半年的会议记录可见，为积极响应市场的热切需要，当年3月15日至5月31日理事会频繁召开13次会议，主要商讨房产批租和土地拍卖事宜，共处理25宗租务。会馆将背靠潮州塘的中国大马路东畔地段的竹树全部砍伐，以开辟土地建造房屋，并将新辟土地分为多组拍卖[17]。由于供不应求，1943年4月会馆重申其一贯做法：“若向会馆批地建屋，须将建筑所用材料及图则呈请市厅批准，然后由会馆丈量面积并订立合约始能兴工。经若干年满期后该屋及地一并由本会馆收回管业。至于只租地皮一律停止。”[18]这些推向市场的铺屋颇受欢迎，吸引市民前来购置自住或出租牟利。

当把目光聚焦于个体，更能理解会馆为潮籍商人提供便利之重要性。战时逃难广州湾的潮州人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贫困的民众，二是具备一定财力的商人。澄海人陈传薪(1904-1975)属于后者。陈氏家族原在泰国经商，战前陈传薪返回家乡，1941年投靠在赤坎开设广昌商号经营布匹和洋杂生意的舅父李俊卿。两年后陈传薪在新街头租用会馆铺屋开设振兴和记，从家乡接来眷属和伙计。振兴和记“专办潮州菜种、锡薄、火柴、纸料、洋华杂货，代客买卖出入口转运，专收潮州各属汇兑批信”[19]。陈传薪经营业务较为广泛，而且通过香港与澄海家乡保持商业往来，故很快在广州湾取得成功并跻身会馆理事。他既得益于早已扎根当地的李俊卿和李源豪父子帮助，更在于自己善于利用汕头和香港的商业网络。

对于抗战时期前来广州湾谋生的潮州商人来说，赤坎潮州会馆不仅是根基深厚的靠山，也是商业网络的提供者。随着更多会员的加入和投资，会馆加快开发土地建造房屋，并进一步加强租务管理，以增加会馆收入。

三、不可逆转的衰亡

(一)战火波及民生

战时赤坎潮州会馆迎来发展机遇，市道兴旺的时候，承批房屋和购置土地的需求也随之上升,收入相应增加；但当经济环境转差之时，欠租问题则会愈加频发，而会馆承担照顾乡人的传统职能和人工开支也渐渐变得难以负担却不能割舍。因此，抗战后期的会馆遂面临严重财务压力。

法国1940年战败投降，维希政府屈从于轴心国，印度支那总督允许日军贸易检查团进驻广州湾，收紧货物进出口。1943年2月日军以“共同防卫”之名全面占领广州湾，几乎切断广州湾通往抗战大后方的物资转运，并招致盟军飞机对当地战略目标的轰炸。此后大批寄寓广州湾的难民外流，贸易繁盛的局面不再，当地经济也日趋萧条。面对盟军空袭，1943年12月赤坎市政厅催促潮州会馆负担构建防空壕的工程费。1944年6月2日夜，盟军飞机误炸赤坎多处平民目标，造成300多人死伤，陈斯静儿子陈奇书所住的南兴街“律”字铺(静园)也遭损毁，会馆派人调查。为了保障潮籍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完成法当局的要求，6月11日理事长陈学畴报告：“本邦各铺号应有联络之预备，万一再有空袭可以互相协助……事后如全赖政府救济，恐有缓不济急之虑。希望大家贡献意见以收群策群力之效。”[20]后来会馆还成立“赤坎潮侨救灾互助队”，以应对战火波及。

(二)各项收支失衡

若说抗战前期的“高级难民”带来商业关系和资本[21]，进而促使会馆扩张，那么随着战争的蔓延和广州湾局势的恶化，大量涌入的潮籍难民就变为沉重负担。为了照顾这些苦无生计的同乡，理事会投入颇多人力物力，为此还专门任命4名救侨委员专司负责。1942年8月理事陈渭川报告在战乱时局中救侨工作所面临的多重困难：旅湾潮籍难民共有240余人，其中50余人要求资遣回乡；市面物价高涨，生活所费日高，会馆各职员工人月薪不敷给养。经理事会讨论后，决定致函遂湾各机关团体联合救侨会请其派员护送难侨到韶关，并为文书、庙祝和花工加薪[22]。会馆承担难以推辞的道义责任，所需费用随着市况恶化而增长，但出于同乡地缘考虑，会馆只能勉强应付。

此后潮州会馆仍频密接济难民，支出甚巨。1943年1月，遂湾联合救侨会“迭函请拨救侨经费”，会馆捐送国币3000元[23]。同月，潮侨王松南请求帮助伙食，会馆向在广州湾的90名潮侨每人发国币20元“度岁”。5月潮州难民居住的茅屋被法当局清拆，会馆拨款并向同乡募捐，之后按名额发放给74名被拆屋者和100名未受影响的难侨，规定无论男女老幼，难侨可加倍获得善款[24]。此外会馆积极响应募款号召，多次向家乡施以援手。1942年8月，会馆为澄海集德善堂募集国币48 500余元。1943年7月，集德善堂又通过理事陈世典所开办的永明织造厂转来求助函件和募捐册，会馆捐款国币2000元，并向各会员及诸同乡募捐。为了救济沦陷区的旅港同乡，1943年1月会馆向香港九龙潮侨会捐送国币10 000元“以资救侨”[25]。

因应逃难而来的潮籍子弟增多，潮州会馆自主办学，也变成一大负担。1943年秋私立韩江小学在会馆内开办[26]，经费主要来自会馆，也有潮园俱乐部富商的捐款。学校聘请数位来自省港的老资历教师，优待潮籍学生。1943年9月，会馆拨给韩江小学“本邦子弟学费及修葺费”共国币47 000余元[27]。次年5月理事会决定援照上学期成案办理，拨给各种优待逾国币50 000元。韩江小学还吸引承租会馆房产的租户子女入读，起初他们也能分享学费优待的福利。办学动用了会馆大量资金，而且资助遭租户滥用，负担加重。1944年农历新年前夕，会馆更曾因开支过大，反向校董会暂借钱款，待收租后返还[28]。

1945年3月日军在印度支那和广州湾同步发起事变，收缴法当局权力和驻军武装，局势动荡，会馆也备受冲击。花工等人因米价高涨要求增加米津。4月因 “关于本邦人士欠交租项甚多”，理事会决定分别致函欠租者催交[29]。9月，理事会再次讨论欠租问题，决定分两种情况去函催租。或许因为时局艰难，8月广安号辞任值理，联裕昌和恒利号同时来函辞任，理事会函复慰留均请“勉为其难”[30]。情况非比寻常，潮州商人已不愿担当会馆职务。

(三)会馆最终衰亡

抗战胜利，环境却未好转。1945年8月18日，中国国民政府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临时政府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广州湾光复回归。9月21日粤桂南总指挥邓龙光在赤坎接受日军投降，次年1月湛江市政府正式成立，大埔人郭寿华出任市长。湛江虽与广州和汕头并列为省辖市，却未迎来经济复兴，反而陷入萧条和混乱。其中既有国共内战之影响，亦因为湛江市丧失原有的区位优势，更多商人携带资本离开。1945年潮州会馆简化节俗礼仪，透露财困危机。农历七月二十二财神诞不援例办理，“只行拜神，停止聚飨”，其后重阳节同样不再援例举行聚餐[31]。

1946年正月的第一次董事会例会上，会馆正式更名为“湛江市潮州会馆”， 董事会共11名董事，内设总务部、财务部、保管部、交际部和救济部，由常任董事出任各部主任。会员、名誉会员和西营会员共48间铺号[32]。到了1949年，情况更急转直下，会馆欠债累累，甚至被迫变卖产业，以偿还债务[33]。次年初更有商号辞去会馆会员，至1951年正月，出席全体会员大会的商号仅32家[34]。1952年理事会宣布解散，不动产交由政府接收，赤坎潮州会馆近200年的历史宣告终结。

四、结 语

赤坎潮州会馆的兴起源于清乾隆年间潮州商人在粤西南的贸易活动，法国占据广州湾并未阻断其发展进程和商业网络，反而客观上为华商带来相对安定的营商环境。民国初年会馆尚能适应商业组织的转型，而全面抗战的爆发为会馆同时带来危机与机遇，涌入的难民和资本刺激广州湾经济繁荣一时。拥有大量物业和土地的会馆加快开发土地和建造铺屋用于出租，并加强租务管理，以增加收入。然而好景不长，战争后期日军占领广州湾，抗战大后方开辟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等新通道，商路转移。会馆本已因为救济和遣送同乡难民而耗费巨资，并且疲于应付政府和学校等各方需索。由于租约时长和同乡优惠等因素制约，会馆即使提高租金和加强管理，也难以追赶物价和支出的增幅或应对经济不景气，到了1945年欠租问题频频发生，严重拖累会馆的财政状况。

战时赤坎潮州会馆的种种商业活动和社会生活，反映居住当地的潮籍人士仍保持潮州商帮逐利观念、崇祀妈祖、社会公益和行善赈济等若干共性[35]。会馆是一种以地缘为纽带的传统商业组织，调动各方力量投入救济工作有其优势[36]。况且“同乡地缘”和“商业网络”双重属性相辅相成，无法独取一端。分布广泛的商业网络带动会馆在全面抗战中前期的兴盛，而战争后期同乡地缘关系就转为沉重的负担。由于会馆无法舍弃照顾同乡的道义责任和慈善公益属性，拖累其商业网络的经济谋略，造成不堪负荷的沉重财政压力，即便拥有雄厚产业和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亦难以招架，以致消耗自身而衰亡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