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典，李小雪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作为一种传统职业，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对教师职业的吸引力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外关于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已经形成独立领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教师职业认同的概念探析，教师职业认同的形成过程、特征和构成因素分析等方面。虽然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也十分迅速，研究内容集中在对已有文献进行综述、对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职业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其中提及最多的群体是师范生群体，也就是职前教师。当前的许多研究聚焦于如何提升他们的职业认同感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中鲜有对大学教师群体职业认同的研究。近年来，在学术资本主义席卷全球高校以及新管理主义等理论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后，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大学和大学教师群体，他们的职业认同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向也非常值得关注。因此，本研究尝试探讨在学术资本主义冲击下，我国大学教师的职业认同发生的变化，剖析背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治理路径，以期对大学教师群体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一、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的特殊性

（一）学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改变对传统福利国家的高等教育拨款模式，不断减少政府拨款，这迫使高等教育机构不得不寻求政府资源之外的多元资金渠道，成为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积极参与者。面对市场化发展引发的高等教育组织内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欧美许多研究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

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通过对欧洲涌现的新式大学的个案研究发现，这些院校为了获得多样化的资助，开始从文理学科为核心的结构转向创业的边缘地带。据此他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的概念，并强调大学在组织上的转型以及转型的特征与要素。［1］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也发现，随着研究资助的变化，大学及其教学科研人员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中的科学、工程和专业学院发生变革，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1997年，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Leslie）对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四国公立研究型大学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大学为了获得外部资金，“教学科研人员不得不日益展开对外部资金的竞争，这些资金用来进行与市场有关的研究，包括应用的、商业的、策略性的和有目标的研究等，不管这些钱是以研究经费和合同的形式、服务合同的形式、与产业和政府合作的形式、技术转让的形式，还是以招收更多的、更高学费的学生的形式”［2］8。因此，他们将“大学或教师为获取外部资金所表现出的市场活动或类似市场的活动”称为“学术资本主义”［3］。他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重在界定公立研究型大学面临的充满矛盾的环境，当大学教学科研人员越来越多地卷入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活动时，会深刻地改变教育科研人员的传统角色和专业身份，成为“靠政府资助的创业者”和“充当资本家的大学教师”［2］8。学术资本主义概念，深刻地揭示了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引起了学术界相当的关注和讨论。

之后，斯劳特又将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从结构和行为两个要素方面进行了拓展，在结构方面形成了关于学术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治理机制，通过管理、资金支持和将学院与国家、市场联系起来的连接组织，调整、重建高等教育系统和组织；在行为方面，他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由政策制定者、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的市场化和类市场化的一系列行动组成的。这样，学术资本主义成为研究全球化如何改变高等教育的核心理论。［4］因此，美国学者布莱登·坎特维尔（Brendan Cantwell）和伊尔·科皮伦（Ilkka Kanppinen）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可以研究跨国的网络和结构以及个人或集体行动者等要素，可以被当作一个框架用来预测和解释大学中转变的组织模式和生产模式，以及大学、国家、市场之间正在改变的关系。

相较于欧美学者聚焦在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知识生产和组织内部变革的影响上而言，我国许多研究还处在概念争鸣阶段，但大部分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持批判态度。例如，胡钦晓认为，学术资本是高校最为重要的资本形式，高校将高深知识以商品的形式与外界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价值增值具有内在的合理性，［5］但是他又对学术资本主义在美国大学的发展持批判态度，认为它扭曲了大学的精神传统，使大学职能和管理都趋于商业化。他认为高校学术资本和学术资本主义之根本区别在于其行动边界是否为趋利取向。［6］无独有偶，付八军也提出，创业型大学的根本特征是学术资本转化而不是学术资本主义，学术资本转化与学术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其是否以盈利为目的。［7］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非常有必要将之深入到对高校内部影响的考察上，尤其要关注对大学教育科研人员的影响上来，从大学教师职业认同方面来研究是本研究的尝试。

（二）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的概念及其特殊规定性

学术界对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的研究一直都被放在更具普遍意义的教师职业认同研究的框架下进行谈论。因此，想要确定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的内涵，应该立足于更具普遍意义的教师职业认同的内涵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大学教师职业认同含义的特殊性。

1.从“认同”到“教师职业认同”

先看什么是“认同”。学术界关于“认同”的研究有社会认同理论、角色认同理论以及自我认同理论等众多理论流派，这些来自不同学科角度对“认同”的界定基本是围绕“我是谁”这个问题展开的。因此可以说，“认同”主要是一种主观的意识体验，它意味着当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某类群体时，也同时会认识到作为这类群体时带来的情感和内在价值。认同的过程包含了如下几种心理成分：即认知类化（个体对自身特点、角色或所属社会范畴的自我觉知、自我归类或自我概括）、情感承诺（个体对认同对象的情感卷入、依恋和承诺）、价值评判（个体对自身特点、角色或所属社会范畴的积极或消极评判）和行为投入（个体做出符合自身特点、他人期望和社会规范行为的主动程度）。［8］根据这个理解，我们提出“教师职业认同”的概念是包括了教师对其职业的认知理解、情感态度、价值判断和行为倾向的综合体；它不仅是教师在不断地经历中内化角色、消化角色的过程，还是个体对自己所从事的教师职业的认同程度。从实践上来看，职业认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它贯穿教师整个职业生涯并且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教师职业认同从教师个体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和内部自我反思评价中产生，是对自己所从事的教师职业的概念和意义的认可，是成为或作为一名教师的“个体的”和“职业的”两个方面持续综合的过程。［9］

2.深刻理解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的独特性

从字面上看，似乎可以认为“教师职业认同”和“大学教师职业认同”两个概念是简单的属和种的关系，只是将职业认同的主体扩展到大学教师群体上而已，但实际则不然。我们认为，从本质性来看，大学教师的职业认同有其独特的规定性和内在的复杂性，对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的正确理解，须臾也不能离开对大学所具有的根本属性——学术性的认识。

大学本质上是学术性组织，其根本任务是高深学问的探索和传承。作为这个组织中主要活动的主体之一，大学教师的根本任务除了要从事普遍性的教学工作，肩负人才培养的任务之外，还肩负着探索高深学问的重大使命，是学术职业的从事者。因此，大学教师承担着一般教师身份和学者身份的双重角色和任务，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大学教师的工作性质是学术的，是“以学术为生，以学术为业，学术的存在和发展是从业者得以生存和发展特征的职业”［10］；另一方面，大学教师必须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培养科学研究的后备军和接班人，同时他们还承担着学生道德完善和人格成长的重要任务，即“育人”。只有理解了大学教师职业的双重性，才能把握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

我们说，正是因为大学教师职业本身具有的双重特征，才会使他们在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等的影响下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学术资本主义带来的深刻挑战。

二、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的挑战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大学教师职业认同包含了对职业的认知、情感、价值和行为等多方面的内容，而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下，这些方面深受冲击。

（一）学术资本主义使大学教师职业认知出现紊乱：角色的裂变与复合

教师的职业认知是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与职业有关的自我以及对自我与职业规范要求符合程度与匹配关系的认识和反思。［11］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带来的“更多的不确定性”，各国学术职业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伯顿·克拉克就发现，美国的教师职业由于学科和学校类型的巨大分化，导致大学教师专业化在工作模式、身份认同、权力、职业等诸多方面的分化。［12］之后，以菲利普·阿尔特巴赫（Philip G.Altbach）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持的多国学术职业的调查也相继发现，学术职业的地位正在发生巨变，教师职业中出现了一些新角色，并且这些新老角色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替换关系，而是时而共生、时而冲突的复杂关系。

1.教师从“学者”向“创业者”转变

传统的大学教师是学术职业的从业者，这也是区别于其他教育层次教师的首要角色，即“学者”角色，大学教师的学者角色自洪堡那里就获得了合法性。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知识生产方式从学院时代、牛顿模式的知识生产模式Ⅰ转向在更为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下的知识生产模式Ⅱ［13］，许多大学教师也开始走向市场，寻求主动获取各种外部资源，甚至主动调整其研究重点，关注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各种应用的、商业的、策略性的和有目标的研究等。同时，教师通过成为企业的监理会或董事会的成员、通过咨询服务获得股票所有权、担任管理职务或直接参与公司的建立等各种形式获得收入和回报。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教师成为实质上的创业者，其创业的核心资本在于其所拥有的高深专业知识和技术，而创业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新知识的生产，而是为了增加学校和个人的收入和声望。

在教师参与整个学术创业活动的过程中，传统上起主导作用的学术逻辑被创业活动的市场逻辑所取代，价值文化上也转向利益导向和竞争至上。大学外部学术环境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教师的职业认同，撕裂了大学教师的传统角色认知，促使大学组织和教师个体变得更加追逐功利。高校越来越看重如何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对教师的学术评价标准也逐渐转向看重研究发表的数量、速度以及变现能力。尤其在美国，《拜杜法案》通过之后，一些组织甚至还采用技术入股或者分红的激励方式，诱使更多教师逐渐放弃对学术价值的追寻，转而更多地追求研究的经济价值，这些都对教师的学术身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教师从知识生产的主导者变为“被雇佣者”

自中世纪以来，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提供公共知识产品的角色，大学教师也以高深知识、专业技能、深刻的人文关怀和不可或缺的批判精神等形象而存在。作为权威的知识生产者，他们试图在保持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承担起对整个社会的部分公共责任。例如，无偿与社会企业分享技术成果、积极引导正向社会风气等，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使大学教师享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

但是在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下，大学教师的公共性和影响力遭受极大削弱。为了维持生存，他们逐渐从关注公共事件转向与利益相关的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大力削减高等教育领域经费，但社会大众对于大学教师的期望却只增不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发现，只有做一些专业性更强的研究才能够满足企业和市场越来越严苛的需求，进而给他们带来后续的资源和收入。对此，英国社会学家杰索普（Bob Jessop）认为，这种趋势在一些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中非常突出，并且已经开始渗透到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中被认为“与竞争力相关的艺术和人文学科”［14］，例如，创意、文化领域等。当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卷入到与企业合作，甚至直接开公司、办企业、卖专利，提供各种技术服务等；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教师越来越多地热衷于参与校外的各种“自由职业”活动，办培训班、兼课、提供咨询服务等等，他们慢慢成为政府、高校，甚至外部企业的雇佣者，逐渐忘却了作为知识生产主导者的本色。“大学成为工厂或公司，校长成为老板，教师则为打工仔。‘打工仔’忙于炮制‘学术’论文，当然也就无暇扮演社会良知的维护者或社会批判者的角色。教师的知识分子角色被消解。［15］“学术民工”的角色逐渐消解了知识生产者的角色，大学教师在一次次的博弈中不断丢失学术研究的主动权，在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夹击下变得越来越功利化，这种新角色无时无刻不在撕扯着教师们的自我意识和理性认知，使其焦灼而浮躁。

3.教师从掌握话语权的“立法者”到辅助性的“阐释者”

英国著名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用一组隐喻的概念“立法者”和“阐释者”，来揭示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角色转变的过程。他所谓的“立法者”角色是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作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16］5。由于遵守程序性规则，知识分子（科学家、道德哲学家和美学家）变成了知识的集体所有者，从而形成了“知识分子的特权”，“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知识一样，不受地域和共同体传统的限制，被赋予了对社会各界所持信念之有效性进行判断的权利和责任”。在现代社会和国家中，大学教师在知识生产、言论发表、学术纷争等方面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政府或社会也需要大学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相应地，大学教师对国家的精神、思想、价值观念等方面享有类似“立法者”的地位。而“阐释者”角色是“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这一策略并非是为了选择最佳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促进自主性的（独立自主的）共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16］6。鲍曼强调，阐释者所关注的问题是防止交往活动中发生意义的曲解，因此，它激发了对于深入到相异之知识系统中去的要求，解释活动正由此而发生。鲍曼认为，在后现代社会条件下，大学教师在多元且复杂的社会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等的影响下，功利化和世俗化特征凸显，他们逐步失去了知识的绝对权威地位，需要更多地阐释政府或社会法治理念和政策实施的目的和意义，以便让社会系统的团体或人群更好地理解及认同的“阐释者”。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开始具有相对依赖性和应用性。［17］

综上所述，学术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大学教师的“立法者”角色的传统轨道，尤其是随着政府、市场与大学联系的日益加深，这些传统上依赖大学供给知识的组织，对大学教师的依赖性日渐减弱，转而寻求更加专业的人员来负责制定规范、普及理念；另一方面，大学教师越来越多地通过一种比较世俗化的方式来和政府进行交往，更多地起到政策参考和知识咨询的作用。

（二）学术资本主义使大学教师职业情感受到削弱：学术共同体尚存否？

职业情感指的是教师对自己所从事职业是否持正面积极评价，对职业自我是否满意，以及职业活动是否符合其自我主观期待的态度体验。学术资本主义浪潮带来了效率和效益的目标导向，使整个学术氛围充满功利化气息，导致部分大学教师对学术共同体的归属感日渐淡薄。

1.学术共同体之间的知识共享机制遭到破坏

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在于成员们能够通过互动获得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感和归属感，从而实现合作的、开放的学术交流，促使成员们彼此认同，共同进步。由于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处于同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的成员往往会通过合作的方式，相互交流、给彼此提供意见以求得科研产出最大化，这种机制也被称为知识共享。但是，由于不同社会中科学家产出的知识产品属性的不同，导致知识产品的专有权和共享权之间存在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到了近现代社会以后愈发紧张。［18］在近代社会之前，为了追求名望和地位，一些兴趣相投的科学家个人以无形学院等形式，建立起信息交流网络从而形成了早期的科学共同体。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科学知识的公共产品属性发生了变化，致使传统上以“科学的优先权”所带来的名望和地位作为知识研究回报的激励机制，在现代社会遭遇到极大的挑战。因为当科学知识可以通过现代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后，可以凭借日益发达的市场化机制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这使早期基于科学优先权的科学共同体相关的观点与制度设计，已然不能解决知识产品内在的社会共享性与局部专有性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知识生产日趋商业化，导致知识共享传统迅速发生裂变。在日益讲求成本回报的时代，科学家个人很难通过单纯的工资收入回收科研成本，他们只好限制知识的共享，提高知识的价格以补偿知识开发的成本。由此，“科学家一方面为了争取优先权而抢先发表论文，另一方面又把成果的细节进行保密，或以专利形式卖给应用技术部门，或自己组建公司来进行生产而走向知识变现。因此，知识商业化使学术界由‘单纯学者的社区’变成‘大学—产业共生体’的一部分，学术界的知识共享传统不再有存在的根基”［19］。因此，尤其在当代社会，学术知识越来越呈现出一种非必然公共产品的特性，国家和企业作为重要力量介入学术研究，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学术共同体的分化和重组。

2.学术共同体内部出现阶层分化

当前，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刺激下，声望经济日益成为驱动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根本力量，研究成为机构分化和排名的强大来源，而声望作为一种竞争性商品，更多地是基于相对而非绝对的衡量标准，它们多采用一种“赢家赢，输家输”的零和游戏。在这个游戏之中，大学学术共同体内部出现阶层分化，即出现“拥有一切的学者”和“一无所有的学者”［20］。

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阶层分化之所以出现，一方面，由于大学逐步走向“新管理主义”，越来越多的高校借鉴企业的管理模式，一部分学术优秀的学者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行政权力，成为“学术管理人阶级”，相对应的是那些没有行政权力的其他教师，则成了“普通学术人阶级”，“学术管理人阶级”和“普通学术人阶级”成为两大对立的群体；另一方面，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学越来越多地依赖外部资源，在同一高校的不同学科之间，甚至同一学科的不同教师获取资源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别。在斯劳特新近的研究中，她认为，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内部组织已经裂变为“高资源部门”和“低资源部门”，学者队伍也相应地形成了截然区别之两极。一极是嵌入在“镀金笼子里”的高资源学者，他们的科学研究逐渐窄化为仅关注那些可以“产生知识产权”从而可以变现的知识的发现；另一极是处于低资源部门的学者，则“从一个小罐子乞讨到另外一个小罐子”，忙于应付规模不断扩大的学生之教学，以便为学校获得更多的学费收入。［21］

实际上，不同的学科在市场中获取资源的能力差距甚大。随着大学知识生产逐渐从以学术为导向转变为以资本为导向，科研能力成为大学以及学者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条件。这必然诱使大学教师从以自身研究兴趣为导向的基础研究转向更为实用的应用性研究，甚至开始表现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越了对新知识的发现本身的关注。另外，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各个学科的属性和地位也被重新界定。一些偏重应用的学科，例如，工程技术、生命科学以及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等，可以换取巨大的经济价值而日益成为热门学科，逐渐获得中心地位，与之形成相反的是一些基础性学科，尤其是一些人文学科则不断被边缘化，甚至面临被关停的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市场机制的马太效应下，资源必然会越来越向接纳市场模式的学科及教师倾斜，而脱离资本和市场的教师将会日渐萎缩，最终沦为严苛合同约束的“学术民工”。

（三）学术资本主义使学术职业价值判断陷入困境：旨在求真还是求利？

大学教师的知识探索是为了求真还是求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答案。在学院科学的时代，大学是知识生产的核心机构，教师是科学研究的主体，以真理为最高价值追求，追求“科学的精神气质”。对此，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其使命是探求真理，真理会派生实际的应用；追求真理是第一位的，且真理至少是潜在有用的。科学知识具有内在的规范结构，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它们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在这里，我们看到默顿考虑的主要是科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价值，而略去了科学的实用价值，“科学的制度性目标是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基本的科学知识是独立的善，无论无何，它将适时导向服务于各种人类利益的结果”［22］。

随着科学研究向高度专业化发展，科学研究开始出现向后学院科学的革命性转型。英国学者约翰·齐曼（John Michael Ziman）认为，后学院科学具有所有者归属（归属性）、服务于局部（局域性）、权威所统辖（权威性）、任务来定向（定向性）和专门人才性（专门性）等特点。约翰·齐曼认为，在后学院科学时代，虽然默顿的观点仍然发挥着部分作用，但是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例如，罗伯特·默顿所谓的“无私立性”观点认为，科学是对世界客观规律的揭示，科学研究者不应在科学研究中追逐个人利益，但是在学术界和产业界关系更加密切的后学院科学时代，“效用规范被注入到科学文化的每一个关节”，“后学院科学普遍与社会更直接相关”，“后学院科学处于为金钱增值的压力之下”，因为“后学院科学是根据市场原则组织的”［23］89。不仅如此，即使面对知识的客观性追求等基本问题，也出现了不同认识，随着科学和社会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学术共同体对“何种知识”［23］101“何为事实”［23］103等基本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新的知识评价体系正在形成。

如果说罗伯特·默顿所提出的科学的精神气质在后学院科学时代受到严重挑战，齐曼还认为“科学研究者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将职业利益和求知精神放在一般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之上”，那么，当资本逻辑逐步渗入高校，主导大学教师的价值观的时候，罗伯特·默顿所言的“科学的精神气质”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面对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在绩效主导的学术评价文化里，学术工作的日常时时处于多重价值冲突中，大学教师群体是会选择求真还是求利呢？尤其在学术资本主义的氛围日渐浓厚的研究型大学中，教师会不会让渡一部分学术自主权来换取经济利益和资源，追求将科研成果迅速变现，并乐在其中呢？可以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和碰撞，正在不断拷问着教师们的学术良知和学术追求。

（四）学术资本主义使大学教师的职业行为陷入选择性困境：科研至上还是教学为重？

长久以来，大学的核心使命是通过传播和发现高深知识来完成对高级人才的培养，因此，虽然大学的职能随时间变迁而得到扩充，但是教学应该仍旧是大学教师职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洪堡理念主宰大学以来，科研已经在大学职能中占据不可忽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学术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大学日渐将市场化运作方式和类似于市场化运作方式运用于学术活动，科研活动更容易适应绩效化和商业化的氛围，而教育教学活动因为难以量化而日益边缘。因此，有学者说，“在今天的大学里，科研至上或科研主义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更是早已司空见惯”［24］。大学研究至上的学术文化，一方面来自于洪堡以来的研究型大学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学术资本主义的时代，研究实力是支持大学在声望经济中得以胜出的根本力量，可以为大学排名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更利于大学从市场上获取更多的资源，具有显著的经济外溢效应。这种效应必然导致大学处于利益的考虑，从制度设计和评价标准等方面有意无意地引导大学教师学术工作方向。这样就导致部分教师自然而然地将主体工作变更为科研，甚至成为全职科研人，教学工作被彻底边缘化。此外，许多大学“不发表就出局”的制度设计，也在鼓励教师为了职业安全而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学术研究而忽视教学。因此，在科研数量可以决定大学排名和经费资源的背景下，大学被经济思维模式裹挟，这使研究型大学与其基本的教学使命愈加悖离，许多教师在科研至上还是教学为重的纠结中，其职业认同逐渐在一定程度上就被弱化了。

三、学术资本主义冲击下大学教师职业认同之治理

欲对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下已经发生剧变的大学教师职业认同做出有效治理，不仅需要大学教师自身的改变，更需要政府管理思想的转变和大学的积极参与。

（一）转变教师评价导向，重塑大学教师职业的文化认同

不可否认的是，合理的评价体系能够对教师行为进行诊断、调控和激励，但是具体“怎么评”确实值得深思。在现代高等教育系统中，外部政策导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组织的行为模式，继而影响到大学教师群体。转变教师评价导向，首先，需要政府营造出学术评价的正确价值导向。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方案》，其开篇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充分说明了政府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重要性。同年11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关于公布〈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拟启动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通知》要求，评价教师不唯学历和职称，不设置人才“帽子”指标，避免片面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的做法。评价科研水平不唯论文和奖项，设置“代表性学术著作”“专利转化”“新药研发”等指标，进行多维度科研成效评价。评价学术论文聚焦标志性学术成果，采用“计量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中国期刊与国外期刊相结合”的“代表作评价”方法，淡化论文收录数和引用率，不将SCI、ESI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25］这次改革可以说是给学术评价注入一股新风，显示出政府扭转为日已久的学术GDP主义倾向的决心。

其次，大学需要对教师评价制度进行改革。破除唯科研、唯数量等落后的评价体系，构建基于教师学术职业分化观点的多元化评价标准，而不是仅仅简化为若干量化的指标，陷入“数字陷阱”。这就需要学校能够针对不同的学术职业类型体系，制定出多样化的聘任条件和业绩评价标准。特别是要增加对教学重要性之考量，关注教学研究成果，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教师关注教学并参与教学研究。须知，在深受学术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的当下，我们尤其需要秉持一种信仰，即绝对不能放弃教学的基础性地位，不能为了追求学术卓越而“失去灵魂”。重视教学的基础性地位，不仅是大学的立身之本，还有利于促进教师的发展，维持教师正面积极的职业认同。另外，在教育评价过程中，要贯彻民主参与的理念，赋予教师以知情权和话语权，扭转教师“被管理”的角色和心理状态，使评价制度能切实得到教师个体的内在情感认同和支持。［26］同时，由于大学教师职业成长具有一定规律，在一定阶段内拥有部分绩效产出固然重要，但长远的职业发展更不容忽视，无论是教学能力的提高、科研水平的增强还是社会服务的贡献量都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大学在制定评价标准时一定要将绩效产出的风险性和长期性考虑进去，并结合教师职业发展特性和现实需求进行多重考量。

最后，大学教师自身需要树立正确的观念，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社会服务，都是职业使命，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之分。各学科的教师都需要坚守自己的岗位，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教学型教师要专注教学，探索尝试新的教学方式，自主进行教学反思，积极进行教学研究，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注重走社会应用和合作的教师，则要积极将科研成果与社会企业发展相结合，在选择研究项目和研究课题的时候，除了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还要更多地考虑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只要教师在与市场接触的过程中保持做学问的初心，就可以有所作为，而不至于深陷利益的沼泽。总之，在以绩效为主导、各方利益夹杂的越来越复杂的学术职业环境中，无论选择哪一种发展方式，大学教师都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保持学习的习惯，锤炼自己的内心，这样才不至于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迷失自我。

（二）调整教师的薪酬体系结构，坚持学术激励和学术保障并行

有研究指出，学术职业的相对稳定性是职业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生态得以良性发展的基本保障。［27］事实上，职业的相对稳定性主要通过较稳定的工资保障实现，大学教师的工资不仅会直接影响教师的学术产出与投入度，也是大学吸引和激励人才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但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薪酬体系过分强调了效率至上的价值倾向，较多地使用物质激励的方式来刺激教师的科研生产，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工资对教师学术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义。因此，不论是政府还是大学，都需要切实行动起来，对现行的薪酬体系做出调整。

首先，在政府层面上，确保在调整大学教师薪酬体系工作中的导向作用，把控大学工资制度改革的整体方向，加强对大学教师薪酬分配的指导、管理和调控。在以往的政策文本中，国家对于大学教师队伍工资保障的改革重点是落实各大学的分配自主权。但现在，面对绩效工资已经在大学工资中占据较大比重，且显著偏向科研激烈而弊端日现的背景下，政府需要加以适当引导，将大学薪酬体系改革的重心放在提供基本的学术保障上，将之作为各大学的基本法定义务明确下来。

其次，在院校层面上，大学需要增强教师薪酬体系结构设计的科学性，破除重激励轻保障的思路。大学要制定统一的激励措施，不要将科研费用和生活补贴混为一谈，提升基本工资在总体薪酬中的比重；使薪酬结构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相结合，并以长期激励为主，调动教师的学术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学需要明确的是，只有从基本待遇上保障教师能够享有相对稳定的学术生活，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当下教师急功近利的焦虑心态，从而真正激励教师以更淡定的心态、更执着的努力，从事更多原创性、高水平的科学研究。

最后，大学教师个体要调整心态，认识到教师职业不应该仅是满足生活需求的谋生之道，更应该是实现更高人生价值和职业理想的载体，始终保持对学术的激情，以高质量的学术职业发展为人生追求，不因局部的利益诱惑就轻易改变研究的方向，即使在大学必然要与企业和社会有所接触的情况下，也要把握好度，不遗忘本职工作，不深陷利益泥淖。大学教师要坚信只要做出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一定会得到相对应的收获，这份收获不仅仅是物质激励，更是一种心理的满足感和内在的幸福感。

（三）转变学术管理模式，支持完善学术共同体建设

首先，政府需要加强教育的民主管理，促进教育政策和立法的科学化和灵活性。我国现行的关于教育的规章制度最大的特点是行政权力具有解释权，且凌驾于制度之上。因此，治理方向应该为在结合大学教师真正的诉求的基础上建立科学、民主的法规制度，并在实际实施中对行政权力以及学术权力的冲突进行适当调控。

其次，大学需要转变学术管理思想，规范学术管理模式。转变学术管理思想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积极激发教师的参与意识，依靠人才办学，依靠人才治校，特别是多与学校各层次的教师进行积极沟通，使教师成为管理的主体和参与者；另一方面是确立有创造性的校本管理观念。在遵循一般管理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适应大学特色的、具有创造性的管理模式。只有这样，不同类型的大学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准自身的定位，办出特色，获得长远发展。

最后，分属于不同学术职业类型的大学教师要协力建造一个相互支持的学习共同体，积极维护和行使共同体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和各行政管理部门的对话，并提出自己的建议等。总的来说，大学教师共同体一定要坚持广泛参与、共同协商的原则，试图在科层制的束缚下和学术资本主义的冲击中，坚定地捍卫学术的自主权，为教师职业认同提供支持。

五、小结

在大学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由于学术资本主义的出现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这份职业出现的各种矛盾和不确定性在不断消耗教师群体的职业认同感，他们开始面临各种艰难的抉择：到底是坚守学者初心，还是改变研究方向与企业合作？是无私与同行交流，还是拒绝合作，独享荣誉？教学工作到底要不要彻底放弃？等等。这些问题不断拷问着教师们的良知。无论是顺应、坚守还是躲避，这种情况最终还是需要大学教师群体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解决。当然，教师们赖以生存的大学和能够改变整个学术环境的政府也应该参与进来，合力面对学术资本主义带来的强力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