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晓,刘铭心

(浙江工业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进入数字化时代，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甚至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无不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近年来，世界各国进一步认识到掌握数字技能的重要性。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数字技术更新、数字设备迭代、媒介形态变化、社会生活变迁所引发的更加复杂的环境，更好地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异化与重构这一时代难题，不同国家和组织都提出了数字技能发展方案或数字技能框架。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银行(World Bank)与经合组织(OECD)作为国际公认的权威组织，近年来持续针对数字化和数字技能的主题给出了各自的研究与看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8年发布了《全球数字素养框架》(DigitalLiteracyGlobalFramework，简称DLGF)[1]，该框架以欧盟数字素养框架作为构建蓝本，整合现有区域或国家素养框架，确定了一系列具有全球代表性的数字技能；世界银行于2020年4月发布了《数字技能：框架与项目》(DigitalSkills:FrameworksandPrograms)[2]；经合组织在2016年的简报《数字化世界需要的技能》(SkillsforaDigitalWorld)中梳理和归纳了多年来在数字技能领域的研究结果[3]，并于2019年发布《经合组织2019年技能展望:在数字世界中蓬勃发展》(OECDSkillsOutlook2019:ThrivinginadigitalWorld)，强调了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公民具备数字技能的重要性[4]。基于国际组织关于数字技能发展的相关报告，辅以不同国家、组织、研究机构对数字技能的相关论述，可以总结数字技能的内涵特征，进一步归纳出数字技能的构成要素和发展路径，从而为我国培养数字化时代的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启发。

一、数字技能的内涵分析与时代特征

在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许多常规工作从业者被淘汰和取代，数字技能差距引发的数字鸿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与生活质量。弥补数字技能差距与鸿沟的前提是厘清数字技能的内涵，可以从理论性和实践性双视角对数字技能的内涵进行理解，并进一步总结数字技能的时代特征。

(一)数字技能内涵的理论性分析

数字技能的出现可追溯到1991年万维网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数字技能作为职业准备的一部分，通常与使用计算机及其软件的技术相关[5],所以,数字技能最初的字面意思是数字信息的读写能力，即访问、理解和使用计算机网络数字资源。1997年，保罗·吉尔斯特(Paul Gilster)在《数字素养》(DigitalLiteracy)一书中解释道，数字技能指数字技术应用技能，它和数字空间中理解他人、与人共处的综合能力一起构成了数字素养[6](P1-31)。2004年，以色列学者埃谢特·阿勒卡莱(Yoram Eshet-Alkalai)提出“数字时代的生存技能”，将数字技能的概念大大拓展，成为一种关乎所有人基本生活的、复合的、横跨的重要技能，这种技能能够促使个体获得其他重要技能(如语言、数学、学会学习、文化意识等)[7]，数字技能从“基本技能”转变为“生存技能”。后来对于数字技能的讨论通常融入数字素养，基于一系列文件可以对数字技能的内涵进行理论性分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的英文名中对数字素养表述为“Digital Literacy Skills”，直译即为数字素养技能，但在文件中并未对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加以区分，将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的内涵诠释为“通过数字技术安全、恰当地获取、管理、理解、整合、交流、评估和创造信息的能力，服务于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它包括计算机素养、信息和通信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等各种能力”[1]。世界银行发布的《数字技能：框架与项目》是为提升非洲人民数字技能水平所出台的建议和指南性文件，其中关于数字技能内涵的定义主要基于“欧盟公民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 2.0/2.1)和“欧盟电子信息能力框架”(the EU e-Competence frameworks)[2]，欧盟在框架中将数字能力(Digital Competence)定义为“能够自信地、批判性地以及创造性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实现工作、就业、学习、休闲、社会融入以及社会参与目标的能力”[2]，并认为数字能力是一种横向的核心能力，能够帮助公民获得其他核心能力(如语言能力、运算能力、学会学习的能力)以及文化意识。“欧盟公民数字能力框架”强调的是“能力”概念，能力是一系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集合，显然，欧盟认为数字技能属于数字能力或数字素养的一部分，而世界银行在文件中则直接把关于数字能力的表述引为对数字技能内涵的定义，拓展了数字技能所涵盖的范围。经合组织在一系列报告中认为，数字技能是每个人为了适应日益数字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必须具备的技能，提高数字技能水平的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市场提升包容性，刺激创新创造和生产力增长，具体而言，数字化世界需要人们具备三大类型的技能，即数字化技术和专业技能、使用数字化工具的通用技能以及与信息通信技术互补的软技能[3]。

数字技能正在从数字素养的下位概念逐渐成为数字素养的近似概念。数字素养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包括了技能要素的整体性概念，在《OECD学习指南2030》(TheOECDLearningCompass2030)中，“Skills”(技能)被定义为一个人使用知识执行流程实现目标的能力，包括使用材料、工具和仪器，也包括使用逻辑、直觉和创造性思维[8]。在“欧盟公民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 2.1)的分析中，数字能力(素养)由技能、知识、态度三大模块组成[9]，数字技能属于数字素养的下位概念。随着数字化的进程推进，数字技能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得丰富和多层次，在许多关于数字技能的定义中，都涉及了数字素养中的“知识”和“态度”板块，如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恩互联网中心(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at Harvard University)于2020年发布的《青年和数字公民(增强版)：理解数字世界的技能》(YouthandDigtalCitizenship+(Plus)：UnderstandingSkillsforaDigtalWorld)一文中，构成数字公民身份的17个能力领域均对知识、态度、技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5]；德国在数字化进程中提出的工业4.0相关技能清单，进一步拓展了数字技能的范围，领导能力、自学能力、社会交往能力都被纳入数字技能的行列[10]；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0年提出的技能清单中，也将知识自我更新、适应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列入其中[11]。

可见，如今广泛认可的数字技能是一系列技能，其中一些技能严格来说是与个人行为、专业知识、实际经验和生活技能相关的素养，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的上下位的地位区别在不断模糊，逐渐成为近似的概念。在未来，数字技能的概念仍会不断变化，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因此，人们也需要根据时代的需求，不断调整和更新已有的数字技能。

从理论性的角度出发，对于数字技能的内涵可以从狭义与广义两方面进行分析。从狭义而言，数字技能是数字素养的下位概念，指通过理解、掌握和使用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来获取、分享、生产信息，应用数字技术批判性地评估和处理信息，运用精确的技术获取和生产信息，以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从广义而言，数字技能与数字素养属于近似概念，既包括掌握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也包括具备与数字社会生活相关的情感、态度、素质与价值观。

(二)数字技能内涵的实践性分析

弥合数字鸿沟，发展数字技能是各个国家在整体规划中都要重点关注的长远工程，仅仅从理论性角度分析数字技能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分析数字技能内涵的实践性。基于对不同报告文件的分析，可从技能掌握人群、技能熟练度和技能发展机会三个层面加以阐释，由此形成基于实践层面理解数字技能新内涵的分析框架。

第一，数字技能掌握人群。不同文件虽然对数字技能的定义略有差异，但普遍认为通用的数字技能是未来所有公民都必须具备的技能，也是劳动者胜任工作岗位的基本条件之一。《全球数字素养框架》出台的目的是推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实现，目的在于“提高在数字读写技能方面至少达到最低水平的青年/成人的百分比”，认为数字技能的推广与发展近乎于“数字扫盲”，凡是参与全球化与数字化进程的各国公民，都必须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1]。《数字技能：框架与项目》基于“欧盟公民数字能力框架”而开发，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全体公民的基本数字技能，并且世界银行与OECD同样关注提高劳动者在数字化环境的工作能力，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是非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工作场所的普遍数字能；另一方面是ICT工作场所的专业数字技能。

第二，数字技能熟练度。我们不能仅用掌握与否来定义数字技能，数字技能具有复杂的熟练度等级，根据掌握水平可以细化分为多个熟练程度级别。目前，最全面、最权威的数字技能框架是欧盟公民数字能力框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前者有五个能力领域，后者有七个能力领域，两者均有四个熟练程度级别——基本、中级、高级和高度专业化，根据任务的复杂程度，可以进一步分为八个级别[2]。对数字技能进行熟练程度的区分，有利于确定公民需要广泛获得的基本技能和中级技能，也有利于劳动者根据框架自评技能水平，为其指明技能的提升发展方向。

第三，数字技能发展机会。国家和区域数字技能的发展取决于具体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经济部门的背景情况，个体发展数字技能的机会也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特定环境。所以，为了促进数字技术的推广和数字技能的使用，从软件方面而言，需要在教育培训上添加数字化相关内容；从硬件方面而言，需要在社区中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获取途径。因此，不同的文件都提出了相应的数字技能提升建议，以指导国家、部门、团体和个人制定策略和计划，形成数字技能发展目标和路径。

综合数字技能理论性与实践性两方面的分析结果，我们对数字技能的内涵定义如下：数字技能是公民适应数字化时代和胜任工作岗位的必备能力，既包括在数字化时代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也包括具备适应数字社会生活的情感、态度、素质与价值观；数字技能的形成发展从内部而言遵循着熟练程度层级提升的规律，从外部而言受社会时代背景和个人发展环境的影响。

(三)数字技能所彰显的时代特征

随着数字技能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演进，掌握数字技能意味着同时具备“硬技能”与“软技能”。这是一种为了积极参与数字社会生活的高级综合能力，因此，对数字技能特征的讨论，不再局限于数字技能是数字素养的下位概念，而将其作为数字素养的平行概念。

1.数字技能的范围不断扩大，与专业技能的界限逐渐模糊

数字化转型的初步阶段，要求劳动者掌握的数字技能还仅限于浏览、搜索和过滤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等，为适应初步信息化的工作环境做好准备。但在未来推进数字化产业升级的进程中，人机交互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传统行业的界线逐渐被打破，产业链将被重新分工构建，人在工业生产中的角色将由服务者、操作者转变为规划者、协调者、评估者和决策者，对劳动者的数字综合技能要求进一步提高。

一方面，数字技能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高端技能和技能集的重要性将不断上升，包括批判性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等软技能，以及主动学习、应变能力、抗压能力和灵活性等自我管理技能；另一方面，随着各个行业领域开始数字化转型，各行业领域的生产过程或多或少涉及数字技术，对业内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数字技能要求，出现专业技能逐渐数字化，数字技能逐渐专业化的趋势。

2.数字技能的内涵不断更新，需要全体公民终身学习

2019年领英(LinkedIn)平台发布了《中国未来技能趋势报告》，报告显示：合规、云计算、数据科学、小语种、风险管理、交互设计、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营销、全栈开发为十大备受追捧的技能，其中全栈开发、人工智能、区块链三项数字技能增长率位列前三[12]。世界经济论坛于2020年10月发布的报告《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TheFutureofJobsReport2020)中提到，未来的高级技能缺口居高不下，技能更替速度持续增加，技能培训的窗口期越来越短,预计到2025年将有50%的核心技能会发生变化，随之还有40%的员工需要接受技能重塑，被调查的企业估计约有40%的员工将需要在6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重新培训，94%的企业领导层表示，他们的员工需要在工作中学习新的技能[13]。

新的生产模式为劳动者的数字技能赋予了与时俱进的内涵，不仅要求“硬技能”，还要求掌握沟通技巧、协调适应、团队合作、过程管理等“软技能”，且对劳动者个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具有创新性思维、跨学科思维和系统性思维，学会自我激励、自我管理和自我学习。数字技能内涵的丰富，意味着其培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某种单一专业技术能力的培养，具备信息技术技能仅仅是数字化时代的最基本要求，如今更重视数字综合能力发展和终身发展，也是数字化时代教育和培训改革发展的趋势。

3.数字技能的应用不断深化，数字使用与数字能力鸿沟扩大

在过去，“数字鸿沟”仅仅表现为“数字接入鸿沟”，指“社会各阶层之间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别”或者“不同地区间信息化发展程度的差距”[14]，即因为经济发展差异，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拥有各种数字设备和获得信息接入渠道存在差距。近年来，随着生产生活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技术逐渐成为一种通用技术，数字化生存成为现实。当数字设备进入千家万户，数字技能的应用不断精细化、日常化之后，便开始表现出“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能力鸿沟”，“鸿沟”不再仅指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层面的差距，而是体现为不同群体在获取、处理和创造数字资源等方面的差异。

数字技术先行者从网络效应中获益，与后来者或不掌握技能者的差距将越来越大。例如，非技术型的体力劳动者，其数字技能水平较低，在工作中很少使用数字技术，数字工具仅用于简单的访问、浏览和娱乐等方面，而数字化行业中的技术型劳动者作为数字技能水平较高的人群，已经懂得如何使用数字技术进行生产和创造。对个人而言，如果不能跨越“数字鸿沟”融入数字社会，未来就可能无法分享数字机遇；对企业或群体而言，如果不能被数字红利所惠及，则会在“强者愈强”的格局下遭到淘汰。

二、数字技能的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

在诠释数字技能的内涵与特征之后，更加重要的问题随之出现：数字技能由什么组成？需要具体发展哪些方面的数字技能？可以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和组织的数字技能框架，进一步归纳数字技能的组成要素和相互关系。

(一)数字技能的要素组成分析

目前最全面和最广泛使用的一般数字技能框架是欧盟的DigComp2.0及其最近的更新版本DigComp2.1，也是世界银行所采用的数字技能框架，它确定了五个能力领域，包括信息和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与问题解决[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计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则是在DigComp2.1的基础上，增加了两项能力：设备和软件操作相关的能力以及职业相关的能力，共形成七个能力领域[1]。可以看出，如今数字技能的涵盖范围已经大大拓展，数字技能不是某一领域的专业技能，而是一系列技能的综合概念。因此，可以将数字技能分为三大组成要素，即“数字环境通识技能”“数字专业领域技能”和“数字社会综合技能”。

1.数字环境通识技能

数字环境通识技能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使用的基本数字技能，如DLGF中的“安全”“设备和软件操作能力”以及“信息和数据素养”，也是OECD在《数字化世界需要的技能》中所提及的所有公民都需要掌握的ICT通识技能，以便在生活和工作中熟练运用数字技术。

其他国家和组织也在文件和报告中强调了通识数字技能的重要性，比如2017年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简称IFLA)发布了《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数字素养宣言》(IFLAStatementonDigitalLiteracy)，将数字技能归纳为基本技能、网络运作知识、创造性技术和非技术元素，强调数字公民必须掌握如电脑操作、文字处理、制作表格、搜索、网上银行和使用电子政务功能等一系列基本数字技能[15]。2017年新加坡推出的“技能创前程计划”(SkillsFuture)专门针对八个新兴行业领域提供了技能课程，其中数字化相关行业占据了大部分，分别是数据分析、金融、科技化服务、数码媒体、网络安全、创业、先进制造技术以及城市方案[16]。新加坡政府于2018年6月发布了《数字化就绪蓝图》(DigitalReadinessBlueprint)，列举出了新加坡公民所需的三大基本数字技能框架，分别是信息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和交易能力[17]，强调通过提高国民的数字通识技能水平，促进国民数字参与程度，从而融入数字社会。

通过进一步归纳和分析，数字环境通识技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数字设备操作能力，如操作电脑、文字处理、制作表格、收发邮件、网上交易等；二是数字信息管理能力，即能够浏览、搜索、过滤、评价、管理和利用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三是数字安全维护能力，能在数字环境中保护隐私信息，提高个人的信息安全防护水平。

2.数字专业领域技能

数字专业领域技能是指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高级数字技能，欧盟提出了“数字内容创作”能力领域，包括创建、编辑、修改完善数字内容，掌握计算机编程技能等[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在后续补充了“与职业相关的能力”这一领域，即操作专业的数字技术，了解、分析和评估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1]。世界银行同样认为，ICT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数字技能需要一个单独的框架，以描述信息和通信技术工作场所应用的高度技术性内容和技能组成。此外，美国有一个类似的专业数字技能框架，即“信息时代的技能框架”(SFIA)，日本则将信息通信技术词典，用作信息通信技术专业数字技能的参考框架[2]。

德国作为“工业4.0”计划的提出方，建立了“工业4.0平台”(The Platform Industrie 4.0)，并收集了一系列地方政府、企业组织、研究机构所提出的工业4.0技能框架，“工业4.0平台”提出的技能框架主要包含五个领域：信息技术、电子、机械工程、跨学科技能和商业管理[18]。德国十分关注向“工业4.0”转型升级的重点行业领域，在主要技能领域下又进一步列出了十分具体的数字专业领域技能，比如数据处理、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机电一体化、IT集成、实时同步控制技术等[19]。总体而言，德国对于数字化时代劳动者的技能需求基本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即机械、电子、自动化、IT、工业软件、系统工程和管理、跨学科能力、领导能力和软技能[10]。尤其是其中对数字专业领域技能需求的明确，为德国开展重点行业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指明了发展方向。

通过剖析各国和各组织的数字技能文件，数字专业领域技能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ICT行业的专业技能，如编程、软件开发、云计算、大数据等；二是理解、操作和使用数字化程度较高行业的专业技能，如机器人、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等。

3.数字社会综合技能

数字社会综合技能这一要素体现了数字技能内涵的广义延伸，即适应数字社会所必备的一系列数字公民素养，相当于与通识技能、专业技能等“硬技能”形成补充和配合的“软技能”领域。如DLGF中的问题解决能力领域，要求人们能够发现、识别和解决问题，并且能了解自己哪些方面的数字能力需要改进或更新，寻求自我发展的机会，跟上数字时代的发展速度；沟通与协作能力领域，则要求人们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互动、交流和协作，建立数字身份意识，了解行为规范和专门知识等[1]。

美国作为发展数字技能的领先国家，尤其重视数字社会综合技能的开发，早在2007年就制定了《21世纪技能框架》(Frameworkfor21stCenturyLearning)，提出了21世纪美国教育应培养的核心素养和技能，并指出学习和创新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20]。2011年，美国未来研究院(Institute of the Future)也对数字时代人们应具备的技能进行了梳理，格外重视数字化职场中必备的软技能，以期提高人们在远程工作、线上工作、跨国合作等情境下的适应能力[21](P540-560)。2017年美国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 简称NMC)发布了《数字素养：NMC地平线项目战略简报》(DigtalLiteracy：AnNMCHorizonProjectStrategicBrief)，提出三个维度：通识素养、创新素养和跨学科素养[22](P5-7)。美国最重视两项数字社会综合技能，一是跨学科能力，希望人们具备批判、判断和决策的能力，能在不同行业、领域、文化环境中灵活使用数字技能进行生产、生活和创造；二是职场软技能，希望人们具备线上人际交往能力、虚拟环境合作能力、熟练使用社交智能工具等数字职场中必不可少的技能。

进一步梳理之后，数字社会综合技能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自我管理能力，如批判性思维、跨学科思维、时间管理、终身学习、系统管理等；二是社会参与能力，尤其指数字环境中的人际交往和团队合作能力，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跨职能、跨文化与跨国家沟通交流；三是非技术公民素养，如数字版权、数字身份建立、数字法律、数字伦理等相关知识。

(二)数字技能各要素的相互关系

在劳动者的职业发展过程中观察数字技能三大组成要素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可以发现这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

首先，在职业启蒙阶段，未来的劳动者作为生活在数字环境中的“数字原住民”，最先接触和掌握的是数字环境通识技能。他们通过互联网浏览、搜索、吸收数字内容中蕴含的知识，能够了解和认识到适合自身的工作领域，从而有针对性地学习数字专业领域技能，同时也为形成数字社会综合能力打下了基础。其次，在职前准备阶段，个人通过学习掌握数字环境通识技能和数字专业领域技能，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合格劳动者，也是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基本前提条件。在学习专业技能的过程中，需要劳动者在学习项目和任务上与他人进行合作与交流，并形成数字身份认同和数字法律意识等，所以也在不断锻炼着劳动者的数字社会综合技能。最后，在终身职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职业岗位将要求个人能够自我审视和自我管理，坚持终身学习，以保证专业领域数字技能的实时更新；另一方面，简单的操作任务被程序和机器取代，通过团队交流与合作解决非结构化的技术问题，处理突发情况，成为劳动者的主要工作内容，因此，职业岗位要求劳动者具备团队协作、交流合作、批判性思维等素质。在这一阶段，数字社会综合技能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推动着劳动者的数字环境通识技能与数字专业领域技能水平不断提高。

三、数字技能的发展路径及反思

OECD发布的《经合组织2019年技能展望：在数字世界中蓬勃发展》中强调：“数字时代，没有人能够仅靠启蒙教育过完一生，没有一个国家的终身学习体系是完善的，所有国家都面临挑战。各国应帮助全体社会成员掌握可持续发展技能，有效应对数字世界的持续变化。”[4]发展数字技能，不仅能加快社会经济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弥合社会鸿沟，还能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实现高质量就业和公平发展。分析与厘清数字技能的内涵与要素是弥合数字鸿沟的前提，弥合鸿沟的真正抓手是通过正确途径有效提升人们的数字技能。

基于对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数字技能框架和文件的梳理分析，以及对数字技能的内涵特征与组成要素的探寻，可以进一步探索我国发展数字技能的路径，即通过“技能需求预测-技能现状评估-技能供给覆盖”三个主要步骤，建立起动态化、个性化、实用化的全生命周期劳动者数字技能培训体系。

(一)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字技能需求预测

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使得就业市场的数字技能需求变化十分迅速，如果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技能需求预测，即通过调查雇主、咨询业内人士、形成专家小组讨论的流程，得到的研究结果很有可能会迅速过时。此外，由于数字技能的范围很广，用传统方法预测数字技能可能会出现专业性和指导意义不强的情况。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由于其经营者自身数字技能水平较低，往往没有意识到新兴技术与技能的需求，没有主动进行预测评估的意识，十分依赖其他单位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基于这些原因，世界银行认为应该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的技术，为数字技能需求提供实时和预测性的指导，并以JobKred平台为例，建议开发算法来预测当地就业市场所需要的数字技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准确就业数据[2]。

通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收集整体就业形势数据，包括产业行业结构、劳动者群体结构、区域就业结构、劳动力就业率情况、失业率变化情况等，推算出我国就业市场的数字技能需求，一方面能够建立技能需求数据的监测与反馈机制，更准确地监测各个行业领域的数字技术发展情况，基于就业形势数据分析数字技能人才的短板领域，反馈给政策制定方和培训供给方。政府部门利用这些信息数据制定数字化相关政策和调整财政投入，培训供给方可以通过数据不断更新调整数字技能培训的软件硬件配置，从而不断推动数字技能培训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技能需求数据能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精准化指导，行业组织和用人单位可以基于大数据评估在职员工的技能水平，寻找合适的员工职后技能培训单位，为员工提供成长机会；劳动者作为个人用户可以基于就业数据进行自我技能水平评估，并从公开的培训信息中选择合适的数字培训服务，实现终身发展。

(二)使用权威技能框架指导数字技能供给计划

在预测就业市场的数字技能需求之后，紧接着出现两个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要保证数字技能培训供给的广度，满足市场对技能人才数量的需求；二是要保证数字技能供给的深度，确保数字技能培训的质量。世界银行认为，对数字技能供给的广度和深度进行评估，需要收集教育体系中数字技能相关课程的信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DLGF或欧盟DigComp框架中的能力领域与熟练程度水平进行匹配对照[2]。在具体操作上，利用权威框架列出的数字技能熟练度层级描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技能掌握程度，从而评价该课程的质量。然后，利用不同教育水平和不同类型的数字技能相关课程的学生比例和学习成果，可以粗略地估计出一个国家通过正规教育体系所供给的数字技能，为调整教育培训政策、投入教育培训资金、建设相关场地与设备等提供方向指导和参考数据。

发展劳动者的数字技能是我国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板块，为了同时保证数字技能培训供给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我国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并且实施数字技能提升战略或行动计划，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开发、维护数字环境安全等要素综合考虑。比如欧盟于2019年设立了一项新的92亿欧元资助计划——“数字欧洲计划”(Digital Europe Programme)，投入超级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字技能、技术推广等领域，以确保欧洲应对各种数字挑战具备所需的技能和基础设施[23]。另一方面，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其需要吸引、保留并发展人才，因此，在职员工的数字技能提升也应成为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同时，通过在职数字技能培训，建立符合数字化转型需求的人才团队，不仅是让员工适应新的工作方式，也是给予员工上升渠道机会，促进员工的终身职业发展。

(三)开展融汇于终身职业生涯的数字技能培训

数字技能具有实时性、灵活性、广泛性等特征，需要开展融汇于终身职业生涯的数字技能培训，不仅将数字技能的内容融入教育体系，学生在离开学校成为劳动者后，还需要通过一定的职业培训或者企业内培训保持数字技能的自我迭代。

通过正规教育体系培养数字技能，世界银行基于欧盟DigComp2.1框架将熟练度1-8级的数字技能分为四个阶段，对应正规教育体系的不同阶段的课程，如表1所示。在正规教育阶段融入数字技能培训，需要考虑数字技能具有复杂的熟练度等级，基于数字技能掌握水平所划分的等级要求，密切契合现实工作岗位的情况，对各阶段的核心相关课程进行改革，并对学生的技能水平提升路径实行动态化的检验、考核与记录。

表1 数字技能发展与正规教育阶段的对应关系

关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的数字技能培训，世界银行提出了目前几种主流类型[2]，一类是提供认证考试的营利性机构，如国际计算机证(ICDL)的认证测试中心(ATCs)、IC-3数字素养认证等，这些营利性的项目主要为开拓IT职业生涯或提高数字技能水平的学生或员工开设，还包括与大学合作、纯在线课程(付费课程和MOOC)和到现场培训项目等形式。另一类是非营利性的数字技能培训计划和平台，如南非的数字大门(Ddigital Door)项目、印度的PraDigi项目、微软数字素养认证平台等，这些非营利性机构和项目主要在非正规的环境下，为儿童和落后地区学习者提供跨学科的教育和计算、读写数字内容等基础的数字技能。可以看出，在线学习、慕课等越来越多的形式逐渐成为传统教育培训的重要补充，在职劳动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正式或非正式培训，持续提升自身的技能水平。在提供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的数字技能培训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培训能够满足劳动者工作岗位提出的要求，其内容、形式、标准等需要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和更新。

所以，我国应考虑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劳动者数字技能培训体系。首先，应构建包括职业启蒙教育阶段、学校职前教育阶段和终身职业培训阶段的数字技能培训体系。在职业启蒙阶段，主要培养儿童的基本数字技能和数字化职业思维能力；在学校教育阶段，以全日制的职前教育强化数字技能匹配，形成数字化劳动者培育的基础理论学科教育和应用学科教育；在终身职业培训阶段，可以以用人单位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互结合，提供兼具个性化和实用性的技能培训。其次，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开展相应的数字技能培训，覆盖全生命周期和各领域各类型劳动者，并根据培训对象提供相应的技能形成、技能补偿、技能提升、技能衔接与技能迭代的培训内容。最后，从维护权益、建设资源、协商管理等方面出发，保障全生命周期的劳动者数字技能培训体系运行，促进数字技能人才赋权增能。

2018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伴随数字经济不断壮大，国民数字素养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4]提高全社会数字技能水平、培养数字化劳动者已成为促进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未来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数字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换代，为国家发展提速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各方面的挑战，挑战来源于如何帮助全体公民适应数字化社会，如何帮助边缘弱势群体弥合数字鸿沟，如何帮助劳动者在日新月异的就业市场保持竞争优势。为人们在数字时代的生活与发展保驾护航，需要将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有机融入到全生命周期的教育与培训中。如何因势利导地促进教育在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发生重大变革，顺应时代之需求，符合发展之逻辑，这不仅是一个新兴领域，也是未来教育者必须探索和解答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