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欣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2012)当代墨西哥国宝级作家，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四大名将之一。少年时期随外交官父亲辗转各国，深受不同文化的熏陶。尽管多年远离故土，但是旅行并没有让他淡忘自己的根，反而异国漂泊的经历让他更加坚定墨西哥人的身份。在看到欧美先进科技和拉美落后状况的差距，他对自己的祖国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因此探究墨西哥人身份和墨西哥历史是他大多数作品的主题。《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是一部以墨西哥革命为主要题材的经典作品，受到拉美文坛的普遍好评，被认为是一部“最为全面、最为完美、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它也使作家享誉世界文坛。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是一部意识流特征相当明显,却又充塞了大量的社会和历史信息的小说”[1]。富恩特斯通过出神入化的意识流艺术手法，延续了对墨西哥20世纪历史的挖掘与批判。故事的主人公——墨西哥革命后的新贵在病床上看着死亡向自己走来，在或清晰或迷糊、或明或暗的思绪中，追忆自己过去的一切。作者通过多视角的内心独白、时间倒错蒙太奇、自由联想立体地呈现历史变迁中克罗斯善与恶、勇敢与懦弱、成就与孤独的一生。进而，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揭示和剖析墨西哥在大革命前后政治、经济和民生的现实状况。

一、立体叙事视角下的独白

华莱士曾说，“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2]叙述视角并不是简单的情节输出工具，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内涵。托马斯曼认为，一部小说应该把许许多多的人类命运之线捡拾起来，汇集成只有一种想法的线。“我”“你”和“我们”因为想象力的缺乏而干枯、分离了。富恩特斯坦言：“我理解了曼的这些话，很多年后在写作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时，我把这三个人称合在了一起。”[3]174作者颇具匠心地创造了三种叙述人称，使文本的叙述方式呈现多元的立体状态，多维度地将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克罗斯的经历复杂地展示在读者眼前。

小说每个章节包含三部分，首先是第三人称的客观观察，以旁白的角度追溯克罗斯的生平，使得情节十分自然地在充足的叙述空间中自由切换，真实地再现过去场景的同时，允许读者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主人公的眼光解读人物的命运。如克罗斯的恋人被敌军杀害后，“他现在回忆她，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是她，都更加属于他……也许他一闭上眼睛，她就会整个人栩栩如生地回来，回来重温那些在他的指头上跳动着的热烈的爱抚。”[3]73脱离人物视野的第三人称以较为隐蔽的态度讲述克罗斯和蕾希娜热恋又生死相隔的经历，使读者了解二人之间的深切感情和克罗斯对恋人的思念之情。

其次，每章第二部分是第一人称主人公的自述，“我”体现处于昏迷意识的克罗斯讲述周围的人物和身体感受：“我醒了过来……我原先不知道，有时人是会不由自主地撒尿的。我眼睛仍然闭着。连最近处的人声也听不到。”[3]1正如Aguilar所说“在他临终的谵妄中，有胆量、诚实、不带任何怜悯地清算他的一生，从而揭示令人憎恶，但是却复杂、密集又独特的全部经历”[4]。一方面，克罗斯到死也在捍卫自己的成就、权力和财富：“谁能像我现在这样有话实说，指出自己的唯一所爱只是对物的占有，只是这种占有所产生的快感？”另一方面，拥有帝国事业的克罗斯，在家庭中却是那么缺少亲情和爱意,“亲爱的卡塔琳娜、可爱的女儿、孙女、女婿，我是记着你们的，但我以公事公办的无所谓的冷漠态度来记着你们。”[3]198-199第一人称拉近了读者与故事的距离，真情实感的倾诉充分展示了克罗斯临终时的孤独与冷漠。

最后是第二人称的叙述，冲破空间与时间维度的限制从上帝的视角反思一生。“你”的这部分特别有诗意和哲学意义，也是最具争议性和斗争性，充满了回忆、欲望、执念、痛苦、自我解析、梦境等。主人公自言自语地对人性的善恶进行反思，“你的勇敢是你的怯懦的双生兄弟，你的恨产生了你的爱。你既没有做好人，也没有做坏人；既没有慷慨大方，也没有自私小气，既没有高操亮节，也没有背信弃义。”[3]26第二人称叙述可使文本接受者与叙述主体产生同谋感，促使阅读者探究被现实否定或掩盖的文本的深层意义。“你”将叙述者的话语直指阅读者，使接受者无限靠近文本，邀请他们参与见证与回忆。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克罗斯内心对于权力追求与友情背叛的悔恨，对墨西哥大革命及战后政治一针见血的讽刺，既对主人公死前凄凉的遭遇心生怜悯之情，更对其立体复杂的一生感到惊叹。

“我”“你”“他”的人称转换“意味着一种叙事格局的确立，这种格局关系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方式”[5]。作者通过对叙事人称的变化，带动叙事视角的转换，从而多层次地同读者展开交谈。叙述者时而是一个冷静的心理探索者，时而是一个隐蔽的全景窥视者，时而等于角色本身，时而无声无息与角色分离。第一人称的独白不断重复、啰嗦繁杂，充满质疑与疑惑。第二人称的对话逻辑复杂、词句叠加，充满反思与哲学。在“我”和“你”的层面上有许多阅读困惑，但是通过第三人称的描述讲述一点点清晰地浮现。这些创新的混淆，与上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中魔幻色彩极为契合，增加小说的层次感和叙述的丰富性，作者往往将观察的视角安置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借助不同的人物视角来讲述，让阅读更加有吸引力。

二、时间倒错蒙太奇

蒙太奇最早应用于电影艺术，“把不同时间或地点的各种镜头进行剪辑、组合、穿插、并置或叠化，以表达主题的流动性和混杂性。”[6]在文学中不乏借鉴蒙太奇思维，实现时空交错和情节跳跃的优秀作品。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故事时序与叙事时序之间不协调的方式称为“时间倒错”，这种策略让人物与情节相互交叉糅合，最终汇为一体，创造出立体的、多维的小说时间。叙事大师富恩特斯脱离传统的线性方式，把人物和情节切成多个镜头，进而剪辑、重组，使作品呈现错综交叉的立体时间结构，产生较大的阅读张力。

从全篇布局来看，这部小说由大量的时间倒叙构成。历时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借用闪回的电影叙事手法，其频繁和复杂的使用是对线性时序的彻底破坏。全书以时间划分出十二个章节，除了第一章其余都以日期命名，而叙述顺序却不按照故事的发生时间排列。小说以主人公精神的堕落和理想的消失为主线，描绘了墨西哥民主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后果。为了保护舅舅不被抓走做奴隶，才14岁的他果断开枪杀死主人。24岁为给初恋希蕾娜复仇他只身一人杀向联邦军营地。然而，在从军期间，他扔下受伤的战友逃跑，丢下狱友去寻活路。通过谎言与富家女卡塔琳娜结婚，成为声名显赫的大庄园主。他的野心继续膨胀，成为了参议院和新闻界的大人物，为美国人在墨西哥开采硫磺斡旋周转，压榨本国的铁路工人。已然从朴实的田园农民变成对外勾结、对内镇压的大资产阶级人物。克罗斯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孤儿、革命者、恋人、叛国者等，事实上很难定义一个如此多面立体的人，他的是非可以用生逢乱世加以解释。克罗斯代表了靠革命投机取巧的野心家，作家借用主人公直指一大批这样唯利是图的操纵者，正是他们的存在才摧毁了墨西哥革命的果实，酿造了一个疮痍满目的国家。

作者对日期的安排也颇具匠心，以第一章主人公之死对应最后一章他的出生。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设计，他富可敌国，但一生中的幸福却稍纵即逝，他孤独的死与他没人期待的出生恰成对照。不仅是由于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刻会自然而然地回忆自己的一生，而且是因为墨西哥人对死亡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延伸。而作者则赋予了克罗斯之死以更深刻的含义，时间周而复始，这意味克罗斯死了，而另一个克罗斯还会继续，历史正是这样循环不已的。”[7]正如富恩特斯所说：“一如行星总沿着它的轨迹运行，意识的世界总在循环往复、周而复始。”[8]

富恩特斯为什么以日期作为标题又打乱年份顺序呢？回忆既是小说的内容构成，也是展开情节的方式。从叙事学角度解释，克罗斯的叙述体现了回忆叙述不可靠性、碎片化和选择性的特点。时间倒错给人一种迷失错乱的感觉，但符合克罗斯走向生命尽头，心力交瘁的状态。一生的记忆久远而模糊，临终前面对自我内心真实世界的恐惧更加加剧了叙述的不可靠性与混乱。通过零散的碎片拼凑呈现出人物的生命轨迹，从而加强故事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克罗斯选择了一生中重要的事件来回顾，使读者看到他乱世枭雄、不可一世的自负心理，又体现出他对亲情、爱情的眷恋与渴望，对墨西哥腐败政治的讽刺。

富恩特斯精雕细琢又富有创新地展示出交错复杂，凌乱无序的时间概念。《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的客观时间停留在克罗斯走向生命尽头的最后时刻，死亡并不漫长，然而走向死亡的回忆是漫长的。“这时光可以拖得漫长，也可以缩得很短，随想像而定。”[3]143主人公的意识始终处于流动和变化的状态，时而跳到过去，时而想到现在。这种时空跳跃的艺术手法，使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地交叉和重叠，使叙述层面更具立体感，生动地展现人物的复杂经历与心路历程。

三、高频的自由联想

自由联想生动地展示出意识流的无形和随意流淌，是描述人物内心活动的主要手段，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表现范围，使作家在有限的时空里容纳更多的经历，丰富了作品的容量和立体感。自由联想以分镜头切入式充斥在主人公脑海中，他的死亡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自己的过去。“记忆，就是满足了的欲望。你趁早靠你的回忆来维持生存吧。”[3]55回忆是自由联想的基础和线索，想象丰富了自由联想的灵活性，希冀于回忆的他，在脑海中有四件执着的事：邂逅与拒斥的婚姻，曾经烟花一现的爱情，死在异国战场的儿子和墨西哥的生存在作品中是高频的自由联想对象。

首先，他和妻子卡塔琳娜经营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在爱中被拒绝让他倍感孤单：“每当我向她做出爱情的表示，她就以责备来回答我；而每当她做出爱情的表示，我就以摆架子来回答她。”[3]218卡塔琳娜误认为克罗斯害死了她的哥哥，又霸占家产与她自己，于是两个人在爱与恨、热情与冷漠中纠缠，最终直到克罗斯离世都失去了相爱的时机。

其次，第二个萦绕在他脑中的人物是初恋蕾希娜，她象征着青春和爱，但是她的死给主人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并失去了革命的意念。“雷希娜啊 ’我动着嘴唇，要念出那个名字。再也没有多少时间去回忆了，再也没有多少时间去回忆那个名字，那个爱过我的名字了……雷希娜啊……。”[3]170

另外，第三个徘徊不散的执念是洛伦索，书中几乎每一章都出现了这句话“那天早上我高兴地等着他。我们骑着马渡过了河”[3]4。表达了对儿子的深切思念之情，他的死意味着彻底失去了主人公在儿子身上寄托的革命希望。

热奈特将叙事频率定义为：“叙事与故事间的频率关系(简言之重复关系)”[9]，其中讲述一次发生过n次的事需要特别注意。“重复的叙事技巧使故事从叙事表层走向碰撞主题的内核”[10]，重复叙事是小说的典型特征之一，妻子、恋人和儿子的反复出现，强调了克罗斯心灵的苦难，对人物形象的完整性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这三个人物代表了主人公不同的生命阶段。在当下，克罗斯与卡塔丽娜的婚姻名存实亡，他已经一脚踏进鬼门关了；在过去，初恋蕾希娜的死也把意气风发的他带走了；代表未来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了，等待他的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死路。他真正爱过的，要么是失去了，要么是得不到，波澜壮阔的一生终究以深深的孤独收场：“这一天，你害怕爱”[3]204。

最后，在克罗斯的无限联想中，反复萦绕心头的还有墨西哥，将叙述内容从人物故事层面引向更广阔的历史政治等层面，让读者置身于综合立体的阅读效应场。通过克罗斯的回忆，折射出墨西哥历史的沉浮，映照出其政治系统中根深蒂固的权力模式和民族贫困落后的现状。例如，病入膏肓的克罗斯疲惫至极，在恍惚之间回忆一生走过的路，征服过的土地，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遗留下的世界：“你给他们遗留下小偷般的领袖，他们那些百依百顺的工会，他们新兴的大庄园，他们的美国投资，他们监禁工人的牢狱……他们的跳虱和长了蛆的烙饼，他们的一字不识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失业工人……让他们占据他们的墨西哥吧。”[3]276当他独自看着战争期间为美国游客修建的度假胜地，不禁联想：“就是要把那个破破烂烂的满地泥泞的后院挡住。那里有赤裸的渔夫和他们的茅舍，孩子们肚皮鼓鼓的，癞皮狗到处乱跑，乌黑的水里长满了旋毛虫和细菌的小溪在流着。”[3]276墨西哥模仿美国，引入外资加强国际合作，然而贪污腐败让国别贫富差距呈现两极分化。富恩特斯在采访中说道“文学有时是一种隐喻。常常是，在表面看来是个人的遭遇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全貌。”[11]克罗斯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绑到一起，“离开原来的样子很远，离开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样子也很远”[3]144。

作家通过飘忽的思绪、联想与回忆以及自我反省与评判，把人物不同时期的经历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共同勾勒主人公的一生，充分地现实了这位强取豪夺、见风使舵又充满魄力与勇气的克罗斯在弥留之际恍惚的意识流动。这不仅是克罗斯的故事，更是墨西哥的历史再现：动荡的大革命政治，贫苦受压迫的人民，统治阶级的剥削，战后外国资本流入形成贫富差异悬殊的两极分化，呈现了自19世纪初到50年代末墨西哥的历史宏卷。

四、意识流叙事的审美功能与现实意义

“如果说，传统小说具有约定俗成、一脉相传的创作模式；那么，意识流小说在总体上则是对传统小说模式的背离与反叛。它强调人物的主观感受，其反映的焦点是人的内心生活。”[12]富恩特斯大胆地采用意识流手法，把笔端伸向主人公的内心，用零碎的、跳跃的、不连贯的画面灵活地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一方面，这样符合71岁主人公病入膏肓时思维混乱的身体与精神状况，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精心的构思，将记忆与幻想，联想与反思糅合在一起，打乱时空顺序，更有利于表现人物意识的流动性。同时，也使小说产生悠远的历史感，使作品格调深沉。

小说巧妙地运用意识流写作手法，将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历史进程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立体叙事视角下的独白是实现意识流的主要途径，以我、你、他的视角展现复合式心理结构，合乎死者弥留之际半昏迷状态和跳荡变故的时代旋律，使人物心理活动过程纵横交错，相互渗透。通过多个视角的叙述，一个有血有肉的墨西哥大革命投机者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更具有生命力和感知力。时间蒙太奇是意识流穿梭必不可少的方式，打破传统时间观念，消除空间界限，将不同时空的场面，按照一定艺术构思的逻辑交叉衔接组合，将现在、过去和未来，将回忆、幻觉和现实拼接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叙事格式，从而获得别具一格的艺术效果。自由联想是意识流写作的主要手段，小说随着克罗斯的意识活动，引发对爱、占有、原谅、荣耀、权力、贫富的回忆与追问，层层叠叠的铸就了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历史声音，多线索交叉，层次丰富。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存在性问题，如爱、孤独和身份的个体自传性小说，也是一部具有国家民族寓意的作品。主人公克罗斯代表大革命后墨西哥人的典型，一个理想青年被卷入政治中转变成腐败的投机者。通对这部小说的分析，让我们反思主人公的生命到何处终结，是否意味着一个如此广阔的历史时代的结束，进而深入理解作家对墨西哥强烈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