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纵观苏轼诗歌的尘意象，涉及以“尘”为核心的多种参构语词，一是“尘”字的承前参构，如“红尘”“风尘”“无尘”“根尘”“沙尘”“绝尘”“出尘”“灰尘”“公尘”“微尘”“飞尘”“生尘”“塞尘”“烟尘”“埃尘”“黄尘”“光尘”等；二是“尘”字的承后参构，如“尘土”“尘埃”“尘容”“尘外”“尘泥”“尘沙”“尘心”“尘寰”“尘凡”“尘垢”“尘红”“尘劳”“尘界”“尘空”“尘壁”“尘世”等，这些“同质异构”体分别组成了苏轼诗歌的尘意象的整体框架。其中，在苏轼诗歌里出现数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尘土”(26次)、“尘埃”(21次)、“红尘”(11次)。本文根据苏轼诗歌的重要版本，初步统计尘意象共出现了192次，涉及诗歌177题182首，此外还有4首诗题涉及尘意象，但内容没有涉及。本文选取苏轼诗歌的尘土意象，原因主要是：其一尘土意象出现数量最多；其二尘土意象最具代表性，又与苏轼的处世心态联系紧密。

一、苏轼诗歌的尘土意象概观

本文根据苏轼诗歌的重要版本，辑录出涉及尘土意象的苏轼诗歌共计26题26首，包括《和子由四首(其一〈韩太祝送游太山〉)》《游惠山·并叙(其一)》《戴道士得四字代作》《凤翔八观·并叙(其五〈东湖〉)》《百步洪二首·并叙(其二)》《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次韵答参寥》(1)一说作《次韵答王巩》。《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二)》《次韵刘贡父叔侄扈驾》《和蔡景繁海州石室》《陈伯比和回字复次韵》《送吕希道知和州》《送李公恕赴阙》《送顿起》《送孙著作赴考城，兼寄钱醇老、李邦直，二君于孙处有书见及》《送程七表弟知泗州》《送运判朱朝奉入蜀》《喜刘景文至》《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中隐堂诗·并叙(其二)》《徐大正闲轩》《次韵黄(2)诸刻作董讹。夷仲茶磨》《薄薄酒二首·并引(其二)》《失题三首(其三)》(3)摘自《晚香堂苏帖》。。

唐诗的尘土意象多聚焦于尘土的外在形貌，未能形成尘土意象的诗歌创作合力，也未能沁入诗人的生命意识和际遇感悟，显得形单影只。而从宋诗始，对尘土意象的阐释方式由“外向型”渐变为“内倾型”，直接导致苏轼和自然界的尘土间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把自然界的尘土转化为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要抒情意象。苏轼在把“大音”“大象”等和“尘土”“微尘”等的自然距离不断拉近的同时，极力寻求生命空间的拓延及伸展，最终使得尘土意象凝结为苏轼诗歌创作中的独具“苏式”特色的重要诗学意象。苏轼诗歌的尘土意象内蕴大致可归三类：其一指自然状态下的细小土灰；其二指庸俗或污浊的世人世事；其三指粗鄙不堪的俗世环境。相较于其他宋代文士诗歌创作中的尘土意象，苏轼更倾向把丰富的社会实践及生活体验贯注进尘土意象。因此，在苏轼及其他宋代文士诗歌创作的积极推动下，让“尘土”及由“尘土”衍生出的意象成为宋代诗学的重要代表性的意象群。同时，苏轼诗歌创作还把尘土意象和“宋型文化”(即内敛含蓄的作风、理性自省的精神、雅俗融合的态度、兼容创新的意识等)[1]的发展及流变紧密联结起来，也让尘土意象渐变成以苏轼为代表的两宋文士诗歌创作的重要喻体及谪迁符号。

苏轼经常把尘土意象引置到诗歌创作中，代指细微灰土或悬浮灰尘的，如“我生本艰奇，尘土满釜甑”[2]499(《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雪霜侵鬓发，尘土污冠袂”[2]924(《戴道士得四字代作》)、“门外桃花自开落，床头酒瓮生尘土”[2]1179(《和蔡景繁海州石室》)、“江淮旱久尘土恶，朝来清雨濯鬓须”[2]1816(《喜刘景文至》)、“市桥十步即尘土，晚雨潇潇殊未回”[2]2749(《陈伯比和回字复次韵》)等；代指世间境遇的，如“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2]249(《送吕希道知和州》)、“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箠环呻呼”[2]319(《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形骸堕醉梦，生事委尘土”[2]1284(《徐大正闲轩》)、“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2]1608(《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2]1845(《送运判朱朝奉入蜀》)等；代指庸俗世事的，如“王孙早归隐，尘土污君袍”[2]166(《中隐堂诗·并叙(其二)》)、“江湖不在眼，尘土坐满颜”[2]1592(《送程七表弟知泗州》)、“十年憔悴尘土窟，清澜一洗啼痕空”[2]1878(《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等；代指生命意识的，如“安能终老尘土下，俯仰随人如桔槔”[2]788(《送李公恕赴阙》)、“奈何舍我入尘土，扰扰毛群欺卧驼”[2]893(《百步洪二首·并叙(其二)》)等；代指羁旅漂泊的，如“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2]112(《凤翔八观·并叙(其五〈东湖〉)》)等。

二、苏轼诗歌的尘土意象和苏轼的尘土情怀

苏轼把“苦乐齐观”和“荣辱两忘”的诗意表现内化于尘土意象，寓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及生命底色，也从不同视角折射出苏轼及其周边文士的创作心态。本文将从苏轼诗歌的尘土意象和苏轼的命途际遇、处世襟怀等方面进行细致的耙梳和析论。

1.“安能终老尘土下，俯仰随人如桔槔”——尘土意象和命途际遇

当苏轼的仕宦生涯遭遇失意后，尘土意象就会倾透出作者对命途际遇的微妙体认，如元丰元年(1078年)正月作于徐州的《送李公恕赴阙》[2]787-788，时李公恕任京西转运判官，应召赴阙，苏辙曾作《送转运判官李公恕还朝》：“幸公四年持使节，按行千里长相见”[3]137。苏轼借“公恕回京”事，坦言自己要归京而不得的遗恨。“愿随壮士斩蛟蜃，不愿腰间缠锦绦”，借用“壮士斩蛟”事典，“锦绦”即锦带，指任职于朝廷，此句借他山之石琢己身之玉，吐露出苏轼的心声，宁愿追随志士(荆地佽非等)斩杀蛟龙，也不愿在朝堂平淡一生。“用违其才志不展，坐与胥吏同疲劳”，“用违其才”即用人而不用其所长，苏轼的志向是辅佐明君，继而成为治国重臣，但屡遭贬谪的境遇，也让苏轼心灰意冷、意气消沉。即便如此，苏轼也不愿充当无济于民的庸碌官吏。又如“酒酣箕坐语惊众，杂以嘲讽穷诗骚”“世上小儿多忌讳，独能容我真贤豪”，苏轼所处之地非乐土，所遇之人非贤豪，摅发出有志难伸的憾叹。正如杜甫《醉歌行》所言：“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4]，苏轼只能依靠“脱略万事”的达观心态和“尽坏屏障”的清简处境，来获取片刻的“嬉遨”之隙。“安能终老尘土下，俯仰随人如桔槔”，“桔槔”即汲水工具，此处借“桔槔”指涉苏轼人生俯仰的姿态，如《百步洪二首·并叙(其一)》：“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2]892，又《九日次定国韵》：“俯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2]1906。苏轼赋予自然界尘土重要的“比德”特性，即对曲意逢迎、吮痈舐痔的庸碌生活的厌弃，苏轼的坚定信念不会因远离政治中心而泯灭，正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5]，亦可看作是苏轼处谪历程的宣言。

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苏轼由密州至汴京外陈桥驿，又受命改派徐州，四月东返至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短短不到两年间，围绕苏轼游览百步洪的活动先后共约十次，《百步洪二首·并叙(其二)》[2]893-894即作于第六次游览百步洪时。从与好友共游时的“吹笛饮酒，乘月而归”到好友离去时的“已为陈迹，喟然而叹”，再从“独将诗句拟鲍、谢”到“悲吟相对惟羊、何”，首尾相援，形成叙事上的闭环结构，亦是苏轼借百步洪来比拟政治生涯，如苏辙《陪子瞻游百步洪》：“楼中吹角莫烟起，出城骑火催君还”[3]123，又舒焕《和苏子瞻观百步洪原韵》：“筑亭种柳恐不暇，天下龙雨须公还”[6]9770，从“催君还”和“须公还”等语，可窥见苏轼对“复征”和“归位”抱有极大的希望。“奈何舍我入尘土，扰扰毛群欺卧驼”，“毛群”事典出自班固《西都赋》：“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毛群内阗，飞羽上覆”[7]18；“卧驼”事典，如韩元吉《送汤朝美还金坛》：“腾驹轻卧驼，野蔓欺落木”[6]23614，又虞俦《次韵汉老弟假山》：“神獒狮子岂其朋，伏虎卧驼非若类”[6]28472。“奈何”是全诗“由喜入悲”的关键节点，苏轼直言残酷的现实，吐露出时运不齐的羁绊和命途多舛的缚束。诗人久置尘世，屈身尘土，就像趴卧的骆驼，常受兽群欺压，不因骆驼软弱，而是奸佞太多，始终无法“远小人”“避祸端”。“不念空斋老病叟，退食谁与同委蛇”化用《国风·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8]，苏轼和王巩相交甚笃，苏轼也常以次韵诗的形式寄送王巩，如《次韵王定国马上见寄》《次韵王巩独眠》《次韵王巩留别》等，又《王定国诗集叙》：“一日，定国与颜复长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余亦置酒黄楼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9]318随着王巩的离去，让孤苦无依的“老病叟”苏轼无法自处，如《次韵王定国马上见寄》：“昨夜霜风入裌衣，晓来病骨更支离”[2]865。王巩在面对新党“传法沙门”韩绛和“护法善神”吕惠卿的传法、护法时，不肯卑躬屈节，不愿折而从之，如《次韵王定国马上见寄》：“疏狂似我人谁顾，坎坷怜君志未移”[2]864-865，又《王定国真赞》：“温然而泽者，道人之腴也。凛然而清者，诗人之癯也。……”[9]605；王巩能守志不趋时，早已不惮尘俗，如《次韵王巩留别》：“公子表独立，与世颇异驰”[2]879，这与苏轼混迹尘世，跟尘土相逐的窘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熙宁十年四月苏轼移知徐州，元丰元年秋道潜来访，作《访彭门太守苏子瞻学士》：“彭门千里不惮远，秋风匹马吾能征”[10]。后道潜离徐，苏轼作《次韵答参寥》[2]948-949。“十年尘土窟，一寸冰雪清”的“尘土窟”形容仕途的困顿，而“冰雪清”形容心志的忠贞及品格的高尚，如江总《再游栖霞寺言志》(《入摄山栖霞寺诗》)：“静心抱冰雪，暮齿通桑榆”[11]，又高适《酬马八效古见赠》：“奈何冰雪操，尚与蒿莱群”[12]，苏轼的“尘土窟”和道潜的“冰雪清”形成了鲜明对比，又因道潜的“颜如琼之英”“坦率见真情”“新诗如弹丸”等，让苏轼认为二人相识恨晚，所以清绝的“一寸”也抵得上蒙昧的“十年”。从“熙宁变法”始，苏轼从开封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大约过去了十年，苏轼始终希冀品行能像道潜那样清如水、明如镜，不受尘世的制御及尘俗的制约，做到心中虚明，照鉴万象起灭，如《次韵僧潜见赠》：“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2]880。“莫作孺子歌，沧浪濯吾缨”化用先秦《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3]180-181，苏轼此时更倾向于屈原“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13]180的超逸绝尘的志趣，而不是隐者渔父“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13]179的和光同尘的观念。面对“世人皆浊”“众人皆醉”的无法扭转的境况，苏轼通过“昨日放鱼回”和“今日扁舟去”倾吐出远避祸端的意绪，见《次韵潜师放鱼》：“法师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泥沙底”[2]883和《舟中夜起》：“此生忽忽忧患里，清境过眼能须臾”[2]942，与道潜相比，苏轼自觉蒙昧，但苏轼并非屈志从俗，遂尘土也无法阻挡苏轼去寻探精神净土和身心归向，正如苏轼自言：“吾诗自堪唱，相子棹歌声”[2]949。

元祐六年(1091年)秋苏轼知颍州，因颍州灾异叠见，庶民苦饥已久，苏轼遂同赵令畤“作三闸”“浚西湖”。元祐七年(1092年)治湖未成，苏轼改知扬州，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其守颍州也，又浚颍之西湖，与赵德麟、陈履常共事，未成，而改知扬州，德麟卒成之”[14]，是年三月浚治已成，赵令畤寄诗告知苏轼，苏轼于四月作《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2]1878-1879。“十年憔悴尘土窟，清澜一洗啼痕空”说明苏轼长期流落尘俗，屡遭尘土羁绊。“一行作吏人不识”出自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首》：“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15]，对苏轼而言，频繁的迁谪和仕途的蹭蹬倾透出其在“憔悴尘土窟”和“云月初朦胧”的物质及精神的双重压迫下的深潜的“挤壑之忧”。“乌台诗案”又让苏轼深刻体会到生死的偶然性及不确定性，“时临此水照冰雪，莫遣白发生秋风”，这十多年是苏轼命运的转折期，也是旷达态度的形成期，如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3]249。苏轼经过“乌台诗案”的摧折，几致死地。苏轼面对尘土及流俗的侵袭，加上为官不能自由地抒发己志，也让其对外在生存困境产生了深层的焦虑，继而转向佛教寻求内在的解脱法门，如《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其韵》：“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2]1879，“大千起灭一尘里”即源自佛教思想，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合理相分》：“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16]，苏轼把一粒尘土和“大千世界”等量齐观，如《仇池笔记·勤修善果》：“佛云：‘三千大千世界，犹如空华乱起乱灭。’而况我在空华起灭之中，寄此须臾、贵贱、寿夭、得失、贤愚，所讣几何……”[17]，苏轼置之死地而后生，坐看世间“空华起灭”，更认为万事万物如同尘土。

2.“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尘土意象和处世襟怀

苏轼常把生命价值及情怀、情语寄托于尘土意象，尘土意象又反衬出苏轼对坎坷仕途及身微言轻的深刻体悟。苏轼一生饱经忧患、蹭蹬跌磕，遂常把时移境迁的感悟和失志之悲的感慨融进尘土意象，经历过“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豪放中犹有一丝哀婉，凝聚着苏轼郁郁不得志的叹息”[18]，只能寄意于物、借物明理。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参加制科考试，入三等，如《应制举上两制书》：“不由绍介，不待辞让，而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者，以为贵贱之际，非所以施于此也”[9]1390，授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判。苏轼在凤翔观览后，于嘉祐八年(1063年)夏初作《凤翔八观·并叙(其五〈东湖〉)》[2]111-114，凤翔虽处西北内陆，但东湖“新荷弄晚凉，轻棹极幽探”的清深景致，让苏轼心旷神怡，继而流连忘返。东湖即“饮凤池”，据传周文王姬昌主政期间，曾有凤鸟饮水于此，故名。“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委身尘土的苏轼根本无缘寻得这样的清空之境，“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苏轼借助尘土意象反衬出归山意志，吐露出他对屈沉下僚处境的无可奈何，遥想蜀地家事，只会徒增伤感和焦虑。如“蜀江”“西南”等体现归处的语词和“岐山”“扶风”等体现客居的语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又苏轼《迁居·并引》：“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2]2196共同揭示出苏轼对仕宦生涯的背离及厌弃。其实，尘土意象蕴藏着苏轼对自我生存方式的具体设想，就是通过远离尘世的纷乱和尘俗的搅扰，来尽可能削弱对仕途报国的外在需求，并最终形成一种自然达观的出尘风致，苏轼又凭借尘土意象“微小”“易逝”的特质及其寄寓的生命情怀、情语，逐渐指向浮沉宦海的最终精神归宿——“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19]。

熙宁三年(1070年)苏轼在汴京送吕希道赴任时作《送吕希道知和州》[2]248-249，“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历阳”，两年所送者皆为吕希道，“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尘土”喻指宦途蹭蹬、日事萧条，又《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2]1608，亦指奔走尘俗、沾染尘埃。《送吕希道知和州》首联叙说每年都送吕希道赴任，从而牵引出苏轼“我生本自便江海，忍耻未去犹彷徨”的无奈心境。挥之不去的寂寥，加上职事纷集，让人心力交瘁，尘土意象便寄寓着苏轼对时运不齐的遗恨及命途多舛的愤慨，“无言赠君有长叹，美哉河水空洋洋”则是苏轼借他者之杯酒来浇灌自我心胸之块垒，以期能恣肆挥洒、放浪形骸，体悟到“任性自适，无求当世”[20]的真趣。苏轼饱经凄风苦雨，因不攀附权贵、不趋炎附势，遂导致困顿风尘中，但也造就了他超然尘外的旷达心境。“观君崛郁负奇表，便合剑珮趋明光”此为借他者语而抒己身情，“便合剑珮趋明光”即化用王维《少年行四首(其四)》：“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21]，“明光宫”始建于汉武帝太初四年，又苏轼《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十年憔悴尘土窟，清澜一洗啼痕空。王孙本自有仙骨，平生宿卫明光宫”[2]1878，苏轼祈盼成为执戟明光殿的志士，又因“摛翰振藻”和“辞趣翩翩”的旷世之才、特出之貌而招致祸患，只能无奈地忍受尘土堆堵于心胸，无可奈何，又欲脱不得。

徐大正曾赴礼部试，过钓台遇苏轼。后于元丰中归乡，筑室北山下，名曰“闲轩”，众多文士予以题写，如秦观《徐得之闲轩》《闲轩记》、苏轼《徐大正闲轩》《与徐得之十首(其十)》、道潜《寄题徐德之先生闲轩》、陈师道《徐氏闲轩》等。《徐大正闲轩》[2]1283-1285全诗(包括诗题)共使用了11次“闲”字，次数之多，颇为罕见。苏轼到任黄州后，心情郁结，并坦言自己是“闲客”，所居之处是“闲处”，就连久绕身边的也是“闲味”。苏轼以“闲客”自居，与“乌台诗案”前鲜明的政治理想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苏轼只能以尘土意象来寄托谪居异乡的情思，这是苏轼所没有的经历，也属于一种缺失性的情感体验。尽管苏轼常身处逆旅，但显得非常达观，“懒散”不是懒惰散漫，而是在朝廷的遗弃及疏离的边缘下，依然能苦中作乐、自得其乐。“形骸堕醉梦，生事委尘土”充分说明苏轼已勘破世事、世情，遂导致屈身尘土下。但“应缘不耐闲，名字挂庭宇”“我诗为闲作，更得不闲语”又倾吐出苏轼不甘闲散，还在积极找寻安放身心的精神净土，苏轼笔下的尘土意象见证了作者在面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下，是如何坚守品格底线，寻求精神突围及变通处世方式的。

元祐七年朱京入蜀，苏轼在颍州作《送运判朱朝奉入蜀》[2]1844-1845赠之。“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送朱京入蜀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苏轼的怀乡情思，如“青城云”“峨嵋月”“岷峨”“西南”等不仅是印刻最深的家乡记忆，也是苏轼抒发情怀的重要载体。如“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屈身“尘土”和漂泊“江湖”是苏轼命运的真实写照，也喻指卑微、低贱的流落无依的生存处境，苏轼心中故乡的“白云”“明月”虽与自己相隔万里，且天各一方，但当苏轼游离于尘土间，“岷峨天一方，云月在我侧”，它们依旧萦绕在身畔。“呼我归”是故乡对苏轼的深深呼唤，“湿我衣”又是苏轼对故乡的深深遥寄。苏轼虽常以“尘土”及“尘土气”入诗，但也反衬出苏轼迫切希望从尘世中抽离出来的似箭归心及从尘俗中脱离出来的坚毅决心。“若逢山中友，问我归何日”，苏轼作为长期漂泊异乡的游子，正如王粲《登楼赋》所言：“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7]490，又曹植《归思赋》：“信乐土之足慕，忽并日而载驰”[22]，苏轼仍情牵蜀地山水，“随我西北来，照我光不灭”便寄寓着作者对桑梓的深深眷恋和缱绻。

苏轼笔下的尘土意象承载着作者对壮志难酬的赍恨、四海飘零的离憾、返璞归真的向往，因苏轼无法实现“浑涵光芒，雄视百代”[23]的人生追求，只能采用“放浪曲糵，恣情山水”[24]的旷达心境。贬谪黄州、流落惠州、放逐儋州的生平遭际，让苏轼时常感到怅惘和失意，只能屈身尘世，终日与尘土为伴。面对与清溪涓涓、劲风飒飒、百鸟啾啾等相对的纷扰尘世，苏轼迫切希望能穿透尘世的遮蔽，找到让自己在“一觞一咏”间，亦足以“畅叙幽情”的处世方式，最终要达到放浪形骸、涤瑕荡秽的价值旨归，去实现自我的升华和蜕变。尘土意象经过苏轼的情感介入和心理干预，最终成为作者超然心境的诗性映照及豁达心态的诗意阐现。可见苏轼已摆脱穷迫潦倒的羁绊和浮名虚誉的牵连，在无尽遨游的生命时空中，实现了至淡至简、至明至清的人生境界——“孤云出岫，去留-任其自然；朗镜悬空，妍丑两忘于所照”[25]。

三、结 语

尘土来自广袤无垠的土地，因其具备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而成为苏轼的立身之地，间接影响着苏轼的生存境遇、情性流变及艺文思想，在苏轼的日常生活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苏轼诗歌的尘土意象筑构出了自然、政治、历史、地理、文学五者相互贯通、牵连的多维整体空间，也倾透着苏轼面对世事迁变、岁月易逝的如水心境和坦然心态。苏轼诗歌的尘土意象就是诗人主观意绪的诗思投射，也是诗人饱经宦海沉浮的真实映照，因而使得尘土意象的“比德”特征愈发明显，文学及文化意蕴愈发厚重，并凝集着诗人的创作心态和处世心境，与苏轼外内间的横向联动也由前期的“物-人”自然状态下的单一的客观意象渐变为后期的“人-物”共情状态下的综合的主观意象。由此，苏轼诗歌的尘土意象范畴不断延展、拓宽，正式化身为苏轼仕途多舛的诗学喻体和情感景观，也蜕变为苏轼诗歌的独特的谪迁标志和经典的诗性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