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辉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一、引 言

现代性是学界一直比较重视的问题。关于“何谓现代性”，学界存有一定争议。有学者指出：“考察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超脱其成熟形式,即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而孤立自存。”[1]这种基于资本来分析现代性的思路有其合理性，但不够全面。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多元现代性”[2]，再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特性，是现代化的总体属性，也是现代世界运转的中轴”[3]。这是基于现代社会内在属性来看待现代性，其并未凸显现代性自身内涵。另有学者在现代性讨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制度和经验来分析中国现代性的超越维度。“新现代性理论是关于中国道路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有效解释框架,从总体性、时间、空间、制度、经验和规范等六个维度可以阐释新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内涵。”[4]这些的确都十分重要，有其学理价值，但同时，我们需要强调对现代性的分析，必须回到马克思，呈现马克思思想中的现代性内涵，将之作为我们探讨其他和现代性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据。可以说，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基于马克思社会哲学视角的分析还有待挖掘。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并展开现代性批判理论，不仅有利于理清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理论中的思想地位，而且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具有着重要实践价值。

二、现代性的概念、原则及“复杂现代性”的提出

现代性的概念、原则及其经典界定，是我们理解现代性问题的前提。那么，何谓现代性(modernity)？从思想史角度来看，现代性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指从17世纪末以来的，伴随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及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发生的种种区别于以往社会的变迁，以及人类确立的社会进步理想。现代性是在这种情景下登上历史舞台，推进了现代文明发展。可以说，现代性本质地指向启蒙运动及其精神。现代性就其本质而言，“它特指那些发端于西方启蒙运动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5]现代性，作为特定历史时期表达新变迁的术语，它和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所强调的理性精神及社会运行机制本质地关联在一起。

1.“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和基础

就现代性内涵而言，它具有独特性。其一，现代性是相对传统而言的。任何改变或与传统不同的东西，包括思想和行为，都具有现代性意味。其二，理性原则是西方现代性的基础。“现代性首先是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6]理性主义表达为理性的积极主动和理性的前瞻性。理性在社会生活中更多地体现为技术现代性，表现在现代文明制度及各类技术应用上。可以说，理性原则已对西方现代社会造成影响。尤其是对马克思所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而言，“现代性具有理性化、利益计算、人性的冷漠包括情感的冷漠等特征，其中可计算性被韦伯称之为形式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7]。

其三，现代性表达了现代主体解放的现实诉求。这里的人不是抽象意义的人，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人，同时也作为社会关系中现实的主体。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135。正是基于此，现代性维度逐渐打开，并有了可靠的原则基础、主体基础和制度基础。“现代性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种维度，在最广义上可以分为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2]由此可见，现代性已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各个方面。

2.社会哲学中作为整体“现代性”及其内涵

经典社会哲学阐释现代性时有一些重要主张。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9]他看来，现代性概念和现代性的自我理解有内在联系。他认为现代性有待我们去完成，其做法则是重构交往理性。建构交往行为理论，突出主体责任和主体之间的互动、理解和协商，通过完善交往理性，现代性事业就会强化现代性规范，就会导致生活世界不断合理化和规范化。这样一来，合理性潜能得到释放，现代社会就不会支离破碎。吉登斯则认为这是一个高度现代性社会。这种现代性表明它的风险性，即“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10]。”这种风险在现代世界晚期表现得更为明显。现代性日益表达在工业主义社会中。“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11]在这种方式中，在生产、交换方式及人与人关系中，量化标准已成为社会评价的基本依据。只要现代性在延续，人们永远无法完全控制它的运行轨迹。

涂尔干则认为，现在性是社会转型的结果。现代性导源于现代分工，分工导致现代社会的体系化和专业化。现代社会冲突多是社会失范导致的。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不必走革命道路，可以通过强化分工和职业群体来解决。在涂尔干看来，“分工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的平衡”[12]189，“分工的进步是与人类的变化和谐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会发展下去”[12]232。涂尔干认为：“正是因为集体意识逐渐产生了非确定性，分工变成了团结的主导因素。”[12]240涂尔干通过分工来切入现代性问题，其认为解决现代性问题也是通过分工来实现。

经典社会哲学三大家之一的韦伯，他在处理现代性时，把现代性归结为理性主义巩固和外化。这种外化在政治上表现为官僚制，在经济上表现为计算理性和逐利的特点。可以说，货币是最完美的经济计算手段。“货币制度具有最大可能程度的形式理性。”[13]韦伯指出，现代性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都有体现。正如官僚制，它的“发展愈是完美，就愈‘非人性化’，换言之，亦即更成功地从职务处理中排除爱、憎等等一切纯个人的感情因素，以及无法计算的、非理性的感情因素”[14]。理性原则渗透到现代生活一切领域，这构成我们理解现代性及现代生活的基本前提。

虽然经典社会哲学大家在现代性内涵上理解有所不同，但他们对整体现代性的理解是一致的。从总体上来讲，现代性主要凸显如下几个层面：

一是，现代性从历史阶段来看，主要是指自18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时期；二是现代性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概念，它有实体性制度和组织；三是现代性不仅指向物质层面，也指向心理层面。

现代性所表达的一切，实质上是发端于启蒙精神及其运动。启蒙和现代性之间具有本质联系，反思启蒙也就是反思现代性；现代性自身矛盾也折射出启蒙自身问题。对启蒙的反思，直接决定着对现代性的态度。福柯强调指出：“一个人遭遇我们现代性这个历史话题，是因为他想从根本上提出‘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15]这直接表明启蒙和现代性的同构关系。启蒙和现代性是同步推进关系，两者共同建构对于现代社会的基本理解。现代社会的建立顺应启蒙精神，并经过全球化进程，推进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把它们席卷入现代性之中。

3.“复杂现代性”的提出

目前国内学术界，在前期西方现代性解释框架之上，又引进多元现代性理念，提出复杂现代性的框架。两者都有意义，但后者更为精确。多元现代性以艾森斯塔特为代表，他认为“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看作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16]。他不仅看到现代性的多样性，而且也突出强调现代性的特殊性。他更多地是在描述层面对待现代性，反而使现代性的特殊性被无限地放大。这种思路可以说已被相对主义裹挟，使得现代性讨论更为艰难。而以冯平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复杂现代性”概念，这种提法更具价值。“复杂现代性”所指谓的现代性的复杂性包含三个维度：其一是指在现代性诸多规范的协调性和内在结构的自洽性方面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其二是指现代性在实现条件和实现方式上的复杂性；其三是指现代性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发展性[5]。这种提法没有回避现代性基本建构，同时抓住现代性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变化，从而不至于使对现代性的探讨建立在流沙之上。“复杂现代性”的提法既看到了作为“一般”的现代性，又看到作为“特殊”的现代性。更重要的是，“复杂现代性”这个新概念，重拾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思路，并结合了当代社会现状进行建构。这种方式既能帮助我们重视马克思思想传统，又能让我们考量到现代性的复杂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西方经典社会理论视野中，现代性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忽略从资本角度研究现代性，他们虽打开现代性分析的理论层面，但没达到马克思高度。事实上，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考察，包含着他对现代性的诊断。论及现代性，马克思所开创的现代性批判及其社会哲学理论传统是非常有价值的。马克思现代性诊断及其批判构成我们理解现代性的前提。

三、分工、资本和所有制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特质

对于现代性批判，在马克思视野中，显示出有别于以上社会哲学家的理论路向。这种路向是基于对分工的批判及对资本原则和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为核心的社会建制的批判。这些批评维度的展开，显示出马克思社会哲学的理论特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精髓就在于马克思通过分工挖掘出市民社会特征，通过对资本和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展开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即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

1.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共同支撑现代性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离不开上述两个层面，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彼此支撑、彼此拱卫的”[17]48。在现代性基本建制中，资本与形而上学具有本质关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现代社会是以资本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现代文明是由资本为其奠定根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从封建社会母体中诞生出来的。资本在封建社会组织解体中曾发挥重要作用。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先并不是对资本全面地否定，而是有着中肯的表达。“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18]291在马克思这里，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迄今为止较发达的文明类型，通过对其社会表象的分析可以深入到社会结构分析之中。资本在西方资本主义建构中起着主宰作用。马克思认为，考察现代社会一定要牢牢抓住作为核心的资本原则。“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18]707马克思分析现代性，是把资本原则置放在现代性核心位置的。资本决定性地开启世界历史进程，尽管资本在具体发展过程中有不同形态，但资本及其逻辑在现代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

第二，现代性另一支柱是理性形而上学传统。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在这个层面上就是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可以说，在这个批判基础上，马克思真正对自身启蒙信念加以批判并且超越了它。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生过程，可以看出马克思与启蒙的关联。如泊尔基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19]启蒙和马克思思想之间存在着关联。而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从激进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存在着对以往哲学传统的超越，尤其是对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的超越，此超越集中体现在对代表西方哲学之完备形式的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上。马克思批判地指出，黑格尔哲学并不提供新东西，只是表达了抽象劳动。这恰恰是资本原则主导下的现代社会的基础。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是给自然界和劳动找到了思辨的、逻辑的表达。“对他来说，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概念而已。”[20]正是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和纯思辨性，才促使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展开批判，同时这也引导马克思回到市民社会和现代社会结构中去把握现代性问题。资本作为理性之抽象，即积累起来的劳动，而理性形而上学恰是保证资本作为资本的依据。在此意义上，现代性背后有资本原则和理性形而上学共同支撑。

2.现代性社会不合理的关键就在于所有制本身不合理

在深入现代社会结构中时，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8]70。在以往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是永存的自然存在。马克思却认为，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性存在。正是资本不断积累，才使得资本和个体劳动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积累的死的劳动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资，却变得越来越少。”[18]71其实，在创造资本关系时，就是在创造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资本关系产生过程，就直接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者本身相分离，这种不断分离的过程进一步加剧资本积累。“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14]260而所有权只不过是所有制的法律用语。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中的所有制关系是现代社会中所有权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就在于所有制关系有问题。作为活劳动的工人，其劳动创造的产品却不归自己所有，而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虽然给工人工资，但并没有体现出真实的所有制关系，反而把剥削关系以等价交换方式加以遮蔽。这样一来，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被神秘化了。这一问题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依据。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目标。剩余价值背后隐匿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者具有关联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性规定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18]646

至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和技术共同推动下不断发展。扩大市场和追求剩余价值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资本无休止地扩张，并通过竞争和合作促成资本全球化。在马克思看来，全球化是资本运动的结果，是现代性的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每个被卷入其中的国家其自身社会传统纽带的松弛和瓦解。“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8]403与此同时，社会加剧转型。“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8]403

3.分工和人的异化现实构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视角

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分工，背后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是，不仅因为所有制的各种形式直接关联着分工的不同阶段，“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8]148，而且它还是生产力的另外一种描述方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8]147分工直接表明生产力水平，分工越来越细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表明普遍交往的扩大。

二是，自发分工是异化劳动的感性存在形式。分工不仅是生产劳动的基本形式，而且也是社会关系的基础。正因为分工，才使得社会生活中的人处于固定角色，人获得的不是全面发展而是片面发展，人的需要并非是真正的需要。简言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变为异化劳动。“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21]在此，异化劳动真实地成为现实历史的事实状态。它并不是纯粹的理论预设，而是现实生活本身。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只不过是异化劳动的感性存在形式。不同的分工，就是异化现实在不同领域和社会角色上的体现，强制性十分明显。分工导致个人畸形发展，人在资本的逻辑下承受着被支配、被主宰的命运。

三是，分工是社会中人们之间关系的真实原因。分工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异化的原因，它使生产力、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彼此间发生矛盾。正是因为分工，使得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不是主观的，而是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客观性矛盾。马克思指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的生产力。”[8]165但是，这种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强制人的方式。从分工到异化，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基于历史事实而非主观臆断。

马克思对分工的分析，使得经典社会哲学呈现出不同于韦伯、涂尔干的阐释路向。马克思更多的是挖掘分工对市民社会的真正意义。分工是理解市民社会的钥匙，没有对分工的理解，马克思不可能实现对市民社会中的利益和政治关系的分析，也不会得到实证事实的支撑，也就不可能建构起他的西方现代性批判视野。涂尔干更多的是从经验事实角度去分析分工事实及其专业化意义，没看到分工背后的所有制根源，而韦伯虽然揭示了分工和商业逐利的合理化特点，但无法找寻到解救现代性问题的道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上所呈现出的理论特质，他的现代性批判主要是借助对分工、所有制和资本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来实现的。可以说，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并不是一种外在的抽象批判，而是内在地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前提是对现代社会的诊断。如俞吾金教授所说：“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诊断在今天仍然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22]，也如法国学者阿隆所说：“马克思并没有把旧时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矛盾置于中心的地位，而是把现代社会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23]。只有深入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分析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现代性批判。

四、马克思扬弃现代性的实践路径

经典社会哲学分析现代性，不仅呈现出现代性问题，尤其是马克思，还给现代性扬弃提供了实践道路，这一点并非所有社会哲学家都能做到。比如，涂尔干和韦伯都给现代社会及其问题做了社会分析。韦伯指出，现代社会中理性主义的不断巩固，使得人生活在铁笼之中，而且人无法摆脱这种建制，现代社会自身无法消解这一困境。韦伯的理论结果是使韦伯陷入一定的悲观主义之中，因为他无法给现代社会找到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方案。涂尔干把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问题，看成社会有机体难以消解的问题，并把它们归类为失范现象。涂尔干不承认这些现象在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而只是将它们放在次要位置。问题就在这里，无法处理的问题构成现代性症结。涂尔干无法解决社会冲突问题。他没有看到，所有制是在事实背后更为本质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无论在韦伯那里还是在涂尔干那里，这一问题都没有被给予过多的重视，因此他们无法真正扬弃现代性。

对比一下，马克思不仅诊断出现代性问题，还为现代性扬弃提供路径。这个路径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革命及其共产主义实践。对马克思而言，现代性更多地要从社会结构来把握。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解和他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原则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它的普及化意味着西方由前现代社会转入到现代社会。资本增殖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上，而是认为，西方现代社会因其私有制矛盾无法解决，因此一定有个社会扬弃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观念变革能够实现的，而必须通过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来推动，由此才能实现对异化和剥削的真正扬弃，也即实现对现代性的扬弃。如果说现代性更多地是揭示市民社会问题，那么扬弃现代性就要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扬弃关联在一起。虽然现代性和共产主义是两个层面的概念，但扬弃现代性的思路，在马克思那里是通过对市民社会批判及制度批判来实现的。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扬弃现代性的路径。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扬弃现代性的共产主义道路呢？

在马克思现代性诊断中，有一重要环节就是现代性出路问题。马克思通过分析分工和异化、分工和所有制以及剩余价值等方面的关系，深入到现代社会本质维度。马克思正是通过分工和对市民社会的考察才进入到社会内部的所有制结构。“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此产生了所有制。”[8]163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逻辑是第一位的。资本当其作为价值增殖的资本时，才有自身存在的基础。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内含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中的矛盾，经济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同时也是马克思诊断的现代性表征之一。资本主义危机不是理论能解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24]。

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不是外在批判，而是一种内在的本质性批判。这种批判为现代性寻找出路，而这种出路被表达为共产主义，这与以往思想家具有明显区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8]291扬弃现代性的路径不能从抽象原则出发，只能从现实出发，并把全部历史自身的展开作为前提。这样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视角中的共产主义，和以往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理论都有着实质区别。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作为扬弃现代性的出路，不仅仅是批判，而是阶级革命运动。此种革命奠基新的社会基础。“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8]171而这正是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必要前提。“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8]166可见，马克思不是思辨玄想家，而是具有变革精神的哲学家和革命家。在马克思看来，考察现代社会，一定要有对社会结构的存在论分析，否则很难实现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超越。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到来一定要满足几个条件：

条件一是彻底的异化。马克思分析道：“这种异化，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8]166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活动，并把“迄今为止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成是无机的条件”[8]202。从唯物史角度来看，社会生活的彻底异化并非完全是负面的，恰恰构成新社会的必要前提。

条件二是世界范围内的交往。随着资本逻辑的展开，世界范围内交往成为现实。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共同的经验运动，也才是可能的。但“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8]166。

条件三是无产阶级意识。马克思指出，作为必要条件，阶级意识尤其是无产阶级自身的群体意识不可少。只有阶级意识具有世界历史性，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8]166-167这个条件至关重要。只有地域性的个人被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才能走向共产主义的集体行动，这突显出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教育的重要性。

条件四是立足阶级冲突而发动阶级革命。只要普遍的阶级对抗存在，阶级斗争就会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之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8]275唯物史观所表达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历史批判科学，这种科学遵循实践解放道路，共产主义作为现代性出路，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可以说，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分析超越了其他社会学家的见解，并构成现代性话语系统中最为厚重的思想资源。其所展开的现代性批判，包括对资本文明的分析，具有重要效应，其思路为后续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总体来看，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对中国当代社会建构具有积极意义。马克思肯定资本文明的价值，但同时对其展开批判，这为我国坚持公有制制度不动摇提供指引。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来说，只有深刻把握现代性，让理论反思达到自觉，才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在现代性问题上，马克思曾给出过洞见，这为我们理解现代性、反思现代性以及成就中国新型现代性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五、结 语

在现代性探讨的主流话语中，重提并强化马克思现代性诊断和批判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性是由资本和现代理性形而上学共同支撑起来的。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重要的是深入到现代社会结构及其生产方式之中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内生机制。共产主义作为扬弃现代性的出路，要通过彻底的异化、高度的生产力、普遍的交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革命来提供条件，这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可以说，马克思不仅开启了现代性批判及其理论范式，而且为我国参与现代性、扬弃现代性提供了重要指引。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原则性高度，这种高度不仅体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批判和历史本质维度的揭示上，还体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超越和新社会的构想上。可以说，马克思看到了资本文明和现代性的内在关系，现代性成就建立在资本文明和理性形而上学原则之上，同时，资本和理性形而上学的边界也反应出现代性的根本困境，即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支撑的西方现代性最终无法克服现代性的内在问题，必然会被扬弃和超越。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支撑的中国新型现代性，既肯定资本文明的意义，但又对之加以实质性超越。这种新型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是以中国实践改革创新为基础，以中国道路为旗帜，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它在根本上既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同时又为新时代的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原则和基础。总体来说，思考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深刻的实践内涵，其支持并将推动中国在第二个百年奋斗历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