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春 林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冯光廉是蜚声学界的学者，在鲁迅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他的研究既有鲜明的理论建树，又有细腻的文本分析，可谓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出色结合；同时他又能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自觉地置于关于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思考基础之上，有着浓烈的使命意识与担当意识，闪现着他所崇敬的鲁迅遗风。

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理论建树

冯光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做的贡献，首先应予提及的是他对这一学科的规划与命名。

冯光廉于2012年明确提出应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科名称，废除现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名称。“其目的在于实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名称的规范化和协调性。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名称具有三个最为显著的功能，能够解决学科名称所面临的困难问题。但对它必须重新进行解释，赋予它以新的内涵功能。”①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青岛：青岛出版社，2015年，第631页。第一，全面涵容功能。从民族上看，它能包括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学；从地域上看，它包括大陆和台港澳文学；它包括海外华人文学；包括各阶级、阶层、党派的文学。这样，就有力地纠正了只研究汉民族的、大陆的、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主的文学的偏狭。第二，整体贯通功能。“现代”二字可以具有更为广泛、丰富、深刻的内涵，凡是具有与中国固有传统不同的新因素，均可称之“现代性”或者“现代化”的新因素。这样从纵向上可以向上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具有新质因素的古代（近代）文学相贯通。从横向上看，又可实现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内多种类别样式相贯通，如中国现代作家写的古体诗词、古体散文（以前它们多被排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域之外）。而21世纪中国文学也在承续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仍可涵容在中国现代文学之内。这是纵向上的向下贯通。第三，协调融合功能。通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名称是一种并列混合，不能真正实现中国近百年文学的一体化，而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名称可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事实上，冯光廉的一系列贡献，均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正确命名相关。冯光廉和他带领的青岛大学学术团队，经过初创期十余年（1986—1999年）的拼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大步：第一步，对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考察，写出了三部系列性专著：《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概论》；第二步，对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进行再认识，写出了三部系列性专著：《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导——近代文学发展史纲》《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纲》；第三步，对近百年中国文学的体式流变进行梳理，写出了五种系列性著作：《中国近百年小说体式流变史》《中国近百年诗歌体式流变史》《中国近百年散文体式流变史》《中国近百年戏剧体式流变史》《中国近百年文学批评体式流变史》。

冯光廉是这一系列著作的总策划人、总设计师，并且亲力亲为，直接撰写了诸多篇章，尤其是许多书的序言与跋，深刻而清晰地阐释了诸多系列研究的要旨和意义。他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所写的《导论》即为典型篇章。《导论》从文学价值观念、作家关注的主要对象、文学表现形态等几个角度比较了新文学与旧文学（古代文学）的不同，还从审美角度考察了两者的相异。认为“中和之美”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高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规范，而中国新文学则建立了以崇高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审美观念。多样悲剧形态的确立，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大团圆”结局，有力地激发人们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解脱和觉醒。中国传统文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喜剧意识，止于滑稽，伤于溢恶；新文学则从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解放的高度对假恶丑进行理性批判，达到对美的肯定。从审美角度考察了新旧文学之不同，应该说具有学术创新意义。更重要的创新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体例：“以文学主题现象为线索，实行多维角度错综交叉，建构新的文学史框架。”①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606页。冯光廉认为，文学史的发展是由多种内容、多重层面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但“创作主题现象占有最为重要、最为突出的地位。因为它是构成文学史的主体和核心的东西，其他则相对地处在从属的位置”。因之，他要求以此为中轴，“建立全景式的立体化的文学史体系”②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606页。（这一体例最初是由谭桂林提出的，有很强的创新性意义）。同时，“为了较好地建立以创作现象为中心、多维错综的文学史框架”，他还提出了如下几个基本原则：整体性原则、错综性原则、开放性原则。这些原则在全书的撰写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全书的论述每每采用中外古今的比较研究方法，尤令人称道。在他看来，中国新文学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而且它同我国传统的哲学、政治、社会、伦理、文化、艺术、审美等各种思想观念存在着无法分割的复杂联系，因此，它有着对内的纵的开放性；中国新文学又是外国文学催生的结果，它同诸种形态的外国文化文学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关联，因此，它又有着对外的横的开放性；而中国新文学的许多重要线索和素质，又被中国当代文学所承接，因而新文学又呈现出通向未来的开放性。基于此，该书在论述中国新文学的创作现象丛时，注意阐释它同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外国文化和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从而更加清晰地展现出中国新文学全方位（古今中外）开放性网络系统。如晚明文学革新对“五四”新文学的作用，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中提及较少，该书却给以较为厚重的笔墨，对这一文学革新虽然在明末清初业已中断却仍能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发生作用，则用晚明文学革新诸种质素“已渗透为民族精神的基因”加以解释。这表明他关于文学与民族精神之关系的辩证认识，将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视为一体的重要观点在具体撰写时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的阐释，该书也多有自己的开拓。如《野草》所受外国作家的影响，该书在已有的比较研究成果之外，又提出了望·霭覃和爱罗先珂对其的影响，体现出冯光廉所大力主张的学术创新精神。而对于中国新文学各种主题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联的论析，则体现着他的要以历史研究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服务的明确意识。

基于冯光廉关于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轨迹或线性连缀的理念，该书极为重视各种文学现象的联系与互补，中国新文学各个主题群落的通联与碰撞、互渗与融合。从而使得这部文学史真正成为色彩斑斓而又主调鲜明的立体塑像。全书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解与把握，思索与评判，昭示出不同凡响的史识与史才。如果说认为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的对立与统一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走向的解释有一定新意，那么关于文学为民族复兴与强大付出了历史代价的论述，以阶级政治的倾向性和现实主义内在规律二者关系认识的不同作为分野，将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与胡风的文艺理论体系置于对峙的格局予以评析，就不独是史家的见地，而且是史家的胆魄。这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乃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收获，其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同类著作。学界有人称之为系继王瑶本和唐弢本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可谓实至名归。

冯光廉为《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写的总序是又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文献。该文指出，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诸多积极性成果，但对文学体式的生成演进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规律，尚缺乏系统完整的专门性观照，研究相当粗疏，所以有必要撰写专门的文学体式流变史。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的创造性转化，体裁模式的生成机制，审美特征的全面建构，文体实现现代化、民族化、个性化的途径和方法，能给文学理论批评学和文体学提供生动的材料和丰富的经验。冯光廉考虑问题总是出于“经世致用”这一根本目的。至于如何研究，他提出要“开拓视野，打破近代、现代、当代的机械切割，以文学的现代化为中心，实现中国近百年文学研究的一体化”①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625页。，而这正是他观照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基本出发点，与他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乃是同一步调。显而易见，所谓“近百年文学”的理念要比已有的试图打破原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阈限的“20世纪文学”“19—20世纪文学”等提法要更科学、更严密一些，具有更广的视域和更高的视点，于是有了更大的研究格局，更深的理论开辟。他提出的该书的编撰目标是：从大量的创作文本中梳理近百年五种文体（在通识的四种文体之外另加文学批评——这又是一种创新）的流变轨迹，描画出文体发展的总体性线索和阶段性脉络，从纵向上展现其发展格局；从同中外文学、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多重关联中分析近百年五种文体发展的动因、流变的规律和逐渐形成的文体规范，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自觉地站在当代的高度，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前瞻性的看法，预示文体发展趋势；以历史—美学方法为主导，广泛吸取中外各种研究方法的优长，“力求使研究对象同研究方法达到基本的契合和协调”①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626页。。事实上，此处是提出了方法论和目的论的同一性问题，同样有某种理论创新的意义。冯光廉这些理论构建和研究路径、目的、方法等规定，在书中也都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要之，《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是一重要的学术贡献。我觉得，冯光廉所主持的三个系列著作俨然形成了一处值得关注的学术景观，成为治文学史者应去的学术之地。

冯光廉的另一成就则是属于鲁迅学方面。

而今鲁迅学早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就对这一学科的命名与建设而言，其贡献首先是彭定安关于建立鲁迅学的首倡与论证，其次也许就应是张梦阳2002年出版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复次也许就应是冯光廉和刘增人、谭桂林2002年主编出版的百万字《多维视野中的鲁迅》了。冯光廉为此书写的《导论》（以及其他相关著述）为鲁迅学的建设和发展设计和构筑了一个庞大、复杂而又坚实、精妙的理论大厦。

冯光廉首先对鲁迅的“革命家”的称谓进行了辨析。他认为鲁迅从整体上说不是从事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革命家，而是从事文学——文化革命活动的革命家。鲁迅的基本特质是“文化巨人”，因而必须从文化的角度来把握和阐释鲁迅。他为这部巨著规定了这样几个学术追求：首先是多维视野。鲁迅是百科全书式的伟人，他在文化的诸多领域如文化学、哲学、人格学、伦理学、思维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创作学、编辑学、批评学、美学、艺术学、语言学、翻译学、学术史、文化史、历史学、教育学等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建树，因之我们的研究也必须“潜心于鲁迅在文化领域内的多向开拓，力图比较全面地阐释他的多方面的成就”②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70页。。其次是求异创新。他认为求异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根本要求和生命所在。基于此，他提出撰稿人必须积极吸收融合有关人文学科的理论成果，对鲁迅进行新的阐释，赋予鲁迅研究以新的理论深度和思辨色彩；要借鉴有关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开掘过去研究未及之内涵，有所突破和超越，赋予鲁迅研究以新鲜感和创造活力；以史的眼光和尺度重新探究鲁迅在哪些方面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赋予鲁迅研究以清晰的历史感和扎实的可信性，体现史家风范。最后是历史反思。他重在把握鲁迅研究的总体态势和重要倾向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此作为我们研究的借鉴和创新的参照。表层上看，这只不过是对该书撰稿人提出的写作要求，实质上却是为鲁迅学进一步深化所指出的途径，兼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尤其是后面对于人文学科理论的吸收与融合，人文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更新，人文学科历史的审视与定位，人文学科理论、方法、历史的内在关联，等等，都昭示出作者广博的知识，缜密的逻辑，深厚的理论修养，进一步丰富了鲁迅学的内涵与外延，为鲁迅学竖立了一块路碑。由于各位撰稿人能够按照冯光廉提出的要求和设想精心撰写各自所承担的部分，可以说全书达到了预定目的。现在，该书业已成为任何一位试图从事鲁迅学研究的学人所不能绕开的峰峦，不认真细读此书，容易陷于迷茫乃至盲目；不认真体会此书，就难以在鲁迅学路上前行。据了解，现在许多开设鲁迅研究课的院校多列此书为参考书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就鲁迅学本身的学科建设而言，彭定安首次提出了鲁迅学这一名称，并写出了《鲁迅学导论》这一专著，可谓鲁迅学的第一块路碑；而冯光廉主持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尤其是他撰写的导论，以及后来所写的《改革创新：鲁迅精神的灵魂和价值核心——重释鲁迅的总体视角论纲》《鲁迅传写作应实行三重视角的有机融合》（仰视、平视、俯视）等文，事实上对鲁迅学学科的本质、内涵、研究方法与规范、研究成就及前景等项，在彭定安研究的基础之上又有新的发展和深化，可谓是鲁迅学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又一重要贡献。

这诸多学术著作的问世，不仅成就了冯光廉本人的学术地位，而且带出了一批学术骨干、学术新人。这是冯光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学的别一方面的贡献：培养和壮大了合格的研究主体。

二、探求作家作品真谛，细微处挖掘大精神

冯光廉的大家风姿不独表现在他能够构建气势恢弘的理论大厦，登高望远，并且能够钻研具体文本，在细微处挖掘大精神，昭示出他对作家乃至读者的尊重，体现出他治学的坚实严谨。

冯光廉是著名的鲁迅学学者，他鲁迅研究的成绩不单体现在他作为学术带头人（他先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主任，后来系青岛大学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一贯积极提倡学科群体崛起，共生共荣的方略，而不是只埋头于个人著述），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曾带领学术团队编撰出版了多种著作，而且也表现在他个人的单兵作战方面。他的专著《鲁迅小说研究》是鲁迅研究的重要收获。关于此书，我写有《鲁迅小说研究的开拓与论辩》①李春林：《鲁迅小说研究的开拓与论辩》，《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3期。此处不缀。这里重点谈谈他对鲁迅诸多单篇作品的精细研究。

首先谈谈冯光廉对《阿Q正传》的研究。《阿Q正传》是鲁迅最重要的作品，由于塑造了阿Q这一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典型人物而蜚声于海内外。因之研究《阿Q正传》的学术成果可谓业已汗牛充栋，有人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鲁迅学的分支——阿Q学。冯光廉撰写的《〈阿Q正传〉研究之研究》是对阿Q这一形象的核心问题——精神胜利法的实质和成因及超时空性的研究。文章分析了以往各种观点的得失利弊，认为“把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恒久性的普遍性的社会生命现象来认识，带有极大的包容性，既包容了过去和现在，也包容了未来；既包容了中国，也包容了外国”①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470页。。关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成因，他认为，把精神胜利法视为外在的强大压力禁锢和摧残的产物，同从社会的阶级和民族压迫、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的失败史，同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影响的观点，同小生产者生活方式的弱点和局限的观点，同中国释老的遁世主义和道家的混世主义的毒害的观点，都有一致性。前者包容了后者，后者从不同侧面补充和丰富了前者。显而易见，冯光廉对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原因的评判语言精炼，内涵丰富，涵容了各家学说②我曾在《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将精神胜利法的成因归于“人在主观上要求能动作用充分发挥的无限性和在实际上实现的有限性的矛盾” （参见李春林：《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86—87页），看来亦可包容于冯光廉的观点中。。他还强调，把精神胜利法当作一种超时空的精神状态、思想特点、思维方法来看待，并不是忽视各阶级、阶层、集团、个人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包容了这诸多差异。但不能因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而否定或忽视精神胜利法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因为这将模糊对人类这一社会生命现象的分析，将会影响对阿Q这一艺术典型的深广久远意义的认识，将会妨碍对鲁迅创造阿Q这一世界典型的杰出成就的评估，并且容易在方法论上陷入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泥淖。”③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471页。笔者对此深以为是。对世界性的典型的分析，也需世界性的眼光。

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学界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冯光廉在考察和评析了各家观点后尤其是作品的具体描写和鲁迅本人对此的说明后，指出了阿Q革命的基本动机及其危害性，尽管他有着参加革命的必然性，但如果“让阿Q式的革命党主宰中国的命运，必然造成中国社会的腐败和黑暗，人民更加遭殃”。鲁迅写阿Q革命的目的乃是为了暴露国民的弱点，而绝非肯定和赞美阿Q的革命。

此外，冯光廉对阿Q思想性格的流变性和统一性的分析，对假洋鬼子形象的阶级归属既非买办亦非资产阶级，而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和多重意义（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面影；强化了对辛亥革命妥协性的批判；充实了阿Q的典型环境；深化了阿Q性格的悲剧意义；强化了小说的讽刺意味）的剔挖，对所谓两种“不准革命”（阿Q不准小D革命和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辨析，等等，都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令人读后很有热天吃了冰淇淋之感。

冯光廉对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作《狂人日记》的研究亦堪称精湛。《狂人日记》的研究学界歧异很多，但焦点是狂人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冯光廉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充分注意到鲁迅所自言的写作《狂人日记》之前的准备工作之一是有医学的知识，于是反复阅读了不少精神病学著作，以自己学到的医学知识去考察鲁迅依凭医学知识（以及外国的百来篇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可谓是找对了解剖这一人物形象的武器与途径。再加上多次亲自访问精神病医生，获得了更多的一线相关知识。所以，冯光廉对狂人形象的分析与论断就有着令人不得不服的征服力。他在用医学知识对狂人形象进行充分考察和审视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于鲁迅懂得精神病患者的特点，由于他把握了塑造狂人形象的艺术手法（既吸取了果戈理和迦尔洵等的艺术经验，也有他自己的创造），因而能巧妙地解决病狂的表象和战士的本质的矛盾，达到了科学和艺术的高度统一，病狂人的特殊言行及心理状态同战士的思想特点的有机结合。这结合和统一的奥秘，简言之，即在于：狂人不是一般的普通的狂人，而原先就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基础；病狂固然危害了他的精神，但并未从根本上毁掉他的记忆、思维和言语能力；他凭着这些能力，对吃人的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剖析，对吃人的旧势力、旧制度、旧传统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揭露和斗争”①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350页。。从创作主体的条件和准备，探寻和挖掘创作客体（人物形象）的本质特征，在当时可谓是一种学术创新。而研究者力图使自己接近创作者的知识储备，甚至进行带有田野调查风的相关访问，亦是一种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的创造。

学界曾有多人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小说创作的总纲（笔者亦如是），甚至几乎成为公论；冯光廉对此也给予了反驳，他引用了布封的名言，“一个大作家绝不能有一颗印章，在不同作品上都盖有同一印章，这就暴露出天才的贫乏”②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353页。。同时指出“总纲论”无助于说明鲁迅的伟大，说明他的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和独创性，论者本意在肯定鲁迅，赞扬他的小说成就，结果却事与愿违。

《狂人日记》有三处提到“真的人”。究竟如何理解这“真的人”的涵义，冯光廉也做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解说。他首先指出，作品中不同处所提及的“真的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之处是不同地方所提及的“真的人”，都是吃人的人和野蛮的人的对立物；不同之处在于，首次出现的“真的人”是一般意义上的“真的人”，后面所说的“真的人”则超越了这类不吃人的普通人，而是具有更高的思想品格和人格特质。“他们思想健美，人格超凡，意志力强，具有远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标；具有创造美好未来的伟力，是将来理想社会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这种超群出众的‘真的人’是那种不吃人的人的‘真的人’的进一步发展和进化，是臻于至美至善的理想人物。”③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361页。若是说我们将鲁迅所建构的“真的人”视为海上冰山，那么文本表层上“真的人”可能不足冰山的七分之一；而冯光廉则潜入水中，为我们探察出了水中的七分之六甚至更多的美妙与奥秘。读到他的此种分析，不得不为他的发掘细微的功夫击节。

此外，在对于狂人的时代的考察，对于“劝转”描写的多重意蕴的探究，对于“大哥”的研究，对于小说的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融合的创作方法的论说，对于文白兼用的寓意的剔挖，等等，都颇精湛，许多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该文发表于1976年《山东师院学报 》第1期），具有超前的意义。

在冯光廉的鲁迅作品细读中，总是针对着前此研究中的偏颇与不足，提出自己的新见（他曾说，他的治学方法主要是研究之研究，着重在研究学术界的分歧点，薄弱点，困难点，立一家之言，正体现出他研究的创新性要求，他的大部分论文都充满论辩性，通过论辩指出以往研究的偏颇和薄弱所在，提出自己的新见。这些论辩性论著，往往充满学术的激情和自信，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启发性）。如在《〈自嘲〉研究之研究》中，他针对有人认为该诗“名曰自嘲，实则嘲人”的观点，经过对作品文本的精细分析，认为诗作其实乃是“自嘲与嘲敌”的巧妙融合。在关于《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研究中，针对诸多研究者主张将鲁迅杂文中的形象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形象严格区别开来，提出要用“‘社会相类型形象’”代替典型形象的情况，冯光廉一方面认为其有一定道理，但又担心如是说容易损伤鲁迅杂文的生动性、动态性、完整性、审美性和象征性的特质（诸“性”都是基于他本人研究《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对其中的“狗”的形象的研究结论），会低估其巨大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他认为在考察鲁迅杂文形象特质的时候，不仅要注意与小说戏剧等叙事性作品所塑造的典型人物的差别，还要注意与概念化的缺少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类型人物的不同。所以他主张在“类型”二字后面加一个“性”字，改称为“‘社会相’类型性形象”①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430页。。只增一字，看起来似乎是微观研究，其实捍卫了鲁迅杂文的文学本质，所着意的乃是具有宏观意义的整体性观照。冯光廉对《孔乙己》审美风格的论说（“含泪的微笑”），对《呐喊·自序》的悲凉基调的把握，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写作动机的判定——“绝非是那种起因于心境老化的单纯怀旧，亦非是仅仅为了解除生活和创作的劳累，而是他深陷孤寂，却又不甘心居于其中时的寄托，是他汲取来冲刷自己受伤心灵的圣水”②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510—511页。。都关涉到鲁迅作品和鲁迅人生的整体性认识，并且“有助于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③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494页。。他对王统照和臧克家某些作品的研究（如对《山雨》的总体构思和结尾的分析以及所谓王统照思想的局限性的论断），同样具有此种风貌。冯光廉的微观研究，是置于宏观审视的基础上，又是为宏观研究服务的。

鲁迅所写多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冯光廉认为，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些人物中，鲁迅对于每一个具体人物的态度并不相同，“对于祥林嫂的惨剧，鲁迅是怀着无比深挚的感情进行描述的，内中灌注的是同情和关怀，哀痛和悲怜，而没有其他相关作品那样的批评和激愤。在情感的分寸上，鲁迅对祥林嫂这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物，不仅区别于华老栓，就是同爱姑、闰土相比，也有明显的差异”④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380页。。注意到同类人物形象的差异，对其“同中求异”，不独可以进一步彰显鲁迅人物画廊的丰富与复杂，并且有助于理解和体验创作主体的丰美及多层次的感情世界，提升我们对文化巨人的认识。

在冯光廉的鲁迅研究中，还每每提出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说。他在对学界对祥林嫂的所谓“反抗性”的错误分析的评判中强调说：“除了要全面地、准确地把握鲁迅的社会历史观和创作观而外，还要端正我们的研究方法，从主观夸大、随意生发的思维方法和学风文风中彻底解放出来。”⑤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378页。这就点中了某些错误观点产生的另一重要根源。此说不单对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指导意义，对其他学科亦如是。其所关涉的是整个学界的问题了。

三、以学术研究为民族和人民命运服务

冯光廉曾经说过：“将责任感、使命感和兴趣、激情、情怀有机融合起来，互渗互透，也许是学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特质。”⑥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3页。其实他本人正是这样一位类型的学者。

通读冯光廉的学术代表作后，会发现，他从来没有将学术研究视为仅是一种自我的经院之事，而是有着以此报效人民，为民族的命运和将来服务的明晰的自觉意识。他的鲁迅研究，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史的建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此服务的。当然这一点与他的主要研究对象鲁迅相关联：作为民族魂的鲁迅一生所从事的乃是以文学改造中国国民性进而立人、彻底摆脱为奴的时代，打造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伟业，因而才吸引了一代又一代鲁迅学人。冯光廉是比较典型的一位。我在谈及彭定安时曾经说过：“彭先生倾心于鲁迅研究，其主要诱因是倾心于鲁迅人格，他在鲁迅的某些方面、某些侧影中观照到了自己。而在他研读鲁迅的过程中，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鲁迅精神的强劲浸渍，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与鲁迅相呼应、相沟通的价值取向与人格魅力。”①李春林：《鲁迅风骨 托翁情怀——彭定安先生印象》，见王建中编：《超越忧患的求索——彭定安先生学术生涯40周年纪念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此语也完全适用于冯光廉。冯光廉的此种品格自然地或显或隐地蕴含于他所写的那些文字之中，我们在前面的评介中已经有所涉及。此处我们拟重点提及的是他2014年80岁时对鲁迅与孔子关系的研究——《鲁迅与孔子研究的另一面》②该文原刊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8期，后收入《冯光廉学术自选集》。。

一般说来，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作为否定性人物视之的。他的那些宣传封建等级观念、扼杀个性发展的言论则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历代皇权统治者往往也都以孔子学说建构自己专制独裁统治的合法性。所以，作为反封建战士的鲁迅对孔子多有批判乃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鲁迅对孔子的某些方面亦不乏肯定之处，也就是说两者有相通连的地方。既然如此，作为鲁迅学者对此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恐怕亦不符合鲁迅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根本态度，亦不符合建设今天的民族新文化的需要。然而，鲁学界对此的研究主导倾向一直是以批判为主或不予置喙的。冯光廉认为：“这两位文化伟人的精神文化遗产及其影响正同时面对着我们，并且和我们当前及今后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有着直接而又密切的关系，必须做出恰当的判断和选择。”③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132页。出于建构完整的新文化，并以之为民族更好的命运、人民更好的生活服务的目的，他不顾遭到误解，勇敢地对鲁迅与孔子的关系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正面研究。

冯光廉提出鲁迅与孔子的思想有通连性：鲁迅的人道精神与孔子的仁爱思想相通，鲁迅与孔子的积极入世的行为模式相通，鲁迅与孔子对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重视相通，并给予较为充分的论证。他认为我们应当摆脱在思想文化主流平台上出现的鲁迅与孔子一来一去、一去一来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而是两者我们同时都需要：我们需要稳定和谐有序与发展改革创新的辩证结合；孔子中庸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鲁迅对中庸之道消极影响的批判，都是有用的思想文化资源。冯光廉还指出了鲁迅与孔子比较研究的三个难点：（1）在异同研究的基础上，将两人的思想文化进行科学的整合，形成新的思想文化系统和具有实践意义的总体思路，建构中国文化走向未来和世界的新方案。（2）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重联系及长时段中，重新评估两人的精神文化的价值，对其思想文化遗产的未来前景和历史命运提出富有远见卓识的预测。（3）将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运用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改革实践中去，使其真正健康有效地作用于社会，影响于民众，使中华文明充满生机，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其实这里所指出的乃是鲁迅与孔子研究的进展方向和最终目的。同时昭示出冯光廉的鲁迅与孔子研究乃是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当然随之中国人就成为世界人。这也就解除了鲁迅当年所担忧的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被挤出的危机。所以，他的这一研究，乃是符合鲁迅当年的根本愿景的。然而，冯光廉在作鲁迅与孔子的比较研究时，始终对孔子的精神遗产有部分重要内容曾被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所利用这一情况保持着高度警觉，在求同研究中从未忘怀两者之异。例如，在肯定了孔子的中庸思想的积极因素后，又写了这样一段话，“它[按：中庸]一方面包含有丰富的智慧内涵，有利于民族包容和谐宽厚团结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提升国民的思想修养，而另一方面在复杂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中又容易被保守势力所利用，成为维护旧文化旧制度、反对革新创造的工具”①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145页。。在引用了鲁迅对中庸之道的批判后，他接着写道，“鲁迅对现实生活里中庸之道的消极影响和危害性的揭露，对国民病态精神的批判，在当今乃至今后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长久的历史价值，成为优化民族精神性格，重铸国民灵魂的锐利武器”②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146页。。我对这段话特别欣赏，它表明冯光廉的鲁迅与孔子的比较研究的根本出发点还是为了更好地重铸国民灵魂，为了达此目标而对孔子持拿来主义的立场，而绝非被孔子所同化。其内心深处是对民族和人民的大爱。冯光廉对鲁迅与孔子的通连性研究，引发了学术界对鲁迅与孔子的关系问题的关注。2016年中国鲁迅研究会和苏州大学文学院召开了鲁迅与孔子的学术会议，绍兴鲁迅纪念馆也举行了同样主题的会议，也许可以视为是对冯光廉论述的一种反响。

冯光廉这种在学术研究中含蕴对民族和人民的大爱，含蕴浓烈的对底层人民大众尤其是弱者和不幸者的深切关怀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情怀，在对于某些作品文本的分析中，也一再有所体现。

冯光廉在他研究《藤野先生》的论文中这样写道：“鲁迅因救国而学医，又因救民而弃医从文，显示出崇高的人格精神。”③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444页。我觉得此处的行文别有一番深意：由学医而又弃医从文，这对于鲁迅本人来说乃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拐点和上升，通常会将两者的目的统称为“救国救民”；但他却将两者分说，前者是“救国”，后者是救民。我以为这里绝非仅仅是为了避免行文的重复，而是他认识到了“国”与“民”的不同，“民”是高于“国”的。这样，鲁迅由学医改学文，就不单是实现目的途径的上升，而且是目的本身的提升。此处不独是研究主体的善于发掘研究客体的幽深细微，而且昭示出研究主体本身的深厚情怀：对鲁迅的，更是对人民的。

在关于《一件小事》的研究中，冯光廉认为作品的重心是写我，而非车夫，从而对作品的主题得以准确的概括。针对有人认为老女人的形象十分可恶的观点，他则指出，老女人从其外观上即可看出，她是一个经济状况十分窘迫的穷苦人，大清早顶着寒风出门，心事急迫。对于她是真受伤还是故意讹人，应从具体情况分析判断。她年老、体衰，饥寒交迫，被车把轻轻刮倒也会受伤。摔坏后并没有责怪车夫，也没有讹车夫。车夫主动承担责任，“毫不踌躇地搀着她的臂膊，去警察分驻所”④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327页。，也表明她确乎真的摔伤了。冯光廉认为“如何理解老女人的形象，对她持何种态度和感情，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⑤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328页。，这关涉到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意义的归纳和理解。笔者觉得，对老女人形象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事实上乃是一个读者或研究者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感情的外化。冯光廉之所以给出此种分析，乃是基于他的鲜明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感情，使得他无法对一个不幸的弱者进行道德否定。与此相类似的是对《故乡》中杨二嫂的评判，他认为鲁迅对杨二嫂的批评中仍内蕴有某种同情，“把革命战士的鲁迅理解为铁石心肠，对杨二嫂之类的受侮辱受损害者深恶痛绝，无情嘲讽鞭挞，是不懂鲁迅的宽厚胸怀和人道情感的表现”①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416页。。在这方面，他对作品人物的理解与评判，可以说乃是基于与作者的共情——博大的人道主义感情。

关于《社戏》在选入中学教材但前半部分被删的问题，冯光廉很不以为然。因为小说的前后两部分是紧密联系、互相作用的。通过前一部分的反衬，既突出了人物形象，又深化了主题思想，还强化了感情力度。被删的主要理由是教材编者认为前半部分难懂，初中学生难以理解。他对此不予苟同，他不但主观判断当下的中学生理解力正在不断提高，而且进行了大量的客观调查。学生们反映说：“小说的头一部分内容并不难懂，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实际上我们课外读的东西比这篇长多了，难多了……”②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395页。这不独是对鲁迅作品的负责，也是对学生（接受者）的负责，是基于对他们的深爱。冯光廉写有多篇关于中学课本鲁迅作品教学问题的文章，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当是《中学语文课本鲁迅作品选篇与编排问题之切磋》。这些文章表面上是给编者和教师看的，其实在学理性探讨的后面，却是他对孩子们的眷眷之心，唯恐他们不能很好的理解鲁迅，甚至理解得错误，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的成长。他还多次深入教学一线同教师和学生共同探讨。他的此种举措，令人想起钱理群的所作所为。他们同样将帮助学生们正确理解和接受鲁迅，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的一部分。他们是鲁迅的“救救孩子”和“立人”伟大工程的赓续者。

对于冯光廉而言，此种使命和担当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研究生的培养方面。1985年，他在时任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崔西璐同志的支持下，排除了多年存在的学术限制，使山东师大现代文学教研组正式获得了招收研究生的资格。以后，冯光廉便指导谭桂林、魏建等十几名研究生共同撰写了《现代作家研究述评》一书，以《山东师大学报（增刊）》名义发行三千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名学者樊骏先生曾两次给冯光廉来信，高度评价这一做法，认为这是一个创举，希望能够继续做下去，搞出一整套系统的研究书系，为研究生提供学术研究的入门之作。可惜由于他很快调往当时新成立的青岛大学任教任职，未能实现樊骏先生的构想和重托，对此，他深表歉意。

冯光廉为年轻学者写的几篇序，他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的关心和指导［如《试让青春多收获——与文科大学生谈学习和研究》，该书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将书名改为《挑战自我——与大学生谈怎样学习》。该书由冯光廉讲述，丛桂芹（即丛绿）整理。他还主编了《文科研究生治学导论》等］，也都体现着他自觉地以自己的工作为民族和人民命运服务的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有学者称冯光廉为教育家，我以为也是非常恰当的。他认为把大学生研究生培养好教育好，有助于他们及其家长命运的改善，这同样体现出他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我觉得，冯光廉学术成就的取得，第一，在于他能够坚定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熟练地运用其方法，对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考察。他的强烈的创新意识，犀利的“求异思维”，都与此相关。而高屋建瓴的恢弘气势，也是以此为底气；发掘细微的力透纸背，也是以此为前导。所以各项成果均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不会成为过眼云烟。第二，这归功于他的生命意识和价值取向。他说：“我以为，体会治学的快乐，是治学的需要，也是人生的需要。因为寻求快乐，通过艰苦的跋涉而得到快乐，应该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追求。”①冯光廉：《冯光廉学术自选集》，第740页。他的生命业已与治学紧密地胶结于一体，所以能够长期坚持，锲而不舍。第三，这与他高尚的道德情操亦分不开。他在人际交往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平等意识和宽厚精神。他曾先后带领着其学术团队，共同完成多个学术成果。在其中，他既要求每位撰稿人要按照既定的要求写作，同时又充分尊重每个人的学术个性。这也是一种和而不同吧！所以那些大部头的硕果，我们读起来既可以感受到百花般的灿烂，又能够领略到整体的和谐辉煌。

要之，冯光廉建构的不单单是系列性著作，而且还是一支禀赋正确的科研立场，有明确的科研目的，厚实的科研素质，良好的科研道德的后继有人的科研队伍。这同样是一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