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祥，江 源

（青海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00000）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由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在社会建设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明确指引和科学指导下，社会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掌握人民切实需求、时代发展新变化以及社会基本矛盾新变化的基础上，围绕社会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进行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逻辑严谨、结构清晰、内涵丰富，既跟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一脉相承，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更是对当今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在当今世界格局剧烈变动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趋势，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逻辑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这些重要思想构成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核；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源。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核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与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一脉相承。比较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理论与其他社会学理论，其最大的优势在于马克思不仅关注共同体，即市民社会本身，更关注共同体中个体的权利和价值，更具人文情怀。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并非凌驾于个体之上、与个体相对立，相反，社会是个体之间相互交往的产物。在社会共同体中，人的现实需求促进人的发展，实现个体的需求是共同体发展的根本，“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2]59。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1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新时代社会现实的转变，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分析和判断说明了新时代社会共同体的需求变化。当今时代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就是要尽力弥合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使个人形成对共同体内部的身份认同，从而促成人性的完全复归。习近平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4]17这一重要思想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个体需求的重视，在推动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同时兼顾个体的差异性。具体到现实社会治理，习近平反复强调，“要以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坐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5]224这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充分重视社会治理共同体中人民个体的状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的思想精髓。

（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基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并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主义建设作为首要的重大现实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从我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格局与变迁轨迹来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历史阶段都以新思路、新理念建构了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毛泽东同志提出“群众路线”，他领导全国进行革命性的社会治理工作，扫除“黄赌毒”，破除封建迷信，打击贪污腐败，打造风气良好的社会环境。他还强调“顺应民心”“团结人民”，提倡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邓小平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以德治国”思想，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将社会建设进一步推进。进入21 世纪，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方略，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使中国社会治理取得历史性进展。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关注民生，强调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并使其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大受益者和最终评判者。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源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别离的精神家园，包含着人类所共同遵守的生存智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社会治理”一词虽然没有直接出现过，但诸子百家为历朝历代的封建君主们提供了丰富的治理国家社会的思想方法，虽然这些传统思想以服务封建专制统治为根本目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但这些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凝结了古人的智慧，对于今天的社会治理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毋庸置疑，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思想之源。儒家提倡“仁政”，重视道德对社会治理的教化作用，推崇德治观念。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在传承与创新儒家的“仁政”思想和“以德治国”理念的基础上，提出通过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稳定。法家推崇“法治”，以法约束人的行为，威慑少数作恶者，法治直到当今仍然是治理的主要形式，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精髓，将德治与法治相统一，提出“德治和法治共举”的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他强调“要树立法治思维、发挥德治作用，更好引领和规范社会生活，努力实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6]138。道家思想讲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认为应遵循自然规律，削弱强制性的干涉行为，不逆道而行，不违背民心。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继承和弘扬了道教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自然规律[7]。此外，他还主张“以人民为中心”“以民生为本”。这些理念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逻辑以及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价值遵循。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理论逻辑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是立意高远、内涵丰富的思想理论体系。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理论之基；改革创新驱动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理论之要；共建共治共享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理论之维。党的全面领导、改革创新驱动、共建共治共享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理论逻辑。

（一）坚持党的领导：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前提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办成大事难事、战胜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8]。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保证，只有在社会治理中切实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对各类社会资源进行高效率的调控，才能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要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强化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丰富和完善党员干部培养机制。社会治理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作为领导的核心力量，党员干部要广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升思想认知、实际操作等各项技能，切实提高自身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党员干部综合素质提升是党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的体现，能够有效地对各个社会治理主体进行监督管理，使党的政治引领功能切实作用于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二是要扩大新时代党的组织覆盖范围。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社会治理高度重视，提出要将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实到城乡与社区。基层是广大人民群众最直接的接触点，基层建设关乎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因此基层治理在治理全局中处于关键地位。将治理重心落实到基层，就是要将党的领导力量下沉到基层，将党组织的覆盖范围拓展至基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功能，使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做到全方位的领导。同时积极培育基层民众的治理参与热情，在微观上培养民众的主体责任意识，提供多角度的参与途径或平台，使民众将参与治理的被动性转化为自发性，与党组织的领导互相照应，形成良性互动。

（二）实现不断创新：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表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9]792。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社会治理的内在结构也面临重铸，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切实需求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了当下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社会治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应进一步完善，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力求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精准、更加精细、更高质量的生活。一是在治理理念的创新上，要激发社会和人民的主动性。“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10]165-166。新时代的社会治理，要在明确划分政府权责的基础上，提升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人翁意识，改变以往政府包揽一切事物的现象，更多地发挥引领和指导作用。过去的社会治理，民众往往以观看为主，是被动接受的客体，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治理，要在明确党的全面领导作用的前提下，积极引导社会组织与居民共同参与，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调动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既要在宏观层面出台政策，使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有政策为依据，有法律作担保，也要在微观层面上引导民众，抓住基层这个基本点，灵活地组织民众逐渐参与治理，潜移默化地增强民众主体性意识。二是在治理方法的创新上，要注重与时俱进。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中，创新是促进治理能力与体系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对此，习近平反复强调，信息技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将传统党建工作与便利的信息技术新媒体结合起来，是创新治理方法的有效途径。党建与科技创新相结合，需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建引领，全方位推进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突出党员担当，让党员成为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和示范者，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三）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精髓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具体来说：一是要建立共建体制。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强调共建的重要性，共建指向的是体制性建设，以制度建设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建设。一方面，要改革现有治理体制，将社会共建价值观融入共建体制建设中，制度建设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明确党和政府在共建制度中的角色定位，将党和政府的重心逐渐下沉至基层；另一方面，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社会大众参与决策的作用，号召全民共同维护社会稳定，改变过去政府“一家独大”的现象，实现体制更加完善、社会共建与牢固的制度基础。二是要形成共治局面。从党和政府到各类社会团体再到民众个体，我国的社会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要在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的同时，鼓励社会协同，动员公众参与，形成多元协同治理合力。一方面，要使社会治理成为动态发展的持续性过程。在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中，党和政府、社会团体以及人民个体应是相互影响的不同要素，这些要素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使社会这个整体系统保持发展状态和开放状态。另一方面，我国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具有一致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基于此，习近平提出的共治格局既有现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多元性，同时又保留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征。三是要打造共享格局。习近平指出：“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1]45共享是共建和共治最终的目标，其本质内容就在于将共建和共治带来的成果能真正普及最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方面，要制定宏观发展战略，如乡村振兴战略以及2021 年初成立的国家乡村振兴局，真正将目光投向基层，发展基层经济文化实力，以便为打造社会治理格局储备资源基础；另一方面，要统筹兼顾，改善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将对口支援落到实处，发挥作用，经济发达地区支援落后地区，城市支援乡村，逐渐实现平衡发展，使更广大的人民共享社会治理成果。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现实逻辑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坚持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原则。顺应时代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现实之需；完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现实之趋；助力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现实之路。顺应时代发展、完善理论体系、助力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现实逻辑。

（一）顺应时代发展：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

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掀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篇章，改革面临着向更深一层次、向重点难点攻坚的趋势发展。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问题呈现出更复杂、更具体的倾向，同时也表现出了新特点。习近平曾提到，“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包含着国内与国外两方面的因素。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正在不断缩短与美国的差距，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抱有敌意。尤其是近些年，西方反华势力不仅在经济政治上封锁中国，打压中国发展势头，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不断渗透，国际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基于此，我国需要全面推进社会治理以维护国内稳定。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家的重点放在了加强经济建设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社会治理方面缺乏同步调的发展，一些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解决，从而导致新的社会问题更加凸显。一方面，人们对生活水平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平衡的发展局面。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的表现为东强西弱，尤其是在西部一些贫困山区仍面临着解决相对贫困与乡村振兴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尤其在城乡问题上更为突出，城市化的趋势给乡村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村建设后继乏人等问题日益凸显。还有其他诸如就业压力、住房压力等社会问题，对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传统的价值观渐渐受到新型价值观的冲击，导致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人们的价值选择不再像以往一样单一，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们更注重于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具有利益驱动的特性，使得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价值取向，影响着新一代的青年。我国社会需要进一步发展，而这些社会因素纷繁复杂，相互交织，就需要改进和完善社会治理理论，建设繁荣富裕、和谐文明、积极向上的现代化社会。

（二）完善理论体系：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特质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是一个具有立意高远、逻辑严谨、思想深邃、内容丰富的思想理论体系。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通过经验总结、思想凝炼慢慢成形并逐渐完善。根据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人们的实践活动对于认知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是我国现阶段以及未来实现社会治理大发展、达到新高度的理论遵循。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并且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在“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论述中均有提及，贯穿始终，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性更为丰富。改造世界需要正确的方法论予以指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以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为前提。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增强了对基层治理的重视程度，深刻意识到基层是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生产生活的场所，必须主动深入基层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精准聚焦民生需求，才能真正增进民生福祉，党的政治优势才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6]127。在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开始对基层治理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如加强城乡结合区域的建设，加大城市对农村的支援力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地区进行网格化治理，力求为基层群众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可以说，以基层为治理重心的新导向延伸了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实践边界。

（三）助力国家治理：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精神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2]。从理论层面来看，社会治理是在政府、社会、市场、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协作下，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和有序，促成社会矛盾的缓和与解决，维护社会发展的和谐与稳定，确保国家和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实践层面来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够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保障国家的安定与社会的安宁，为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界环境和有利条件。因而，社会治理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方位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来讲，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确保社会安全，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但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绝非是通过强化社会控制、限制人的自由选择和发展来实现，而恰恰相反是要通过各种体制机制的设计来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来实现。例如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预警和处理机制，立体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以维护人民利益为目标的公共安全体制，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致力于提高国家安全能力的国家安全体系等等，这些体制、机制都需要不断的完善与发展①参见《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2020-02-1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922369498200425&wfr=spider&for=pc.。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个人、企业、媒体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积极作用，解决政府治理效能不高、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并把社会建设纳入到国家治理中[13]。概言之，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要通过不断完善社会治理理论、提升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等途径，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的来说，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领域，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必须咬定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说：“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4]站在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论述，从而进一步深化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不断提升中国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断夯实“中国之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