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斌 ，程 倩

（1.石河子大学 师范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1]。《决议》明确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这些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理论品格、理论特质，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中国化的重大创新。

一、“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还具有人民性和实践性的特质，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工具，更关键的是启迪人们如何改造世界，如何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展示解放人类的价值导向。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

第一，“两个结合”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根本路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源自于对人类实践的深刻把握和总结，特别是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及其内在矛盾的精准分析和把握，对未来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总体方向和基本路径的深刻揭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社会思潮的重要特质。同样，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能化为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结合过程就是用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不断检验、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走向深入，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把握更加深刻，对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自觉性更加坚定。在中国革命早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的探索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了弯路，付出了代价。遵义会议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这次会议真正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张，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1938 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并且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概念[3]26-3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活”了起来。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百年建党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两个结合”，不断地在变化着的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两个结合”是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系统，需要我们以全面、联系、运动的眼光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就在于在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在1938 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4]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上一切学术思潮，就在于历史上的一切学术思潮关注的是如何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不仅关注如何解释世界，更关注如何改变世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挑战，这就需要我们继续通过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4]。从根本上来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开启改革开放的大业，最关键的是他坚持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改革开放总体进程。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抓住机遇和挑战，破解全球治理中的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一如既往地在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真谛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就在于从不一般性地对历史下结论，而是坚持从现实境遇出发，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阐明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三，“两个结合”是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影响力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中所寻找到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能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拥护，最根本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教条、死板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而是始终注重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实际问题，结合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挖掘真理内涵和注重真理宣传方式上不断加强理论和实践创新，大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1]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人类走向和平与发展康庄大道的根本指南，如何结合中国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有效传播出去，同样需要我们不断聚焦实际问题，总结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提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范例，做到有声有色地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二、“两个结合”的历史演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逻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坚持现实目标和长远目标相结合解决重大战略问题和时代主题，从实现第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并重，进而不断推动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目标任务。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感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压迫剥削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深感封建统治对社会进步和人们思想的禁锢，开始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专门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可以说是开一代思想先河。1918 年11 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 卷第5 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文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坚持从当时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出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和深入的理论思考，终于找到了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除了面临百废待兴的经济社会建设任务外，更面临着需要寻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紧迫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需要动员全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在这一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动人民、依靠人民、维护公平正义的原则，在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实践中，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制度上强化人民群众的中心地位。1956 年春，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工业和经济工作汇报时，强调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5]9-10很显然，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动力。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通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十年动乱”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如何让广大人民面对世界竞争态势、面对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新动向，又好又快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就特别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深刻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一个党，什么是科学发展，怎样推动科学发展等重大问题，勇于探索，善于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6]。与此同时，还值得我们总结和深思的是，一个具有70多年执政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政权，并导致国家解体，其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不能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没有从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出发，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不图变革，从而导致了政权变色的悲剧。

第四，坚持“两个结合”，实现“两个百年”的伟大目标。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把握到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坚定不移地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定不移地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变化着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关键还在于我们要一如既往地推进“两个结合”。进入新时代，一方面，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和平崛起受到了一些西方敌对势力的阻挠，一些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表示质疑，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加以打压，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如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行稳致远，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用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新实践中。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看待时代的变与不变，是我们保持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的关键。应当看到，国际格局、国际间不同力量对比在不断发生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没有变，社会主义必将替代资本主义的大趋势不会变。因此，在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当前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汲取中华优秀文化的智慧和力量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前进，强调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神力量，增强文化自信。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第二，但如何加强与之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可亲可爱的中国形象，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去寻找智慧，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5-13。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总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的变迁而不断变迁。只有扎根中国大地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实践中交相辉映，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才能得以不断显现。

三、“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

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8]44马克思主义从其一诞生就宣布其理论不是真理的终结者，而是开启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新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能够永远追踪时代步伐，永远保持一种革命性批判性的精神品格和一种发展开放的理论追求。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简单地将经典著作的某段话用来与现实进行对照，而是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实际、面向未来，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现实条件及其形势变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接。但从历史上看，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注重“两个结合”，但尚没有明确从理论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尚没有明确将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坚持“两个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非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运用系统观念，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内容、新表述，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

第一，“两个结合”创新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内涵和方式。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对于将理论转化主体认知并自觉转化为实践这一过程而言，需要我们理清两个问题：一是本理论是否客观准确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人类实践的取向；二是本理论是否找到了理论与接受主体的文化纽带，接受主体可以将自身的文化认知结构和实践际遇一并融入到理论接受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所以能得到广泛欢迎和认同，就在于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民的价值观念是相契合的。

第二，“两个结合”创新了理论、历史、文化、实践的整体融合。“两个结合”的话语体系，不是简单将马克思主义一些结论去剪裁实际，也不是简单地用个案去验证马克思主义，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呈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与中国历史、实践、文化有机整合，并进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科学的理论范式和逻辑体系。这包括从唯物辨证法到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到知行合一，从社会基本矛盾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群众史观到君轻民贵的思想等等。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面对中国和全球治理所面对的新挑战，更是注重整体性做到“两个结合”。他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9]155-156这里所说的“讲清楚”就内在要求我们必须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三，“两个结合”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是历史流动的、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对于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需要我们从两个层面去把握：其一是文化的本质内涵和价值取向，我们需要深入理解、感悟；其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如何在解决和应对当代现实问题上实现文化的创新。对于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进程，我们既要深入学习研究其内在发展进程，不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在这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作出了典范。他一方面十分强调中华优秀文化在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又大力倡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他在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就与天下之行、大道为公结合起来，讲疫情防控以人民生命安全为最高标准时，则与中国传统所倡导的仁爱精神相结合；讲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时，则与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理念结合起来。这些结合之所以精准并富有高度，就在于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7]，才能真正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