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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理论、实践与经验

2022-03-04董长瑞

东方论坛 2022年6期
关键词:农民群众

董长瑞

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014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成就时指出,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站在新起点,面向新时代,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摆脱贫困的经验,对于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回顾与评析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专家学者对贫困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方面、多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考察了贫困的表现形式,分析了贫困的原因,探索了贫困的根源,提出了政策主张,对于反贫脱贫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由于所处时代环境限制,许多研究还有待深化。

生产要素是财富增长的源泉。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许多学者从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说明贫困的原因,并以此提出摆脱贫困的政策建议。“唯资本论”是二战后一个时期风靡全球的摆脱贫困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制约一国生产率的最主要因素是资本生产工具的数量,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关键。罗格纳·讷克斯(R.Nurkse)认为,资本匮乏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关键因素。由于贫穷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储蓄有限,投资不足,消费需求低,资本形成困难,经济徘徊不前,居民陷入贫困之中。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解释。从供给方面看,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有限的收入,只能更多地用于消费,很少用于储蓄。储蓄能力弱,储蓄水平低,资本存量增长缓慢,资本形成不足,生产扩张难,劳动生产率低,产出水平低,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增长—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需求方面看,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有限的收入决定有限的购买力和有限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投资动力不足,进而造成资本形成约束,生产扩张难,劳动生产率低,产出水平低,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动力—低资本增长—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罗格纳·讷克斯主张,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就要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进行大规模、全面的投资,实施投资增长计划,使工业生产各部门都有利可图,不断提升工业各部门的投资动力,资本存量就能增加,贫困的恶性循环就能摆脱。①[美]讷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唯资本论”显然是片面的。虽然资本对摆脱贫困意义重大,但资本短缺并非贫困的唯一原因。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财富的增加是各种生产要素协同的结果。同时,财富增长与贫困存在与否,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经济增长,财富增加,只是为摆脱贫穷提供了条件,并不意味贫困的消失。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时资本投入增长较快,但产出却增加有限,贫困状况没有有效缓解,甚至低收入人口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从劳动要素的角度提供了摆脱贫困的方案。他认为,现代社会促使生产迅速增长的原因不是土地、人口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他强调,在现代经济,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将资本仅仅理解为生产过程中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和燃料等物质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是不完整的。完整的资本概念应该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态。物质资本是体现于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舒尔茨认为,经济发展有赖于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主要取决于人口质量,而不是自然禀赋状况或物质资本的存量多寡。经济落后国家之所以贫困,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匮乏,在于忽视人力投资。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里,低估人力投资的情况更为严重,人力投资更加受到人们的忽视,这是许多此类国家领导人和代表人物所固有的思想倾向。” “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②[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6、40页。发展教育事业,对贫穷国家人力资本形成、经济结构转变和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跳出了“唯资本论”的狭隘眼界,拓展了摆脱贫困的研究领域,具有进步意义。

财富的增长有赖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协同,而制度对不同生产要素的供给会产生直接影响。有的学者从制度层面解释了制度对生产要素供给、财富增长乃至一国贫富程度的影响。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运用制度的、整体的、动态的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呈现出“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贫穷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居民生活水平低,人口质量低,劳动力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低,产出水平低,重要原因在于资本稀缺、收入分配制度不平等。“平等问题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中处于中心位置。不平等与所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相连。平等问题因此成为所有诸如社区、农业政策、教育改革,当然还有税收等专门政策问题中的一个部分,通常还是重要部分。”“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①[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43、44页。他认为,贫穷国家的不平等包括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社会不平等与人们的地位关联,经济不平等与财富和收入差距关联。社会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密切联系,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原因,经济不平等又加剧社会不平等,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国家的贫穷。一个国家在总量或平均值上越是贫穷,不平等带给穷人的苦难越深重。因此,摆脱贫穷是以社会平等与经济平等为前提。他强调,实现收入平等可以增加穷人的收入、消费乃至储蓄。一方面,储蓄增加可以促进资本形成;另一方面,消费增长可以提高投资引诱,从而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因此,提高穷人消费水平的平等制度改革,是更迅速发展的条件。可见缪尔达尔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根源归于制度不合理,深化了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但他对制度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化,并没有寻求到贫困的根源,其分析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涓滴效应”是早期美国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讽刺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民众巨大的贫富差距的用语,后来用于经济学领域,特指依靠先成功发展的群体和地区带动相对落后地区和群体发展的过程。“涓滴效应”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具有自动减贫效应,高增长在带动减贫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在反贫困过程中,不应该给予贫困阶层、群体或贫困地区以特别的优待,而应该优先发展优势群体或地区,让他们通过就业、消费等方式,惠及穷人,带动穷人发展和富裕。经济增长不会带来贫富差距,相反,经济增长会通过将蛋糕做大,更好地缩小贫富差距,减少贫困。只要经济落后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尽量减少对富人的征税,持续激发富人的投资热情,稳定增加就业岗位,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穷人最终会摆脱贫穷。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下,各要素合理配置,财富就会像水滴一样不断渗透到各个地区、各个领域,贫困现象就自然消除。“涓滴效应”理论主张,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政府应该努力推动经济增长,使财富总量增加,让穷人受益;资本家是推动财富增长的主导力量,只要资本家富裕了,总会漏出来一部分给穷人,穷人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富足。“涓滴效应”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败。以美国为例,国会不断降低富裕阶层税收的政策,不仅没有使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反而影响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伴随着财富的积累,富裕阶层的经济基础不断巩固、政治权力不断强化,他们主导的政府决策总是使富人利益优先于大多数民众,进一步强化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倾向。

对贫困问题研究最全面最深刻的当属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考察剖析贫困的表现,深刻揭示贫困的根源,指明了从根本上摆脱人类贫困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拥有的财富是建立在工人贫困基础上的,富裕与贫困同步产生;随着生产的扩大,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越来越多、日益贫困的无产者。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者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精神上受奴役的贫困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摆脱贫困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是人类宝贵财富。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研究贫困问题,应当站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站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沿,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二、中国摆脱贫困的实践与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摆脱贫困之路,为世界的反贫脱贫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坚守与实现

人民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奉献人民,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为人民利益而奋斗。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目标追求。正是坚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才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中心,依靠人民群众,实施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大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自主创新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坚持人民中心,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不懈奋斗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干部要怀着强烈的爱民、忧民、为民、惠民之心,心里要始终装着父老乡亲,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想一想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的难题,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①习近平:《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 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人民日报 》 2019年3月2日,第1版。

带领人民群众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中心的具体体现。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围绕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摆脱贫困成效的重要尺度,强化顶层设计,构建脱贫机制,完善脱贫体系,加大政府投入,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基本民生需求,圆满完成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小康。“两不愁,三保障”等上学、看病、养老问题,是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脱贫问题。在党中央领导下,构建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改善了贫困地区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推进了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基本药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起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实现了农民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建起了农村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广泛开展了农村宣传文化、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活动,丰富了农民业余生活;健全了惠民利民公共服务体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广大农村已经成为农民群众幸福美丽家园。

(二)组织动能发挥与运用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作为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解决农民疾苦、改善农民生活作为工作的目标。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的土地改革实践,形成了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较为系统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开展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实现了丰衣足食,保障了抗日的后勤补给。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有其田的夙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有步骤地进行土地改革,领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集体经济,动员农民群众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开拓农用工业,发展农村教育,开办合作医疗,实现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保证。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切实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提高新时代党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1982年至2022年,中共中央共发布了20多个一号文件,针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强调“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地位,将摆脱贫困、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作为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①习近平:《在202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的讲话》,《河北日报》2020年12月4日,第1版。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的原则,把贫困群众和全国人民一起奔小康、过上好日子作为脱贫攻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人民群众、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合力攻坚,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彰显了共产党人摆脱贫困的使命担当和牺牲奉献。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全面领导,在具体实践中,一是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明确各级政府、各级领导的责任,构建了省、市(州)、县、乡(镇)、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战贫困的局面;二是派驻第一书记亲临脱贫,选拔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责任敢担当、有“三农”情怀、善做群众工作的优秀干部派驻重点乡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直接带领农民群众发展生产,增收致富,摆脱贫困;三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在村党支部领导下,以农户为基础、以产业为依托、以合作社为载体、以强村富民脱贫为目标的一种合作社模式。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促进农村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紧密结合的重要载体,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党在农村执政的基础,更是摆脱贫困、强村富民、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重要抓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举国同心、合力攻坚,劲往一处使、力向一处用,不断推动脱贫事业向前发展。

(三)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彰显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特征,是中华民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法宝,是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的基本方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为中心立场的根本要求;既是国民经济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也是实现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摆脱贫困的事业,产生于此,得益于此,成功于此。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摆脱贫困取得的成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又一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形成了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将脱贫攻坚作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手段,将脱贫攻坚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中国梦的举措,将脱贫攻坚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桥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与农民群众一起,向贫困宣战,党政军民学劲往一处使,东西南北中拧成一股绳,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创造性地构建了农民摆脱贫困的帮扶机制和帮扶体系。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政府推动了省市县各层面结对帮扶,全面促进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省份、贫困地区、贫困县乡流动。通过开展定点扶贫,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和人民军队都积极行动起来,向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提供直接的帮扶服务。通过扶贫创新,各行各业发挥专业优势,开展了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贫等扶贫活动。通过宣传发动,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广泛参与到了伟大的脱贫事业之中。中华民族构建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互为补充的宏大扶贫格局,以及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完善扶贫体系,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磅礴力量,是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的坚实基础,为世界反贫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考。

(四)集体经济的巩固与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是生产资料归村民共同所有的一种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释放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农村经济与生产力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小农经济的视野狭隘性、保守性,决定了其发展的局限性。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发展,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确立了集体统一经营农村集体经济。随后几经完善,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农村改革开始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形成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施“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分配制度。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一些农民自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经济组织。集体经济发展的动能日益增强,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农民群众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了生产资料和农民群众在集体经济范围内的直接结合,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增加了农民对土地的物质投入、对科技的资金投入,增强了农业发展潜力,使农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奠定了摆脱贫困的物质基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密切了党群干关系,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提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农民群众摆脱贫困的能力。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引导农民群众树立了集体主义观念和社会新风尚,弘扬了公平正义和互助合作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①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

(五)科技的力量与创新

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类文明的进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提升的。现代农业中,生产力的每一基本要素都是和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生活中的应用,改变了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管理水平。科学技术一旦被农民群众掌握,就会极大地提升他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

科技扶贫是中国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是突破单纯救济式扶贫局限性的重要举措。科技扶贫从根本上改变了贫困地区封闭的小农经济模式,优化了资源配置,提升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按照“需求导向、人才为先、科技支撑、统筹资源”的原则,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强化科技、人才支撑、系统推进的科技扶贫之路。一是强化制度赋能,完善科技助力摆脱贫困的工作机制。组织动员全社会科技力量服务脱贫攻坚,出台一系列政策,推进科技脱贫。通过科技服务、科学普及、教育培训、健康医疗等多种方式,科技部门探索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摆脱贫困模式。有的采用“订单式”培训,积极承接培训订单,开展农业科技、科普、健康、就业、电商等培训;有的采用 “订单送餐”模式,推动科技资源、人才、服务三下沉,形成“群众点单、科协接单、科技工作者报到”的摆脱贫困工作机制;有的采用“科技小院”模式,组织专家学者长期驻村,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科研和科技服务双频共振、互促共赢的“科技小院”。二是突出科技特色,提升科技助力产业扶贫效能。围绕贫困群众增产增收的迫切需求,科技组织和科技工作者悉心开展科技服务、技能培训,助力脱贫产业提质增效;政府各部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同向发力,共同组成科技专家小组、驻村工作队,共同驻点贫困村,实施科技助力精准扶贫项目,汇聚科技服务在贫困地区的全覆盖;专业团队帮助贫困地区编制扶贫规划,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持续选派干部挂职,高校研究机构组建教授团、博士团、科技特派员,发挥科技优势,对接贫困群众增产增收需求,找准产业脱贫发力点,培育特色脱贫产业,协同推进脱贫产业项目,促进贫困群众增收脱贫。三是突出脱贫主题主线,增强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开展科普教育、就业培训、医疗服务等活动,助力提升贫困群众科学素质、职业技能、就业能力和卫生健康保障水平,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自信,提升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能力。

(六)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

精准扶贫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从分配正义理念出发,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扶贫治贫工作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定阶段实现分配正义的重大举措。人民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价值取向的核心,也是其分配正义理念的出发点。坚持人民中心就是要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体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顺应各族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问题,把发展生产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边远地区、革命老区由于自然条件影响、要素禀赋不均等、地区经济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同步、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出现了收入过低现象。这与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精准扶贫的基本要求就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小康生活,不再有基本生活的后顾之忧;就是要在弄清“谁是贫困居民”“贫困原因是什么”“怎么针对性帮扶”等问题的基础上,解决扶贫中的低质低效问题,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中国特色这一特殊阶段的历史任务。

精准扶贫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三个环节。精准识别就是通过有效、合规的程序,把贫困居民识别出来。精准帮扶就是对扶贫对象进行定户、定措施、定资金等精准帮扶,确保帮扶效果。精确管理就是对扶贫中的信息、操作和事权等事项进行管理。精准扶贫强调“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促进产业发展,支持就业优先;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探索对贫困人口的资产收益扶持制度,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帮扶体系;完善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战略举措,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顽疾。精准扶贫就是要“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精准扶贫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也为世界反贫工作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经验。

(七)农民参与与首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节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推进的,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形成和演进过程。人民群众在历史的进程中始终居于主体地位,在创造历史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党的传家宝。有了这条路线,革命和建设所向无敌。

摆脱贫穷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同样要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形成摆脱贫困的强大合力,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释放蕴藏在农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为提升广大农民群众摆脱贫困的参与度,党和政府不断完善广大农民群众投身摆脱贫困的政策和制度,推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摆脱贫困斗争,激发农村发展活力。通过健全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解决广大农民群众关注的利益分配、就业创业、子女上学等问题,激发广大农民群众摆脱贫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通过拓宽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和途径,增强农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将农民群众立足乡村、治理乡村、发展乡村、摆脱贫穷的满腔热情,转化成为脱贫攻坚的强大动力。在摆脱贫困的斗争中,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增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韧性,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摆脱贫困,改变命运。

列宁指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①列宁:《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3页。“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双宝贵经验。早在1927年,毛泽东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针对国民党右派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痞子运动”等言论,列举了农民在革命运动中创造出来的“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等14件大事,对农民的首创精神进行充分肯定。全国解放以后,土改改革运动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夙愿,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农民土地所有制本质是一种小农私有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困难、避免土地的重新兼并、消灭两极分化。农民群众不想出卖土地,不想高利借贷,不想依附他人,不想再受剥削压迫。他们要依靠互助合作的集体力量,保证主人翁的社会地位。面对这些情况,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农民就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创造性地成立了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从互助组、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彰显了中国农民的创新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把握生产力的方向,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不失时机地将新民主主义转变社会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以后,从农业经营方式改革到乡镇企业兴起,从到城市务工到“村民自治”,无不体现中国农民的创造力,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首创精神的尊重和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他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走遍了县乡村镇,号召干部深入基层,向农民群众学习,汲取创新营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②习近平:《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2页。农民的首创精神,在革命和建设的每一阶段都生生不息,在每一次创新活动中都显示出勃勃生机。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摆脱贫困的重要举措,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摆脱贫困的宝贵经验。

三、研究启示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摆脱贫困的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时代,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只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就无往不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①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顺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在新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事业就有了正确方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就有了保证。其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适应了这个规律,生产就发展,社会就进步,民族就振兴,人民就安居乐业。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只要更加尊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适应生产社会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避免生产的盲目性、无序性,生产力水平就会加速提高,经济社会就会健康发展,富民强国的目标就会如期实现。最后,人民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坚守的理念,必须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的思想落实在日常的具体工作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时代,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就一定能够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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