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祥 于欣怡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山东 青岛266100

反抗外来侵略，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之一。以义和团运动为界，国人的反侵略大致经历了从笼统排外到文明排外的心路历程。后者实际是惧外、慕外心理的一种表现，折射出国人文明自信的丧失。因此，当“帝国主义”概念以日本为媒介传入中国后，尽管国人也清楚地意识到其侵略、扩张和殖民属性，却依照进化史观将其定性为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高级阶段，希望中国也“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①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68页。。直到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国人所期望的“公理战胜强权”的新世界梦想彻底幻灭，“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才日益凸显出来。此后，以苏俄“东方革命”为背景，国共双方在“反对帝国主义联盟”的框架下实现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下，借着大革命的东风，“打倒帝国主义”迅速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话语。与此相适应，“帝国主义侵华史”书写也开始兴起并经久不衰，百年间产生的带有体系性的专著就多达上百种，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现象。就国别而言，自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美国侵华史”书写逐渐升温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占据主流地位。这一时期的美国侵华史书写，将“侵略—反侵略”的历史解释模式贯彻其中，在理论范式上遵循革命史范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最具代表性的史著，是刘大年和卿汝楫分别撰写的《美国侵华史》。本文拟通过比较两者书写风格的异同，并借助新发掘的一手史料，透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华史书写的基本特征。

一、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美国侵华史”书写的兴起

从时间上看，爱国史家很早就注意在史书中揭露外国的侵略罪行。鸦片战争爆发不久，编纂和研究鸦片战争史，就在史学致用思想影响下成一时风气。较著名者，如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和夏燮的《中西纪事》等。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意识，愤怒揭露侵略者的凶残和投降派的卖国罪行，热情歌颂爱国军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此后，有关外国侵华的内容从未在史书中缺席，但大都处于从属地位。直至甲午战败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在日益严重的亡国危机刺激下，此类内容方才从通史性著作中独立出来，并被冠以“国耻史”“外患史”等名称。但这些史书往往辗转数译而成，并且停留在“借鉴”“宣传”“吸取经验教训”的层面，尚未形成明确的历史书写或解释模式。五四运动以后，反帝理论和话语逐渐流行起来，史家遂以此为指导编纂帝国主义侵华史，逐渐形成了以“侵略—反侵略”作为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书写模式，并将反帝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标志着外国侵华史书写进入了新的阶段。

帝国主义侵华史书写兴起以后，其主要书写对象也随着中外关系变化而不断发生转换。早期的书写重点，多集中在英、法、俄、日等国家。由于美国在中国近代前期的介入程度远不如上述国家，知识分子在书写帝国主义侵华史时，大都将美国侵华史内容置于附属地位。而且，在多数史书中，美国的形象并不像其他西方国家那般凶恶。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在叙述“门户开放”政策时指出：“开放门户之宣言，实救出中国于瓜分场中，而开为世界之公市场。中国保全依此利益均沾之新主义而定，于是列强敛步息争。中国问题，一时息焰。美国为此宣言之原因，固出于公平正义，谋世界公共之平和，然亦系谋本国利益之所出。盖美国农商业异常发展，制造业尤增进。有四亿人口之庞大中国，为将来之大消货场无疑。倘列强各据要港，占中国贸易之特权，不与他国均沾，则美国将大受其影响。况自合布哇领菲律宾以来，们罗主义之国是，早移转于帝国主义之方针。乘机调和列强之冲突，希扩张本国经济势力于中国，是其里面之原因也。”①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第289—290页。这一评价，尽管也从帝国主义扩张视角道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的经济侵略本质，但并不将之视为主要方面，而将维护“世界公共之平和”置于首位，把美国界定为有别于其他列强的“超然第三者”，甚至明确将门户开放政策视为中国未被瓜分的核心原因。

“华盛顿会议”以后，知识界普遍对美国产生失望情绪，批判《九国公约》将中国变为“各国共同侵略”之地②《国民外交大会反对九国协约》，《晨报》1922年2月28日。。但在此后编纂的中美外交史著作中，美国的形象仍未发生根本变化。比如，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虽然承认“门户开放”政策将“使我国全境，为列强销货之市场”，但同时认为，该政策的“真正价值”在于使中国避免被瓜分，实际是将美国侵华的危害性局限于经济范畴。而且，他从整体上比较中国与各国外交史后，得出结论：“在中美关系上，有极显著之特点凡四：（一）我国与美国国际之关系，其历史远较与他国外交之历史为短，且较为简单……（二）美国对我国之态度，远较他国为和平……（三）美国对华外交各种交涉，以间接者为多……（四）我国与美国国际间关系，其中经济及商业的纠葛，多于政治问题。”①唐庆增：《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70—73页。这四点，颇能反映当时知识界对中美关系史基调的整体认知。

至20世纪30年代，以国共两党的路线斗争为背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已经形成比较明确的学术分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撕掉美国长期营造的“伪善”形象，揭露美国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真面目。李鼎声就在《中国近代史》中明确指出：“这种门户开放主义对于中国有什么利益呢？事实上，不过是更加扩大和加剧了列强对于中国的争夺，在群盗分掠中，更增加了一个有力的美帝国主义罢了。它丝毫没有减轻中国为列强分割的危险。”又在叙述“华盛顿会议与中国”时，从帝国主义国家矛盾斗争的视角加以分析、评价，道出了美国旨在加强远东控制能力的真实图谋，认为“这公约（《九国公约》）的全部精神明明是在加深中国的殖民地状况，销蚀中国的独立”。②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1941年，第151、247页。这一结论，与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关于华盛顿会议的性质分析是一致的，其背后所依托的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尤其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必然性，因此将美国直呼为“美帝国主义”，与所谓“超然第三者”“维护世界公共之平和”等表述显然已分属不同的史学话语体系。不过，这一时期的书写重心在于日本侵华史，有关美国侵华史的内容仍不占主流。

美国侵华史书写从帝国主义侵华史书写体系中独立出来并开始被重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抗战胜利以后，随着美国“扶蒋反共”真面目的暴露，中国共产党将对外方针调整为“公开反美”。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反对美国对蒋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8月6日，又对“中间地带”理论加以阐释，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反对美帝国主义，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这一背景下，系统梳理中美关系史，揭露美国自近代以来的侵华政策和帝国主义本质，澄清以往的错误认识，重塑大众记忆中的美国形象，显然具有特殊的政治和学术意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简史》，就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的代表作。这部著作，是在范文澜的影响和帮助下写成的，并上报中宣部审定后出版。范文澜在序言中评价说：“这本书是在史料很不凑手的条件下写出来的，但是，‘至狡至毒，蔑以加矣’的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暴行却被揭露得差不多了（当然仍须博采史实继续揭露）。可以相信，这是有战斗意义的一本好书。因此，我建议把毛主席‘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事声明’移录在书端。把这本简史作为声明的注脚。”③转引自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注：这篇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美国侵华简史》，而代之以范文澜写的另一篇更简短的《前记》）这篇序言，已道出《美国侵华简史》的书写主旨。1949年8月，该书由华北大学出版。同年8月至10月，《人民日报》予以连载，后被收入《反美侵略学习手册》。1949年11月，该书又由新华书店出版。

刘大年《美国侵华简史》的出版，尤其是《人民日报》对该书的连载，实际已吹响了知识界“反美”的革命号角。至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去除“崇美”思想也被纳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范畴。“美帝国主义”话语的内涵得到重新界定，包含“中国人民的死敌”“世界人民的公敌”（和平的敌人、民主的敌人、文化的敌人）“美国人民的敌人”等多层意蕴。①本刊编辑部：《目前时事问题学习提纲》，《学习》1950年第3卷第4期。美国的形象发生根本性转变，被定性为“最凶恶的帝国主义”。而对这一结论的论证，包括“当下的美国”和“历史的美国”两大层面。于是，美国一跃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史书写的主要对象。美国侵华史书写遂蔚成风气，原来的“中美外交史”名称不再使用。刘大年也对《美国侵华简史》予以修订、增补，以《美国侵华史》为名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1年、1954年出版、再版（期间还曾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这本著作在当时的美国侵华史书写中处于引领地位，被称为“以正确观点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一百余年来美国侵华政策和史实的第一本书”，“陆续出版的几种讨论美国侵华历史的书籍中的观点和材料，极大部分是以本书为依据的”。②王大白：《评六种美帝侵华史》，《人民日报》1951年3月25日。至1951年，出版的几种美国侵华史主要有：钦本立的《美帝经济侵华史》（世界知识社1950年版）、汪敏之的《美国侵华小史》（三联书店1950年版）、王春的《美国侵华史话》（工人出版社1951年版）、施瑛的《美帝侵华演义》（通联书店1951年版）等。

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起很大学术反响，许多学者撰文评介，多数为肯定和褒扬，但也有批评意见。其中，曾彦修（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所写书评用词十分尖锐，甚至已经超出史学批评范畴，上升到政治批判层面。就学术层面而言，曾彦修批评刘著“空论太多……材料却很不多”，直言这是“一本充满了错误的，在基本的观点与方法上是唯心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著作， 是一本对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随心所欲的解释的著作。它在政治上和科学上都传播了一种不好的作用。特别在科学研究上传播一种反科学的、主观主义的、随口而说的极坏的作风，大大地损伤了在阐述美国侵华史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应有的严肃性和战斗性”。③转引自赵庆云：《意识形态语境下的学术争鸣——〈美国侵华史〉之撰著及其论争》，《云梦学刊》2010年第5期。该文主要探讨曾彦修与刘大年围绕《美国侵华史》产生的争论。新中国成立之初，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地位的方式之一，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批判“为考据而考据”的唯史料论，也因此而产生了“以论代史”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和教条主义学风。曾彦修实际上把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归到了这一类，也就基本否定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实事求是地讲，刘著最初确实是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撰成的，所承担的主要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斗”使命，但将该书定性为“唯心主义与反历史主义”，则显然不符合事实。恰恰相反，该书是自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系统梳理美国侵华史的开山之作。尽管该书具有突出的政治属性，但不能因此抹杀其在学术层面开拓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贡献。由此可进一步申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很多史学命题，都因政治需要而起，自然也会被打上浓厚的意识形态印迹，但同时必须看到，史学新领域的开拓、新命题的产生、新史料的发掘等，也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因此，不应把“政治史学”完全贬义化，必须如实考察其在学科层面的意义。

曾彦修将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批的一无是处，而认为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比较实事求是，实际上是将两部著作的风格差异解读为两种学风的对立。这两部著作在当时美国侵华史书写的大潮中确实最具代表性，因此把它们放到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既能发现两者的同与异，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华史书写的时代特色。

二、侵略—反侵略：重塑中美关系史书写的基调

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第一卷出版于1952年，第二卷出版于1956年，与刘大年修订《美国侵华简史》基本处于同一时期。其时，中国史学正在发生带有体系性的重大转折，由原来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三派齐头并进的格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导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发展步入了新阶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厚今薄古”观念的形成，以及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迅速崛起。革命史范式也随之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范式，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现代化范式（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则被归入“资产阶级史学”范畴接受批判。关于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史范式的基本特征，学术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但大都偏重于整体上的学理概括和辨析，缺少对具体史学文本的解剖，在拿史学成果进行举证时也存在重“内”轻“外”的现象。这就导致革命史范式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具体表现，至今未能得到系统梳理。刘大年和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恰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史范式在中美关系史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因此，对二者的学术共性加以提炼，似可弥补上述薄弱环节。

新中国成立之前，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投射到中国近代史的书写上，核心差别在于将革命还是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主线，由此带来历史阐释尤其是历史评价的巨大差异。现代化范式主导下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往往在所谓文明先进和落后的解释框架内，将一部中国近代史写成传统中国（落后的文明）如何亦步亦趋向近代西方（先进的世界）转变，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淡化甚至美化了殖民侵略。反映到中美关系史书写上，则表现为将美国建构为“爱好和平”“超然第三者”等正面形象，从而掩盖了美国对华的侵略本质。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华史书写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系统梳理中美关系史，揭露美国的侵略本性，从而重塑人民群众对美国的历史记忆。刘大年和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都明确将这一点作为历史书写的主旨，都以“侵略—反侵略”为主线来重新建构中美关系史，实际就是将一部中美关系史写成一部美国侵华史。刘大年认为，新中国史学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书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因为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他说：“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的历史。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清楚地了解到，需要把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特别是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历史当作自己迫切的任务。”①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卿汝楫同样指出：“一部美国对华的关系史，就是美国资产阶级侵略压迫及剥削中国人民的历史”，“外来的力量，同时也必然地唤醒了以至教育了被压迫的广大中国人民，奋起抵抗侵略，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表现出这个民族的智慧和威力，趋向于独立自由的必胜前途。”②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前言》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实际上，两人都把著作命名为《美国侵华史》，已经充分体现出书写的基调。

就当时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而言，刘、卿《美国侵华史》对中美关系史主线和基调的重塑，显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意在争夺这一领域的史学话语权。苏联学者克留柯夫和费多托夫就曾指出：“著者在这部书里有力地揭穿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中美关系性质的捏造。他的这部著作贯彻着激烈的论战性的精神。”①[苏联]克留柯夫、费多托夫：《评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6期。书写美国侵华史这一行为本身，正是革命（阶级斗争）思维在中美关系史领域的直接表现。他们的斗争对象，则是中、外资产阶级史学家。刘大年和卿汝楫都对美化侵略的历史书写展开言辞激烈的批判，认为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站在为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立场上，不惜伪造历史，从而把历史研究变成了侵略工具。刘大年甚至用“丧尽天良”②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序》。来描绘这一类历史书写，卿汝楫则斥之为“麻醉中国人民的鸦片”，后者还列举了一系列美国学者所写的中美关系史著作，明言“指不出任何一本是真实反映百余年间中美关系的”③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前言》第一卷。这些著作包括：“摩尔斯著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麦克雷和摩尔斯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孚斯特著的《美国远东外交史》，丹赖特著的《美国东亚外交史》，魁特著的《远东史》，威罗俾著的《外人在华的特权和利益》，威廉士著的《中国之今昔》，霍柏克著的《现代远东政治史》，波拉特著的《中国外交关系》，以至近年里斯乌著的《美国的远东政策》，杜勒斯著的《中美关系》，毕逊著的《美国的远东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国侵华史书写，承担了对内对外的双重批判任务：既要颠覆民国以来历史书写所塑造的美国形象，又要驳斥美国政界、学界所鼓吹的“美国对华友好论”。尤其是，美国在世界舆论场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如果任由所谓“对华友好”论调肆意传播而不加反驳，将会导致中国内部思想的混乱，而当时的反驳文章往往带有强烈的宣传属性，言辞激烈但论据不足。结合这一话语背景来看，刘、卿《美国侵华史》以专著形式，通过大量历史事实的呈现，重新解读中美关系史上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从而揭露中美关系史的本质是美国侵华，其政治意义实在不能低估。他们都对《望厦条约》的签订、“门户开放”政策、庚子赔款等逐一做了批判，认为有些政策表面看来对中国有利，本质上仍属于侵略手段，尤其是传教士所谓慈善、文化事业，实际“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④刘大年：《美国侵华史》，第86页。，“奴化中国人民思想，从而消灭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心与革命性的文化侵华政策”。⑤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01页。余绳武曾评价说：“在今天，美国侵华史的研究不但有科学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⑥余绳武：《读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二卷》，《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

史学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服务，是革命史范式最鲜明的特征。具体到历史书写内容层面，这一范式则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和贯彻。就中国现代史学三大流派而论，新历史考证学看重历史真相的再现，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强调史观的主导性，只是新史学以进化史观（后期出现综合史观）建构历史解释框架，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建构历史解释框架。⑦参见刘永祥：《“新史学“：从思潮到流派——基于比较视野下的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刘、卿《美国侵华史》都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反对将史学停留在史料层次。刘大年说：“历史科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要称得起是科学的历史著作，它必须不限于记录一些历史的表面现象，而要深入发掘历史的内部联系，全面地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并阐明这些规律的客观性质。这就需要进行巨大的理论综合与分析，把丰富的实际材料与高度的理论综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①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序》。卿汝楫同样认为：“对于历史资料，必需给以科学的整理与分析。把许多资料，东一堆，西一堆，编成一些故事，决不是科学的历史。”②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前言》第一卷。刘大年所谓的“理论综合与分析”，与卿汝楫所谓“科学的整理与分析”，都指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阶级理论（反帝理论在本质上也属于阶级理论范畴），由此衍生出来的史学方法即为阶级分析法。因此，刘大年说：“如果要我说这部书对于读者可能有哪些作用，那我将认为它的主要内容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观点的。”③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序》。卿汝楫则归纳得更具体：“就美国侵华史的研究来说，我以为，我们必需把握下列几个观点，才能把整理资料的工作做好。第一，美国资产阶级侵华的政策，是依随其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而发展的。第二，美国侵华，是世界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一个部分，又是美国资本主义对世界侵略的一个部分，所以美国侵华的史的发展，与世界资本主义对华侵略及美国资本主义世界的史的发展，有机的联系着。第三，在美国及世界资本主义的侵华历史中表现着矛盾的、辩证的发展。”④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前言》第一卷。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反帝理论的建构虽因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但始终将其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反帝不是反对实体意义的国家，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刘、卿《美国侵华史》同样秉承了这一阶级分析原则，都把美国的劳动人民排除在帝国主义行列之外。刘大年在1949年出版《美国侵华简史》就专门在说明里列了一条：“美国，乃是指美国侵略者或美帝国主义，与美国爱好和平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全无牵涉。”⑤刘大年：《美国侵华简史·说明》上海：新华书店，1947年。后来在1951年版《美国侵华史·前言》中又重申说：“全书所要着重进行分析和要揭露其罪恶的，是美国的资产阶级侵略者。这个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仅一贯地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为敌，并且也剥削、压迫着美国的工人阶级和美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卿汝楫也特别加以说明：“在这一百六十余年中，一切血腥侵略的罪行，是各个时期内的美国资产阶级所造成的。在各个时期内，广大的美国劳动人民，对中国的人民是友爱的、亲善的……广大的美国劳动人民，由于其阶级本性，始终是这一革命精神及民主原则的护卫者。”⑥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前言》第一卷。他们在具体历史书写过程中，也基本遵循“中国化”之后的反帝理论。一个最典型的结论，就是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相勾结，共同压迫劳动人民。

换言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国侵华史书写，是把“侵略—反侵略”历史解释模式置于阶级斗争理论范畴之下加以建构的。刘、卿《美国侵华史》都把书写对象根据阶级属性进行了划分，比如：以清政府、袁世凯、蒋介石等为代表的“封建阶级”“封建统治者”；以太平军、义和团等为代表的“农民阶级”“起义军”“农民革命者”；以美国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侵略者”“帝国主义”；以中美劳动人民为代表的“无产阶级”。⑦在引用美国学者所撰写的中美关系史著作时，他们往往会采用“XX供认说”等表述，以凸显史学家的阶级立场。这实际上也是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曾明确说：“根据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7页）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侵华史书写，在内容上以美国资产阶级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为主线，重点书写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与此相关度不高的中美关系史内容则基本被排除在书写体系之外。很显然，其直接的理论依据正是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2页。这也是中国近代史领域早期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内核。

此外，早期革命史范式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战斗式”话语，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国侵华史书写同样如此，围绕侵略者、统治者、革命者三类不同的书写对象，分别建构出一套立场鲜明的结论性话语。在提到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时，刘、卿《美国侵华史》通常用“伪装”“无耻”“假情假意”“阴险”“无耻”“贪婪”“卑劣”“血腥”“臭名昭著”“强盗”“刽子手”等词汇；在提到封建统治者时，通常用“腐败”“反动”“反革命”“卖国”“残酷”“走狗”“愚昧”“汉奸”等词汇；在提到中国人民时，则通常用“英勇”“进步”“爱国”“牺牲”“伟大”等词汇。而且，由于这一时期将美国的一切行为都定性为侵略，将封建统治者的一切行为都定性为罪恶，史家在使用上述批判式话语时基本形成固定搭配，只要出现美国、帝国主义、统治者等概念时，均会有意识地加上这些带有浓厚情感色彩的词汇，以增强政治感染力。比如，刘大年在驳斥“美国对华友好论”时的一段话就很有代表性：“所有美国侵略分子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们，他们异口同声把美国政府处心积虑，万分恶毒的文化侵略政策，照例说成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甚至直到一九四九年，美国国务院还在‘追溯’中美‘友谊’的历史……企图用来掩饰事实的真相，使人民误以为美国‘并不是血腥的侵略者’。”②刘大年：《美国侵华史》，第90—91页。这种以是否有利于革命为唯一标准，是非、黑白极为分明的评价话语，是战时革命史范式所常用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仍被广泛使用，直到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范式兴起方才逐渐得到矫正，代之以更为客观理性的学术话语。当然，不能因为早期革命史范式使用带有政治感情色彩的话语，就将其归结为“政治史学”而斥之为毫无价值。实际上，包括美国侵华史在内的整个帝国主义侵华史书写，它们所揭露的帝国主义侵华历史是客观存在和发生过的事实，不管是对史料的发掘还是对事件的解释，都具有学术（学科）层面的重要价值。至于史学视野不够开阔、史学分析方法较为单一等缺陷，则需要随着时代和学术的进步来弥补，不应过于苛求。

总之，从书写目的到理论依据、从书写内容到话语风格，刘大年和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两者同属早期的革命史范式，都带有那个时代特殊的史学印迹，显然无法形成对立关系。

三、史料·分期：两部《美国侵华史》的具体差异

既然两部《美国侵华史》的共性如此明显，为何曾彦修要抬卿贬刘，甚至将其解读为“实事求是”与“以论代史”两种学风的对立呢？这从他批评刘大年著作时提到的“材料却很不多”可以窥得端倪，言下之意，刘著属于脱离史料、空发议论；卿著属于立足史料、史论结合。如果单就史料的丰富程度而言，卿著显然高出一筹，这从双方著作的规模就能明白看出，刘著约24万字，而卿著多达近60万字。但由史料不够丰富上升到“以论代史”甚至是“反科学”“反历史主义”等层面，则显然是错误的，属于带有倾向性的情绪表达，不是客观的学术分析。

刘大年最初撰写《美国侵华简史》时，确实存在“史料很不凑手”（范文澜语）的困难，最终成书也不到8万字。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做了进一步修订，增加了十几万字的内容，但也仅限于当时公开出版的史料。由于中美关系史研究刚刚起步，新史料发掘和出版的滞后制约了相关研究的向前推进。他在修订版前言中坦承：“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对于那许多事实，有的还缺少深入分析，有的则还没有彻底地揭露出来。作为一种科学研究，这将有待于我们今后的长期努力。本书所包含的材料，只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并且是一种概括性的叙述；它不足以充分表现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过程的全貌，那是很明显的。”①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序》。应该说，这一表述是符合当时学术界现状的。美国侵华史书写虽一度蔚成风气，但真正能称得上学术研究者寥寥无几。其中，没有系统的史料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史料建设，是一个学科能够健康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近代史学科能够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厚今薄古”的政策导向之外，就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等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密不可分。

史料欠缺是当时从事美国侵华史书写者都要面对的困难，但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却引用了大量未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手史料。余绳武评价说：“材料比较丰富是本书的一个显著优点……以美国方面的档案材料为例，过去在研究美国侵华史的专著和论文中，一般只利用了美国国务院的对外关系文件，本书作者除此以外还接触了国会议事录、国会记录、参院档案、众院档案及国务院未公布的有关文件等等……作者在收集材料的工作上是用过相当功夫的。”②余绳武：《读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二卷》，《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毫无疑问，在史料搜集层面，卿著明显强于刘著。目前学界大多关注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很少有人注意到卿著，即便提到，也没有对此加以分析。实际上，卿汝楫之所以能接触到来自美国的一手史料，与他的人生经历直接相关。他1902年出生于湖南隆回，1919年参与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1922年入燕京大学政治系，追随李大钊开展国民革命，曾创办《协进月刊》，参与组织五卅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期间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北平西部区党部常委。1932年冬，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开展研究。期间，卿汝楫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地广泛搜集史料，开始撰写《美国侵华史》。他还与黄圣祖、黄川谷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抗日救国会，创办《留美学生月刊》，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8年，被亲蒋分子认定为共产党而被美方逮捕入狱，后经爱国华侨保释回国。1941年，入国立西北大学任教，后又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及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系主任。1945年1月，任魏德迈美军驻华总司令部机要室中文秘书厅秘书长，兼任马歇尔使团翻译室主任秘书。1946年，调任国防部新闻局中将副局长，兼任国防月刊社社长及总编辑。1949年4月，撰成《美蒋阴谋秘闻》，由新民主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入燕京大学任教，后任高教部参事室参事。除《美国侵华史》外，1955年还撰成《美国侵略台湾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76年，在北京逝世。③参见姚远：《曾拟行刺张作霖的校友卿汝楫》，《衔命东来：话说西北联大》，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5—186页。另见《肖像传略：新闻局卿副局长汝楫（附照片）》，《国防部公报》1947年第2卷第11期；《校友卿汝楫君荣获美軍勋章》，《燕大双周刊》1946年第20—21期。

由此可知，卿汝楫在留美期间已经开始撰写《美国侵华史》，如果单从时间上论，他应当被认定为美国侵华史书写第一人。后来，他又机缘巧合地担任美军驻华总司令部机要室秘书，接触到大量秘密文件。他在《美蒋阴谋秘闻》中写道：“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事，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我踏进了魏德迈将军组织的美军驻华总司令部机要室……我在抗日期间经手中美来往密件达数千件。”①卿汝楫：《美蒋阴谋秘闻·前言》，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其《美国侵华史》所引用的史料，要远远超过刘大年的著作，也可以解释为何曾彦修称卿著更实事求是。不过，由于卿著第一卷明确主张以“美国的原始资料为主”②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前言》第一卷。，有人曾对此提出批评，所以他在撰写第二卷时专门加以解释：“须要指出：有些人认为我在本书第一卷内引用的中国史料实嫌太少。事实上，关于美国侵华资料，见于中国现存的档案、谕奏、外交文件以及文集、通志中者，实嫌太少，而且十分零碎。如果任何人能在中国资料方面有更多的发现，是我们所十分欢迎的。”③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前言》第二卷。这一自我辩白，也再度道出了当时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史料困境。

史料是历史书写和史学研究的基础，离了史料，再高明的史学家也束手无策。但是，决定历史书写面貌和史学发展的根本要素并非史料，而是史观。史家以何种史观统摄驾驭史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并不能由卿著史料更丰富就直接推导出其学术价值更高、更实事求是，还必须关照到其所建构的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刘大年、卿汝楫在建构各自的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时，都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毛泽东的反帝理论为指导，都将“侵略—反侵略”作为中美关系史的基调。但是，两人在美国侵华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上存在重大差别，即如何以整体眼光划分美国侵华的不同阶段。（见下表）

历史分期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阶段 1840—1905：追随或通过别国向中国侵略 1784—1844：美国的海盗式商业资本剥削中国人民的时期第二阶段 1905—1917：逐渐走上独立侵略中国的道路1844—1860：美国及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在对中国的侵略中实行所谓“利益均沾”与“国际共管”政策的时期第三阶段 1917—1945：争夺中国霸权 1861—1899：美国帝国主义独占中国政策准备时期第四阶段 1945—1949：进行独占中国，结果遭受了可耻的失败1900—1946：美国帝国主义独占中国政策的发展时期第五阶段1949年以后：抗美援朝运动兴起，中国人民进入伟大的爱国主义新高潮，为最后消灭美国侵略势力而斗争1946年以后：美国帝国主义进入自掘坟墓的毁灭时期

通过对比可知，双方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侵华史的起点，一是美国在整个帝国主义侵华史上不同时期的地位。卿汝楫是将早期中美贸易史也纳入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并刻意突出美国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的地位，尤其是把19世纪下叶（1861—1899）的美国侵华政策界定为“独占中国政策准备时期”，并且用了整整一卷（即《美国侵华史》第二卷）来论证这一结论。表面看来，卿汝楫所建构的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更为庞大，更具创新性，但实际上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脉络相去甚远，难以自圆其说。余绳武在《读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二卷》、谢琏造在《关于卿著“美国侵华史”第二卷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读书月报》1956年第9期）等文中，均对此详加反驳。刘大年的分期和表述，自然也有不少可进一步商讨的地方，但大致上符合历史事实。沈昌文在《在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生涯》中曾提到：“大年同志那当然是权威了，他写的《美国侵华史》，没话好讲啦……在当年那个时候，你还敢在刘大年之外再出一本《美国侵华史》吗？”①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58—59页。他在文中提到，曾彦修看到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后，认为这本书更实事求是。这里指的实际是第二卷，因为第一卷早在1952年就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似乎是说，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之所以影响更大，是因为其史学权威的身份。这一说法显然受到曾彦修的个人情感影响，并非客观的学术评价。而且，所谓“史学权威”，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对学术评价产生影响，却无法长期主导学术评价体系。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并未受到关注，说明其所建构的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确实存在很大偏颇。

卿汝楫在一手史料的占有方面远超刘大年，却为何剑走偏锋呢？这要从知识分子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下加以考察，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刘大年从1938年即已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来又受到范文澜的深刻影响，并成为范文澜的得力助手。因此，其《美国侵华简史》和《美国侵华史》，虽然也带有浓重的“政治史学”痕迹，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是内化于心的。卿汝楫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始终未能真正将理论内化到自身知识体系之中。卿著《美国侵华史》第二卷相较第一卷而言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再按照美国侵华的时间线索加以梳理，转而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方面，揭露美国为独占中国所做的系列准备，并专辟一编讲述美国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即其所言“‘纪事’体裁”。对此，他解释为：“可以用来证明毛主席所作的英明指示具有何等历史科学的意义”。纵观全书，第二卷的体系建构，是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关于帝国主义如何把中国一步步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论述为依据的。至于美国独占中国政策等新结论的提出，则由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相关论断直接推导而来。比如，他说：“列宁指出，十九世纪下叶帝国主义列强是‘按资本’‘按实力’来分割世界的；这就说明了这个时期内具有超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优势的美国在分割中国的争夺战中要怀抱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即把中国变为其全面独占殖民地——的野心的基本原因。”②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前言》第二卷。类似的直接比附，贯穿全书始终。这说明，如果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消化吸收，就无法做到基本原理与历史实际相结合，最终流于援引经典作家语句的“教条主义”。哪怕史料占有再丰富，也无济于事。卿汝楫《美国侵华史》中存在的比附倾向，在当时的史学界并非个案，充分折射出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转型困境。

作为国家“反美”的重要知识工具，美国侵华史书写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迎来一个高峰期，产生了许多专著和文章，尤以刘大年和卿汝楫的同名著作《美国侵华史》最为典型。两部著作都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战斗属性，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美国侵华的历史事实，厘定“侵略—反侵略”的历史基调，重塑人民群众头脑中关于中美关系史的记忆。这是一场被赋予了多重使命的历史书写活动，既要颠覆民国时期历史书写中的美国形象，又要与美国政界、学界所炮制的“对华友好”论展开斗争。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美国侵华史书写，确实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但我们不能简单冠以政治史学而否定其学术价值。新史料的发掘、新问题的提出、新视角的开拓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发展。就刘大年和卿汝楫的著作而言，两者在研究范式上均属于早期革命史范式，具有同一性。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的娴熟程度不同，双方所建构的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刘著更符合历史实际，卿著则有用史料比附经典作家论断的倾向。故此，如何发掘隐含在“政治史学”外壳下的学术价值，如何发现同一史学范式下史家的个体差异，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值得拓展的两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