戢斗勇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岭南文化研究院，广东 佛山 528000）

成鹫（1637—1722），清初著名高僧、诗人、书画家。俗姓方，名颛恺，字麟趾①，原籍广东番禺韦涌乡，后移居南海弼唐（今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弼唐村）。出家后初名光鹫，字即山，易名成鹫，别字迹删，号东樵（罗浮山之别名）。在顺德碧江执教多年，移居南海弼唐后久居亦庵，创建南海马山龙华禅院、琼海（今海南省）灵泉海潮寺和铁城（今中山市）东林庵等，任佛山仁寿寺书记、首座，后又任肇庆庆云寺和广州大通寺住持，有人还说他曾任澳门普济寺住持。成鹫是历史上著名的明遗民文僧，为清初岭南佛教和诗文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著有《咸陟堂集》《纪梦编年》《鼎湖山志》《楞严经直说》《道德经直说》《庄子内篇注》以及《鹿湖近草》等。

方颛恺原本是番禺人，21 岁在顺德碧江初悟佛缘，41 岁时因明清交替避难携同其母亲迁来南海弼唐，此后一直称弼唐为“故里”，并从弼唐始开启其彪炳史册的事业，成为岭南佛教史和文学艺术史上具有影响的高僧。成鹫在清代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现代尤其是近些年来，成鹫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艺术界的重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蔡鸿生先生在《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中，称成鹫为清初岭南佛门“最典型的遗民僧”［1］。中山大学杨权教授点校过《咸陟堂集》，他在该书前言中称成鹫为“清初岭南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僧”［2］，并对这位岭南佛门的旷世奇才的成就和地位做了全面的阐述。因而成鹫是一个绝不能被人们忘记的佛山宗教文化名人。

可惜的是，大多数研究著作都没有详细阐述成鹫与佛山的关系，近年出版的徐文明教授的《佛山佛教》（2013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甚至连成鹫之名都找不到，仅有刘正刚教授的《佛教与佛山文化》（2015年齐鲁书社出版）对成鹫与佛山的关系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杨权《咸陟堂集》前言则简单提及成鹫曾在南海弼唐亦庵修禅。由于成鹫在佛山的活动是其由儒入禅的人生转变的重要阶段，不弄清他与佛山的关系，则会造成史实的遗漏，他对岭南特别是佛山佛教文化的贡献我们也无从知晓。从岭南文化包括广府文化、佛山文化研究的角度，本文似能起拾遗补阙之用。

一、出家前的遗民身世

方颛恺是明末遗民，他出身书香仕宦世家，自小就享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方国骅，字楚卿，号骑田。方国骅少孤，与堂兄正庵公同居于省城广州东门内，过着艰难的生活，困境中奋发进取，1644 年考取了乡荐举人，成为当时的名士，人称“学守先生”。《番禺县志》谓其“依舅氏治经，过目成诵，博览群书，落笔为文，日万言如涌泉。语及忠孝大节，则裂眦奋臂，不屑屑为乡人。由是知名海内，士大夫争与之游。”［3］543方颛恺的岳父梁启运（字文震，番禺北亭人，万历副贡）是父方国骅之友，与袁崇焕相往还，并曾与黎遂球有恢复明祚之志［3］543。方颛恺的从兄方殿元为康熙进士，工诗文，人称“九谷先生”，为“岭南七子”之一。

方颛恺是家中长子，乳名因官，少聪慧，有“神童”之称。甲申（1644 年）明清替变之际，他只有8 岁。9岁师事西樵李彪（字元之，曾从方国骅学），过目成诵，粗通文史诗赋。常听父辈谈论甲申之变，对宰相误国、某相公奸贪等十分愤恨，以至于别人在其父中举后尊称他为“相公”，还以为是呼以恶名。10 岁时广州唐王与粤西桂王拥兵自保，清兵势如破竹，广州城陷，唐王被杀，方颛恺亲历百姓惨遭屠杀以及灾年的困苦。12 岁时，方颛恺随父回乡后帮助做农活，闲时读书不辍。13 岁应南明永历朝童子试，被录为番禺博士弟子员。14 岁又遇“庚寅之劫”，广州被围城八月，家中女眷皆被困广州城中，家中财物两千余金用于赎女眷出城回乡而尽数被掠，家徒四壁。于是，“往往见猎心动，日与乡里恶少交游”，“出遇不平，奋臂而起，锄强扶弱，不避权贵，敬贤疾恶，不择亲疏，慨然以任侠自许”［4］6。

顺治八年（1651 年）方颛恺15 岁时，清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入广州，督学李颋张贴告示，规定“岁例校士，士子一名不到，以叛逆罪罪之，永谢场屋”。方颛恺“凭血气之勇”“以忠孝之名”［4］7冒死不去登记，与他同样未登记者达数百名。督学除其籍，方颛恺自此没了功名。17 岁时又遇大灾之年，方颛恺见到平日一起玩耍的恶少半数成了饿殍，在听了父亲讲解晋人周处改恶从善的故事后，顿改旧习，锐意向学。19 岁开始以教书为业，辗转于番禺、顺德、佛山等地设馆授课，一直到40 岁。方颛恺21 岁成家，娶梁启运之女，29 岁生子露儿，33 岁生子照儿。39 岁时祖母邱氏去世，居家守丧。方颛恺41 岁时，见三藩平定，大清江山稳固，复兴明室无望，方颛恺对政治现实感到非常失望，时世的痛苦离乱和灾害频仍，使其“仰天大笑”，下定出家决心，遂自我断发，宣布离俗出家。

可见，方颛恺出生于明末清初的朝代鼎革之际，其家世和政治立场为晚明遗民文人。他与屈大均、陈恭尹、何绛等反清遗民有交游，且后来又对其在琼海特别是澳门的经历讳莫如深，所著《咸陟堂集》在身后亦遭清廷禁毁，后世学者便猜测他参与了“通海”即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实际上，他的立场和观点是与遗民毫无二致的，但现在还没有充足的史料证明他实际参与了反清复明的活动。

二、在佛山落籍、剃度和开悟

在政治上极度失望的境遇中，许多遗民文人的选项是“逃禅”。方颛恺本来就有佛教家传，母亲顺德碧江苏氏崇信佛教。方颛恺刚出生时，母亲曾梦一老僧入室，说道：“汝从僧来，当从僧去”［5］。方颛恺4 岁即随母茹素拜佛。9 岁时家中宴请客人，客人硬要小颛恺吃肉菜，因年小不知该日当斋戒，吃后方知破戒，大哭而呕，以啖粥三日清洗肠胃，长斋一月赎补前愆。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顺治十四年（1657 年），方颛恺在母籍顺德碧江的梁氏家任私塾先生，前两年所得疟疾至八月更甚，视菜盘中小笋鱼复活如生，尽呕腹中宿食而病除，“真实悟缘，从此始也”，此为“入悟之初机”［4］8。顺治十七年（1660 年）24 岁在碧江邻村拜访两位苏氏“高尚老人”，一为岸庵居士，“日与之处，悟圆通门”［4］9；一为碧溪卧叟，得秘籍，求为真英雄、真圣贤。方颛恺在碧江梁家教私塾直至康熙元年（1662年），1663 年归乡里设席家庙，教本族子弟。28 岁时从兄方殿元中进士，伯父为教育家中其他弟侄，延请方颛恺为家中塾师。两年后方颛恺在顺德碧江梁氏家中任塾师。康熙八年（1669 年）居于佛山陈金吾之邻冯家。康熙十年（1671 年），方颛恺因父亲去世，辞归居丧一年，即回佛山冯家继续任教。方颛恺37 岁时在佛山遇到来自燕京的奇人张仙，两人共同研究碧溪卧叟所传秘籍。康熙十六年（1677 年）五月初五，方颛恺自行剪发，寄居于友人陶握山别业“小漫山”。

“小漫山”位于现佛山市禅城区弼唐村。从成鹫和尚八十多岁自撰的传记《纪梦编年》可见，方颛恺41岁时，携母来到弼唐并落籍。当时的弼唐绿树成荫，郁郁葱葱，早就有浓厚的佛教氛围。明清更替之时，许多知名人物都到弼唐避居。庞嘉耄是明代庞嵩（号弼唐）的曾孙，一些史书载他曾筑“易庵”，查弼唐历来无“易庵”，只有“亦庵”，即后来的亦庵禅院（当地人称“大佛庙”，早年被毁。庙前的池塘叫“佛庙塘”，曾建公园，现已成厂房）。“易庵”应为“亦庵”，最初为庞嘉耄所筑，当时只是个小寺庙。成鹫后来写作的《募化重修亦庵疏》记：“弼唐乃南海名区，亦庵为东林净社，昔年庞居士曾为布地主人”［6］709，庞居士就是庞嘉耄。方颛恺初来时就是“寄迹于南海弼唐之亦庵”［4］12。

方颛恺之所以到弼唐避居，还因为与他“相约披发入山者，故人陶握山也”［4］12。陶握山，名璜，字苦子，号握山。出生于官宦之家且有佛缘，为白云山濂泉行僧，钱多而无子（只有一继子），对佛事资助颇力。陶璜也是遗民文人集团“北田五子”之一。陶璜与方颛恺同乡同窗同庚，在“小漫山”置有别业，所以相邀与方颛恺一道避居“小漫山”。人们不知“小漫山”即在弼唐，但从《纪梦编年》的行文来看，当在弼唐无疑。接续陶璜来弼唐置业者，先有梁佩兰，再有方颛恺。1678 年方颛恺从亦庵搬出，“暂假馆于古人陶握山之别业”，后“买地十余亩，环溪卜筑”［4］13。梁佩兰看到此地有山水之趣，遂称此溪为“漫溪”，此山为“小漫山”，还自号“漫溪翁”。可见“小漫山”是在梁佩兰、方颛恺在此置业隐居后才开始有此名称，且可能仅在他们这些隐居者之间流传。这些名人之所以隐居于弼唐小漫山，“盖先儒之后，俗厚人淳，有理学之遗风”，因而“避乱择里买邻，惟弼唐为安土”［4］13。

清康熙十八年（1679 年），罗浮山石洞禅院离幻和尚往云门山路过弼唐小漫山，43 岁的方颛恺遂礼石洞离幻和尚为师，法名光鹫，字曰即山，从即山音而别字迹删，“志在韬光，删去形迹”［4］1。该年九月，正好故友李方水之弟在循州（龙川县）长乐官舍，来函邀请，于是光鹫孤身到了循州。冬天下雪，因挂念母亲而于次年春回弼唐小漫山。

弼唐的友人庞际可看到光鹫贫穷，告诉他在泷西下城（今郁南县）有祖业，可赠送予他。庞际可极有可能是庞嵩（甘泉学派传人，人称“弼唐先生”）后代，庞嵩晚年在西宁教书，置业于此。见庞际可家祖田已荒芜不可复耕，于是回到弼唐。在“小漫山”乞为石洞和尚弟子两年后，至广州华林寺禀受石洞和尚十诫。遂告别老母，且嘱平生至交友人陶握山、罗戒轩等十二人，每人一月照顾母亲，然后先入罗浮垦山辟洞，后出家云游。

光鹫48 岁时，渡海南归，“既归里，先至佛山”［4］19，依佛山仁寿禅寺闲云老和尚受具足戒，其名易光鹫为成鹫。

成鹫从48 岁受戒后至51 岁，在弼唐家中仅可避风雨的西偏房“坐关三年”，掩关谢客，默坐修法，专心研律，由陶握山等友轮流供养。其间，成鹫因听邻居舂米桶破，从此开悟。

成鹫52 岁时，“始图别住，结庵于南海马山之阳，与暮冈诸子为莲社游”［4］20。“倡莲社庵。”［4］20成鹫结庵的南海马山之阳在何处？查南海（明清时期范围）未有马山地名，故冼宝干在《佛山忠义乡志》的成鹫传记中写下按语，表示怀疑其结庵马山之说，只是因县志言之凿凿，故沿而保留。但弼唐西南与马岗为邻，马岗境内含马头岗、马鞍岗、马尾岗，其名一直存在未改。现在马岗已成社区，早就城市化了，龙华禅院无法查找坐落何处，也难以找到知晓龙华禅院的老人。但有老人向笔者指证马岗东面曾有浸佛塘。我们只能合理猜测，马山可能在弼唐邻近之马岗一带，龙华禅院坐落于马岗社区东面，浸佛塘乃禅院寺前池塘，当为龙华禅院被毁的佛像填埋处。

成鹫53 岁受聘佛山仁寿禅寺，第二年离任云游。

成鹫59 岁时，其母81 岁，他从香山铁城（今中山市）回家为母亲做法事祝寿，之后去丹霞居住。60 岁时得母噩耗，日夜兼程回弼唐奔丧。其母腊月去世，来年六月而葬，由成鹫亲自负土筑坟。62 岁时由丹霞返回弼唐故里，然后云游鼎湖和铁城诸地。63 岁时返回弼唐，生牙痍，第二年又腰脊疼痛，于是养疴于弼唐之亦庵。

成鹫65 岁时，因亦庵漏雨，恐不可以久居，于是有重修亦庵之举。有故友赠金相助，砖石木料等已购置齐备。但原本是成鹫戒徒的庵主怘存，曾因行为不谨而受成鹫处罚，这时却从中作梗，贿使乡里无赖以风水为名百般阻挠。成鹫便放弃了重修亦庵的想法，数月后离开佛山。

三、成鹫对岭南佛教的贡献

成鹫皈依佛教后，其修学和弘法经历简述如下。

43 岁时，在弼唐小漫山乞为石洞和尚弟子，受法名光鹫，字迹删。石洞和尚，名元觉，字离幻，是广州华林寺（在广州市下九路附近）的第二任方丈，法脉属临济宗天童系。

44 岁至西宁僧海（今云浮市郁南县），住翠林僧舍，在梅坪山石壁参高僧湛慈谅公石门和尚，求依止，湛公以其有非凡大器而不纳，三请三却，一时传为佳话。光鹫在西宁盘桓数月，除湛公外，还与云窝山中介聚公、龙华寺无尽印公往来。

康熙二十年（1681 年）45 岁的光鹫回到广州，在华林寺礼离幻和尚，禀受沙弥十戒，得其法嗣。离幻师谓光鹫“性禀孤高，不能容物，出则恐为众忮（嫉妒）”，嘱其“只可住山”［5］。光鹫奉师命入罗浮山，住在石门禅院，垦山辟洞，趺坐蒲团。离幻师圆寂，光鹫接讣即跣足下山奔丧，丧事完毕即回罗浮石洞。

46 岁，罗浮山先后遭受暴徒掠室、官兵搜捕之乱，禅院几被殃及。光鹫听说琼州海岛（今海南省）是无兵贼之患的清修之地，便随友人吴谓远赴琼州府。

47 岁，访多异山灵泉寺。光鹫与明经冯合溪一道，在灵泉寺海潮岩洞鸠工建寺。别合溪后，光鹫携二侍子遍游海南四州十县，经万州华封洞、龙池精舍、陵水尖岭山庵、陶公山莲花庵以及海北、辨州，然后回佛山弼唐。

48 岁，知“闲云睿公得法于天目，归隐陶家庄，亟往就之，求依止焉”［4］19。因光鹫与闲云睿公有亲戚关系，且陶家庄与弼唐相邻，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六月二十日请闲云老人登坛受具比丘足戒，易光鹫名为成鹫。

“南海核心利益说”提出后，美国南海政策调整速度加快，针对中国的一面越来越突出。2010年2月4日副助理国务卿施大伟(David B. Shear)、副助理国防部长谢尔在国会听证会上对南海局势发言谨慎。施大伟系统地提出了美国在南海的重要利益，谢尔则突出了美国要用实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21]2个月后，“南海核心利益说”被抛出。6月以来美太平洋部队司令罗伯特·威拉德上将(Robert Willard)多次声称美国在南海的诸项重要利益。7月23日希拉里国务卿在ARF发表“美国在南海有重要利益”的讲话，由此美国南海政策的新近转型基本告一段落。

48 岁至51 岁，成鹫在家中闭关三年，承续闲云精严戒律的宗风。邻人舂米，桶破得悟。“一日定中，闻邻人舂声，桶子猛然打破，大笑曰：‘今朝始到无心地，自笑从前枉用心。此中独得，不可以告人’”［4］20。

53 岁，闲云老人设法幢于佛山之仁寿禅寺，聘成鹫任书记职，不久任首座。

54 岁因“直道难容，忠言逆耳”［4］20-21，从仁寿寺辞职，到香山铁城（今中山市）城东高氏园林辟地建东林庵，并仿东林党结社，入社者有30 余人，成鹫在此与社友雅集酬唱，长住达五年之久。此间，曾两度往澳门普济禅寺，有人说他曾任该寺的住持。现在，普济禅院中仍存有迹删的草书屏条。

59 岁时回乡为母亲81 岁生日做佛事，然后辞别老母去韶关，抵丹霞山别传寺，谒曹洞宗师泽萌（法名今遇），受礼遇。这一年成鹫编撰《丹霞山志》虽未完成，但留下许多篇章和资料。

61 岁下山居丹霞山麓之锦岩寒梅古寺（今丹霞山锦石岩寺）。

62 岁完成《鼎湖山志》初稿后，返居铁城东林庵。

66 岁，在广州大通烟雨宝光古寺（南汉时称宝光寺，达岸禅师所建，在广州芳村，也称“大通寺”）任住持。成鹫用了七年时间修复和扩建大通寺，将一座毁于明万历年间的南汉古寺修葺一新，恢复其宏伟庄严的气象。大通寺于日寇侵占芳村时被毁。

72 岁成鹫在庆云寺任第七代住持，成为岭南“禅、净、律”代表人物。当时庆云寺已开山七十余年，戒律松弛。成鹫在任住持的六年时间里制订《重申祖训约》《同住规约》等，著《僧铎》令僧人诵唱，对寺宇进行了重修和扩建，增补完善了《鼎湖山志》。《鼎湖山志》不仅使庆云寺走上严明戒律之路，也是岭南佛教史上的重要文献，成为以后“寺志”编撰的典范。

78 岁，归隐鹿湖，两年后又回云顶庆云寺得我堂，著《纪梦编年》及《续编》，记述其生平。

82 岁，因鹿湖房屋风雨飘摇不可居，复还大通烟雨寺。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十月以痰气病圆寂，终年86 岁。

总结起来，成鹫是岭南清初极为重要的僧人，在岭南佛教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综合临济、曹洞二法，创修禅林，足迹几乎踏遍全岭南。他创禅庵、主佛寺，弘扬佛法，编写《鼎湖山志》，为岭南佛教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明清更替之际“不欲仕于清廷”而逃禅的文人，形成了一个遗民诗僧群体，他们为佛教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掀起了岭南佛教发展的新高潮，使清初成为岭南佛教又一繁盛期。而成鹫就是遗民诗僧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当时岭南影响极大的高僧。清代的《广东通志》《广州府志》《南海县志》等，均将成鹫列入方外释道人物传。

其二，成鹫创设了多所佛教寺庙，有南海弼唐莲社、南海马山龙华禅院、铁城东林庵和琼海灵泉海潮寺等。他多年任住持的鼎湖山庆云寺是明清之后岭南佛教曹洞法系的中流砥柱。他晚年任住持的广州大通寺是南汉古寺，被毁已有百余年，他历七年将其修葺一新，恢复了宋元时作为“羊城八景”之一的“大通烟雨”，清代的大通寺尤以元宵灯节和盂兰节最为热闹，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岭南佛教道场。

其三，成鹫十分重视佛教戒律，在庆云寺、大通寺担任住持时，订立了精严的梵法戒律和规章制度，促进了岭南佛教寺院管理的规范化。当时岭南寺庙僧人懒散，出家只为生计和钱财，甚至不禁佛门五戒，禅风日益颓败。成鹫痛心疾首，不仅自己严格执行清规，每到一处，皆以戒律整治，执法不阿。《广东通志》记“成鹫戒律精严，道范高峻”［7］680，可见，成鹫为岭南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四，成鹫虽然在丹霞山别传寺创编《丹霞山志》未果，但在庆云寺编撰了《鼎湖山志》，对后世影响深远，一些山志以《鼎湖山志》为样板，如光绪《华峰山志》即模仿《鼎湖山志》体例。

成鹫接续岭南临济、曹洞法脉，与许多高僧结成师友。同时，亦有史料记其与多所寺庙的僧众不和，不被寺中僧人所容，往往因感受排挤愤而出走。虽然这可能是成鹫孤高刚直的风骨使然，但也反映了他性格难以合群，否则或许成就和影响会更大。以他对佛山佛教的影响为例，在佛山历来享有盛名的仁寿寺，本来也应有成鹫的一席之地，他在闲云老和尚处受戒，曾撰文高度称赞仁寿寺住持闲云老和尚，且被聘仁寿寺书记，不久成为地位仅次于住持的首座，却因人际关系问题而辞职。再如亦庵是南海重要的寺庙，香火鼎盛，被称“大佛庙”。成鹫落籍弼唐，史载其久居亦庵修禅，并为亦庵修缮出力，亦庵创院住持是成鹫之友，继任住持是其戒徒，最后却因与后者关系不和，成鹫由此远离弼唐，再未回乡。佛山佛教可说因成鹫的离开而受影响，但今天谈起佛山佛教的历史，人们往往不知成鹫，几乎遁迹得无声无息，甚为遗憾。

四、成鹫的文学艺术成就

人们历来评价成鹫为诗僧、画僧，《广东通志》称“成鹫墨名而儒行，其文发源于周易而变化于庄骚，涵负呈豁，辩才无碍”，“其笔响风雷，崩山立海，凡蛮烟瘴雨，渴虎饥蛟，草木离奇，剑啸芒飞，直归纸上”［7］680。成鹫是一位诗文书画兼通的很有学问的高僧，在文学艺术方面颇有成就。

成鹫在诗文方面，著述宏富。覃召文教授在《岭南禅文化》一书中指出：“清初岭南崛起的诗僧集团是一个庞大的诗群，也许，这还是中国至今以来最大的诗僧集团。这个集团的精神领袖应该是函昰，其主要成员有函可、今释、今无、光鹫、大汕等，它的成员近百人。”［8］康熙时就有耕乐堂刻的成鹫诗文《咸陟堂集》印行，受到士林推崇，人们普遍把成鹫列为具有代表性的遗民诗僧。他与屈大均、梁佩兰等唱酬甚多。然而，由于成鹫的《咸陟堂集》在乾隆时被列入禁毁书目，此后一百多年间鲜有学者能接触到成鹫的作品，道光时才在乾隆本基础上增补二集重新刊刻。温汝能收其诗于《粤东诗海》。成鹫在《藏稿自序》中指出：“自为诗文，无所取法，第惟根于心，出诸口，发之而为声，歌之咏之，自适其情而已。”［6］462他批评时下诗词是“止存声律，绝无性情”的“野狐禅”，提倡“取法欲上，立志欲高，请以古人为师”［6］696。樊泽达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为《咸陟堂集》所写的序中称：“迹删上人……胸次浩然，以诗发之，一时贤士大夫悉愿从游……其行高，其志洁，不愧古隐君子风，公之诗必传于后”［9］。李来章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为《咸陟堂集》所作序亦云：“大通迹删上人以文字说法，著名海内，贤士大夫多与之游？”［10］清代诗论家沈德潜评价“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11］。近人评其“诗亦快吐胸臆，不作禅语，无雕琢模仿之习，仍是经生面目。”［12］这些可说是对成鹫诗文成就的总结。

成鹫的书道，以“心正”为骛。他在《论书》一文中主张“非求字好，惟要心正”，他推崇朱熹“做字必正席端坐，然后下笔”［6］696。成鹫擅长草书，亦书行草，遒劲飘逸，“兴酣下笔，满纸狂草，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大有颠素遗风焉”［13］。成鹫在绘画方面，工于花卉、山水。研究者称成鹫书画传世极少，画尤罕见，其艺术成就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广东博物馆的朱万章先生在他的《粤画访古》《广东绘画》《明清广东画史研究》等著作中，称赞成鹫佛学与绘画并盛。例如，现传世的成鹫书画作品中有一幅花卉卷，形制为六米多巨幅长卷，绘二十三种花卉，更兼十六段精彩行草题诗，书画并茂，堪称佛门剧迹、岭南重宝。除花卉外，他还善作山水画，传世的有《山水图》扇面，《山水图》扇面是为友人汪后来所作。成鹫常以书画会友，如僧智严善画螃蟹，成鹫十分喜爱其画，智严就以螃蟹画相赠。画家伍瑞隆善画水墨牡丹，成鹫就为其画赋诗，他的《赠关东田写墨竹》便是如此而作。《粤画访古》认为成鹫在绘画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花卉、山水方面，其绘画风格颇似明中期写意花鸟画家陈淳的风格。他极重视写生，师法自然。他在《题画》诗中所反映的意境空灵高妙：“一片空蒙色，平生水石心。天空云出岫，山静鸟依林。远近神俱往，登临兴转深。无弦志有在，终古待知音。”［6］341可见，成鹫擅长诗文绘画，一生著作等身，学问淹通，志高行洁，在清初广东佛教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注释：

①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五年（1840 年）刻《咸陟堂集》中的胡方《迹删和尚传》记方颛恺“字曰麟趾”，而商务印书馆1939 年出版的释成鹫自传《纪梦编年》记为“字曰趾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