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瑶/文

一个国家的形象是综合实力的表现。中国形象是一个民族或社会基于自身现实对中国的集体想象。“中国”这个拥有表象特征的词汇早在12世纪就出现于古代罗斯的文学著作《伊戈尔远征记》中了。随着中国和俄罗斯互相交往的加深，中国形象在俄罗斯作品中也有了变化和发展。我们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形象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褒贬不一，有客观的、正面的，也有主观臆想的、负面的。本文主要针对索罗金、佩列文的作品进行研究，探析他们作品中塑造的中国形象。

21世纪以来，“全球化”成为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其中，全球化最大的挑战就是文化的挑战。19世纪兴起的比较文学形象是通过研究文学中对异国的描述来了解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怎样相互理解的。借助比较文学理论，研究各时期俄罗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也是我们从侧面认识自身的一个视角。而至于何为新时期，俄罗斯的文学史界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段时间的俄罗斯文学还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回归文学”浪潮的泛起，还是1991年苏联解体事件导致俄罗斯文学发生根本性转变。我们赞同格尼斯等人的观点，认为1991年苏联解体事件使俄罗斯原有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坍塌瓦解，文学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将1991年看作新时期俄罗斯文学的起点更为合适。因此，本文所说的“新时期俄罗斯文学”指的是1991年至21世纪初期。

尽管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俄罗斯人能从多种渠道了解中国，如媒体报道、电影电视作品、出境游等，但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和形象的塑造依然是俄罗斯人认识和了解中国的来源之一。文学作品可以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俄罗斯人民对中国的认知。

1 1991年之前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17世纪，俄国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者团，在使者团的报告中记录了中国的物产资源、宗教文化、城市概况等信息。由于这些资料只呈交给政府，再加上当时俄国普通百姓中有文化素养的人数并不多，所以这些报告资料并没有对俄罗斯社会掀起太大的波浪。不过这些记述给当时的俄国人留下了最初印象，成为了俄罗斯作家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

18世纪，俄国的西方化进程使其深受欧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欧洲来了解中国，并且跟欧洲一样，俄国社会也掀起了中国风。中国商品，中式的室内陈设，儒家思想成为俄国上流社会追逐的潮流。欧洲对中国套话式的评价也被俄国所接受[1]，诸如“宽明的君主”“睿智的孔子”等话语展现在了18世纪俄罗斯作家的文学作品中。

到了19世纪，中国和俄国社会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俄国社会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渠道不仅仅是通过欧洲了，还开始以自我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以中国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俄国作家对中国的看法各有不同，一些作家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认为中国是停滞、封闭的东方国家，过度放大中国社会的腐败与落后；而一些汉学家则对中国的古老文明和文化给予充分肯定。总而言之，19世纪的中国形象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特征。

前苏联时期，不同阶段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并不相同。1917年—1949年间的中国形象，由任人宰割、麻木愚昧的受害者变为渴望和平、英勇奋战的战士。这类形象往往出现在戏剧、诗歌中。这一时期的作家们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及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借助真实历史事件，通过舞台艺术效果表现了出来。1949年—1991年间的中国形象大多出现在小说体裁中，表现新中国成立后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景象。

2 索罗金笔下的中国形象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维奇·索罗金，俄罗斯当代最著名作家之一。他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不但走红俄罗斯，而且风靡西方世界。索罗金在青年时代就关注中国文化，对中国的诗词歌赋和古代哲学也有极大的兴趣。在索罗金的创作蓝图中，中国形象构成了其创作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汉语是中国形象包含的主要元素之一，也是索罗金发表的涉及中国形象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在小说《蓝油脂》（Голубое село）中共出现了六十多个中文词汇，其中不乏有骂人的话语，如“傻瓜”“笨蛋”“老外”等，也有好的词语，如“好心”“忠实”“我爱你”等。除此之外，作者加入了许多汉语音译俄语的词语在作品中，在作品的最后处还附录了汉语俄译词典。在另一部小说《特辖军的一天》（День опричника）中，主人公安德烈.达尼洛维奇在搭乘飞机的时候，发现飞机上的标记全是中文。另外，会说中文也是主人公的技能之一[2]。“空中出现了闪亮的中文证明文字。我学会了中文口语，显然，现在不会中文不行。但对中文的方块字我一窍不通。”同样在作品《糖制的克里姆林宫》（Сахарный Кремль）里，主人公马福莎也掌握了很多中文词汇。马福莎只是一个11岁的小姑娘[3]，但是“她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对电脑也十分精通，并且学会了盲打。同时，她还掌握了很多中文词汇。”由此可见，在索罗金描述的世界里，一个孩子是否优秀与会讲中文有关，与熟练操作电脑、会做家务一样重要。这些小说中的汉语母题表现了索罗金坚信汉语的广泛使用在未来将和英语一起成为最普遍的语言，也体现了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维奇·索罗金对未来俄罗斯的文化会被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价值侵蚀，甚至取代的担忧。

除了汉语母题，通过阅读我们发现，在索罗金的小说中不断出现中国人，中国事物。在小说《特辖军的一天》（День опричника）中，在未来的俄罗斯世界里，新闻里播放着“中国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新西伯利亚扩大居住地”，主人公安德烈在经过索尔登卡大街时发出：“天哪，这里中国人真多啊”的感叹，还出现了“中国茶娘”“中国保安”“中国按摩师”。在小说《暴风雪》（Метель）的结尾处，作者看似有些突兀地加入了几个救起医生的中国人形象。尽管索罗金将中国人置于一个“救助者”的身份，但是却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突出了中国人的冷漠[4]，“‘这个也抬上去吗？’那个年轻的中国人朝痨病鬼点了一下头问，‘你知道，何勇，我的车不喜欢拉死人。’年长的中国人嗤笑了一声，还带着一丝骄傲的、不易察觉的微笑冲身后点了下头。”

索罗金笔下的中国形象还通过时代背景植入中国事物来凸显俄罗斯未来社会的“中国化”问题。在《特辖军的一天》（День опричника）中，主人公坐的车是中国产的“猪八戒”越野车，保安穿的是中国式制服，大楼里摆的是中国花瓶，特辖军吃的也是中国产的肉和面包。无独有偶，在下一部作品《糖制的克里姆林宫》（Сахарный Кремль）中，描绘了特辖军后10-15年的俄罗斯，在那个时代，俄罗斯冬天穿的是中国棉袄，平时喝的是中国茶，买中国人的“白粉”，还要修建“俄罗斯长城”……以上种种，我们不难看出，在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维奇·索罗金作品中构建出来的未来俄罗斯世界中，“中国制造”的标签几乎贴在了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行业中，如饮食、交通、日常用品等。俄罗斯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依附关系，而作者对于这种关系并不乐观。作家出于个人民族立场，认为中国是危险的，由前面的中国人泛滥发展到中国制造带来的威胁，同时，也体现了作家迫切渴望为迷失的俄罗斯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3 佩列文笔下的中国形象

维克多·阿列科维奇·佩列文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文坛崛起的一位后现代作家。早年在“神话”出版社担任编辑一职，在这一时期，通过阅读俄文译本接触和了解到了老子和庄子。这段工作经历使作者受益匪浅，也对其作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维克多·阿列科维奇·佩列文作品中包含了大量中国形象，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神话故事。

佩列文爱好中国古代哲学，许多作品都涉及到了中国道家思想，佛教文化。佩列文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显现出了佛教禅宗思想的精神，比如在1992年的《奥蒙·拉》和1994年的《昆虫的生活》。短篇小说《苏联太守传》（СССР Тайшоу Чжуань）中包含着“蚂蚁缘槐”“南柯一梦”“黄粱美梦”的典故。而在小说《夏伯阳与虚空》（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中[5]，佛教思想更是成为了小说的基础。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围绕着“万物皆空”这一佛学命题。在开篇的序言中提到，这本书在20世纪上半期内蒙古的一座寺庙完成，序言的结尾是佛教中的六字大明咒“喇嘛呢叭咪吽”。并且在小说中夏伯阳借用了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向主人公彼得证明“万物皆空”的思想，让彼得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皆是“空”。

除了将中国哲学思想注入自己的作品，佩列文还大量的借用了中国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在《苏联太守传》（СССР Тайшоу Чжуань）中，佩列文借用中国故事《南柯太守传》的情节结构与苏联的现实社会相结合来讲述发生在苏联的故事。两个故事都是由主人公入梦前-梦中-梦醒三个阶段组成：主人公醉梦中被带到另一个国家，在梦中得到了自己意想不到的权力与财富，后因犯错误而被遣返回原来生活的世界，在梦醒之后发现蚂蚁窝。在另一部小说《阿狐狸-狐狸精圣书》中，作者将一只来自中国的狐妖“阿狐狸”作为主人公[6]。阿狐狸说：“我的名字实其实与俄语没有什么关系，阿狐狸这个名字的汉语意思是一只叫‘阿’的狐狸”。佩列文引用狐妖这一中国形象，讲述了中国狐狸女妖与俄国狼人上校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狐妖在介绍自己时还加入了《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我们狐狸，和人不同，我们生于天石，是《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的远亲。”

佩列文在作品中一方面将中国故事与苏联现实拼贴在一起，另一方面用中国文化思想来构建自身思想，除了用来对照苏联的政治社会问题之外，还希望利用道家的无为思想，佛教的“万物皆空”等思想来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苏联人提供救赎。

4 结语

在当今俄罗斯作家的笔下，21世纪的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他们中一类是以索罗金为代表的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同时带有一定政治倾向性的作家。他们对“中国威胁论”比较敏感，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往往与俄罗斯的中国移民问题，俄罗斯大量进口中国商品有关。另一类是以佩列文为代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烈兴趣的作家。他们经常在作品中引入中国文化典故，探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以此渲染异域氛围，借以表达中心思想。这类作家中的中国形象大多是正面的。■

引用

[1] Черняк М. Л.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M]. М.-СПБ.: САГА-ФОРУМ, 2004.

[2] 索罗金.特辖军的一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3] ФонвизинД.И.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M].СПБ.: Азбука, 2017.

[4] 索罗金,任明丽.暴风雪[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5] 史思谦.一个俄国人的中国南柯梦—论佩列文《苏联太守传》中的中国文化元素[J].当代外国文学,2018(4):58-64.

[6] Пелевин В. Священная книга обороня[M].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