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丽红，刘 斌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第三次垂帘听政，维新变法运动戛然而止。政变发生后，有关“废黜”光绪帝的言论甚嚣尘上，使己亥年(1899)的中国政局笼罩在流言阴影之下。1900年1月农历己亥岁尾，清廷下诏立溥儁为大阿哥，入继穆宗嗣，令举国哗然，史称“己亥建储”。流亡海外的新党借题发挥，利用报刊以“立嗣即废立”为口号掀起一场拥戴光绪、反对建储的舆论抗议风暴。清廷于光绪帝尚在位的情况下为同治帝立嗣，这一反常举动经方家们反复推敲已有结论，亦有学者对己亥年前后舆论与政局的关系作深入考察(1)考证“废立”真伪之研究见郭卫东《“己亥建储”若干问题考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吴仁安《晚清光绪季年的“己亥建储”丑剧和爱新觉罗·溥儁的“大阿哥”之“立”与“废”》[《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己亥建储前后舆论与政局关系的研究见王刚《从“武昌假光绪案”看己亥建储前后的舆论和政局》(《清史研究》2019年第8期)、贾小叶《〈新闻报〉与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董丛林的《清末戊戌、己亥年间“废立”传闻探析》(《南开学报》2003年第2期)视“废立”传闻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是在社会动荡、朝局紊乱、相关信息环境畸变的背景下所彰显的一种特殊舆论形态。其专著《晚清社会传闻研究》着重呈现“废立”传闻的繁多和歧异，未对传闻形成原因与影响作深入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9～192页)。。但问题在于，“立嗣”本是清廷迫于舆论压力推出的折中方案，为何却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被“废立”所替代？通过口耳相传倏忽不定、稍纵即逝的流言，缘何成了引发庚子年政坛大动荡的“蝴蝶翅膀”？

囿于承载媒介的限制，流言是历史研究中难以凭传统史料直接呈现的口语传播现象。本文通过爬梳有关己亥“废立”流言的档案、日记、回忆录、传记等各类文本史料，以及报刊的相关报道与评论，搜寻“废立”说形成的蛛丝马迹，并在此基础上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进而深入考察流言如何在清末政治时局变幻中扮演催化剂的角色，冀望从媒介研究的视角“切其一片”，审视清政府在流言冲击之下的舆论危机应对与舆情管控之变，从而更深刻理解清末媒介与社会政治机理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乘风之翼”：动荡时局下的“废黜”流言

维新变法仅百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夜之间成为朝廷通缉的要犯。如此剧烈的政局反转引发朝野的无限遐想，人们对有限的公开信息进行串联臆测。中国政局笼罩在“谣生市虎人疑信，影出杯蛇事有无”(2)陈善伟编：《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50页。的流言阴影之下。有如时人所云：“最奇者每数日必有谣言一次，每次各不相同，旋起旋灭。据都人士之意不敢谓为必有，亦不敢谓为必无。”(3)《谣言何多》，《叻报》1899年10月11日，第2版。而此时的舆论环境已迥异于百年前的康乾盛世，租界内的西文报纸和海外华文报纸为清廷所鞭长莫及，原本通过口耳相传，在熟人间社交网络传播的消息，如添乘风之翼，迅速扩散至社会的各个角落。

(一)“光绪宾天”

光绪帝的安危首先成为中外人士关注的焦点。在政变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国内传播最盛者莫过于“光绪宾天”说。据康有为回忆，政变发生后，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举国上下皆“传闻上(光绪帝)已有不测，各国纷纷调兵，咸恐惧国变，或奔走匿避”(4)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3页。。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R. Brenan)向本国外交大臣电告称“清宫政变发生，光绪帝死了”(5)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3页。。英国人艾·温盖特在致《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的信中也写道：“(上海)整个地方都由于皇帝被毒死的消息陷入混乱之中。……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这里的人，尤其是中国人都认为他已经死去。”(6)[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 1895—1912》，刘桂梁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13～115页。

此时方兴未艾的近代报纸，以权威信息发布的新闻形式，将原本飘忽不定、令人将信将疑的流言推向了公共领域。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周刊登载消息：“据原来的传说，光绪帝是在九月二十一日被弑了，很多消息灵通的中国人士、高级官吏及其他都是这样相信的。”(7)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115页。“目前的中国，据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是没有皇帝了，谣言众多且散布极广，说皇帝已经遭毒害。”(8)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65～1066页。任职中国海关的英国籍雇员金登干向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汇报时有言：“今天街头张贴的报纸说到‘中国皇帝已经被强迫逊位，据说已驾崩；慈禧太后大获全胜’。”(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90页。其他如“或云他已于八月初六日被杀，或云已于八月初七日自尽”(10)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第213页。等貌似精准的报道，也频现英文报端。类似的流言甚至远渡重洋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当时俄国驻伦敦大使斯塔利在致俄外交部的信中透露：“来自中国的关于皇帝废立的第一批消息引起了英报刊热烈的评论。各报惶惶不安地谈论着清廷的亲俄方针，各省对于政府普遍不满情绪的增长，‘怀有亲俄情绪’的李鸿章重掌政权的可能性以及被认为是亲英派的张荫桓的失宠。”(11)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21页。

(二)“择定新君”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变的细节陆续披露，光绪宾天的消息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然而慈禧垂帘听政，诛杀六君子，悬赏通缉康梁等一系列举动，都使外界认为光绪帝虽然暂时性命无虞，但境况堪忧。9月26日，上海《字林西报》称：“目前的中国据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是没有皇帝了。不过根据他的手诏来看，他仅是被废黜了。”(12)“The Coup d’etat at Peking”,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Sept. 26, 1898(569).随后有关光绪的境遇又衍生出诸多版本：“皇上暂居静室，不接臣僚”(13)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63页。；“皇上欲逃离瀛台未果，慈禧令拆去瀛台板桥”(14)《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69册,1898年10月25日。；甚至有光绪帝已“和康有为一同逃出北京，乘坐英国商船‘巴罗纳特’号(Ballarat)到达了香港”(15)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85页。之说。从上述流言可以推断，当时朝野上下几乎都认定“皇帝被废黜”只是时间问题。尽管公众所预料的废黜迟迟没有下文，但是民间关于光绪帝继承人的猜测却是五花八门。各类报纸更是积极参与继位之人的讨论。1898年11月14日，澳门《知新报》转载香港《士篾西报》消息：“由华人处访闻，中朝政府已预备设立继位为君之人，所欲立者有二人，一系五王爷之子，另一系殿前侍卫之人。二者皆光绪皇上之堂兄弟。”(16)《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71册，1898年11月14日。1899年6月8日，该报又载：“北京纷纷传说，谓西六月二十号，中朝另立新君，闻践位者为恭王之孙，又有谓为五王爷之孙。”(17)《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89册，1899年6月8日。9月9日，上海《新闻报》声言：“皇太后择定澜公之九龄子溥僎诞登大宝。”(18)《禅位风传》，《新闻报》1899年9月9日，第1版。1898年11月12日，发行于新加坡的亲维新派中文报纸《叻报》转载《字林西报》的新闻：“接北京十二日来电云，本日早晨有宫内某大员出语人曰，初九日有人欲令某亲王之子诞登大宝。”(19)《京函汇述》，《叻报》1898年11月12日，第2版。

上述流言的内容自相矛盾，“或言端王之子，或言澜公之子。有言年甫九龄，有言已十三岁。即此传闻互异，已知事等捕风”(20)《论谣》，《叻报》1899年9月25日，第1版。。而坊间诸如“太后宫中私蓄一子，年已成立，封为俊亲王，行将继统”(21)《论流言太谬》，《叻报》1899年9月21日，第1版。；“穆宗(同治帝)有遗腹子一人育于宫中，曾有遗诏嘱立此子为君”(22)《乘舆遇变非常警电》，《叻报》1898年9月24日，第2版。等说，则更是颇具宫廷传奇色彩的无稽之谈。但在外界看来，光绪被废并非臆测，因为朝廷的一举一动已经透露些许迹象。当时邸报所刊载的宫廷新闻赫然在目，慈禧太后自己亥年正月以来，每日传召载濂之子溥偁、载漪之子溥儁、溥伦之子毓尊、溥僎之子毓安，不仅加恩赏给头品顶戴，还于每日朝政毕后单独奏对。“皇太后慈颜甚悦，每日必须散门后方令散朝返府。”(23)《秀出天潢》，《叻报》1899年4月24日，第2版。这些举动无疑是准备“另立他人以登宝”(24)《西报妄谈》，《叻报》1899年5月4日，第2版。的先兆。中外人士普遍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如若有合适的人选，皇太后是会再找一个小孩子的，因为这样她就可以继续摄政”(25)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第479～482页。。1898年11月18日，《叻报》转载日本新闻称，英国钦使咨照中国政府云：“闻继大位之某王子，亦已居住宫中。此乃自有中国以来闻所未闻之事也。”(26)《咨询国事》，《叻报》1898年11月18日，第2版。一则流言引得英国专门照会中国政府，足见其影响之广。

(三)“择期禅让”

相较于继承人选问题，有关慈禧太后如何对待光绪帝的报道，更显得“废黜”之举势在必行。1898年11月末，已有海外报纸声言：“密探得太后之意已隐定继位之人。欲于来岁元旦为禅位之期。”(27)《京事要闻》，《叻报》1898年11月30日，第2版。1899年9月，上海《新闻报》以《禅位风传》为题揭载“禅位一事已在预备，并迫令皇上自上禅位之表”(28)《禅位风传》，《新闻报》1899年9月9日，第1版。。报道中称慈禧太后已做好周密策划，接到光绪帝禅位上表时“皇太后伪为不允，故尚须再上、三上”，以便给外界留下皇上“自请”禅位之印象。诸如“政府确已决计明年改元，另立新主”(29)《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108册，1899年12月13日。，“即着诸王大臣等敬谨定拟内禅典礼，请旨施行”(30)《京事电报汇登》，《叻报》1900年2月9日，第2版。，“皇上今正禅位，自请归藩，国号业已改元，新君即承大统”(31)《节录香港循环日报立嗣释疑说》，《申报》1900年2月13日，第3版。等说随之频现报端。而此间大学士李鸿章、徐桐、崑岗，以及督抚刘坤一、谭钟麟等反对废立的电奏(32)王刚：《从“武昌假光绪案”看己亥建储前后的舆论和政局》，《清史研究》2019年第8期。，愈发加剧朝野内外的臆断：“(皇太后)已阴怀废立之意，继位者亦已暗中择定。”(33)《国事录要》，《叻报》1898年11月26日，第2版。

除择定新君之外，朝中的一些反常举动也被报纸过度解读为“废黜”的征兆。1899年7月22日，《叻报》转载英文《京津太晤士报》消息：“传闻中国太后密为防范，于内廷饬造铁室三间。”(34)《日下来鸿》，《叻报》1899年7月22日，第2版。称慈禧太后命人在寿皇殿前，用马口铁包皮建造三间铁屋，“防御极为完固，内贮毛瑟枪药弹等件”(35)《圣躬已瘳》，《叻报》1899年11月9日，第2版。。外界猜测此举源于“宫中防警添设巡夜兵役一时无地可住”(36)《但愿如此》，《叻报》1899年9月22日，第2版。，也有谓“此房系储藏枪械，皇太后虑变生意外借作藏身之所”(37)《谣言可息》，《叻报》1899年11月11日，第2版。。不过在坊间，“太后令营铁室于纯庙内禅之寿皇殿一节……欲使闻者疑为太后将迫今上内禅于此殿，即以铁室为囚龙之所耳”(38)《论流言太谬》，《叻报》1899年9月21日，第1版。。对此，《申报》特意刊文进行辟谣，称“铁室者建以便支更夫憩息，室顶盖以铁皮，而彼党中人竟妄称太后欲将皇上幽囚于此”，炮制流言者“甘心党逆，矢口而诬及深宫”，散布流言者乃“好事之徒道听途说，渐且自命为识时务者，亦皆横肆议论，顾忌全无”(39)《靖谣言说》，《申报》1900年2月5日，第1版。。

二、辟谣与造谣：围绕圣躬的报端论战

“如果我们听到的谣言给事实作出了一个符合我们私生活的解释，我们便愿意相信并传播它。”(40)[美]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刘水平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页。按照奥尔波特的观点，流言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并传播，是因为它符合人们的心境与对时局的判断。从当时的私人日记及在华洋人的报告、通信来看，戊戌政变之初，由于政局突变，信息闭塞，人们对光绪帝宾天及被废黜的猜测与想象，恰是对时局担忧的体现。虽然此时光绪帝还是清王朝名义上的君主，但从流言所折射的社会心态可见，朝野上下认为光绪帝被“废黜”并非空穴来风。对于主要骨干流亡海外的新党而言，光绪帝是维新变法的希望所在。在既没有军队加持，又缺乏下层民众支持的情况下，利用报刊制造舆论压力成为新党唯一可倚重的手段。于是一场以报刊为阵地，以流言为武器的舆论角力在晚清的舆论场中肆意展开。

(一)圣躬抱恙

为了应对汹涌如潮的宾天传闻，清廷于1898年9月25日以光绪帝的口吻发布上谕：“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8年，第424页。朝廷降旨为皇帝广求名医，辟谣“光绪宾天”说的目的显而易见。不过，清廷后续的举动却格外反常。为了证明“圣躬抱恙”，朝廷不仅定期公布太医问诊的脉案，还延请法国医生德对福(Dr. Detheve)入宫为皇帝诊治，希望借外国医生的诊断结果消弭民间质疑。12月1日，清廷又颁布上谕，以“朕躬服药调理，步履未能如常”(42)徐致祥等：《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2册，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年，第31535～31536页。为由，取消应由皇帝例行出席的圜丘大祀。1899年1月9日，又谕“现在朕躬违和，所有年内暨明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事均着停止”(43)徐致祥等：《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2册，第31689～31690页。。上述举措避免了因光绪帝无法出现在公众视野所导致的猜忌，又隐达皇上性命无虞的信息，可谓用意至深。

清政府运用官方渠道发布权威信息，再加上法国医生脉案全文，可谓理由正当、细节充分，按常理应当能消弭民间的猜疑。但是对于外界关注的关键点——光绪帝是否“被废黜”，清廷却一直采取回避态度，这也给各方猜测废立问题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从公众的反应来看，上述官方谕旨并没有起到消弭流言、平稳政局之功效，反而间接印证了政变前京城内外所传光绪帝“病情危重”(44)《圣躬万福》，《国闻报》1898年8月19日，转引自董丛林《清末戊戌、己亥年间“废立”传闻探析》，《南开学报》2003年第2期。之说。皮锡瑞的日记中便有言：“临朝后五日，始有圣躬不豫之文，先所谕并未言，足见是托辞，诏求医生亦掩饰人耳目之语。若再有魏主之变，则人心更不服，将有河阴之祸矣。”(45)《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湖南历史资料》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54页。

(二)“圣躬无恙”

在外界看来，一位未满而立、正值少壮的青年皇帝突然患上危重之症，以致宫中太医束手无策，需下诏广泛求医，其原因着实蹊跷。对此，新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回忆，当时光绪帝的健康情况很好，“皇上日日上朝办事，召见大小臣工，且间数日必诣颐和园西后前请安，常在瀛秀园门跪迎跪送，是岂有病之人所能如是耶！”(4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北京：中华书局，1953年，第63页。康有为遭到通缉后非但没有隐姓埋名，反而主动接受报纸采访并特意声明：“我离都时，皇上圣躬无恙。”(47)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149页。在英船上与班得瑞谈话中又强调，“到我离开北京时为止，他身体一向是非常健康的，并且整天阅看和批答奏章”(48)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第525页。。《叻报》于1898年11月3日刊发《京事汇言》，称：“今上现无恙，废位一事恐未必然。”(49)《京事汇言》，《叻报》1899年11月3日，第2版。

为了戳穿清廷的谎言，新党针锋相对利用报刊揭露清廷脉案的矛盾之处。天津的维新派喉舌《国闻报》称：“皇上病状自交冬以来，日见康愈，然太医院御医及各省奏保医官，每日仍奉皇太后懿旨，命轮川入值诊视。其各医官所开之脉案，亦由内监奉懿旨发交南书房誊写数十通，分交六部九卿各堂官公同看阅，其脉案所说亦不外心肾不交、肝木气旺、腰软精滑等词。就脉案而观，病势仍似重大，然曾见召见之中外各官退而语人曰：皇上两目炯炯，精神充足，不像有病之人。”(50)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43页。法国医生在脉案中描述的“皇帝圣躬，初见之时体气瘦弱，精神短少，口味尚好”(51)《法医脉案》，《申报》1898年11月23日，第2版。，也被《叻报》解读为“法医则谓并无大要”(52)《京函汇述》，《叻报》1898年11月12日，第2版。。新党在《知新报》上断言，朝廷公布脉案下诏求医是“借此以掩中外之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53)《皇上病重正谬》，《知新报》第80册，1899年3月12日。。

(三)“外人干涉”

由于新党在国内缺乏下层的民意基础，且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为营救光绪，挽回败局，康有为寄望于英国人出手干涉。他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写信求助，说“将来的局势是除非英国出面干涉，一位小孩子将要继皇上登基，西太后势将成为真正执掌实权的皇上”(54)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第527页。，意图将光绪帝的境遇与英国在华利益关联起来，争取英人对光绪帝的同情。《国闻报》亦载“外人定将干预，决不听之。又有西人言此事从中实有某大国公使主持调度，西人言此者奋髯抵几，意甚不平”(55)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63页。，形容“太后辅政尚可阻令各西国人不预此事，如有变动，窃恐各国钦使必有后言”(56)《京函汇述》，《叻报》1898年11月12日，第2版。。

据皮锡瑞的日记，当时社会上关于英、法、德、美、奥、比、日七国以废立为由“请太后归政，举行新政，举行新法”(57)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45页。的说法广泛流传。外国干涉之说的确产生了一定效果，引发清廷内部的分化。1899年10月13日，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以“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现在谣诼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58)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刘坤一遗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5页。为由上书慈禧太后，反对废立。

(四)“毒药弑君”

为了扭转千夫所指的不利地位，旧党也如法炮制，利用报纸散播流言，对新党进行栽赃嫁祸。例如上海《字林西报》就曾刊文称，早在1898年8月1日沪上已风传“内阁刚毅、张荫桓、吴春坡等三人内由一人进呈红丸，请皇上服之。所进之丸系出于不得已者。按此红丸曾见于《明史》。据云皇上若服此丸以后临朝剖决大政无不顺从进丸之人意指”(59)《西报妄言》，《叻报》1898年9月1日，第2版。。而另一个版本中，进侍奉药者“为张汤两亲信臣进……夫张者即张荫桓也”(60)《皇上病重正谬》，《知新报》第80册，1899年3月12日。。当时流布最广之说是康有为进呈的红丸。康氏曾回忆自己逃亡过程中，英国领事向他出示过一份密谕，内有“康有为进毒丸弑大皇帝”(61)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8页。字样。关于康有为进药弑君的细节甚为离奇。据描绘，毒丸不仅能致“圣体浮肿，病势颇重”(62)《我闻如是》，《叻报》1898年10月17日，第3版。，还能使皇帝“为所迷惘，顺从进丸之人之意指”(63)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第90页。。传闻中所进毒药也是五花八门，有云“(皇帝)中信石之毒，口吐鲜血，便溺亦皆有血”(64)《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69册，1898年10月25日。，有云“乘舆果有晏驾之忧，系由砒毒所致”(65)《圣驾大安》，《叻报》1898年10月7日，第2版。，或云“中国大皇帝据称系受玻璃粉毒所致。……玻璃粉毒罕见于中国方书，然则中国之人自必鲜有知其毒者”(66)《玻璃毒又见》，《叻报》1898年12月5日，第2版。。

尽管无法查证上述流言的确凿来源，但从内容指向来看，制造者必定是仇视变法、痛恨新党之人。自维新变法以来，光绪帝下诏裁撤鸿胪寺等衙门，废除八旗特权，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触动了守旧集团的利益，引得朝堂内外“皆谓康有为欲尽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67)《东报节录》，《叻报》1899年1月19日，第4版。。在新党看来，将康有为与明末三大疑案之一的“红丸案”勾连在一起，旧党以流言为工具，陷康于“弑杀君主”之不义境地的意图昭然若揭。梁启超直言：“谣言之起皆由满洲党深恶寡君之变法，恨不得速其晏驾，故广布咒诅之言，阴为鸩毒之地。”(68)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81页。

三、新党“肆言”：“立嗣即废立”说的形成

新旧两派为了打击政敌，利用各自手中的工具捕风捉影，互相攻讦，或无中生有，或添油加醋，将流言冠以“西人云”“外人说”等字眼，堂而皇之地登诸报端，混淆视听，正可谓“权衡在我，取舍从心”(6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页。。对新党而言，通过制造“圣躬无恙”的舆论，保护光绪帝的目的已初步实现。虽然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但至少性命无虞。只要光绪帝身体无大碍，废帝无从借口，慈禧太后的废立计划自然就失去了依据。不过维新变法要想挽回局面，终究还是要指望光绪帝能够再度亲政。于是新党的下一步将聚焦于如何促成归政光绪。

(一)渲染“复权皇上”

为了促使慈禧尽快复权皇上，新党首先利用报刊散播“圣驾大安”(70)《圣驾大安》，《叻报》1898年10月7日，第2版。的消息。1899年2月1日，《叻报》转载香港《孖剌西报》报道：“某西人觐见中国大皇帝，礼毕而退。因语人谓现观皇帝身体，似甚康健也者，然则圣躬已愈。”(71)《人心可慰》，《叻报》1899年2月1日，第2版。4月，《知新报》载文称：“日本太晤士报云，现又传清帝病体大安。”(72)《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82册，1899年4月1日。自此，类似“皇上圣躬并无不豫，且精神充足”(73)《首善要闻》，《叻报》1899年4月7日，第3版。，“皇上近日精神甚健，天颜毫无病容”(74)《圣躬大安》，《叻报》1899年6月27日，第6版。，“现在圣躬大安，以前危险之说皆谣言耳”(75)《圣躬大安》，《叻报》1899年7月14日，第6版。，“皇上调护得宜，故圣躬康健久而无恙”(76)《圣躬病情谨志》，《叻报》1899年7月22日，第2版。，“顷闻现在圣体胖润，精神甚佳，口味亦好……数月后料能大安也”(77)《圣躬渐愈》，《叻报》1899年9月11日，第2版。，“皇上全无病容，询问一二语极为从容”(78)《两宫起居》，《叻报》1899年10月12日，第2版。等文字频现报端。《叻报》直言不讳：“爰亟录登报章，俾共知圣体已痊，圣谟广运，必有以慰中外臣民”(79)《天何言哉》，《叻报》1899年8月4日，第2版。，以渲染广大臣民欢欣于“圣驾大安”的氛围。

另一方面，新党报刊从1899年下半年开始，一反斥责慈禧为“逆后”的论调，开始改变策略调和两宫(80)贾小叶：《从“逆后”到“贼臣”——戊戌己亥年间康党宣传的策略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刻意塑造慈禧“慈母”形象。如“皇太后常以圣恙厪怀，每日必询问皇上圣体如何。闻近来已渐获痊，深宫甚悦。拟俟大安而后复授权于上”(81)《津报二则》，《叻报》1899年7月20日，第2版。又如“皇太后自万寿圣节后于皇帝前深加词色，隐传爱怜顾惜之情。两宫慈孝相成，大非昔比”(82)《薄海胪欢》，《叻报》1900年1月22日，第2版。。甚至有日本报纸也跟风报道称：“迩来两宫渐形和睦……太后及皇上同诣天坛。”(83)《内政消息》，《叻报》1899年11月7日，第3版。一派母慈子孝景象，前番的干戈似已化为玉帛。还有消息则隐传慈禧支持维新之意。据《叻报》7月29日报道：“(慈禧)饬军机处进呈去岁康李杨宋诸逆条陈，详细阅览。论者谓颇有维新之机。近数日有二翰林召见。太后问以亦曾看时务书否？对曰臣从不敢看。太后谕曰时务书岂可不看？将来何以应变耶？”(84)《宸京新雁》，《叻报》1899年7月29日，第2版。《知新报》亦有载“皇太后拟将以前所行新政尽行恢复”(85)《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第69册，1898年10月25日。之说。

(二)鼓吹“立嗣即废立”

1900年1月24日，清政府以光绪帝的口吻颁布上谕：“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86)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464～4465页。其主旨有三，一是光绪帝如果有皇子，需过继给哥哥同治帝嗣下，这是光绪帝继承皇位的条件之一；二是现在光绪帝身体欠安，延续皇族血脉的重任无法承担；三是溥儁入继同治帝为嗣，并封为皇子，拥有继承皇位的合法资格。通观上谕全文，丝毫没有要废黜光绪、另立新君的辞令。

然而令旧党没有意料到的是，原本作为折中方案的“立嗣”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来山呼海啸般抗议。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上千名绅商发出反对通电，要求慈禧太后取消立储，归政光绪。在新党看来，旧党将大阿哥入继为同治帝后嗣，将来他继承的皇位是来自同治帝，而非光绪帝，这也直接排除了光绪帝摄政的可能。对此，《苏报》在刊发的经元善电禀前加按语云：“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87)《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27日)，转见经元善《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09页。2月1日，《清议报》刊登麦孟华之论说《论建嗣即为废立》，揭露建储的实质是“以行废立之实而暂避废立之名”(88)《论建嗣即为废立》，《清议报全编》卷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70页。。14日，《知新报》也发表《论立嗣即已废立》控诉：“立嗣之谕既下，天下震动，人人皆知，则可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矣。盖必先定皇嗣，然后可行新君即位之举，必先托皇上自言，然后可泯威逼之痕迹，亦必先试立嗣，然后可观天下之人心。此逆谋布置之次第，一一可见者也。”(89)《论立嗣即已废立》，《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知新报》还提醒“‘名为立嗣，实则废立’二语，可谓洞见逆贼心肝，愿普天下人看破奸计”(90)《废立要闻汇录》，《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此时同情维新的民众均已认定，慈禧还政光绪、维新东山再起已经无望，新党人士与旧党彻底翻脸。

(三)号召“武力勤王”

为了煽动民众的反对情绪，新党一反先前的“和睦”温情，指出“今日废立之事，天下乃以为汉人之不幸，而满人之大福矣，呜呼，是岂汉人之不幸哉，吾以为满人之大祸耳！”(91)《告满洲人》，《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借机挑唆满族民众对清政府的反抗情绪。同时还竭力渲染清廷官僚内部的矛盾，以行离间之能事，如“立嗣之事，实荣禄一人力为主持，而庆亲王则深不以为然，其余百官，均不敢置喙”(92)《废立要闻汇录》，《知新报》第114册，1900年3月15日。；张之洞与袁世凯“二人必须竭力以保圣躬，余必当预备壮士四万人以勤王”(93)《电语风传》，《叻报》1900年2月14日，第2版。。再者，借西人之口指责慈禧：“皇太后明目张胆摧伤国脉……事变至此不可收拾，若令其再窃神器十余年，则中国更不堪想。果其不死中国必无振兴之一日。”(94)《西人论立嗣事》，《叻报》1900年2月23日，第1版。在《废立要闻汇录》中，极力呈现民众震动、支持光绪的社会反应，以发动社会舆论：“废立消息传至湖北，各官绅之有血性者，闻此耗如空中下一霹雳，是夕即纠合同志，拟抗伪旨力争”(95)《废立要闻汇录》，《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寓居之粤东人民大为震动，悉于深夜焚香祷告，虔祝上苍默佑皇上复权”(96)《求天默佑》，《叻报》1900年3月22日，第2版。。

新党关于“立嗣即已废立”的观点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引导了民众对时局的判断。有报纸用“天津上海之民人因闻此信均惊惶更甚”(97)《首善纪闻》，《叻报》1900年3月12日，第2版。，“四海沸腾，民心惶惶，如丧考妣”(98)《国变要闻汇志》，《叻报》1900年2月12日，第2版。来形容当时中国社会的反应。张謇在日记中写道：“闻今上有立宣宗元孙惇邸之孙王子溥儁为子，承穆庙后嗣统之诏，岁星运穷，大祸将至，天人之际可畏也哉。”(99)张謇：《张謇全集》第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29页。

四、旧党“肆权”：借“莠言乱政”整顿报业

立嗣诏书使新党期盼的太后归政彻底化为泡影，武力勤王的号召和沸腾的社会舆论使清廷倍感压力。慈禧太后“取阅华文各报，见论说多注重皇上，心滋不悦”(100)《都门杂记》，《叻报》1900年3月1日，第2版。。变法时朝臣口中“上畏清议，下无隐情，风声所播，民智自开”(101)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38页。的报纸，在此时成为“莠言乱政”的罪魁祸首。夏曾佑在致汪康年的信中直陈报界乱象：“各报大誉大毁实无一可，中国有史以来大约从无真话。”(10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39页。张之洞更是指责上海《新闻报》“以谤言登报，冀以摇惑人心激怒朝廷，鼓煽奸民，挑动各国，使中国从此多事，扰乱不安，以泄其忿，居心凶毒无以复加。此报流传为害甚烈”(103)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三)》，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763页。。于是以“痛驳谣言、平息谬说”为由，剑指报业报人的一系列整顿措施相继出台。

(一)示靖谣言

立嗣诏下之后，面对汹涌而来的谏阻废立电吁，清政府指派总理衙门向各国驻京使节发布公文，申明立嗣之故乃“同治皇帝上宝时曾奉懿旨，俟新皇帝生有皇子，继承大行皇帝为嗣。盖因中国立嗣必须昭穆相当，若不为同治皇帝立嗣，则主祭无人，实无以慰在天之灵”(104)《布告立嗣缘》，《叻报》1900年2月20日，第2版。。另命驻新加坡总领事出示晓谕：“旧腊以来谣言四起，或曰朝廷有废立之事，或曰改元普庆，或曰庙堂大变，不一而足，诚属骇闻……先后两次奉到电文并无废立变故，惟皇上有建储之说。凡为别处报纸电信所谣惑者，宜晓谕之，以安人心而定观其听。”(105)《总领事府示谕照登》，《叻报》1900年2月9日，第3版。

以《新闻报》《申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纸为求生存，纷纷站在与当局一致的立场。立嗣上谕发布之初，《新闻报》也曾与其他新党报刊一样，认为立嗣即废立，对慈禧太后大加斥责。但庚子新年后，流言所传的“改元”等事件并未发生，《新闻报》立即转变笔锋，附和朝廷“立嗣并非废立，而是立而不废”(106)贾小叶：《〈新闻报〉与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申报》则在报道中严格使用“立嗣”这一措辞，连续刊发《示靖谣言》《靖谣言说》为标题的时论文章，为朝廷立嗣的合理性作辩护。《申报》一系列文章中，认为此次立嗣乃是朝廷应光绪五年三月吴可读尸谏之请，“上以慰皇太后之愿，中以慰毅皇帝之灵，下以慰海内氓庶之望”(107)《立嗣解惑》，《申报》1900年2月4日，第2版。。“立嗣者皇上之孝思，而非臣下之阴谋也；继统者传位于将来，而非拥立于今日也。”(108)《节录香港循环日报立嗣释疑说》，《申报》1900年2月13日，第3版。还强调“皇太后为穆宗毅皇帝立大阿哥为嗣，未尝言及建储”(109)《示靖谣言》，《申报》1900年2月27日，第1版。，“况朝廷绝无废立之言，立嗣一事实有出于不得已者”(110)《节录香港循环日报事贵知机论》，《申报》1900年2月22日，第3版。。同时《申报》还批评新党谏阻立嗣引发舆论乱象，指责“康既捏造不经之语哄动外人，累牍连篇几令人不能卒读，梁更著为《清议报》，任情讪谤”(111)《靖谣言说》，《申报》1900年2月5日，第1版。，声言“朱谕立大阿哥溥儁为穆宗毅皇帝嗣子以来，外间虽谣诼纷纭，而京邸甚为安谧，绝不闻有无稽谰语煽惑人心”(112)《立嗣确音》，《申报》1900年2月14日，第1版。，试图为沸腾的舆论降温。《新闻报》进而呼吁各界士民，各安其心，各司其事：“今内廷之事已定，海内人心已安，士农工商，各司其事已如故。各处谣言已渐息，则前此不经之谈，某不愿再闻其说矣。”(113)《解谣篇》，《新闻报》1900年4月3日，第1版。

(二)严禁“逆报”

戊戌政变后，朝廷曾于1898年10月9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下旨严斥报馆乱象：“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由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114)《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8，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乙巳，《清实录》第5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20页。李鸿章也曾抱怨“洋报多刊无根谣言，于慈宫及中堂辄加诋谤，实堪痛恨”(115)顾廷龙等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54页。。英国人赫德甚至认为“这些报纸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有益的事。自从我来到中国，我就知道他们经常在做有害的事。有写漂亮文章的机会，是很难抗拒的，所以为了虚荣就丧失了明智的判断”(116)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46页。。然而各地方大员对时局多持观望态度。但己亥年以后，流言肆虐使得清廷中原先支持报刊的官僚也发生了转变。报刊，尤其是“洋旗报”，所刊载的言论不受朝廷控制，其带来的危害已经影响到国体安危。故清廷内部此时对严控报纸形成共识。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准良在奏报中称“报馆挟洋自重，刊布邪说，丧心指斥”(117)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2～483页。，要求朝廷饬令地方督抚设法严禁。刘坤一电奏：“上海《新闻报》于九月初五日所载康有为逆书，情词极为狂悖。当饬上海道照会英领事，严饬该馆更正，以后不许妄登。”(118)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636页。时任直隶总督裕禄则“札饬各属令禁售《清议报》”(119)《进呈清议报》，《叻报》1899年6月15日，第3版。；张之洞也致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要求日本配合查禁在日出版的《清议报》(120)白文刚：《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50页。。

为落实报禁，清政府一方面加强针对信息渠道的官方审查力度，力求从源头上控制报纸信息的来源，要求“中国所设各电局于所有各处传发电线，道及中国宫禁以及内禅之事一概不允为之代发”(121)《京事电报汇登》，《叻报》1900年2月9日，第2版。；“严密稽查，照章惩处”(122)《一字之差》，《叻报》1900年2月27日，第2版。散布流言之人，严命租界捕头“留心侦察，如遇事出非常，迅速报知以便拘捕”(123)《英租界捕房纪事》，《申报》1900年2月4日，第4版。。另一方面则从售卖渠道入手，严控“违禁逆报”的流通。张之洞曾要求对《天南新报》《清议报》“一体禁止购阅，并禁止代为寄送，严行查拿惩办”，同时对武汉租界内“冒充洋牌”开设的报纸“亦断不准购阅递送，违者一并拿办”(124)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6册《札江汉关道查禁悖逆报章》，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309页。。对于渲染假冒光绪帝案的《汉报》，武汉当局更是刑拘审讯该报送报人若干，“必欲治其应得之罪”(125)《行踪叵测七志》，《申报》1900年3月14日，第2版。。在湖南，日本领事也曾在当地发布的公文中看到有“华人代售外人报章，即以叛逆论”(126)《漢報ニ関スル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戦前期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3類-宣伝1項-帝国清国新聞関係雑件,原档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来源于亚州历史资料中心(JACAR)网站,档号:B03040669200，转引自王刚《从“武昌假光绪案”看己亥建储前后的舆论和政局》，《清史研究》2019年第8期。的要求。同时，清廷还试图加强对报纸读者群体的管控，如1902年清廷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就禁止学堂学生“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并且禁止“私充报馆主笔或访事员，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127)倪延年：《论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新闻法制嬗变的历程和标志》，《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第7期。。

(三)出台报律

维新期间康有为也曾上奏过《请定中国报律折》，建议“凡报章之所载，如何为合例，如何为不合例，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128)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4页。，但朝廷并未采纳。1898年10月26日，张之洞在给刘坤一的电文中提到：“报馆虽属西商，主笔则系华人，臣子之谊，中外同昭，此等诬蔑君后之词，岂宜登报传播？揆之泰西报律，例禁亦甚严明。”(129)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三)》，第763～764页。经历己亥年立嗣流言风波，以及癸卯年《苏报》案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清政府终于意识到，示靖谣言无异于扬汤止沸，严禁“逆报”更会适得其反，要遏制报端流言肆虐的风气，扭转朝廷被动的舆论处境，制订报律才是治本之策。徐世昌上书直陈：“言论自由之说，系在法律内之自由，非谓逞其口说，肆为簧鼓也。惟中国向无报律，主笔者则以无报律而习于诋诽，地方官则以无报律而不知处置……揆厥由来，实由报律未定，无所适从。”(130)徐世昌：《请饬纂订报律折》，《退耕堂政书》卷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85～186页。郑观应也建议订定报律：“中国现无报律，而报馆主笔良莠不一，外国报颠倒是非，任意毁谤，华人竟无华报与其争辩也。故将英国、日本报律译呈盛杏荪京卿，奏请选定颁行。”(131)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7页。

但是，清廷出台报律的目的绝非仅是“防止讪谤”这一面，维护宫廷声誉才是其根本用意。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应诏上疏中不仅建议清廷要创办官报控制舆论，还提出报律制订的四条原则，其中首要之义便是“不得轻议宫廷”(13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100页。。而后清廷出台的相关报律条文更是将此原则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首部新闻出版专门条律——《大清印刷物专律》就专设“毁谤”一章，将“讪谤者”界定为“一种惑世诬民的表揭，令人阅之有怨恨或侮慢，或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国制，甚或以非法强词”(133)《大清印刷物专律》，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316页。。《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不久，清廷巡警部颁发《报律九条》明确“诋毁宫廷”列应行禁止之首，“妄议朝政”(134)《本馆接警部颁发报律九条专电》，《申报》1906年10月13日，第2版。紧随次之。1907年初，两广总督周馥在两广境内颁布推行的地方性新闻法规亦紧紧围绕控制言论展开，他不仅要求本地臣民不准“毁谤”皇太后、皇帝和亲王等皇室成员，连外国人也不得毁谤，“凡激变生乱之语，鄙野秽亵之词，及涉讼未经判定之案，妄加是非毁誉者，皆所在必禁。若涉叛逆不道，有碍治安之事，即由官询明，拘究封闭”(135)《中国日报》1907年1月20日，转引自白文刚《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第142页。。之后清政府正式出台的《大清报律》第十四条规定：“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136)《大清报律》，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321页。清廷借报律钳制报业，管控舆论批评之用意不言自明。

五、结 语

己亥“废立”显示出流言与报刊这种当时“新媒体”的共同作用，成为瓦解近代中国社会专制权力体制的新力量。新党利用它散播流言，实现了一次成功的政治宣传。这些报刊揭露“废立”、宣扬列强干涉，常有所夸大和杜撰，实为一系列传闻的源头。立嗣诏下之后，一些报刊愈发置事实于不顾，利用舆论反对“建储”，高倡“勤王”。旧党为压制异见挥起权力大棒，诸如封禁报刊、严拿访事人等手段，对待舆论之粗暴蛮横亦为晚清以来所未有。张之洞的幕僚邹代钧在回顾“建储”以来的政局时，一言蔽之谓“旧党肆其权，新党肆其言”(13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97页。。变法期间维新派一直强调报刊具有“启发民智”“向导国民”之功用(138)王润泽：《中国新闻价值理念的历史特质(二)——中国近代报业的功能习得与选择》，《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9期。，然而“废立”彻底颠覆了国人的认知。在这场舆论战中，报刊扮演的角色并非梁启超口中“有益国是”之工具，而是流言散播的推手。袁世凯批评道：“惟中国之报馆，大半有文无行之士，作奸犯科之徒，倚托洋商，影射煽惑，迹其诪张为幻，几使官家无如之何。”(139)骆宝善、刘路生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6页。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凡人类之智德，非能完全者也。虽甚美，其中必有恶者存；虽甚恶，其中必有美者存。故必无辟于其所好恶，然后天下之真是非乃可见。”(140)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0页。因此，己亥“废立”流言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模糊了历史真相的口语传播现象，更扭转了晚清士人对于报刊功能的认知。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流言作为最古老的媒介，与现代媒介融合所产生的影响亟待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