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平

(国家开放大学，北京 100039)

“十七年”时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出现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文艺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周扬文艺思想的研究是“十七年”时期文艺思想研究不可绕开的一步。周扬作为一名文学理论家对多个理论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但“民族性”问题却是他一生都在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张大明曾提到周扬“他喜欢和关注外国文学，但他却再三再四地强调民族传统、民族形式，在即将出版的《周扬文集》第二、三卷中，他有极精彩的论述。”[1]本文则从“苏联情结”“鲁迅传统”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三个方面来一探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的理论来源。

一、周扬对苏联文学艺术的情结

周扬曾对长子周艾若曾说过：“有两个东西你要崇拜，迷信。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主席。”[2]可见，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对于周扬文艺思想的影响有多大。周扬1928年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了很多翻译好的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书籍，以至于他一年后从日本回到上海做的就是翻译苏联文学艺术作品的工作，也正如此，这些工作给他熟悉苏联文学艺术提供了方便的途径。

1950年，周扬在给程砚秋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到：“我们不盲目崇拜西洋，却必须向世界古典戏剧遗产，特别是苏联戏剧成就学习和借鉴。”[3]可见此时的周扬要求文艺界不断地去改革和尝试，丰富和提高民族戏剧。首先，周扬1934年在《高尔基论文学用语》一文中论述高尔基对于言语问题看法时说：“新的文学的言语必须从活生生的大众的口头语中去获得，决不是在‘温室’里创造得出来的。”[4]实际上这也是周扬对于言语重要性的看法，以及对于人民群众在文学发展中地位的看法，后期证明周扬的确也是这么做的，让文学的发展突出其民族的特色，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文学的发展依靠于人民群众，并服务于人民群众。其次，周扬在学习苏联的“国防文学”时认为“在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将立刻决定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今日，‘国防文学’的作品在中国是怎样地需要呀。”[4]并提出“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狰狞面目，描写各样各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英勇事实，并且指示出只有扩大发展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瓜分下救出，使它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4]的“国防文学”才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并认为文学创作要体现民族性，文学创作的内容要表现民族革命战争时代的内容，才能发挥文学的作用。对于言语问题的重视和“国防文学”的发展，都是要建立一种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建立了对自己国家的民族认同，这要得益于文学艺术的功劳，因此对于周扬来说，如何发展新的文学艺术并在人民群众中普及，苏联文学艺术对于“民族性”问题的做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周扬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学艺术创作中体现“民族性”，也是我们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在学习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要注意与现实结合起来，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进行服务。所以周扬一再强调要学习苏联的文学艺术成果，在亚非作家会议上他又说到：“人民要保卫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学，同时也要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5]而苏联成为首选的原因，正如周扬在此次会议上说的，“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了剥削的社会主义国家。豪迈的苏联人民所创造的光辉的新文化把我们人类的文明提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的高度。”[5]

从周扬自身的经历和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周扬对于苏联文学艺术的学习和借鉴是付诸行动的，对于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成就，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文学艺术方面是具有大局意识和长远眼光的，能够正确认识到“世界的”和“民族的”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为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的发展提供了世界平台，发展具有民族性的新文学艺术提供了新的视野。

二、周扬对鲁迅文学思想的传承

在魏猛克的《“左联”回忆》中曾提到“那时周扬和鲁迅接近，关系还是好的。鲁迅是竭力要帮助周扬搞好左联工作的。”[6]按照道理来说，周扬的文艺思想民族性中应该不会受鲁迅的影响。但是由于鲁迅“五四”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周扬到延安以后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再认识，周扬却不可避免地深受鲁迅的影响。

鲁迅面对中国当时的历史现状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艺术的力量来振兴中华民族，这一点对周扬影响很大，坚定了他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学艺术决心。周扬认为，“鲁迅以一个民族战士走上文学界。他从事创作，就是以文艺来救治病弱的中国为动机。终他的一生，贯串他全部的作品，民族解放的思想从没有离开过他，正是一种对于民族的酷爱，使他终生毫不知疲倦地剥露了自己民族的病根和症结。”[4]鲁迅是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他以民族的问题和经验来进行新文学的创作，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精神文化的支持。这就需要我们的新文学创作，在面对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和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时，必须具有民族的觉醒和团结的眼光，更要具有“民族性”特色，才能发挥新文学的真正意义。此时，周扬文艺思想中“民族性”只是一个雏形，但他却能够看出鲁迅文学思想中浓厚的民族特征，号召继承鲁迅文学思想的遗产，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

鲁迅本人研读过很多的古书典籍。可以从《狂人日记》到《呐喊》《彷徨》创作的转变中就能看出，鲁迅本人的创作渐渐体现出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摆脱了外来的创作技巧的影响，所以鲁迅不仅没有丢弃民族传统，反而是继承了中华优秀的民族传统。这一点在1934年鲁迅的《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就可体现，文中提到：“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7]这对于那些说鲁迅就喜欢西方文化，不喜欢中华民族自己文化的人来说是一例强有力的反驳。因此，周扬在鲁迅逝世二周年大会上作了《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的长篇演讲，称鲁迅是“民族巨人”。但还需要知道的是，“鲁迅在整理中国旧文学艺术与介绍西洋文学艺术上所做的工作，他对民间文艺，苏联作品所表示的十分尊重的态度，是我们的最好的模范。”[4]鲁迅能够将中西文学艺术进行很好地结合对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当然，周扬在1940年就“旧形式”这一问题，发表了《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其中就民族固有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影响、利用和改造旧艺术形式创造新文艺形式等问题谈了自己的有关看法，可见其中许多思想与鲁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特别是在1954年5月24日《解放日报》中公布的《鲁艺订艺术工作公约》其中第二条就是“不违反民族的、大众的立场”[4]，可见周扬对民族性的重视。

毛泽东曾对鲁迅有这样的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周扬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逐渐成为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和阐释者，就必须要对“鲁迅传统”的权威进行建构。因此，针对于鲁迅有关“民族”问题的看法和影响都是周扬无法回避的和必须深入了解的，只有这样，“鲁迅方向”才能真正发挥其“民族性”的作用。

三、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

1937年，周扬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从上海出发去延安参加工作并被委以重任。那么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如何对周扬文艺思想中民族性产生影响的，这就需要从周扬文艺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来分析。

文学艺术界就如何利用“民族形式”这一问题，还出现了有关“旧形式”的大讨论。当然此时在延安的周扬也积极响应，写了《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并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此文进行了多处修改并给周扬回了信，周扬根据毛泽东的回信对文章进行了修改，所以此文是在毛泽东的影响和指导下进行创作和定型的。其实毛泽东和周扬二人关于旧文艺、旧形式的看法早就存在一致性，这一点在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讲话中就体现出来了，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要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因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3]。对待外国的进步的文学艺术要学习吸收，正确对待外国文学艺术，切记不可毫无批判地吸收，必须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3]“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3]因此，周扬在1940年的《大公报》上又发表了《新文艺和旧形式》一文，提出要将民族的和民间的旧艺术形式吸收到新文艺中去，使新文艺更加富有民族化和大众化。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并没有直接提到建设具有民族性的中国新文学艺术，但是却提到了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要加强对中国的和外国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进行继承和改造，让我们的文艺成为工农兵文艺和无产阶级文艺，而这就相应地要求文艺发展必须要贴近人民群众并运用人民群众的新语言，同时具有中国的民族性特点。周扬在1943年发表的《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和1944年发表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等文章，都受到了毛泽东在延安这次文艺讲话的影响，只有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语言，才能创造具有民族性的中国新文学。所以，周扬在民族语言方面也是深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周扬1946年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开篇就提到“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4]这是对赵树理的创作进行了高度评价。赵树理对于人民群众的语言运用是熟练的，他的创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小说传统中许多优秀之处，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创造，一种民族新形式。周扬认为赵树理的创作获得成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成功实践。在“双百”方针提出后，根据党中央和自身的文艺思想，周扬对文学艺术创作提出了民族化的明确要求，即要在语言的运用、情节结构和人物性格等多方面显示出民族风格。

周扬在1926年就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此时的周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是薄弱的。周扬来到延安参加工作以后，曾多次与毛泽东就相关的文艺理论问题彼此交换意见。这就需要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更加系统的学习和理解，将这些理论问题和当时的革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探索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道路，而其中有关“民族形式”的部分更是周扬关注的重点。为此，周扬积极学习和阐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撰《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等。周扬根据毛泽东有关文艺的思想，积极地探索发展新文学艺术，促进文艺的发展，尤其是1958年，周扬发表了《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一文，文中认为对于中外文化遗产要抱有整理和批判的态度，面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要学取其中关于“人民性”的东西，而对于外国文化要有“民族”的自信心，要在精神上自信才能真正地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在此基础上，才能探索更多的新的表现手法，才能达到新文学艺术的“民族性”要求，这些思想在毛泽东的讲话中也曾多次提出。

周扬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思想史上的一代宗师，身上兼具理论家、文艺活动家和政治宣传家等多重身份，研究其学术思想必然要考虑到其所处的政治及社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周扬形成其具有“民族性”的文艺思想必然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只是说其中苏联文学艺术、鲁迅文学思想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周扬的影响最大，是其形成文艺思想民族性的重要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