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静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8)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其中“大学”数量的增加是最显著的标志。据统计，其间美国成立了200多所新大学。部分高等学校由“学院”变“大学”被认为是此阶段美国高等学校发生的“最主要的转变”[1](P103)。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美国的“大学时代”(the age of the university)①，而这一转变的过程也被学术界称之为“大学化运动”。

一、建构与选择：美国高等教育大学化运动的时代背景

经历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实现了国家统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国家和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自殖民地时期发展而来的传统美国学院却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事实上，“新国家时期”②以及19世纪中期之前，美国已拥有大量的高等教育机构，它们之中既有不少学院(College)，也有为数不多的大学(University)，还有各种独立的专门学校(Academies)、经文学校(Seminaries)、科学技术学校(Scientific school)、师范学校(Normal school)和医学专门学校等。据统计，1800年全美只有25所授予学位的学院，到1820年增加到52所[2](P244-253)，到1860年已发展到241所(不包括已经倒闭的40所)[3](P15-17)。然而，这些“家庭手工业”(Cottage industry)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但与新时代的社会需求相比，根本无法承担起相应的职责。为了适应国家新的发展，必须改变原有的高等教育系统，构建真正的美国现代大学，这不仅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如时任布朗大学校长的弗朗西斯·韦兰(Francis Wayland)就曾在19世纪50年代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出警告。他认为传统的美国学院已经过时，因为它与蓬勃发展的工业社会的需求相隔绝[4](P478-487)。此外，密歇根大学校长享利·塔潘(Henry Philip Tappan)[5]、学者詹姆斯·哈特(James Morgan Hart)[6]等人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

而此时，有两大因素为促进美国大学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首先，伴随《莫里尔法案》而获得的赠地收入，使高等教育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投资来源，同时各州及地方政府也纷纷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界也积累了雄厚的财力，在部分宗教慈善思想的影响下，工商界巨子也纷纷为大学的发展筹集了巨额资金，其中还有不少人士直接参与新大学的建设。办学条件的充裕让许多院校可以聘请更多的教师、开设更多的课程、建设更多的大楼。在此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的扩张已是必然。

然而，美国高等教育究竟要按照何种模式来建设，一直没有定论。由于美国民众对强大的全国性政府所持有的不信任感，导致建立国家大学的计划一直不能成行。法国的国立大学模式虽然也有不少支持者，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其并不是一个合适选项。而同处当时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欧洲的另外一个国家——德国的模式看起来更加具有吸引力。洪堡大学开创的德国大学模式以其专注高深学问探索、学术研究的自由风气，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当时，德国大学的结构与模式对美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吸引力”[7](P128),导致“这一代人只梦想着德国的大学”[8](P382-383)，由美国前往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留学的人数与日俱增。据统计，在19世纪上半叶，只有大约200人在德国留学，而后期赴德留学的人数则达到大约9 000人，仅19世纪80年代就有2 000人[9](P557)。这些留德人员深深影响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他们学成归国后，大部分在教育领域工作，或担任学校教师，或从事管理工作。他们普遍认为，德国大学对高深学术的严谨追求，对国家的发展极为重要，应将其移植到美国来[1](P87)，以帮助建立美国的大学。因此，在这种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个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大学化的主要目标就是借鉴欧洲高等教育的经验，尤其是德国大学模式，以构建美国自己的“现代大学”。而这个“现代大学”包括如下特征：拥有大学的称号，知名专家担任教授，开设实用课程，研究包括科学与人文在内的高深学问，分层次学习，培养博士研究生，开放办学，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等。

二、“典型美国大学”的产生：美国大学化运动的历史图景

严格意义上，美国的“大学化运动”或者“大学化”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起止时间和含义的“运动”，而只是反映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和某种发展趋势。这种现象或趋势就是“大学”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增加，同时在内部结构和课程方面发生了明显变革，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也呈现出日益活跃的趋势。正如教育史学家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所指出：“南北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改革就是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提供艺术、科学和专业研究生教育，注重科学研究、探索新知和社会服务的机构。”[9](P557)这一时期，美国的大学化运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创建：新型大学的陆续成立

这一时期，一批新型美国大学诞生了。知名的如康奈尔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克拉克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是在这期间先后建立。这几所大学的创建模式非常具有“美国风格”，可以说，它们奠定了美国现代大学的早期模式，得益于工商巨头的慷慨解囊，以及与杰出教育家的紧密合作。“工商巨贾+教育名家”的组合成为这些大学的典型标签。如康奈尔大学是埃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与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霍普金斯大学是约翰斯·霍普金斯与丹尼尔·考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克拉克大学是克拉克(J.G. Clark)与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芝加哥大学是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与威廉·哈珀(Willian R. Harper)，斯坦福大学则是斯坦福夫妇与乔丹合作。工商巨贾与学界巨匠的涌现与结合，成为这个时代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变革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推动其变革的重要因素。这个时代也被学界称之为“大学创建者”的时代。

在诸多新型大学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1876年建立的霍普金斯大学是德国大学理念移植到美国的典型代表。霍普金斯大学的目标明确，就是建设专注于探索和发现新知识、鼓励研究和创新、致力于培养研究生的新式大学。正如其创校校长吉尔曼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立足长远，循序渐进；大力促进一切有用知识的探索；……鼓励研究；培养青年；促进致力于学术精进和社会发展的各类学者发展成长。”[10](P35)而在随后的办学实践中，霍普金斯大学也的确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设立了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医学院、最早的护理学院、最早的公共卫生学院、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出版社，它也是率先采用讨论班形式授课的大学和率先以分专业的形式录取本科生的大学……可以说，霍普金斯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这些成就也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大学的当然特征。

而稍后的芝加哥大学也同样是一个新式大学的典型。芝加哥大学于1890年由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捐资创办。随后，在威廉·哈珀校长的主持下，芝加哥大学迅速崛起，在20世纪初就成为美国的知名大学。哈珀立志要把芝加哥大学建成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他引进著名学者以充实师资，同时注重构建现代综合性大学的框架。他最初采用的方式是加强与芝加哥地区高等学校的联系，学校先后与德莫因学院、卡拉玛祖学院、斯德森大学、巴特勒学院、布拉德利技术学院、拉什医学院等建立组建了“大学”系统；后来，又与几所学校联合组建了新的教育学院；再后来，商学院和法学院也分别在1898年和1902年成立。

当然，同一时期，除了新成立的私立大学外，一批公立大学也建立起来。它们与私立大学一样，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同的特征。如1867年成立的伊利诺伊工业大学，该校在1885年去掉“工业”标签，改名为伊利诺伊大学；此后又相继在1896年、1897年和1901年将药学院、内外科学院和哥伦比亚牙医学院三所独立学院合并，建立了医学卫生学科，成为一所现代综合型大学。此外，一大批直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农工大学也陆续建立起来。几乎每一个州都有类似的大学，它们主要集中于农业、机械，甚至军事领域。

(二)改名或重组：由“学院”至“大学”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许多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各种“改名升格”，变身为“大学”：商业学校变成初级学院，初级学院变成高级学院，师范学校变成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变成州立学院，而州立学院变成州立大学，一些传统的学院或改名或合并，也由“学院”变为“大学”。事实上，原有学院的转变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更有影响。正如学者约翰·塞林(John Thelin)指出，原本社会对公立大学的巨大期待被原有传统学院的继续发展与规模扩张实现了[1](P105)。在20世纪初被称为“伟大的美国大学”的十余所大学中，大多数都是这一时期创立或者改名的。1868年，私立的加利福尼亚学院与即将成立的新大学结合，成立加利福利亚大学。1887年，耶鲁学院改名为耶鲁大学；1896年，新泽西学院和哥伦比亚学院也分别改名为“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在这些院校由“学院”变为“大学”的过程中，学校的院系结构、学科范围也都大大地扩展。如耶鲁大学在大学化转型过程中，就实现了学科扩张。实际上，在其改名之前的几十年，耶鲁学院已经陆续扩展出了许多学科：1810年建立医学院，1822年成立神学院，1843年成立法学院，1847年建立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和科学学院(1861年改名为谢菲尔德科学学院)，1869年成立美术学院。到1887年学校由学院改名为大学之时，大学之名已是名副其实、顺理成章了。改名之后，耶鲁学院的名字被保留下来，成为新大学的一部分，以专注培养本科学生。随后，至20世纪初期的一段时间，耶鲁大学又相继建立了音乐学院(1894年)、森林与环境学院(1900年)，公共卫生学院(1915年)等。到20世纪初期，耶鲁大学基本上构建出了一个现代综合型大学的框架。

除了上述学科的扩展与完善，大学综合发展的另一个维度是课程与教学的变化。如普林斯顿大学在1896年正式由学院改为大学之前，其课程结构就发生了变化，一些科学等实用课程建立起来。此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还兴起了一种颇具特色的研讨教学课程(preceptorial system)，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小组讨论代替了传统的大班授课。而最突出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在大学化的同时，一改昔日传统和保守的做法，提出了建设“为国家服务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④的办学理念，这也成为那个时代传统私立学院变革的典型。

(三)重构：学科的综合化与教育的实践导向

随着大学的增多，大学的内部结构、课程设置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学变得更大、更加综合，成为多学科的综合型大学。大学的内部院系基本上形成了三分结构：本科文理学院、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本科生院或文理学院一般以改名之前的传统学院名来命名，如耶鲁学院、哈佛学院；研究生院则是按照学科和方向划分，以培养博士为主；而专业学院是美国大学的一大特点，一般综合型大学都设有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等。在这些大学内部学院之间，初步形成了一种松散结合的“学院联合体”。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设有多个新学院，1850年成立法学院，1852年成立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1878年成立牙医学院，并在1881年成立第一个大学商学院(沃顿商学院)。1885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之后，宾夕法尼亚大学也新建了研究生院并开始招生。

同时，不管是古老的私立学院，还是新兴的州立大学，建立注重实用的新型教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课程设置方面，内容更加丰富，更具多元性、实用性；新兴的科学内容与传统人文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同时，虽然宗教与哲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新型实用主义的课程已大大增加，尤其是大量的工程、技术、经济、商业等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大量的讲座类课程出现，以此替代传统的背诵或者朗读的形式。此外，有助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交流互动的研讨式教学也被广泛运用。

一般认为，在变革浪潮袭来之时，厚重的传统会成为变革的阻力。但事实上，在美国的大学化运动中，具有较长历史的私立大学并没有拒绝变革。如哈佛大学在艾略特校长的领导下，对其课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并推出了选修课制度。这一制度也成为现代大学教学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宾夕法尼亚大学率先将科学学科引入学院教学大纲之中，首先设立了科学课程，同时还是美国大学中较早开设历史、数学、农学、英语和现代语言等课程的学校。这种变化不仅在私立大学中发生，公立大学也成为变革的积极实践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密歇根大学的课程得到了积极扩展，建立了包括医学、建筑、工程、公共管理等多方面专业。密歇根大学也成为美国第一所使用研讨会(seminar)学习方法的大学[11](P18)。而肯塔基大学在19世纪后期也同时设立了人文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并开设从事商业教育的课程，成为一所综合型大学。

新兴“大学”突飞猛进的同时，变革也在那些没有改名的传统学院中悄然发生。尽管这些学院并没有改名，但在内部结构和教学内容方面，这些学院与传统学院已明显不同。如达特茅斯学院就在学科结构和课程方面进行了大量增补，还成立了法学院、医学院、科学学院等专业学院。其他一些小学院，如阿默斯特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和卫斯理学院都发生了类似的转变[12]。

(四)扩展与完善：现代大学新职能和内部治理新模式的发微

应该说，19世纪中后期一直到20世纪初叶的大学化运动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重大变革。这场变革的直接结果，就是形成了一批被称为“典型美国大学”(Standard American University)[1](P111)的高等学校。这些学校在形式、目标、结构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经过一段时间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美国现代大学。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在这场变革之中，大学职能得到了充分扩展与完善。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的中心。变革在美国高等教育的每一个地方都引起了热烈争论，历史悠久的老牌殖民地学院、发展迅速的新兴大学、注重传统的私立学院、面向社会直接需求的州立高校等，都参与到了这场变革之中。而通过这场变革，在不知不觉中，大学职能得到了扩展，即由传统的传授知识、教育人才到发现新知、科学研究，再到服务社会、贡献国家。正如威斯康星大学的办学思想所主张的那样：大学应该面向社会，与政府(国家)合作，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这也是“威斯康星理念”(Wisconsin Idea)的核心观点。其作用更是被时人赞誉为“将整个州送入大学”(send a state to college)[13](P118-133)]。而高等教育“加利福利亚理念”的突出特征也是“将实用性与旨在培养品格和公共服务精神的教育融合在一起”[1](P139-140)]。如果说从人才培养到科学研究，是美国大学移植德国模式建立现代大学的应有之义,那么，大学在传授知识、科学研究的同时，积极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则是美国根植自身国情，实现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新突破，也是形成美国特色高等教育模式的核心要素。

伴随着大学职能的扩展和内部结构的变化，大学中最重要的人群——教师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变化。大学对科学研究的愈发重视，越来越要求教师具备更强的研究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教师的身份也逐渐由“传道者”“讲师”“教书先生”变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或者“作家”。他们的基本要求是创新和自由。这种职业认同随着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发展也逐渐增强。同时，大学规模的变化，导致大学组织内部的管理需求也大大增加。尤其是那些新兴大学开始借鉴工商企业的经验，在学校治理和师资配置上引入了科层制、等级制等。管理人员在大学里的规模和地位也逐渐增高。虽然，这是美国综合型大学模式发展的必然且合理的结果，但是随着发展，大学教师也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管理压力。这种压力与曾经的借鉴对象——德国大学中教师自由探索、自由研究的理想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张力。这也将导致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另外一个特色：教师的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制度的形成。

三、美国大学化运动的主要内涵与启示：立足本土实际，推动创新发展

19世纪中后期一直到20世纪初叶，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学时代”是一个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一个新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多理念、形式，至今仍然在现代大学体系中发挥着影响。而百年之后，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一场快速发展的综合化变革。回溯美国高等教育大学化运动，理性分析这段历史过程，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现代大学的涵义，探索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一)立足本土传统、借鉴域外经验是实现办学特色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办学经验的借鉴吸收也一直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通过梳理美国高等教育大学化的历史可知，美国现代大学也是充分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的产物。从早期殖民地学院对英国牛津剑桥模式的学习，到对法国大学理念的吸收，再到后来对德国大学模式的移植与借鉴等，无不如此。可以说，美国大学建立于欧洲大学经验基础之上。但任何借鉴都不是生搬硬套的产物，而是立足本土优良传统和丰富实践，兼收并蓄、创造性发扬的结果。“典型美国大学”与美国独特的社会文化相适应，美国特色现代大学模式的形成过程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在此过程中，美国高等教育建立了一批新式大学，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探索出了哈佛选修课制度、普林斯顿特色教学法、霍普金斯研究生教育模式、肯塔基“学院联合体”松散结构，形成了富有美国特色的“威斯康星理念”和“加利福利亚理念”等。这些经验的取得和模式的形成都不是照搬教科书的结果，也不是简单移植的产物，而是扎根美国社会之中，在丰富实践之上产生的美国特色。也正是在这些鲜明特色基础之上，才最终形成了美国现代大学制度。

当前，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新路，就要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在体现中国特色上下功夫”，坚持以中国为观照、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借鉴和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和优秀文化，形成自己的办学经验和独特模式。

(二)回应社会需求，贡献国家、服务社会是大学的重要职责

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世界上的知名学府、一流大学无不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建立、发展、壮大起来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内战结束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大学数量的增多及原有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改革，是对这种要求的回应，由此而逐渐发微发扬，形成了现代大学的第三种职能即社会服务。事实上，社会服务职能的扩展正是美国大学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是以“威斯康星理念”“加利福利亚理念”等为代表的美国大学服务社会理念的核心内涵。可以说，社会服务职能也是现代大学与古典大学、近代大学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就要积极回应社会需求，把贡献国家、服务社会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责。具体而言，我们的大学需要增强学术自觉、肩负学术担当，准确把握“四个服务”的深刻内涵和具体要求，坚持“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在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历史洪流中，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同向同行，以实现自身的学术精进和卓越发展，最终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14]。

(三)综合性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和现代大学的典型特征

综合性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和现代大学的典型特征。从现代高等教育的系统构成来讲，合理的大学构型是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更好适应和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复杂多元需要的要求。众所周知，综合化是现代大学的发展趋势，但综合化并不等于要求所有的高等院校都要变成综合型大学。“大学”取代“学院”并不是高等教育制度形成的必然过程，也不是所有学院都要成为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学化中，尽管“大学”成为“新式”“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代名词，成就了许多著名高等学府，但仍然有部分院校专注于人才培养，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同样，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普遍崛起的同时，也诞生了以普通应用教育为主的两年制社区大学；在私立大学继续发展的时候，公立大学系统也日益壮大。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共同组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这说明，综合型大学与特色性学院都是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样性、可变性也是高等教育系统维持平衡并保持活力的重要体现。

在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普遍呈现出一种综合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说，这种转型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高等教育回应社会变革的典型表现，有其必然性、合理性。但现代大学的综合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化过程，也需要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从大学的职能来看，除了社会服务第三职能之外，人才培养也是大学的根本任务，科学研究同样是现代大学的核心责任，三者不可偏颇，同等重要。三者兼而有之是现代大学综合性特征的体现之一。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学化时期，各所大学纷纷重视科学研究，开展研究生教育，但很多大学也高度重视基础的人才培养。即便完全以德国模式来建设的霍普金斯大学，也在创校之后不久建立了本科学院；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也同样重视本科学生的培养，并以此作为大学的价值之一。这一点也是我们在推进中国大学综合化转型和综合性提升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

此外，学科完善与课程建设在建设现代大学中同等重要。现代大学的基础是学科，但并不是建立了几个不同学科的学院，就能称之为现代大学。正如有学者指出，19世纪后半期，通过学院的扩张和合并，美国部分院校只是形成了大学的“轮廓”，并无现代大学的实质，“‘大学’一词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愿望和字面上的说辞”[1](P103)。要想成为真正的现代大学，还必须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制度等方面进行同步革新，最终促成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所以，我们看到，美国高等教育大学化的过程既是学科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课程建设、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变革的过程。而这一点，也是我们在推动、审视中国大学综合化转型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即大学综合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学科扩张，也不是直接的院校合并，而是基于学科、专业、课程、教学方法等综合基础之上的人才培养模式、科研组织模式、大学治理模式的深度变革。

注释：

① 或者叫the University Transformation Era，大学转型期。

② “新国家时期”(New National Period)，指18世纪末19世纪早期。

③ 指这一时期建立的学校大多是规模小、水平参差不齐且缺乏相应标准的院校。参考John R. Thelin. A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M].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41。

④ “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的理念为普林斯顿大学时任校长后曾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在1896年该校150周年校庆时的演讲题目，后成为该校的非正式校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