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亮军

◇胡广像（见《中国宰相全传》）

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今湖北潜江东南）人，于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年）举孝廉入仕。胡广一生历仕六帝，悠游于仕宦而以寿终，是东汉晚期复杂世局中极为特殊的存在。他不仅在仕宦中屡居高位，且能提携后进而有知人之明，但同时又与外戚梁冀交通，与中常侍丁肃婚姻，这使其在历史中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形象。

“中庸”胡公

“中庸”，这是儒家伦理思想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论语·雍也》称：“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卷七《雍也》，中华书局，1990年）《礼记·中庸》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集解》卷六十《中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作为判别君子、小人的一大准则，很多人“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即便在孔子的诸多弟子中，以“中庸”称誉的也并不多见，只有颜回多享“中庸”之誉，所谓“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礼记正义》卷六十《中庸》）因此，以“中庸”来称名世人，这是极高的赞誉，但同时也极为不易。胡广被冠以“中庸”之名，源于一条谚语，所谓“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该谚语最早见于《东观汉记》，徐坚《初学记》引《东观汉记》称：（胡广）“时年八十，而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称老。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徐坚撰：《初学记》卷十一，中华书局，1962年）“万事不理问伯始”，谢承《后汉书》一作“万事不理，诣胡伯始”（周天有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是说胡广“达练事体，明解朝章”，可理疑难，因此后世以此为典有诗称“勿忧事不理，伯始在朝廷”（陈与义：《杂书示陈国佐》）、“万事今方咨伯始，一斑我亦愧真长”（苏轼：《范景仁和赐酒烛诗复次韵谢之》）；而“天下中庸有胡公”，此“中庸”，李贤注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范晔：《后汉书·胡广传》，中华书局，2016年）这是说胡广“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能守“中和可常行之德”，故后世诗称“中庸胡公隔天壤，大木失望工师来”（元好问：《赠修端卿张去华韩居杰三人六首·其五》）。

把胡广说成办事谨慎、老成练达的“中庸”之人，这是东汉时期人们的普遍看法。如与胡广同时的尚书史敞，在荐胡广出任陈留时曾说：“尚书仆射胡广，体真履规，谦虚温雅，博物洽闻，探赜穷理，《六经》典奥，旧章宪式，无所不览。柔而不犯，文而有体，忠贞之性，忧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劳，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余年，心不外顾，志不苟进。”（范晔：《后汉书·胡广传》）同时，蔡邕作颂，又称：“允兹汉室，诞育二后。曰胡曰黄，方轨齐武。惟道之渊，惟德之薮。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人，有则有类。我胡我黄，钟厥纯懿。巍巍特进，仍践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绂。弈弈四牡，沃若六辔。衮职龙章，其文有蔚。参曜干台，穷宠极贵。功加八荒，群生以遂。超哉邈乎，莫与为二！”（范晔：《后汉书·胡广传》）不管胡广的品格在事实上是否真如史敞、蔡邕所说，胡广在东汉能受到这样的评价，说明胡广“中庸”之称在当时出现有普遍的社会基础。

据《后汉书·胡广传》载：“（胡广）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蕃等每朝会，辄称疾避广，时人荣之。”（范晔：《后汉书·胡广传》）由此可见，胡广在当时颇具声望，而这首先是他“历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由此成就的颇高资历。另外，“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说明胡广亦有识人之明。为胡广所辟命之人，如崔瑗、赵岐、李膺、杜密等均为东汉晚期之名士，又有故吏如陈蕃、李咸，门生如蔡邕等，在士人中颇具影响，而在东汉，门生、故吏与举主、长官之间所形成的复杂的“第二层君臣关系”（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无疑也为胡广名声之流传提供了基础。因此，在胡广死后，灵帝“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东园梓器，谒者护丧事，赐冢茔于原陵，谥文恭侯，拜家一人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 殡位，自终及葬”（范晔：《后汉书·胡广传》），这是很宏大的场面。

可以说，东汉时期胡广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正面的，是“中庸”的长者之像。事实上胡广是否能够真的受誉“中庸”之名，却是另外一回事。

“庸庸”胡公

关于胡广的这条谚语，在谢承《后汉书》中只出现了前半段，谢承称：“胡广字伯始，……京师谚曰：‘万事不理，诣胡伯始。’”又称：“胡广为太傅，时年八十四。练达事体，明解朝章，屡有补阙之益，京师号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八家后汉书辑注》）而在袁宏《后汉纪》中，该谚语又只出现了后半段，袁宏说：“广所临治无秕政，世为之谚语曰：‘天下中庸有胡公。’”（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三《孝桓皇帝纪》下，中华书局，2002年）谢承和袁宏对产生于东汉后期的这则关于胡广的谚语在记载时出现差异，这说明在东汉以后，人们对胡广的认识逐渐发生了转变，因此才在记载的时候对代表东汉人认识的谚语也做了取舍和选择。在《晋书·王传》中，载王恭语，称：“比来视公，一似胡广。”（《晋书·王传》）又有《尹纬传》载牛寿语，称：“足下平生自谓：‘时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则追二疏、朱云，发其狂直，不能如胡广之徒污隆随俗。’今遇其时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欤！”（《晋书·尹纬传》）这是晋人对胡广的认识，这个认识显然不同于东汉。更进一步，范晔在《李固传》“论”中说：“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范晔：《后汉书·李固传》）这种评论直接剥去了东汉时期人们赋予胡广“中庸”的长者形象。

今天所能看到的对胡广生平、行事最完整的记载是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四《胡广传》。在该传中，范晔叙胡广之性格、行事、仕宦、交游、爵位，而终以“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范晔：《后汉书·胡广传》）作结，表面看似美之不遗余力，但详观之，范晔实则“纯是以褒为贬，以虚为实，以含蓄为摈斥，以宽厚为刻毒”（李景星著，韩兆琦、俞樟华点校：《四史评议》，岳麓书社，1986年）。就胡广的行事来看，胡广虽与李固、陈蕃同居高位，同时又以善辟举名士而闻名，但当国家危疑之际，却“大议不全”，“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范晔：《后汉书·胡广传》），与李固之“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的“社稷之心”（范晔：《后汉书·李固传》）相比，与陈蕃之“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与刑人腐夫同朝争，……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等“信义足以携持民心”（范晔：《后汉书·陈蕃传》）相比，与李膺之“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范晔：《后汉书·李膺传》）相比，胡广之行实则有损“士节”与“臣节”。对此，王鸣盛据范晔《胡广传》撰有“刺广寓于褒颂”，以为“蔚宗于胡（广）乃别换一种笔墨，冷讥毒刺，寓于褒颂夸誉中，其党恶误国，反为藏过，读之辄为击节叹赏，亦不觉捧腹绝倒”。“蔚宗作此传全用美词，……肆而隐，微而彰，其范史之谓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王鸣盛此语道出了范晔撰史的精意。

所以，从行为本质上来看，胡广在东汉虽有所作为，特别是举拔人才，却当不起“中庸”之誉，而范晔所谓“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范晔：《后汉书·胡广传》）的评价则更贴近实际。

胡广形象之变

胡广形象在历史中的变化是由东汉时期“中庸”的长者形象而到后来“庸庸”的庸臣之态。胡广在东汉能够被目为“中庸”，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如为官之资历，辟举之名士、门生、故吏之影响等，而在后来，当这些现实基础逐渐消失之后，后世史家便能够摆脱当时人际的影响和固有的认识，在事实的基础上对胡广作出客观评价。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胡广行事的另一面，于是批判的声音逐渐掩过了赞誉，“中庸”胡公便成了“庸庸”胡公。

对此，可以证之于体现胡广形象之变的史料。《东观汉记》与范晔《后汉书》呈现了历史上胡广的两种形象，虽然“《东观汉记》与华峤《汉后书》给予范晔修史的影响之大，是其他任何著史所不能比拟的”（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但范晔在承袭《东观汉记》、华峤《汉后书》所载胡广“时年八十，而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称老。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的同时，其后又补“及共李固定策，大议不全，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以此讥毁于时”一句，也正是这一句话直接突出了胡广有损“士节”与“臣节”的行迹，而这也是导致后人对胡广形象认识发生转变的关键。

明人王鏊曾在总结撰写“信史”之难时说：“或夺于众不得书，或迫于势不敢书，或局于才识不能书，故一时君臣谋议勋业汨没不传，而奸险情态亦无能发其微以为世戒。”（王鏊：《王鏊集》卷三十三《拟罪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对于胡广历史形象的演变，东汉人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夺于众不得书”和“迫于势不敢书”的体现。

总之，应该承认，胡广在东汉晚期悠游于仕途，确有他的处事和保全之道，但这并不是儒家伦理思想之“中庸”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