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在其诗文创作中曾先后五次使用“柳”意象，频率虽低，却成功塑造了最具代表性的“五柳先生”形象，可见“柳”在陶学中的重要性。但学界大多将目光聚焦于《五柳先生传》是否为自传，其创作时间与背景，文章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影响等，关于陶渊明“柳”意象的内涵与意义等，目前尚无专门探讨。

引“柳”入诗的现象由来已久，譬如《诗经·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再如《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此后，根据柳的形象、谐音等特性，文人墨客赋予了它丰富的思想内涵：可借柳绘春，以绿芽呈春之生气、以柳条现春之暖风；可借柳抒情，抒离别诉相思、说闲愁述爱恋；可借柳喻人，写柔美女子、书高洁隐士等。绘景、抒情、喻人这三方面在陶渊明诗文中皆有表现，而其中“五柳”的融合度极高，自然而不造作，为后世所称许。“五柳”是陶渊明精神气质之物化，“五柳先生”也成为后世隐士的“精神导师”。“五柳”之所以能超越其他意象而成为陶渊明独具个人特色的代称，不仅与它自身文化意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有关，还牵涉到陶氏“柳”的人格化和经典化，故通过剖析陶渊明笔下“柳”意象，可以管窥文学经典化问题。

一、陶渊明“柳”多义的文学审美意蕴

文学作品中，描绘“柳”的语句层出不穷，且内涵丰富多样。在《陶渊明集》中，亦有四篇诗文五处涉及“柳”意象：

其一，《归园田居五首(一)》：“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檐”或作“园”，此句已成千古名句，此诗“赋也”，是“靖节彭泽退归后所作”，“故于首篇言：误落尘网、已踰十年，常如鸟恋旧林、鱼思故渊，今乃归休田野，而其景趣幽远闲静如此，正犹久在樊笼而复得返自然也”[1]。元人刘履此言得之。正如韦应物所谓“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东郊》)，柳在这里表述着美好的景色、安逸的生活以及恬静的心情。

其二，《腊日》：“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余运，意指岁暮。腊，谓年终祭名，文化内涵有三：新旧之交替，猎肉以冬祭，逐疫以迎春。“风雪”与“梅柳”对举，象征着“冬”已去“春”又来。正如贺知章《咏柳》所吟“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柳”在这里代表着“春”的“温暖”“希望”以及“生机盎然”。

此外，由于人们常将“柳”植于门的两侧(“夹门植”)，故有“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蝶恋花》)的情状，因而“柳”又可作为家或家乡的代名词。“陶潜诗：‘梅柳夹门植’……身在边而心思乡也。”[2]清人仇兆鳌此论可备作一说。又如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所吟“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柳”在这里蕴涵着浓厚的思乡思亲之情。

其三，《拟古九首(一)》：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未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逯钦立先生解为：“窗下兰”乃以庭兰“喻本人才德”，“堂前柳”是以陶宅前的五棵柳树起兴，是以宅柳“隐喻曾祖勋德名望”[3]。两相对比，可见“兰”与“柳”皆表征着美好的精神品质。“柳”体现着万物蓬勃发展、奋发向上的生命力[4]，寄寓了人们对家族繁荣兴旺、长盛不衰的期许。在这里，“柳”旨在赞扬祖辈的功勋业绩，并有以此自励且企盼后辈努力效仿先祖之意。“初与君别时”，点出“密密堂前柳”之“柳”不仅象征进取之志，还抒发离别之情。元人刘履称：此诗“比也”，是“言兰与柳本皆易衰之物，犹且荣茂如此，以喻晋室虽弱，尚可望其有为，故我初与君别之时不自谓久违于外，但一出门即为远客，且逢嘉友，同心相亲，遂迷所留，况至于今，兰枯柳衰，所望者绝，使我初心既负而意向已决然矣”[5]。“兰枯柳亦衰”，似是反用《周易》“枯杨生稊”之义，意为刘裕篡晋称宋之后，再无建功立业、经国济世之望，故陶渊明隐意已决。而“遂令此言负”与诗中“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两相参照，可知这是为陶渊明此后的终身不仕作注解。总之，此乃一诗而见二“柳”：前者为荣密之柳，后者为枯衰之柳；前者展现其初心，含建功立事之志，后者预示其归宿，喻时运不济而隐。颇近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意味，陶渊明是“进取也柳，退归也柳”。

其四，《五柳先生传》：“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若将“五柳”具象化，则需讨论地理位置问题。五柳，是在彭泽还是在柴桑？是宅柳还是门柳？于此，张哲俊在《陶渊明五柳的误读与演变》一文中已有探讨，他认为《五柳先生传》写晚年归家后而非县令时的生活，故为柴桑宅柳[6]。逯钦立先生也将《五柳先生传》定为“晚年所作”[7]，故“柴桑宅柳”说可备为参考。正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若将“五柳”抽象化，则关涉人物形象问题：

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扬雄家贫嗜酒，人希至其门，好事者载酒殽从游学)觞来为之尽，是咨无不塞……汤东涧曰：“此篇盖托子云以自况，故以柳下惠事终之。”[8]

由上可知，陶渊明的“五柳先生”是托扬雄以自况，且综合以柳下惠等先贤特点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典范人物。文中子称：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时已有“避地之心”，作《五柳先生传》时更“几于闭关”[9]。徐文靖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阐释：“‘刘伶者，古之闭关人也。’注云：‘闭关喻藏身也。’”[10]可见，“闭关”这种说法应该受到重视。陶渊明为何“闭关”以“藏身”呢？检其文集与行事，可知原因大致有二：其一，贤者之仕、隐，与有道、无道之天下关系密切。陶氏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11]。其二，渊明之出、处，与晋世宰辅之曾祖有关。“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武帝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颜延年《诔序》称曰：‘有晋征士陶渊明’，其不肯屈身后代之意，亦已微而显矣。”[12]故而，陶渊明“及宋受禅自以晋世宰辅之后耻复屈身异代。居浔阳柴桑，与周续之、刘遗民并不应辟命，世号‘浔阳三隐’”[13]。

通过以上对涉及“柳”意象的四篇诗文作具体分析，可见虽然陶渊明仅五次使用“柳”意象，但胜在其表现力强、艺术品质高：继承《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实现绘景、抒情、写人的有机统一；使用对比、铺陈、反衬等修辞，表现时序节令及情感心态的变化与反差；运用系物以数的思维模式，如系“五”于“柳”，引领人们生发对“五柳”从具象到抽象、从“折不折腰”到“出处仕隐”的深入思考。

二、陶渊明“五柳”多元的意象阐释空间

在陶渊明所有的“柳”意象中，“五柳”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发现并挖掘“五柳”的能指和所指，了解其内涵的丰富性，有助于理解和把握陶渊明的思想深度。

其一，《诗经》之“柳”与陶渊明之“柳”的源流关系。《诗经》也有四篇涉及“柳”[14]：《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柳”与“雪”的意象对比中，凸显生命历程中“春”的生机盎然和“冬”的肃杀凋零，以此表现战士出征的历时之长和辛劳之甚。以“柳”生命力强、柔美、嫩绿等特征，来象征万物复苏、温暖、希望的“春”；又由“柳”“依依”的姿态，展现柳条柔弱、随风不定之貌；以“柳”的谐音“留”，来承载亲友送别时的依恋不舍之情。陶诗“梅柳夹门植”即取此意。《小雅·苑柳》“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以枯柳之不可止息，兴王朝之不可依倚”[15]。陶诗“兰枯柳亦衰”与此亦有异曲同工之处。《小雅·小弁》“苑彼柳斯，鸣蜩嘒嘒”，以茂柳和鸣蝉起兴，引出下文“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如果这是“被父放逐，抒写忧愤之作”[16]，则陶诗“密密堂前柳”，以柳起兴，“隐喻曾祖勋德名望”[17]，与前句“以庭兰喻本人才德”相得益彰，凸显时不我与、怀才不遇的忧愤，也是顺理成章、有例可循的。《国风·东方未明》“折柳樊圃”，反映了“钻燧改火”的礼俗，指根据季节变化而用不同的木材取火，如“春取榆柳之火”。陶诗“柳夹门植”，展现了风水堪舆的民俗风貌，将地理位置、审美情趣与迷信心理有机结合。由上可见，《诗经》中描绘“柳”时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对陶渊明的创作有启发和影响。

其二，前贤与“五柳”的渊源。《五柳先生传》常被看作是陶渊明的自传，即所谓“自况”或“实录”，这影响了后世对陶渊明的认识。实际上，“五柳先生”是陶渊明集扬雄、柳下惠于一身而创造出来的一个理想人物[18]。“托子云以自况”，上已述及，此处略讲“以柳下惠事终之”。柳下惠，本名展获，字子禽，谥号惠。他作为道德典范，被孔子评为“逸民”即被遗落的贤人，见诸《论语·卫灵公》《论语·微子》，又被孟子称许为“和圣”，见诸《孟子·公孙丑上》。由于封地在柳下，故后人尊其为“和圣柳下惠”。元末明初文学家宋濂《题张泐和陶诗》说：“陶靖节诗，如展禽仕鲁，三仕三止，处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异于俗，而动合于道，盖和而节，质而文，风雅之亚也。”[19]可见陶渊明“柳”与柳下惠的渊源所在。《五柳先生传》可看作是陶渊明受阮籍《大人先生传》等文启发，有意模仿嵇康《圣贤高士传》，寄寓作者理想的“自况”文，因此“五柳先生”是陶渊明吸收了“其先辈以及历史上先贤的种种特点所创作出了一个楷模式的理想人物”[20]。鲁迅先生认为《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都是“晋世已盛”且“无涉于传奇”的“幻设”之文，它们“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故其流可衍为王绩《醉乡记》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等”[21]。可见后世于此也有借鉴。

其三，先祖陶侃与“柳”。虽然陶渊明对“柳”的描绘不多，但“柳”与他的生活关系紧密。“《晋书》曰：陶侃，明识过人。武昌道上通种杨柳，人有窃之植于家。侃见识之，问何以盗官所种？于时以为神。”[22]陶渊明的先祖陶侃作江州刺史时，武昌道上皆种柳树，这或许是承袭了汉代周亚夫细柳营的传统[23]。有一个都尉夏施，将武昌西门柳盗植于家中，而陶侃发现并及时处理了。此事被当时人传以为神。先祖大司马陶侃驰骋沙场、忠贞不贰的英雄形象，也常被陶渊明用以自励和训子，见于《命子》篇。此事对陶渊明之“柳”可能也有影响。

其四，五子与“五柳”。与后世所理解的陶门柳的意义不同，陶氏植五柳所表现的可能不仅有隐逸之志，还有入世理想，同时也寄予了他对后代子孙的期望[24]。即便是“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责子》)，陶渊明也期盼五子成龙，能像先祖一样建功立业、功成名就。从这一角度看，五柳象征着五子。毕竟“杨柳与生命崇拜有关，也与生子相关，预示生子的美好前程”，中国古人庭院之中常植三槐五柳，就是期盼子孙中能出现三公五侯[25]。

其五，刘裕与“五柳”。考察陶渊明生平经历可知：他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后为镇军建威参军，事时刘裕为镇军将军，陶潜为其下属。其后“揣知裕意，即有遁世之志，……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乃赋《归去来辞》，解印去县。征著作郎，不就。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不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称宋，不肯复仕。凡著文章所题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书甲子而已”[26]。吴楚材《古文观止》谓：“后刘裕移晋祚，耻不复仕，号五柳先生。”[27]逯钦立将《五柳先生传》“无怀”“葛天”解释为“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则“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有暗喻不仕刘宋的意思；再加之逯钦立认为《拟古》《五柳先生传》皆作于陶渊明五十六岁(公元420年)时，这年刘裕篡晋称宋，改元永初[28]。而涉及“五柳”意象的诗文恰好皆作于此时，故刘裕是陶渊明创作“五柳”的相关人物，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五柳”谐音正好可为“无刘”，这与“五柳先生”的“不仕刘宋”之志相合。若果真如此，陶渊明这是在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留恋刘裕当政之时的官场。

其六，“五柳”与折不折腰。柳树本易折腰，但“五柳”却不能。以“柳”柔弱之姿，更突显自己刚强之志。从这个角度讲，“五柳”也是自警：不要像柳树一样容易随风“折腰”。宋人陆蒙老《嘉禾八咏·五柳桥》之“五柳先生倦折腰，孤眠千载仰风标”[29]，便凸显了陶渊明作为“五柳先生”的特点——“不折腰”，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的孤标高洁赢得了后人的尊敬和赞美。胡适也曾有《陶渊明与他的五柳》：“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30]胡适先生将此旨阐释得更为透彻。柳条轻柔，不似松枝那般硬朗，好似意志不坚、人云亦云的世人。若说“柳”之因风起势，可喻指依附权贵而猖狂无度的小人的话，如曾巩《咏柳》“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五柳”则可喻指陶渊明对高洁傲岸、不随波逐流这一情操的坚守。由此而言，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既是自省、自警，又是自许、自励。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五柳”与《诗经》、前贤、曾祖、五子、刘裕、不折腰等皆存在关联，而且也合乎历史或心态的逻辑与情理，这显现了“五柳”广阔的意义阐释空间。合之，则可窥见陶渊明形塑“五柳”之思想资粮：“五柳先生”是陶渊明受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圣贤高士传》等启发，借鉴《诗经》“柳”的表现手法，远绍扬雄、柳下惠等先贤特点，近承晋相陶侃、陶氏五子等族人情况，综合刘裕篡晋称宋而自己不愿折腰的时代背景，寄寓个人理想而创作出的圣贤人格与典范人物。

三、陶渊明“柳”内外二分的经典化建构

后世多用“五柳”作为陶渊明的代称。“五柳”的经典化是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本质上可由内在美学品质和外在社会推力这一内外二分法来描述。在陶渊明通过感知“经典性”、发掘语言文化内蕴、进而形成风格独特的“柳”意象后，其经典化建构可谓是作品熟知化、常识化的过程。通过广泛的社会化机制，譬如“权威批评家的赞词、被选入各种选本的次数和时间、与其相关的当时的和以后的文学圈的复杂景观，思想的、道德的、美学的种种价值观的变化，种种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等历史条件的影响”[31]，“五柳”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而被不断地重复、利用、吸收，进而经典化。

首先，内在品质之一：“五柳”意象自身的优越性。明代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评：“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32]其妙在何处？综观后世评点，可得二字：自然。明代儒学大师唐顺之指出，陶渊明未较声律也不雕句文，“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33]。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点明：“渊明托旨冲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后人苦一切深沉，取其形似，谓为自然，谬以千里。”[34]清人张谦宜《絸斋诗谈》也说：“陶诗句句近人，却字字高妙，不是工夫，亦不是悟性。只缘胸襟浩荡，所以矢口超绝。”[35]由此可见其优越性，不仅可为学诗作文之“习”，也可作励志修养之“用”。

内在品质之二：“五柳”浸染了陶渊明的精神气质而人格化。从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以来，“五柳”便与高洁之人、隐逸之士结下了不解之缘。“五柳”作为意象，由于指涉陶渊明的高尚品质而被人格化，成了陶潜的代称。自此以后，不少倾慕陶渊明的文人，也效仿此法以自号。试举唐代的三例以为佐证：白居易效陶潜“五柳先生”，作“醉吟先生”以自况[36]；牛腾慕陶潜“五柳先生”，作“布衣公子”以自称[37]；郑薰仿陶潜庭莳七松，号“七松处士”以自励[38]。其中，郑薰还曾赋《闲书》云：“逐出堪羞子溥，归来可重渊明。试问七松处士，何如五柳先生？”[39]由此可见陶渊明将意象人格化的强大魅力与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创造经典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对文学经典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的认识以及对“审美经典”的认同[40]，是“五柳”经典化的先在条件。陶渊明对《诗经》“柳”意象的继承与发展，为“柳”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和美学因素，创造出堪与“菊”“酒”比肩的意象经典——“五柳”——具备了形塑民族精神的话语权。此外，“柳”在题材、文化、审美和情感体验等方面的“可得性”与“易得性”，也是其最终成为经典意象的重要先在条件。

内在品质之三：陶渊明的品格为“五柳”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钟嵘《诗品》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41]明代学者焦竑《陶靖节先生集序》有：“靖节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怀得失，每念其人，辄慨然有天际真人之想。”[42]综观后世评点：《陶渊明文集序》称：“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43]宋代诗论家许顗《彦周诗话》：“陶彭泽诗，颜、谢、潘、陆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赋之于诗，无一点愧词，所以能尔。”[44]明人何孟春《陶靖节集跋》：“陶公自三代而下为第一风流人物，其诗文自两汉以还为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语妙，而后世慕彼风流，未尝不钦厥制作；钦厥制作，未尝不尚论其人之为伯夷，为黔娄，为灵均、子房、孔明也。”[45]总之，他是高门后裔，怀才不遇却不恃才傲物，志气不群、生不逢时却不受制于人，乐道安贫、自然守节却不随波逐流，忠亮真直、言行一致却成就其心性身名，辞仕归田、乞食躬耕却成了隐逸正宗。由此可略窥“五柳先生”旷远襟怀和高洁灵魂之一斑。清沈德潜《古诗源》：“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有不独步千古者耶！”[46]王国维先生认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学者，殆未之有也。”[47]人格魅力对文学作品的重要影响由此可知。作品可以彰显其人其德，而言行又可印证其诗其文，文品和人品的有机统一，使作者和作品一道流传千古，成可垂馨千祀，毁则遗臭万年。

其次，外部推力之一：文人的提倡，如对“五柳先生”诗文的注释、选辑、摘引等，这是“文学”因素的影响。作为文人精神的典范，陶渊明自唐代开始受到推崇，“陶门柳也成了萧条冷落、与世隔绝的标志”[48]。“五柳”也随即被广泛地引用到骚人墨客的诗文当中，宋人王安石有《五柳》：“五柳柴桑宅，三杨白下亭。往来无一事，长得见青青。”[49]元代王冕有《读五柳先生传》：“渊明千载士，志节尚苦清。奈为五斗米，受彼县令名。束带见督邮，颇亦用下情。当时岂无议，以后何平评？苟非《归去来》，《五柳传》不成。”[50]《足隐》：“五柳先生归去来，陶然独对菊花杯。巢由不识君人面，伊吕徒劳王佐才。蓑笠每披烟雨去，牛羊几放夕阳回。锦袍公子莫来此，门对南山日懒开。”[51]清人刘廷玑《浔阳怀古》：“穆然遐想晋唐间，宦海游人不等闲。五柳先生陶靖节，九江司马白香山。谪来身共寒松老(白诗‘寒松纵老风标在’)，归去心同倦鸟还。一样能诗兼爱酒，高风自昔已难攀。”[52]诸如此类，涉及“五柳”的诗文不可胜数。正是这些数目可观的诗文令陶渊明家喻户晓，也令“五柳”熟知化。

外部推力之二：社会的推动，如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权力变动、经济实力发展等，这是“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在学界、批评家及普通大众全方位的接受下，“五柳”的经典性最终确立。后世的导向在“五柳”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发现人”“推广人”极富张力的陶渊明研究以及对“五柳”的发现、阐释、接受和宣传，成为“五柳”经典建构中的重要催化剂。

将陶渊明“五柳”的经典化作为范例，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化的复杂情况，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的命题。从中不仅可以发掘陶氏“五柳”的经典化，还可以由此管窥经典化建构的一般要素。由“五柳”而论，可具体化为两个层面：内在品质，包括其文的优越性、其人的独特魅力以及二者间的紧密连接处，即文本的人格化；外部推力，如文人的提倡等“文学”因素以及社会的推广等“非文学”因素。“五柳先生”是陶渊明在面对人生焦虑时，立足于文化经典、先贤时哲、民俗家风、政治时局、品格操守等，而提出的一套极富个人色彩的解决方案。推而广之，若将文学创作视为个体人生焦虑及解决方案的个性化，文学经典化则可谓群体焦虑问题及“妙药良方”的普适化。

注释：

[1] (元)刘履：《风雅翼》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6页。

[2]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40页。

[3] (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页。

[4] 《抱朴子·内篇》有“夫木槿、杨柳，断而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横之亦生。生之易者，莫过斯木”，反映原始思维中借由“万物有灵”的观念、“相似律”推衍方式而产生对“柳”的生殖崇拜。

[5] (元)刘履：《风雅翼》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6页。

[6] 张哲俊：《陶渊明五柳的误读与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48～55页。

[7] (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陶渊明集》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7页。

[8] (晋)陶潜：《陶渊明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6页。

[9] 张沛撰：《中说校注》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1页。

[10] (清)徐文靖撰，范祥雍点校：《管城硕记》卷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23页。

[11] (清)谢旻：《江西通志》卷九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6页。

[12] (清)叶方蔼：《御定孝经衍义》卷九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9页。

[13] (明)陶宗仪：《说郛》卷五十七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4页。

[14] 此外，还有涉及“杨”的诗篇：如“东门之杨，其叶牂牂”(《国风·东门之杨》)，再如“南山有桑，北山有杨”(《小雅·南山有台》)。由于杨与柳本一科两属，故也暂列于此以作参考。

[15] (清)马瑞辰著，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70页。

[16] 余冠英：《诗经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89页。

[17] (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9页。

[18] 邵明珍：《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82～87页。

[19] (元)宋濂：《题张泐和陶诗》，《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2页。

[20] 邵明珍：《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82～87页。

[2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页。

[22]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第4246页。

[23] 《史记·绛候周勃世家》《汉书·周勃传附子周亚夫传》都载有“周亚夫军细柳”的史事，后来王维《观猎》也描述过“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的情形。

[24] 张哲俊：《陶渊明五柳的误读与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48～55页。

[25] 张哲俊：《陶渊明五柳的误读与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48～55页。

[26]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九，《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年，第1230～1231页。

[27] (清)吴楚材、(清)吴调侯选注，施适点校：《古文观止》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71页。

[28] (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5～176、226～227页。

[29] (元)单庆修、(元)徐硕纂：《至元嘉禾志》卷三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58页。

[30] 丁毅、范英梅：《新古体诗三百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31] 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第44～51页。

[32] (明)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33] 张文治编：《国学治要 集部》，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84页。

[34] (明)王世贞著，陆洁栋、周明初批注：《艺苑卮言》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35] (清)张谦宜：《絸斋诗谈》卷四，影印文渊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7页。

[36] (唐)白居易撰，汪立名编注：《旧唐书本传》，《白香山诗集》，清康熙四十二年一隅草堂刻本。(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醉吟先生传》，《白居易集笺校》卷七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82～3784页。

[37]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一百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778页。

[38]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0页。

[39] (宋)文同：《丹渊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明刊本，第303页。

[40] 蔡颖华：《沈从文文学经典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页。

[41] (南朝)钟嵘著，曹旭集注：《宋征士陶潜诗(一)》，《诗品集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37页。

[42] (明)焦竑：《陶靖节先生集序》，(晋)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附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00页。

[43]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14页。

[44] (宋)许顗：《彦周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3页。

[45] (明)何孟春：《陶靖节集跋》，(晋)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附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01页。

[46] (清)沈德潜编选，司马翰校点：《古诗源》卷八，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20页。

[47] 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9页。

[48] 张哲俊：《陶渊明五柳的误读与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48～55页。

[49] (宋)王安石著，(宋)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02页。

[50] (元)王冕撰，(明)王周编：《竹斋集》卷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5～56页。

[51] (明)罗伦：《一峰文集》卷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88页。

[52] (清)谢旻：《江西通志》卷一百五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