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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的Mencius(《孟子》)与赵甄陶三人译本的对比分析

2022-11-26刘英凯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雅各归化孟子

刘英凯

(深圳大学外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1 理雅各生平及其作为汉学家的巨大成就

根据Pfister[1]、张西平[2]和马祖毅等[3]三本著作里的介绍,理雅各于1815年12月20日出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哈德利镇。1839年,他师从伦敦大学中文教授修德学习汉语。1841年7月13日,他获得美国纽约大学所授予的神学名誉博士学位。当年11月,理雅各正式担任英华书院(原址由马六甲迁至香港)校长。1844年,英华书院更名为英华神学院。他在神学院一边传教,一边编写并印刷汉语的宗教宣传小册子。1852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中国人的鬼神观》,同年他又撰写了宗教文册《约瑟纪略》《养心神诗》《重休礼拜堂仁济医馆祈祷上帝祝文》。1856年起,理雅各在香港的公理宗用英语和汉语同时布道,闲时继续翻译中国经书。1861—1872年间《中国经典》第一版在香港陆续出版。其中的第一卷出版于1861年,包括《论语》《大学》《中庸》;第二卷《孟子》于1861年单独出版;第三卷《书经》和《竹书纪年》(分两册)出版于1865年;第四卷《诗经》分为两册出版于1871年;第五卷含《春秋》和《左传》,分为两册出版于1872年。

1875年4月20日,理雅各在牛津大学担任该校首任汉学教授。同年,他因翻译中国经书的成就,成为西方汉学界最高学术奖——“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的首位获奖者。

1875年10月27日,理雅各开始了执教牛津大学21年的学术和教学生涯,一直到他去世的1897年。1878年,理雅各发表了论文《中华帝国的儒教》,出版了两卷本的《孔子生平及其学说》及《孟子生平及其学说》。1879年,他译出《东方圣书》第三卷,包括《书经》《诗经中的宗教》和《孝经》。1880年,理雅各在伦敦发表了《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译出了《东方圣书》第十六卷《周易》,还为第九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了《老子》的条目。1883年,他的《基督教与儒教关于人生教义的对比》由伦敦圣教书会出版。1885年,他译出了《东方圣书》第二十七、二十八卷《礼记》。1886年,他译出了《法显行传》。1888年,他出版了《基督教在中国:景教、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一书。1891年,他译出《东方圣书》作为第三十九、四十卷《道德经》及《庄子文集》。1892年,他的《四书》译本经修订后再版。1895年他修订的《中国经典》由牛津克莱仁登(Clarendon)出版社再版。1895年他年届80高龄又翻译并出版了屈原的《离骚》。

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在牛津病逝,享年82岁。他跟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列为汉籍欧译的三位大师。

2 关于理雅各的英译本Mencius (《孟子》)

《孟子》是最早被翻译到欧洲的中国典籍之一。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汉学家,是西方汉学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人物。

1861年,理雅各英译的The Chinese Classics(《中国经典》)分两卷依次在香港出版,《孟子》英译本收录在第二卷。《孟子》的这个译本将原文、译文、脚注显示在同一页面,并在书末对文中提到的人和物附有详细说明。此书后来成为英译《孟子》的典范。理雅各在其《中国经典》每卷本的扉页都印有《孟子·万章上》的一段文字:“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理雅各把孟子的这条原则置于翻译座右铭这样突出的位置,是要警醒自己和读者:这是理解并翻译中国经典的“一个普遍适用的阐释原则”[4]。

以笔者的理解,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深邃内容。一是“志”,《孟子》的思想;二是《孟子》的“辞”,行文的特点。我们把赵甄陶、张文庭和周定之等三人合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孟子》(1999)(简称“赵译”),跟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删除了前言和注释的简易本《孟子》(2016)进行学术对比,探讨一下赵译和理雅各译本(简称“理译”)在“志”和“辞”两个方面阐释和翻译的得失。正如国学大师章炳麟说“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赵译”在“理译”出版130多年之后出版,照理应当后来居上。可是由于“理译”翻译理念的超卓,仍使“赵译”有不少未能企及之处。

3 两个译本的对比简析

“理译”本和“赵译”本在最大程度地再现《孟子》汉语原文要旨的“异化”译法上有很大的差别。具体而言,“赵译”的“归化”翻译相比较而言,实例较多。

何为“异化”和“归化”?

刘英凯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指出,“所谓‘归化’,按《辞海》的解释,即‘入籍’的旧称”。翻译的“归化”则指翻译过程中,把客“籍”的出发语言极力纳入归宿语言之“籍”:英译汉就不遗余力地汉化,汉译英则千方百计地英化。[5]

对《孟子》的翻译而言,“归化”的翻译特点是过分尊重并顺应甚至讨好目的语读者(本文指过分尊重、顺应甚至讨好英语读者),却不尊重作者和原作(即孟子和《孟子》原文),对原作中显性或隐性的异彩纷呈的文化信息和修辞信息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曲解甚至是随心所欲的加减。

鲁迅先生谈到翻译时写道:“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也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它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6]针对《孟子》的英译本而言,这是指易于为英语国家读者理解,保持着汉语原本《孟子》在深层语义里的“志”和表层信息特点的“辞”的“风姿”。鲁迅的观点异常鲜明:它不同意译文的“归化”。读一篇中国文字,同旅行中国很相似:中国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习俗时尚、宗教、地理、使用语言的习惯……随处都会看到。这样的文字翻译过来,只要译文忠实,也就会随处泄露该文字的“客籍”——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而“归化”的译文却要改造外国上述的客观事实,抹杀其民族特点,迫使它们就范、同化于归宿语言——英语,因此也就必然是对原文的歪曲。

“理译”本和“赵译”本在上述的“文化传统”,即“形而上”的儒家概念——“志”和“形而下”的具体修辞方面的“辞”两个方面,都有在“异化”处理上的差异。

3.1 “形而上”概念的翻译对比

我们先看看《孟子》之“志”——“形而上”的概念的阐释和翻译。

例1.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

“理译”:I understand words; I am skillful in nourishing my vast, flowing passion-nature.(PP.98-99)

“赵译”:I am strong in analyzing others' speech and in cultivating my vast vital energy.(PP.62-63)

对比试析:“赵译”此处用energy,使西方读者错误地认为作者在此是在积蓄或者培育物理或称身体的能量。而“理译”以尊重《孟子》的原作精神为特点的“异化”翻译,则较为精确地再现了孟子倡导的培养性情和精神关怀方面的浩然正气,保持了上述“文化传统”里“儒家概念”原初的本质性概念,避免了“以辞害志”。

例2.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

“理译”:The tendency of man's nature to good is like the tendency of water to flow downwards. There are none but have this tendency to good, just as all water flows downwards. (PP.392-293)

“赵译”:Human nature is always good,just as water always flows downwards.No human nature but is good,no water but flows downwards.(PP.244-245)

对比试析:梁漱溟先生认为,孟子所说的性善,差不多全被人误会,最大的误会是把所谓性看成一个已成的呆板东西。“性善非已然的善,而是一个将然的善……”“性是指有善的倾向,而非呆板的东西。”[7]事实上,“性相近,习相远”强调的是后天的变化以及后天应该保护发展这种“将然的”善的倾向。“理译”“of man's nature to good”恰好是孟子之“志”的精确阐释。而“赵译”的 “Human nature is always good”中的“always”一词的使用,就改变了原文之“志”,似乎在强调,人性总是善的。果真如此,那么,其实质就是把儒家的“修身”“吾日三省吾身”以及孟子本人提倡的“尽心”“知性”“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以及“寡欲”和“内省”的必要性彻底否定。对比之下,正确理解并遵照《孟子》原文“善”的要旨或称精髓方面为特点的“异化”处理上,“理译”比“赵译”显然高出一筹。

例3.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

“理译”为:Opportunities of time vouchsafed by Heaven are not equal to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nd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re not equal to the union arising from the accord of Men. 很明显,“理译”分别把 “天”“地”“人”译为“Heaven”“Earth”和“Men”—— 把三个词的首字母均处理成大写字母,使它们具有了形而上的神性指称。这是“理译”深谙并遵照《孟子》这段话的要旨后升华了的“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之“志”——原文精髓的极好证明。

可是与此对照,“赵译”却无视这三个字形而上的深层语义,竟然分别把“天时”“地利”以及“人和”译成了军事技术性方面的favorable weather(有利的气候),topographical advantage(地理优势)以及group moral(人群的士气),显然对孟子之“志”未能深谙、不得要领(见PP.116-117)。而且“赵译”一开头就把“天时不如地利”译成了For defense in warfare…(战争中的守卫),于是就把形而上的政治伦理讨论降格成“兵革”的形而下议论,在把《孟子》之“志”以“异化”译法处理成英语读者能够理解的精神实质方面相形见绌,殊为可惜。

例4. 兽蹄鸟迹交于中国。(《滕文公章句上》)

“理译”:The paths marked by the feet of beasts and prints of birds crossed one another throughout the Middle Kingdom. 把“中国”翻译成the Middle Kingdom。(PP.184-185)

其中的“中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8]的政治和外交概念。孟子本人在别处也用“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滕文公上》)证实了这一点。翻译时要谨守“信”字,谨守“中国”这一原文,不宜像“赵译”那样变成“中原”这一地理概念(见PP.116-117,此处不赘)。相比之下,“理译”在《孟子》之“志”的理解和诠释的“异化”处理使英语读者在正确理解上高出一筹。

3.2 关于修辞现象和信息的翻译对比

上文已经讲过:《孟子》的“辞”——行文的特点应该在译文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方面总体说来,“理译”优于“赵译”。

例1. 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滕文公下》)

“理译”:Among the scholars of Qi I must regard Zhong as the thumb among the fingers!(PP.230-231)

“赵译”:Among the intellectuals of qi, I certainly regard Zhongzi as a prominent person.(PP.146-147)

对比分析:比喻是所有语言中最重要的修辞方式,而学界一致认为:用形象生动的比喻语言叙事说理尤其是孟子行文的一大特色。这句话正是孟子的“辞”色之一。孟子在这句话里把仲子比喻为大拇指(巨擘),这是“具象”的形象思维方面的优秀隐喻,是属于西方学者Hudson 所说的shared noncultural knowledge(共享的非文化知识)[9]。比喻的语义方面则是表示“超卓于一般人”,对此,各民族的读者都会理解:恰如大拇指是所有手指中最突出的一样,仲子是杰出人士。理雅各把它按照“异化”原则,直接移植成as the thumb among the fingers(如同大拇指在手指之间的地位),是追求形神兼备的成功。而“赵译”却用上述《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归纳出来的“归化”法之一的简单化的“抽象化”[10]译法,把具象的“大拇指”“抽象”成“杰出人士——as a prominent person”,这就把生动的形象思维“归化”——“抽象化”成干瘪的概念,效果是点金成铁、焚琴煮鹤。

形象思维的努力几乎贯穿到“理译”的全书翻译中。请看下例:

例2. 若崩厥角稽首。(《尽心下》)

“理译”:On this, they bowed their heads to the earth, like the horns of animals falling off.(PP.512-513)

“赵译”:The people, showing their deference for him, knelt down and knocked their heads on the ground, which sounded like a landslide.(PP.318-319)

对比分析:“若崩厥角稽首”的语义是百姓听了“王”的善言之后,立即叩头(稽首)就像野兽折断(崩)了头角一样。这种解释是有依据的。孔颖达疏:“以畜兽为喻,民之怖惧,若似畜兽崩摧其角然。”“理译”以“异化”为特点的忠实翻译恰恰遵照孟子之“志”,译文精准无误。可是“赵译”为了顺应读者,而牺牲原作的深层语义,既增加了可以不必增加的信息“表达他们对王的尊崇”(showing their deference for him),又错译了“若崩厥角”,似乎人的下跪和叩头像山的滑坡,崩塌,塌方。这种诠释的信息比起“理译”显然在准确性的理解和形象思维的移植上略逊一筹。

以上两个例子之中,第一个牵涉到的是不“以文害辞”——不以译文来损害原文修辞的形象和生动。第二个例子涉及不以译文来损害原文信息的尽可能的精准诠释。

请看另一个例子里译文形象生动差异的对比。《离娄下》第一章“若合符节”的语义是:古代上峰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时用的印信,双方各持一半,把印信“合”起来即可以验明真假。

“理译”:…it was like uniting the two halves of a seal.(PP.276-277)

“赵译”:…they tallied each with what the other did.(PP.174-175)

对比分析:“理译”以“异化”的译法,移植了原文的形象思维特点,把“印信(seal)”的各一半(the two halves)合起来(uniting)的形象生动性展现出来,译文形神兼备,极富画面感;而“赵译”则使用上述“归化”译法里的“抽象化”译法,译成了“他们把一个跟另一个做了核点”,造成了形象缺失的干瘪,显得等而下之。

以上例子是有关比喻信息的翻译,而借代修辞格是比喻之外形象生动之“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请看《尽心上》第25小节的例子“鸡鸣而起”。“理译”是:He who rises at cock-crewing …(PP.486-487)此译文使用鸡鸣时刻(at cockcrewing)表示黎明的时间这一借代修辞格,用鲜明生动的雄鸡鸣叫的形象思维显示了埃文·佐哈尔(Even Zohar)所坚持的翻译的“充分性”[11]。而与此对照,“赵译”却是:Those who get up at dawn…(PP.302-3)把借代辞格的具象信息译成抽象的“黎明时刻(at dawn)鸡鸣”。

这一画面感缺失的译法是情趣的泻药,效果是令双语读者颓然失望。

跟例2相类似的不“以文害辞”的第二方面:译文的信息尽可能在形象思维方面臻于精准。这方面的对比再请看:“理译”把“孩提之童”(《尽心上》),翻译成去分词短语作定语的children carried in the arms(PP.476-477)——把孩童在手臂间“提”着,体现了“孩提”的形象思维特点。与此对照,“赵译”则又是采用《归化,翻译的歧路》归纳出来的归化用法之一“抽象”法,译成一个苍白的单词children(孩子)(PP.296-297 )。试想:原文既然有“孩提”的“提”的形象,译文理应还给读者一个有画面感的形象移植。而“赵译”把形象化词语用归化法“抽象化”,其效果是令人沮丧的。

翻译的异化导致的“文化互化”功能可以丰富本民族的语言大花园。以英译汉为例,传统中国人称博学的人为“五经笥”,可是由于有译者们的不断“异化”的移植法的努力,现在我们更多地是用“活词典”“走路的百科全书”等来代替它。汉语目前甚至出现在严肃报刊上的“做爱”这一词组,显然来自英语的make love。其余的像金牌、处女作、黑市、公开的秘密、破记录、摊牌……均直接译自英语的词组,只不过因其长期使用,人们已习焉不察罢了。此外,在习语和谚语层,汉语固有的“人人有路到长安”与来自西方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各擅胜场,后者使用的频率至少在学生和知识界大于前者。另外,作为习语的“狼来了”“酸葡萄”“流鳄鱼的眼泪”“特洛伊木马”“潘朵拉盒子”“武装到牙齿”“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公牛闯进磁器店”“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都来自英语,却已在中国知识界扎下了根。对于异文化语言中的吸收甚至包括了小到词缀层面的“可读性”等数以百计的例子。

同理,由于在汉译英过程中,译者坚持“异化”的移植方法,“纸老虎”被译成“paper tiger ”,进入了英语词典。这是值得译者们深思的。

有了“异化”移植法的正确翻译心理,就有最大可能把原文的细节信息介绍到异族文化的更多可能性。

如《告子下》第6小节区分了“河西善讴”和“齐右善歌”。理雅各把二者分别译成了singing in his abrupt manner和singing in his prolonged manner (PP/442-443),指出了快和拖长的慢板之间的差异。可是“赵译”却是两处都译成singing (PP.276-277)——不分细节差异的“唱”,这就导致了对原文刻意造成的差异予以再现之精密上的差异。

同理,“理译”把《滕文公上》里的“饔飧而治”译成They should prepare their own meals, morning and evening,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rry on their government.(PP.180-181)这就把“饔飧”一词里早饭和晚饭的词源意义都原汁原味地成功移植到英语文化之中,而“赵译”却是:…handle political affairs even when he prepares his own meals…(PP.114-115),用meals(饭)笼而统之地翻译,没有做必要的精准区分,令人遗憾。

我们尤其要强调的是,翻译过程要避免文化的错位。《万章上》里面的“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取诸人”,“理译”为:…he would neither have given nor taken a single straw(PP.340-341),完美再现了“一介”的原初语义“一芥”——一棵草。而“赵译”竟然是He would neither have given nor accept a groat。(PP.214-215),在这一译文中,“赵译”把语义为一棵草的“一介”译成表示四个便士的硬币为词源的“少量”之意的groat,这就把第3.2小节里述及的“共享的非文化知识”骤然变成了英语里的“文化负载词”。“赵译”抛弃了“异化”的正确翻译策略,负效应就是造成了文化因子的错位。

以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分析表明:翻译中也会出现孟子本人所批评的“以文害辞”的倾向。为此我们呼吁最大程度地走近作者,使读者感受原作的思、原作的风貌和风格。在这一方面,要采用“异化”的策略,传真似地展现原作的“辞”色,这需要译者巨细无遗的认真翻译态度,并坚持“异化”理念,译出汉语自己在西方文化里有新鲜感的“异国情调”。要想做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坚持“异化”的翻译策略这一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翻译思想,是绝不可偏废的。

3.3 理雅各翻译的不足

理雅各的译文并非没有缺失。

“理译”有时候缺乏对词汇的正确理解。

例1.《告子上》第4小节的“食色性也”,“理译”是To enjoy food and delight in colours is nature.(PP.394-395)

理雅各把其中的“色”译成colours,显然是不得要领,因为该英语单词尽管也有外貌、外表之意,但是却是用来指两个性别的外貌和外表的;这一译法很难让人联想到现代意义的sex(性)之意。而“赵译”则是Eating and sex are human nature(PP.246-247),翻译得言简意赅,显然用sex翻译“色”字是恰中鹄的!

例2:《滕文公下》第5小节“侵于之疆”,“理译”是:…invading the territories of Shang。

可事实上,这里的“于之疆”中的“于”,又名“邘”,是中国历史上商朝至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位于当今河南省沁阳市西北十五公里的西万镇邘邰村。基于这个关系,“理译”译成Shang显然不妥。而“赵译”是:invade the State of Yu,则与史实相符。

例3.《离娄下》第3小节中的“君之视臣如土芥”,“理译”把“土芥”译为as the ground or as grass。(PP.278-279)

“赵译”则是:as clay and grass(PP.174-175)。两相对比,“赵译”所用的clay(土)比起“理译”的ground(土地)显然更精准,更能体现出原文的轻蔑态度。

“理译”还有含糊其辞,未能精确译出来的例子。如《滕文公下》第5小节“有攸不惟臣”“理译”是:There being some who would not become the subjects of Zhou(PP.216-217),把“攸”含糊成了some。而“赵译”则是The State of You…(P.127),这就正确翻译出“攸”是当时国名的事实。

“理译”也有“异化”指数过低的,大体上属于“归化”翻译的例子。他把“《云汉》之诗曰”中的“云汉”译成Milky Way(PP.328-9)——“牛奶路”。而“赵译”在相应的地方音译成Yun Han (PP.206-207)。Yun Han是诗的名字,不需注释也不至于造成理解障碍。而“理译”以“牛奶路”为表层语义的“银河”,就有些“归化”——英语化倾向太过的缺点。

再如《离娄下》第25小节有句云:“则可以祈上帝”。“理译”把其中的“上帝”译成God(PP.294-295),而“赵译”也是译成God(PP.186-7)。事实上,从甲骨文卜辞和周朝金文直到先秦诸子中出现的“上帝”,依照东汉大儒郑玄《周礼注》的说法是:“上帝者,天之别名。”两个译本都把“上帝”译成God,都是屈从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归化”译法,负效应是都造成译文文化“信”度指数过低,“归化”指数过高的后果。

4 结语

客观上看,“理译”的总体特点是尽可能贯彻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异化”翻译策略,从而臻于他“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的翻译境界。可是如上牵涉到“上帝”等若干译例跟他大多数情况下“异化”的翻译实践尚有距离。另外的原因是,作为一位100多年前的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细节有若干隔膜,也是不奇怪的。智者千虑必有所失,为此我们不能不心生感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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