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燕 张秀琴 周甦

（南京中医药大学 医学院）

一、引言

在社会环境与人文经济都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大学生要接受各方面的挑战，也面临各种因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虽然压力即动力，可以促进一个人不断的突破自我。但大学生的压力来自方方面面，学习、就业、人际关系、恋爱、自我成长等各个方面，而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还不够完善，情绪容易冲动，情绪管理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困扰，产生抑郁或焦虑的情绪反应。对焦虑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探讨一直很多，但由于焦虑抑郁的成因很复杂，且因人而异，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核心自我评价一直被认为与情绪有极大的相关性，低核心自我评价往往与消极情绪紧密相关，且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而高核心自我评价则能更好地处理压力和紧张，较少出现焦虑[1]。安全感也被认为是产生抑郁焦虑有很大相关的变量，有研究发现儿童安全感水平较低会表现出较多的抑郁[2]，在依恋对焦虑水平影响的关系中，安全感也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3]。核心自我评价在对情绪产生影响时，往往会通过应对方式的作用，“评价-应对”理论认为核心自我评价水平与应对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当自我评价水平低时，往往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而自我评价水平高时，则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4]。研究还表明，积极应对方式能够负向预测抑郁，而消极应对方式能够正向预测抑郁[5]。因此，核心自我评价对大学生焦虑和抑郁水平的影响时基于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的。本研究假设核心自我评价可以通过安全感和应对方式来影响焦虑和抑郁，如果安全感对应对方式有影响，则可以建立链式中介模型，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在具体数据分析中，会分别对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的情况进行分析，且分别在抑郁或焦虑水平上进行建模。

表3 焦虑抑郁对核心自我评价、安全感及应对方式回归分析（续）（n=425）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调查对象为南京425名大一本科生（M=18.81岁，SD=0.74），其中男生197人（占比46.4%），女生228人（占比53.6%）。

（二）工具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使用的是Judge等编制，由杜建政、张翔[6]修订的量表。量表修订后最终确定10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选项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数由低到高（1-5分）。如果所有题目都选“完全不同意”，则总分为10分，因此总分为10-50分，分数越高说明对条目越认同，核心自我评价越高。量表总信度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为0.83，分半信度为0.84，间隔3周的重测信度为0.82（N＝70）。

安全感量表由丛中和安莉娟编制[7]，从最初的44个条目，经过分析和筛选，确定为16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总分16-80分，从1-5分别表示“完全符合”至“非常不符合”。因此，得分越高说明越不认同条目内容，表明安全感越强。量表的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为0.796，重测信度为0.742。

表5 安全感和积极应对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应对方式量表是由解亚宁编制的[8]，共20个条目，包含积极应对方式（12个条目）和消极应对方式（8个条目）两个因子。采用4点记分，从0-3分别表示“不采用”至“经常采用”。两个分维度的得分越高，说明越较多采用此种应对方式。总量表的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为0.9，其中积极应对量表和消极应对量表的信度分别为0.89和0.78。间隔两周的重测信度为0.89。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由Zigmond和Snaith于1983年编制的[9]，主要在医院中使用，用于筛查患者中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共14个条目，其中7条用于评定焦虑症状，7条用于评定抑郁症状。每条目有四个选项，分别为0,1,2,3分，焦虑和抑郁的得分分别看，分数越高说明越有症状倾向，评价时，一般认为8分是起点，0-7分为无症状。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1，其中焦虑量表的α系数为0.73；抑郁量表的α系数为0.67。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利用SPSS24.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根据Harman的单因子检验方法，将本研究所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共得到1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9.45%，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可判断研究数据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本研究各变量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n=425）

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与安全感、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焦虑和抑郁都是显著负相关；安全感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焦虑和抑郁都是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与焦虑和抑郁都是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与焦虑和抑郁都是显著正相关。

（三）安全感和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以核心自我评价为自变量，安全感、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为中介变量，焦虑和抑郁分别为因变量，利用SPSS插件process3.5.3建立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因变量对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见表2-3。

表2 安全感及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效应回归方程（n=425）

核心自我评价与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与效应量，见表4-5。其中，只有安全和消极应对在核心自我价值对焦虑的影响，以及安全感和积极应对在核心自我价值对抑郁的影响中能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只列出这两个链式中介效应表。

表4 安全感和消极应对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四、讨论

从核心自我评价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可以看出核心自我评价负向预测焦虑和抑郁，大学生自我评价越高，越不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的情况。核心自我评价正向预测安全感，且可解释的变异占总变异的1/3，可见积极的自我评价对安全感的建立十分重要。而核心自我评价只对积极应对方式有正向的预测，对消极应对方式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即较高的自我评价可以促进大学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而自我评价水平高低不能用于解释大学生为何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情况。早有学者认为[8]，积极和消极的应对方式并不是绝对的产生积极或消极的结果，比如“接受现实”和“自己安慰自己”属于消极的应对方式，有些人可能因为自我评价低所以采取这种应对方式，而有些人可以通过这种应对来缓解压力，与自我评价无关。因此，自我评价对消极应对方式没有直接的预测。

在本研究中发现，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安全感较高的学生，更多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相反，则更多进行消极应对。从链式中介的结果，也可以看出，安全感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安全感高的学生较少出现焦虑和抑郁的现象。结合应对方式的作用，可以看出，当学生核心自我评价高，会产生较高的安全感，从而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这时则较少表现出抑郁的情况；当学生核心自我评价高，产生较高的安全感，从而会出现更少的消极应对方式，并较少出现焦虑的情况。为何在使用积极应对方式多的时候，没有表现出较少的焦虑，有可能是因为积极的应对方式会给人带来更多的变化和挑战，因此会伴随一定的焦虑；而较少使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学生，为何没有表现出较少的抑郁，也许是因为，抑郁的人经常会在表面维持积极的形象，需要从内在多做积极的心理建设来缓解抑郁。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大一新生，他们对大学的生活和学习方式还都在探索阶段，也是对自我的变化和成长十分关注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同时，应建立积极的自我评价，好的自我评价，能更多地发挥他们的潜能，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信心和安全感，积极的应对环境的变化，更快地适应新的环境，形成良性开端，迎接大学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