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岩峰,何 淼

(河北大学 a.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b.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一、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概述

(一)经济功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

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专门人才的场所，发端于西方中世纪的大学。近代以来，高等教育逐渐由精英阶段发展至大众化阶段，一些国家已实现普及。现代高等教育不仅具有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的重要功能，经济功能更加突显。靳希斌认为教育具有两类经济功能：一类是教育对于宏观经济的促进功能；一类是教育对于个体发展的增值功能[1]。对于个人而言，高等教育具有本体价值；对于国家而言，高等教育具有社会价值。当前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高等教育经济功能的衡量可体现在高等教育经济效益中。舒尔茨(Thoclore W.Schults)、丹尼森(Edward F.Denison)等人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与资本、技术、劳动力同等重要的资源，而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对于人力资本的形成至关重要。中国学者也对高等教育所具有的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例如，靳希斌认为，教育的经济效益是指教育领域内的劳动耗费同教育所得到的经济报酬在数量上的对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产出与教育投入之比，即各种教育相关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另一方面,教育对国家和个人的贡献，即教育对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的贡献[2]。

(二)高等教育经济功能的效率测度

舒尔茨通过运用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估算了美国1929-1957年国民经济增长额中约有33%是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作出的贡献。该研究极大触动了传统的经济增长评价体系，此后教育的重要作用也开始被各国所关注。丹尼森对舒尔茨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延伸，对于长期经济发展的七类要素进行分析，并将知识进步和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视为长期经济增长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通过复杂劳动简化法，确定教育对于国民收入的贡献率，其研究揭示了受教育程度提高对于国民收入增加额具有贡献，也是教育经济功能度量的体系之一。中国学者对于教育经济功能的实证考察，多采用舒尔茨、丹尼森的生产函数测度的思想来考察教育对于经济的贡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证研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果，即高等教育对于经济的贡献远低于西方学者的测算[3][4][5]。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可以发现有学者开始考量高等教育存在不同部门及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影响，如考虑到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聂娟等，2018)[6],教育对产业类别的影响(邸俊鹏等，2014)[7]。参照先前学者研究成果，在高等教育的经济测度中应当重视区域因素和产业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修正高等教育经济功能测度的可行思路。

(三)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影响力测度

由于我国和西方学者在高等教育对经济贡献度实证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结合学者先前研究可以大致推断出，教育及高等教育对于经济贡献不仅应当关注一国总体的经济状况，还应当考虑区域的差异性。区域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产业发展和要素需求的差异。梳理各省份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各省份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存在较大差异[8][9]。故此，衡量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应当充分考量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配置情况，对于我国尤其如此。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各省份人口数量、发展阶段、产业水平、地理区位、高等教育数量和人才培养情况具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对于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力程度产生了较大差异，从而对我国的高等教育经济贡献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提出的人力资源开发目标导向，充分考虑了高等教育对于人力资本和区域创新的影响。人力资本被视为当今区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0]，高校在知识、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优势，而目前看来由于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因此，创新和人力资源成为区域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与创新和人力资源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成为考量区域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综上，高等教育对于区域发展影响力的差异会影响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基于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和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力，可以对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的贡献来源、程度和差异进行分析。通过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分解、区域发展的差异性、领域关系和内部关系分析，可以表明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高等教育的外溢效应，区际间的要素流动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效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二、各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比较分析

参照已有研究成果，使用高等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集聚度作为衡量目标省份高等教育发展效率的指标，测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年鉴》。

高等教育的规模，使用高等院校的相对规模来计算，使用普通高等院校的数量、在校学生数、教职工总数、教育经费四项要素，通过TOPSIS(优劣距离)法[11]构建综合指数得出。TOPSIS法使用熵权法对高校数量、在校生人数、教职工人数及生均教育经费四项指标确认指标权重，计算理想距离，得出综合得分，高等教育规模指标权重及正理想解如表1所示。

表1 高等教育规模指标权重及正理想解

高等教育集聚度的测度。高等教育的聚集性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源于区域要素的引力规律。詹恩·丁伯根(Jan Tinbergen，1962)和波伊霍宁(Poyhonen，1963)将引力模型扩展至经济学领域，对于区域经济空间联系解释及强度测算见于J.Q斯图尔特(Stewart,1948)[12](P64-66)和G.K.齐夫(Zipf,1946)[13](P63-100)，引力模型还用于解释空间布局、旅游、贸易、人口迁移等因素。根据引力模型的基本原理可以预测出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要素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借鉴前述研究，在高等教育规模指标权重分析结果基础上，本文将高等院校数量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标准，进行集聚度测算分析。

各省份高等教育规模指数和高等教育集聚度测度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为各省份的高等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集聚度。统计显示，全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情况已突破了东中西发展界限，东中部均有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省份，如东部地区的北京市、上海市、山东省、江苏省、广东省；中部地区的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部分省份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趋势，趋势比较明显的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图1 各省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要素指数比较

三、高等教育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解释

在社会进步及技术创新迅速的今天，新知识的创造可以较快地转化为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进而迅速地对生产产出带来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假设技术水平的变化会对生产产出产生影响，技术水平变化来源于知识的转化，但知识的转化存在滞后效应，符合动态面板建模规律。根据詹恩·丁伯根改进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14]，考虑生产函数技术水平随时间变化的假设，考察技术、劳动力、资本、知识产出的变化会对生产产出产生影响，对要素配置对于经济增长的效率进行测算。知识对于生产的影响可以体现在生产的集群式发展及模块化发展，从而对于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故此可将高等教育和劳动力数量作为可以测度外显指标进行测度。测度公式表示为式1和式2。

(式1)

A=ef(Edu,Labor)+b

(式2)

将式2代入式1，并进行求导，得出式3，该式表明生产产出与要素投入间的线性关系，据此式进行教育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间关系的研究。

LnYt=b0+b+a1LnEdu+a2Lnlabor+αLnKt+βLnLt+εt

(式3)

由于研究主要考察中国教育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改进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选取可以反映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规模和布局变化的相关指标，被解释变量为地区生产总值，解释变量为高等教育规模及高等教育的集聚度，控制变量为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高等教育规模及高等教育的集聚度可以反映高等教育投入要素，固定资产投资反映资本要素，人口规模反映劳动力要素，产业结构反映经济结构变迁。考虑到各省份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高等教育投入等方面具有差异性，研究选取中国30个省份2009-2019年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年鉴》，变量解释如下：

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可以反映地区的经济产出情况，为扣除价格因素采用基期平减方式，原值单位为万元。

高等教育规模综合指数：从统计数据来看，与教育投入规模密切相关的指标包括高校数量、在校生人数、教职工人数及生均教育经费。为综合考量上述四个因素对于高等教育规模影响形成综合评价指标，本文采用TOPSIS法构造综合评价指标计算。

高等教育集聚度：以各省份高校的数量占全国高校数量的比重来计算高校的集聚度。

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计算方式为固定资产投资同上年增长百分比。

产业结构：计算方式为第三产业产值(万元)/第二产业产值(万元)。

劳动力规模：以人口规模计算，使用地区常住人口作为衡量指标，原值为人。

为消除变量量级带来的共线性影响，本文对于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进行了对数处理，经方差膨胀因子检验，主要变量不存在共线，表2为变量特征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

表2 变量特征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表

(二)回归结果比较分析

采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模型进行OLS回归估计，主要检验高等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集聚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并通过了稳健性标准误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中模型1和模型2估计结果所示。

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通过主成分分析识别出高等教育规模中起主要贡献的变量为高校数量、教职工总数和学生数量，而核心解释变量高等教育集聚度，影响高等教育集聚的原因主要有高校学生数量和生均经费投入，因为高等教育数量会对高校招生学生数量产生影响，经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后剔除高校数量。故此，单独将高校学生数量和生均经费投入带入模型，并将高校数量、教职工总数、学生数量和生均经费投入替代高等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集聚度进行工具变量回归，检验高等教育集聚度和两者共同作用下模型的稳健性。另将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高校规模综合指标替换原有高校规模检验高等教育集聚度对于经济增长的稳健，经共线性检验将人口规模剔除。检验采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OLS模型进行估计，检验结果如表3中模型3、模型4和模型5所示。表4为稳健型检验的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

表3 个体时点双固定回归估计及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表4 稳健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

主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效应，估计系数为0.5868。加入高等教育集聚度后，高等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集聚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效应，其中高等教育集聚度的估计系数为6.1346，远高于高等教育规模的估计系数0.6156，表明高等教育集聚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高等教育规模。其他解释变量中，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估计系数均为正,表明上述变量均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这从规模和集聚两个层面分解了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并为高等教育的适度布局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研究。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集聚较高等教育规模更能反映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分解的实际，表明区域的要素集聚对于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领域关系和内部关系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佐证高等教育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四、高等教育聚集的邻域关系及内部关系研究

(一)基于莫兰散点图的高等教育集聚度邻域关系分析

2009年和2019年高等教育资源集聚程度莫兰指数散点图见图2所示，2009年和2019年的莫兰指数分别为0.131和-0.100，表明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存在溢出效应。对比2009年和2019年的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资源集聚由正相关转为差异扩大，但从2009-2017年的分析结果可知，年际间莫兰指数均为大于0的正值，表明总体看来我国高等教育集聚度与地区生产总值呈相关，表明2009-2017年期间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存在正向溢出效应，2018-2019年出现了差异扩大情形。另从三分位可视化地图可见2019年与2009年相比，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度变化为整体向好，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差距。由2019年散点图可知显示高高集聚的有浙江、上海、江西、湖南、河北、湖北、河南、山东、江苏等省份，显示高低集聚的有四川、青海、广东、北京等省份，显示低低集聚的有陕西、辽宁、广西、贵州、云南、新疆、甘肃、宁夏、吉林、辽宁、黑龙江等省份，显示低高集聚的省份有天津、山西、海南、安徽、内蒙、福建、重庆等省份。这一趋势也比较符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可以反映出2018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集聚出现了打破东中西发展界限的趋势，这与我国的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具有直接关系，同时反映出城市群内部存在阶梯差异，东中西部分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要缩小这一差异，就需要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集聚的正向溢出效应。

图2 高等教育集聚度莫兰指数散点图2009年(左)/2019年(右)

(二)基于洛伦兹曲线的高等教育集聚匹配度的内部关系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鉴于实证发现的高等教育集聚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通过洛伦茨曲线以河北省为例分析高等教育集聚度匹配经济发展的关系，反映人均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度和人均区域经济规模分布均衡状况。如果洛伦茨曲线偏离对角线的幅度越大，则表明人均高等教育资源聚集度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程度，从而表明高等教育资源与区域经济规模的匹配程度。河北省高校集聚度和河北省地区经济规模集聚度的洛伦茨曲线图(见图3)表明，人均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度的洛伦茨曲线偏离对角线的幅度更大些，表明人均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情况和高等教育资源总量的集聚情况相比，不均衡程度更加显著。在区域发展中，人力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依旧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条件，显著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动能，人口优势要转变为区域发展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需要借助教育的力量。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化人才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度的洛伦茨曲线应显著平滑于区域经济规模的洛伦茨曲线，才可以正确显现出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灯塔信号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实现区域规模发展的协同效应。

图3 河北省高等教育资源集聚与区域发展差异的洛伦兹曲线图

五、结论及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高等教育集聚度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一结论可以运用空间理论和万有引力定律予以解释，即高等教育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辐射范围。因为引力模型的核心是为了说明事物之间的联系强度，事物之间的联系强度不同，相互影响作用也不同。这种联系既可以是有形的地理距离、通讯强度、交通流量、人员往来，也可以用更为抽象的知识扩散。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辐射范围，这一辐射范围与自然地理因素(区域国土面积)关系不强，而与区域人口集聚有较强关系，体现了知识扩散效应，与传统引力模型的结论具有较大差异。从经济学理论出发对于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和布局及学科体系进行研究，充分考虑到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按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作用原理及引力模型的作用机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及河北省高等教育发展策略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从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方针来看，需要更加重视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促进功能，将培养现代化专门人才作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性指标。因此，协调推进教育结构调整，培育现代产业急需人才，使人才培养结构更趋合理，促进培育新动能，推动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之重点。

第二，适当均衡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集聚情况，助推区域均衡发展。在拥有区域发展优势的边境口岸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可以根据产业发展的使命，倾斜高等教育资源。同时加强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效应，适度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上予以扩散，促进区域的协同发展。

第三，对于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应充分考量当前产业发展的整体趋势，进行适应性调整。我国产业发展仍存在明显的区域集聚趋势和转型升级需求。从产业结构比例看，我国仍面临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演变，实现产业结构的精加工、高附加值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演变需求。从产业布局看，我国中东西部产业布局仍有待继续调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渝经济区、中原经济区等区域经济发展中心，有待继续扩散以实现均衡发展。从特定行业的产业组织看，一些新兴产业仍需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这些经济要素层面的变革会对高校人才配置产生一定的冲击，这就要求变革现有的高校学科体系。

第四，从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看，以河北省为例，高等教育规模和布局应发挥传统优势产业基础，结合当前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需要，培养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精密制造、现代经管等领域专业人才。由于产业结构仍然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结合雄安新区的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和学科建设应当结合当前产业结构变化规律及河北省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建设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