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鑫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保罗·巴兰是当代研究不发达国家政治经济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代表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保罗·巴兰的不发达“经济剩余”思想。这一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突破了传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的思维路向和话语模式。与那些表面上为落后国家寻找发展途径，实际却是为资本主义体制作理论辩护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结构主义有所不同，保罗·巴兰致力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出批判，并极力论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保罗·巴兰从落后国家的角度出发，旨在揭发资本主义的伪善，探索不发达国家的落后根源，并从落后国家在世界市场所受到的制约与束缚中，探索其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前景。因此，保罗·巴兰的观点成为西方发展经济学激进学派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保罗·巴兰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剩余”理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

保罗·巴兰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的自称，其他国外学者亦是如此称谓他。一方面，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62年重印版的前言中，保罗·巴兰明确提到，“无论是我还是其他我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作者……”[1]。可以看出，保罗·巴兰将自己与他所熟悉的人均称为“马克思主义作者”。另一方面，国外著名学者诸如戈兰·瑟伯恩在《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中曾提到保罗·巴兰，“新的关于资本主义欠发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围绕《每月评论》出现，并出现在保罗·巴兰和安德烈·弗兰克等人的作品中。该理论认为欠发达并不是缺乏发展，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导致的结果构成资本主义的一极……”[2]，便是将保罗·巴兰作为新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来介绍。当然，也有一些“气急败坏之人”以嘲讽的口吻评价保罗·巴兰。《经济学家》一位匿名评论家在对巴兰的文章作评述时称，“保罗·巴兰教授的书是一本可以预想得到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之作。”[3]不论正面还是负面的评价，大家都将保罗·巴兰看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保罗·巴兰真正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分析与传播。从保罗·巴兰生前所发表的文章与书评及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保罗·巴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引用，还表现在保罗·巴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上。保罗·巴兰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揭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保罗·巴兰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论。马克思将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又称为利润率下降和绝对利润量同时增加的二重性规律。在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所得到的利润量不但没减少，反而呈现出利润量增加的趋势。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出了对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起反作用的”[4]六种原因。其中，第五种是“对外贸易”[5]，这也是保罗·巴兰十分感兴趣的一点。马克思认为，“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6]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殖民地投资，可利用殖民地中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获得较国内高的利润率。对外贸易就是这样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时依旧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量。保罗·巴兰结合时代的新变化发展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保罗·巴兰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垄断组织强迫其成员降低成本，并进行技术革新，使生产成本出现下降的趋势，由此使利润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垄断资本主义的市场结构也使垄断企业能够直接以更大利润的形式，把生产增长的成果的最大份额占为己有。所以，利润的总量不但在绝对数上而且在所占国民产值的份额上都在增长。

其次，保罗·巴兰发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保罗·巴兰从“经济剩余”视角阐释了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解。在介绍“经济剩余”的概念时，保罗·巴兰认为，尽管“经济剩余”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有区别的，但二者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保罗·巴兰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等进行了多次引用与分析，可以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保罗·巴兰“经济剩余”理论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保罗·巴兰根据财富的实际积累情况、无浪费情况下本该有的积累情况和经过改善后最大可能的积累情况，将“经济剩余”划分为三种具体的“经济剩余”形式，实际“经济剩余”、潜在“经济剩余”和计划“经济剩余”。这涉及到了保罗·巴兰的“经济剩余”概念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的差异。在保罗·巴兰自己的理论设计中，对“实际的经济剩余”“潜在的经济剩余”两个概念的脚注中就已经阐明了二者与剩余价值的不同之处：“实际的“经济剩余”相当于马克思提及的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部分，不包括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政府管理和军队支出等费用；而潜在的经济剩余不包括上述资本家正常的必要消费与开支，却包含了剩余价值概念所为包含的部分——因生产资源的未充分利用或利用不当所损失的产值。”[7]保罗·巴兰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只包括了利润、利息和地租。而其它项目，如国家和教会的收入、商品转变为货币时的输出、非生产工人的工资等都被看作次要的因素，则被排除在理论探讨之外。但资本主义发展到保罗·巴兰所处的时代，保罗·巴兰认为马克思曾经排除的因素已经十分重要，因而保罗·巴兰用“经济剩余”这个概念来代替剩余价值。

最后，保罗·巴兰继承了马克思现代殖民理论。保罗·巴兰十分认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扩张原因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商人资本积累数量的增多，自然资源贫乏的西欧发达国家凭借西欧优越的地理位置、早期航海事业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海上及沿岸贸易的迅速扩张，渗透到了资源丰富的落后国家。西欧国家竭力攫取殖民地财富，造成了巨大财富迅速集结到西欧。在继承了马克思的现代殖民理论的基础上，保罗·巴兰从垄断资本主义需求不足的论点出发，以“经济剩余”为分析工具，在更深层次上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原因及其经济活动对不发达国家产生的影响。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剩余”的数量是巨大的且在不断增加，但如果剩余所体现的产品不能被销售出去，就不会以货币形式实现。为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一部分潜在的“经济剩余”转化为广告和浪费性的销售费用，或是扩大企业内部的非生产性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经济问题并未取得明显改观。保罗·巴兰认为，国家支出是更为重要的吸收剩余的方式。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会通过增加工资、贫民救济费这些民用支出来提高社会消费水平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的，因为这有损统治阶级的利益。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支出除了部分地用于民用开支，但更重要的还是用于军事开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增加军事开支的方式，例如间谍费用、军事援助等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这种方式因为不会触犯统治阶层的利益而得到推行。大量的军事开支，形成了军国主义的巨大实力。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对外扩张和建立剥削附属国家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便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政策的推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使不发达国家成为廉价的初级产品的供给地。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由于受到发达国家工业产品的竞争而受到极大阻碍。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的投资，又使资本通过利润、红利等形式的剩余流回来，使不发达国家难以积累其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也使不发达地区保持落后的经济关系的政权得以维持，这种统治有利于国外投资者而不利于当地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所有这些都给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保罗·巴兰正是在继承马克思的现代殖民理论上，进一步揭露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压制。

二、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取决于实际“经济剩余”的利用与积累

在不发达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不发达国家由于对“经济剩余”的不当利用，未能积累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充足资金。保罗·巴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分析了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外两方面“经济剩余”的利用情况与积累情况，认为“经济剩余”取决于总产出与消耗。

一方面，保罗·巴兰分析了国内各阶层对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剩余”的分配。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剩余”的消耗，从国内来看，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放债者、商人和各类中间商对“经济剩余”的消耗。从农民的生产环节来看，农民由于缺乏资金来源，每当遇上欠收或跌价等其他意外状况，便不得不向放债者贷款，其代价是接受放债者高额的利息。在农民还完贷款之后，他们获利极少，只得再次通过贷款来购买维持生计所用的必需品。这样，农民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就被放债者通过高利贷的形式所掠夺。到了流通环节，不发达国家的市场由于处于无组织、孤立状态，商人和各类中间商便通过各种途径侵占“经济剩余”。商人们通过“不动产交易、利用某些商品的暂时短缺、投机、套利、在买卖双方之间赚取的居间佣金”[8]获得巨额收入，而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和政府给予他们的特许利益让他们不断感到处处有利可图。同时，商人队伍中新成员的加入也加剧了“经济剩余”的消耗。这些新成员不仅包括商人和贵族的后代、落魄的知识分子，还包括在竞争中失败的手工艺者和有勇气的农民。他们通过众多的途径侵占“经济剩余”，将“经济剩余”的绝大部分都消耗掉。更重要的是，由于流通领域存在着随处可得且收益颇丰的机会，他们从不愿让自己的资本积累离开流通领域，从商业转移到工业。这样，工业发展便难以获得国内资金的支持。

第二是工业中的实业家通过垄断工业对“经济剩余”的积累进行阻碍。在不发达国家工业发展初期，工业市场由于社会体制和政府政策的扼杀，使得国外的廉价工业品得以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因此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附属物，而对国家工业的投资也变得无利可图。保罗·巴兰认为，“没有这类投资，也就不会有进一步投资的可能。因为投资是由投资来推动的：一项投资行为激发另一项，而第二项投资行为又为第三项提供了基础。事实上，正是这种投资的集结，它们的同步发生，才能发起向工业资本主义进化的连锁反应。”[9]因此，国内最初工业市场的狭小必然无力促使资本主义由商业阶段进入工业阶段。由于政府的特许，一些国内利益集团与国外企业联合创办出了新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试图建立各种大规模的工厂，生产类似于先前从国外进口的产品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相较于之前工业市场完全被进口工业品所控制来说，新的工业企业为国内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也在国内吸收了工业投资资金。然而，这种新企业却将大部分的投资资本用于购买国外专利和国外机器，因而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十分微弱。一旦不发达国家工业体系中出现这种大规模的企业，不发达国家有限的需求和难以获得巨额投资的市场状况会使得这类企业所在领域的市场极易形成垄断，阻碍市场的扩大。这些垄断企业所攫取的巨额“经济剩余”不会被用于再投资，垄断企业对“经济剩余”的使用方式与土地贵族、商人和放债者并无二致。垄断企业的收益者或奢侈挥霍，或为商业活动融资，或用于购买能获取地租的土地，或为防止国内货币通货贬值和国内发生政治动乱而将大量的钱财转移到国外。总之，工业的垄断使得“经济剩余”依然得不到积累。因此，保罗·巴兰认为，不发达国家中新型垄断企业的兴起不但不能弥补先前的伤害，其带来的伤害反而不亚于最初伤害的危险程度，是不发达国家市场的“滋长癌性肿瘤”[10]。

第三是政府行为对“经济剩余”积累的阻碍。保罗·巴兰认为，政府收入来自于各种税收及“通过货币的通货膨胀性发行而对人民收取的间接税”[11]，因此政府成为“经济剩余”的索取者之一。此外，保罗·巴兰认为，落后国家的统治联盟所维持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与落后国家发展的一切迫切需要背道而驰。保罗·巴兰期待政府能为落后国家扩大生产做出努力。在对政府进行了分析后，保罗·巴兰发现，落后国家政府的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无法承担起改革发展的责任。政府是为保卫、支持现存的财产权与特权而建立的，不可能牺牲财产为社会谋福利，更不可能出台政策去摧毁特权。即便在迫于人民压力的情况下，出台了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却因为缺乏称职和诚实的官员导致政策的执行力大打折扣。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封建地主、工业保守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在内的各种统治势力的联盟难以打破，整个有产阶级坚守着自己的地位与固有特权，顽固地抵制任何伤害自己利益的压力，而其本身又缺乏远见、极其地自私自利、循规蹈矩。整个国家在外表平静的政治局势下，孕育着暗涛汹涌的不稳定情绪。

另一方面，保罗·巴兰分析了世界体系下发达资本主义对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剩余”积累的阻碍。从世界体系来看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剩余”的消耗，主要表现为外国企业、外国再投资的行为与外国媒体的影响。

第一是外国企业对“经济剩余”的单向转移。保罗·巴兰以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为例，进行了分析与论证。出口导向型的外国企业通常是依靠暴力剥夺或是以最低价格向统治阶级购买对资源的控制权来获取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他们对自然资源支付的价格“通常不会高于用于贿赂官员和当权者的费用”[12]，但不发达国家用自然资源交换得到的资本却是很少的。而这也仅仅是外国企业掠夺不发达国家“经济剩余”的第一步。外国企业获得利润后，当他们扩大生产或建立分支机构时，会将不发达国家获利资本的大部分用于购买自己国家的生产设备。即使是在增建厂房或办公楼、外国职员公寓等建筑时他们也更倾向于“进口建筑材料、运输设备、办公和家庭用品。同时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工头也从国外请来”[13]，以此使不发过国家的“经济剩余”进一步通过资本和工资的形式转移到国外。至于不发达国家的工人，他们只能获得极低的工资，“常常仅足以勉强糊口”而难有积蓄。这些工人由于住在外国公司提供的住房中，消费进口商品比去遥远的当地产品市场购买消费品更加方便、便宜，因而也不可能促进不发达国家市场的发展。总的来说，外国企业给员工的工资大部分也被转移到了国外。

第二是外国再投资对“经济剩余”积累进行阻碍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保罗·巴兰认为，发达国家将获得的利润再投资，与直接转移走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样恶劣。外国投资开发的产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再生的农作物，另一类是不可再生的矿物产品。对于可再生的农作物的投资来说，投资者常常将本可生产当地粮食的可灌溉土地用于生产可出口兑换现金的作物。保罗·巴兰看到诸如在巴西东北部种植单一作物的蔗糖，在埃及大部分可灌溉土地专门种植出口的棉花和糖料，在非洲大规模生产可可、咖啡、糖和花生等，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也进行着的单一开发方式，如种植咖啡、烟草、可可豆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投资行为都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质量。他们在不发达国家的投资致力于单一的开发方式，完全破坏掉本可生产多种多样丰富和充足食物的地区，加剧了土壤肥力的耗竭，导致不发达国家产生严重的粮食问题，从而加剧了不发达国家人民的饥饿与营养不良状况，这给不发达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贫穷，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了人口的灭绝。而对于不可再生的矿物产品，外国投资对原材料的开发带来了不发达国家资源的逐渐耗竭，不发达国家却只能从中获取微薄的收入。保罗·巴兰认为，这些不发达国家不过是“被迫出卖他们与生俱来的美好前途，以换取一点糊口之粮而已”[14]。

第三，外国政策与舆论也阻碍着“经济剩余”的积累。在《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中，当时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奥古斯特·马弗里建议美国政府要对危害美国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保持警惕，并用一切可能的外交压力防范补救。至于采取何种有效方法，他的建议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援助与鼓励方式来帮助投资者在不发达国家获得投资特许。保罗·巴兰就此指出，要想创造这样优越的投资环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在不发达国家支持的是什么样的政权和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力量”就很容易看出了。外国舆论强调不发达国家政府必须对国外企业需要的辅助性设施提供财政援助，即要求不发达国家政府承担起公路、铁路及动力站的建设，否则“生产发展是不可能的”[15]。一些外国媒体认为外国投资不仅没有加重不发达国家的贫困窘境，反而大大促进了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外国媒体认为，外国投资对不发达国家资源的开发改善了当地的经济状况，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即使出现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原因只在于开发的规模还不够大。首先，他们认为正是外国投资，给不发达国家带来了“经济剩余”。外国投资者将“经济剩余”吸收后又进行了投资，这样一来，不发达国家并没有实质的支出。其次，外国企业为当地人民提供了一些服务性质的工作岗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不发达国家的总收入。再次，外国企业不仅传授给不发达国家人民经营与管理的经验，还刺激了公路、铁路、动力站等设施的建立。最后，外国企业通过缴税和付资源使用费的方式，已经给了不发达国家政府一大笔资金。

保罗·巴兰针对上述论点给予了强烈的回击，认为他们只是用“动态静力学”的方法片面的论述现实，而没有用历史的方法进行分析。第一，不发达国家在独立发展的前提下是能够开发利用好自己的自然资源的。外国投资对不发达国家自然资源的利用却是摧毁性的，这给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伤害。第二，外国企业给当地人民带来的工作岗位仅够人民勉强糊口，对不发达国家国民总收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第三，外国企业虽然“刺激”了不发达国家辅助设施的建立，但由于这些辅助设施是依据外国投资者的原材料输出及开发动力的需要与方便而建，“除了具有纯粹地理和物质意义之外，从来就没有成为这些不发达国家国内经济结构的一部分。”[16]第四，尽管殖民主义与赤裸裸的掠夺已经远去，但帝国主义实质仍然未变。他们用一种“正当的”契约关系机制代替了直接的掠夺，将不发达国家置于“合理”贸易的帝国主义剥削体系中，以在他们组织严密的企业推动下持续地榨取不发达国家的资源。在这样的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寻找能与自己配合的政府头目，他们贿赂官员的花费甚至超过了他们微薄的缴税和所付的资源使用费。

三、保罗·巴兰不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剩余”思想的评价和启示

保罗·巴兰从不发达国家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出发，从历史与现状两方面阐述了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状态，被称为“依附理论之父”。保罗·巴兰作为依附理论的经典作家在思想脉络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方法论上继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他从马恩著作中不断吸收理论营养，总体上没有偏离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范畴。[17]保罗·巴兰分析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剥削和掠夺殖民地的历史事实，得出了资本主义是殖民地不发达的根源的结论。国内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激进经济学家保罗·巴兰是促使拉美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转向依附分析的关键人物。”[18]保罗·巴兰运用“经济剩余”的思想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一种新的有意义的探索，在现代“经济剩余”论中占有一席之地。谢尔曼曾称赞保罗·巴兰“有着机关枪扫射般激情而深刻的思想”，认为他的学说“既不是枯燥无味的经济学，也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的新的清晰的框架思想……他以一种开创性的思维带给我们一个观察社会的新方式”[19]。马尔库塞对保罗·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也表示高度肯定，认为保罗·巴兰之所以对马克思“如此忠诚”，“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仍然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方法，二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结果仍然符合今天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20]

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保罗·巴兰不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剩余”思想对于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启示。首先，保罗·巴兰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发达国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自主把握经济控制力，继续警惕垄断资本主义的危害。其次，保罗·巴兰一再强调“经济剩余”的高效利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各个国家要注意提高“经济剩余”吸收效率，避免“经济剩余”的浪费性消费。最后，保罗·巴兰只看到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给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的阻碍，而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外开放的益处，是有失偏颇的。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不发达国家应把握好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与水平。

保罗·巴兰不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剩余”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保罗·巴兰的“经济剩余”思想实际上是强调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而非生产，保罗·巴兰用“经济剩余”的概念取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实际上是放弃了马克思剩余价值所具备的阶级性，无意中忽略了马克思利用剩余价值对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揭发。尽管保罗·巴兰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侵略是殖民地不发达根源的错误结论，却仍在分析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剥削和掠夺殖民地的历史事实。

保罗·巴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不发达国家“经济剩余”的新方式的揭露与谴责，对不发达国家在积累“经济剩余”中遭受到的困难与压迫的深刻分析，深化了我们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充满荆棘的认识。保罗·巴兰勾勒了依附论的大致轮廓，在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不发达国家的出路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和主要的思想，为其他理论家进行新的思考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总的来说，保罗·巴兰不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剩余”思想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