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欣/文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是德意志帝国继构建俾斯麦体系后的又一项重大的外交决策，这项政策虽然和俾斯麦体系的目标相似，都是为维护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政治中的大国地位，但其结果却十分不同。俾斯麦体系的构建使德国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而冒进的“世界政策”却很快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拖入战争的深渊。本文意图以层次分析手法——即从威廉二世个人性格因素，德国的国内状况和欧洲的国际局势，特别是大国间的矛盾这三点阐发，试图较为全面的分析“世界政策”的形成原因，并试图说明“世界政策”的形成原因绝不是哪一个方面的单独作用，而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和互动的结果。

1890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去职后，年轻的王储威廉二世继承了德意志皇位。在他的带领下，继任的新宰相卡普里维开始推行“新路线”，德意志帝国开始偏离俾斯麦在职时保守节制的“大陆政策”和复杂巧妙而又难以摆弄的俾斯麦结盟体系，积极寻求向外扩张的道路。德国一方面放弃了同俄国再续六年《再保险条约》，另一方面极力同英国改善关系，以期能够结成同盟。这极大的推动了俄法关系的接近，并于1892年最终结盟。“新路线”不仅没有为德国创造对外扩张的有利环境，还使得威廉二世感受到了来自俄法的双重压力。随着德国实力的增强，威廉二世对外殖民扩张的野心不断扩大，更富有进攻性和侵略性的“世界政策”取代了“新路线”。1896年1月18日，在庆祝德意志帝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大会中，威廉二世公开强调了旨在对外拓展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政策”[1]27。1896年1月26日的《法兰克福报》写道：“德国的整个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现今许许多多集团正在为实行世界政策积极鼓动，以及其某种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德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强国。它在路上的力量已使它获得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的地位……德国执行世界政策的愿望与加强德国地位是不协调的；这倒会使人们怀疑德意志帝国的和平意图，在政治舞台上造成了一种新的难以估量的局面。”事实证明，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使德国丧失了和英国结盟的机会，同时英国感到来自德国的威胁，将其视为世界霸权潜在的竞争者，最终导致英国的强烈嫉恨和两国的交恶，从而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爆发的远因。

原本可使德国和平崛起并逐步获得欧陆霸权的“大陆政策”为何会在威廉二世上台之后遭到抛弃？为何德国统治阶层要实行激进的“世界政策”？本文试图采用层次分析的方法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德国“世界政策”形成的原因。

1 个人层次

在分析国际关系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时，我们不应当忘记人为因素，特别是重要领导人的作用。尽管历史总是有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但一些重大历史人物的作用却可使历史偏向乃至改道。在分析德国实行“世界政策”时，我们不应当忘记威廉二世在其中的所起的重大作用。研究他的性格和作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世界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原因。

有国外史学家曾说威廉二世不过是个“影子皇帝”，并不参与帝国的政治决策。这点作者并不赞同。相反，如果我们阅读史料便可以发现，威廉二世不仅时刻参与帝国重大的政治决策，而且在其中起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仅仅从以下这个例子就可看出：1897年11月，威廉二世亲自主持了一个会议，决定永久占领胶州，并且决定派遣他的兄弟普鲁士亲王海因里希率领一千多名海军开赴胶州，这甚至让普鲁士陆军大臣冯·戈斯勒将军也大为震惊，他向宰相比洛提出异议，指出事件恶化的严重后果。但是尽管包括宰相在内的诸大臣和外交部，还有陆军和海军军官皆对此持保留意见，但是威廉二世却再三予以忽视，并且通过发布煽动性的命令，用一个接着一个的既成事实，与他的资深顾问对着干。他的挚友腓力浦·楚·奥伊伦堡伯爵就这样祝贺他的成功，“这次胜利（指占领胶州湾）我们要感谢的不是其他什么，而是陛下的强有力的动机。”由此可见，没有这样一个有如此强大的个人力量的皇帝，德国政策就会大不相同。

威廉二世是怎样一个人呢？犹如一位英国作者所戏，他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出色的怪物”，在许多方面他是具有“转型一代”的双重人格，是处于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时期的旧的普鲁士世界与大工业社会的现代世界之间过渡的一代人[2]1。威廉二世出生时器官受伤，左手短小无力，他的母亲也因其残疾而收回了她的母爱，对其无比轻视，因而威廉二世从没有和母亲建立起深切的母子之情[2]27。但作为皇太子，却又惯于发号施令，夸夸其谈，加上他从小就进入普鲁士近卫军队接受训练，耳濡目染受到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熏陶和影响，这或许是他形成敏感神经质却又自吹自擂，自命不凡的性格的重要根源之一。他的这种性格和心理上的缺陷，还由于霍亨索伦王朝对官场的炫耀和虚饰的喜好以及周围一帮阿谀奉承者的鼓动和吹捧而急剧膨胀。在这种性格的引导之下，他总是刚愎自用，自命不凡。相信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是上天赋予的，认为自己才是德意志政策的唯一决定者，国家的意志必须跟着他一个人的意志走。另一方面，威廉二世对其不喜欢和不服从自己命令的人会大发雷霆，一有机会便会伺机报复。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便是他对俾斯麦的态度。俾斯麦作为德国统一的最大功臣，在其担任宰相的二十多年时间内纵横捭阖，在国内国外享有极大地声誉和地位，但其威望和声誉却也极大地刺激了争强好胜而又敏感自恋的年轻的威廉二世。在他眼里，俾斯麦的威望越盛，就越损害霍亨索伦王朝的声望和自己继承皇位的资本，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也是为何威廉二世在上台后急于摆脱俾斯麦政治遗产的包袱转而实行自己的一套更为激进的政策的个人因素之一。再次，威廉二世一直是个富有侵略性的野心勃勃的人。威廉二世信奉马汉的“海权论”，认为德国要成为世界霸主也必须像英国那样拥有一支大海军。1897年第一个海军议案出台之后，许多官员似乎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策略，不过议案最终还是通过，因为“此事皇帝陛下已经下定决心”，不愿再费唇舌去讨论[2]154。1899年，宰相告诉帝国联邦政府皇帝认为大力加强海军军事力量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一年11月威廉二世赴英国访问之前，他还给蒂尔皮茨下了命令：“海军议案不要提交到帝国议会，避开所有关于扩大海军计划的讨论，一直等到他从英国返回。皇帝想讨论这个问题时自己在场，以便可以直接控制局势。[2]155”从这些史实中不难看出，威廉二世乃是“蒂皮尔茨计划”的真正发起人。

从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威廉二世并非所谓的“影子皇帝”，其个人性格，心理及作为在德国“世界政策”的形成中起到了重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而此时德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社会氛围等国内因素也为他推行这一政策提供了必要的软硬基础甚至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让他的霸权之梦更加没有多少限制。

2 国家层次

首先，德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是“世界政策”得以推行的重要原因。德国的统一是通过容克地主阶级发动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而实现，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改革的结果。这使得德国的资产阶级对容克统治者有一种先天的依赖性，不敢同容克地主贵族相抗衡，甘愿让容克贵族独占军政大权，保留半封建的君主政体和军阀制度，而自愿仰其鼻息，使得德国的政治形成一种颇为奇怪和特殊的“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体。

伴随着容克阶级统治而来的是帝国政治体制中的专制主义，即一个用议会装饰起来的君主专制国家。作为帝国首脑的皇帝，威廉二世手中集中了“过多的，无论是整体上还是部分的都不受影响的权利。[3]73”这样一种高度集权且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体制必然导致统治阶级随心所欲地做其自己偏爱的事情，实行自己偏爱的政策。

其次，德国经济实力的飞跃和垄断的发展是推行“世界政策”的物质基础。统一后的德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新技术和新装备，完成了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向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的转变，使得其工业得到了跳跃性的发展。从1870年至1913年，德国工业生产增加了4.6倍，而英国只增加1.3倍，法国只增加1.9倍。德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以2.9%的速度增长，也超过了英国（2.2%）和法国（1.6%）[4]13。工业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德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由1870年的9.7%上升到1913年的12.6%，从世界第三位跃居第二位，与第一外贸大国英国的差距大大缩小[5]33。

伴随着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是这一时期德国垄断组织的快速发展。德国早在17、18世纪就已经有卡特尔存在[6]320，普法战争之后，资本主义世界陆续爆发的5次经济危机促使资本和生产进一步集中，德国开始出现了更高一级的垄断组织，不断刺激着德国经济的发展。随着德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内市场已经愈发不能满足垄断资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德国垄断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向外拓新新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将目光转向了广阔的海外殖民地。由此可见，德国经济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快速发展是推动“世界政策”出台的原动力，为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

最后，军国主义传统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是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推动力量。军国主义传统在德国由来已久，特别是依靠强大军队统一德国之后，军队在德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军国主义意识在统治阶层和群众中根深蒂固。不仅上层社会，军国主义已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例如在人行道上要为军官让路，退役的士官被聘为邮政官员，在文科中学要进行操练等[7]137。军国主义的好战传统和侵略本性加上由此在国民心态中形成的荣誉感和服从性扫除了实行“世界政策”的阻力和障碍。

这一时期，充斥德国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也是驱使德国走上冒险的战争道路的另一个社会心理和精神动力。民族主义思潮在德国的思想传统中早已有之，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就倡导过德意志人是优等民族，是“世界精神”的集大成者[8]112。德国统一后，又把民族主义宣传和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鼓吹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潮。威廉二世时期，各种民族沙文主义团体相继建立，但无论这些团体的名称如何不同，纲领如何不同，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即为了德国帝国主义扩张和战争的目的的企图在思想上影响德国人民[9]492。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工业化以后的德国已然拥有角逐世界霸权的雄厚实力，需要开拓的国外市场，而德国传统尚武的军国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发出向外扩张的强烈呼声，代表容克资产阶级利益的德国专制主义帝国政府自然也就顺乎这些要求，推出了狂妄的毫无限制和约束的“世界政策”。而这一时期，国际局势也成为德国推出这一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国际体系层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国际关系舞台正是一个各种势力大分化，大角逐，大改组的时代，各个国家因为各种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交织和冲突而让这一段时期的欧洲国际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德国在1890年威廉二世上台后放弃了俾斯麦的外交路线而走上的一条新的外交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高层对国际形势做出的判断。

德国在威廉二世上台之后，一改俾斯麦与俄国结盟的主要外交政策，拒绝延长德俄《再保险条约》，这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方面这一条约有悖于德奥同盟的条约精神，隐藏着削弱德奥同盟的危险。另一方面，德国认为当时的英国和法俄在中亚和远东的殖民地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放弃《再保险条约》则能促成与英国的合作。德国态度的转变将俄国推向法国怀抱，两国很快在19世纪末结成准军事同盟。虽然在欧陆两国形成对德国的包围之势，但德国高层似乎并不紧张，因为尽管法俄是同盟关系，但这一时期俄国的注意力被引向远东，其军力正陷于同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争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法俄同盟的军事意义。加之德国在欧陆控制着德奥意三国同盟，又通过奥意两国控制着一些巴尔干小国，因而此时的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欧洲的钥匙。在这种所谓对德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德国高层希望挣脱在欧陆争夺霸权的藩篱而将触角伸向整个世界。

此外，对于俄法结盟，威廉二世认为这正是推行其“世界政策”的好时机。德国认为俄法结盟后，英国势必会需要通过德国的帮助来对付法国。借此机会，德国大力扩建己有的海军力量。1893年起，德国国会就通过了一项军事法案，将德国军队的编制增加到58.9万人[4]39。威廉二世执政之后，更是认为建设一直强大的海上舰队是称霸世界的重点。他的海军大臣提尔皮茨曾说到：“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保护的过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利益都是必须的。[3]308”1897年，威廉二世宣称“海神的三叉戟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4]39，“德国的未来在海上”[10]78。并于1898年成立了德国“海军联合会”。此外，德国国会还在同一年通过了扩建海军法案，提出要于1898年-1903年间建造11艘装甲舰、5艘装甲巡洋舰、17艘有装甲板的巡洋舰和63艘驱逐舰[3]309。但这些终究触及了英国的切身利益，最终导致英德两国关系的恶化。

以上通过层次分析的方法，从个人层次，国家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个方面对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台的“世界政策”的原因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世界政策”的形成原因绝不是哪一个方面的单独作用，而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和互动的结果。德国的“世界政策”的出台和施行虽然使其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殖民地，建设起一支可和英国匹敌的海军力量，增强了德国意图称霸世界的资本，但是“世界政策”却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德国国际环境的恶化，特别是英德关系的破裂，从而成为一战爆发的一个重要的政策促动因素。■

引用

[1] Annika Mombauer, Wilhelm Deist. The Kaiser: New Research on Wilhelm II's Role in Imperial Germany[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 [英]约翰·洛尔.皇帝和他的宫廷[M].汤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刑来顺.迈向强权国家1830年—1914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吴有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5] [德]阿柏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M].矛弓,译.北京:三联书店,1958.

[6]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M].范德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 [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1871-1918[M].邢来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

[8]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9] [德]维纳·洛赫.德国史(中)[M].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译.北京:三联书店,1976.

[10] James N. Retallack. Germany in the age of Kaiser Wilhem II[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