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陈晨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7-10-28(1).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问题逐渐显现出集中性、致命性、复杂性三大特征，给脆弱的全球治理机制带来挑战。在全球问题频发的今天，传统治理大国纷纷关好“自家门”，美国“退群”、英国“脱欧”等事件给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带来负面影响，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面临被架空的危险，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渠道更加有限。为有效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方案。与传统的全球治理方案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款“中国方案”，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方案的提出为陷入困境的全球治理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会对现有的全球治理带来革命性影响。《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这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成效显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党的认同与支持。

一、全球治理危机的主要表现及原因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机构或个人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3)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6.。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全球治理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共同应对全球事务的方式总和。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来看，全球治理的产生与人类文明逐渐突破地域限制，逐步走上世界历史轨道的过程紧密相连。当资本主义在西欧封建国家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为了给新的生产力寻求新的市场，不断打破各民族国家的封闭状态，依靠坚船利炮、廉价商品野蛮征服世界各国的时候，全球治理也就产生了。全球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地域问题逐步扩大，从一国到多国的过程。当同一个问题在多个国家出现，世界各国通过建立起来的有效联系应对这一问题时，全球治理实践由此发端。

(一)全球治理危机产生的逻辑前提

1989年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出“治理危机”概念，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这一概念逐渐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关注的焦点。所谓全球治理危机，是指全球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治理问题而出现的失序状态。如果全球治理体系能够有效解决局部或全球性热点问题且未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冲击，则不能说是全球治理出现了危机。全球治理危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以全球治理的形成作为基本的逻辑前提的。全球治理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相统一，没有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治理问题，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就不会有全球治理，更不会存在全球治理危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各国处于相对隔绝时期，一国的治理难题不会蔓延至全球，不会对世界各国产生影响。例如，14世纪中叶，鼠疫(“黑死病”)席卷欧洲大陆，造成2 500多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虽然“黑死病”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它并未给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所以按照今天的概念标准，它并不属于全球治理危机的范畴。

当局部的热点问题扩散到多个国家并扰乱正常的世界秩序时，全球治理危机就产生了。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主体不是单个国家，而是以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主体，这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根本区别。18世纪下半叶，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并迅速投入到生产领域，人类社会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恩格斯指出，机器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8.。机器大工业迅速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着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机器大工业制造了大量的剩余产品，欧洲各国国内市场的饱和使得它们迫切需要打开新的市场，从而开启了对外探索与殖民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持续了数百年。新的市场的打开使得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5)同①:627.。人类社会之前存在的地域性的、封闭性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要求，世界历史的开启、全球市场的形成“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6)同①:680.。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一个国家的问题由一国扩散至多国，由地域性问题演变成世界性问题，对全球秩序带来压力，造成秩序混乱和行为失范，全球治理危机由此形成。

(二)全球治理危机的主要表现

伴随着全球治理实践的开启，全球性问题的集中出现给脆弱的全球治理机制带来压力，出现了全球治理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政治关系方面，合作共赢面临较多挑战。当今世界，各大国很难就共同的全球治理问题达成共识，全球治理体系效率低下，难以实现“1+1>2”的共赢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建立起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一整套全球治理体系。但这套治理体系由于多方执拗导致效率低下，“在全球重大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很难就此作出决定”(7)亚当·罗伯茨，本尼迪克特·金斯里.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的联合国[M].吴志成，张蕾，刘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412.。这就给了一部分国家采取单边行动的理由和借口，这也是“单边主义”在全球始终未能消退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国家利用这套治理体系的缺陷，将联合国视为国际斗争的主战场，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武力打击和报复，制造了大量的全球治理问题。

2.在安全格局方面，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安全问题日趋复杂化。当今的世界并非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习近平指出，“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38.。俄乌冲突加剧、哈萨克斯坦内乱突发、阿富汗政局扑朔迷离，以及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已经引发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很难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3.在共同繁荣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损失。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拖累，被称为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展望》(WorldEconomicOutlook)报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高昂的人力资源成本，各国严格的防疫保护措施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9)World Economic Outlook.The Great Lockdown:Global Prospects and Policies[EB/OL].(2020-04-14)[2021-03-12].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疫情造成的全球GDP累计损失可能达到9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和德国经济总和(10)Gita Gopinath.The Great Lockdown:Worst Economic Downturn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s[EB/OL].(2020-04-14)[2021-03-12].https://blogs.imf.org/2020/04/14/the-great-lockdown-worst-economic-downturn-since-the-great-depression/.。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对金融危机阴云笼罩下的世界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依然任重道远。

4.在文明交流方面，“文明冲突论”和逆全球化席卷而来。30年前，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引发全球关注；30年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爆发让各国关上了国门，重回自我封闭的孤岛，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家间交往与合作。有学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将导致逆全球化趋势在短期内加剧(11)俞可平.新冠肺炎危机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影响[J].天津社会科学,2020(4):70-73.。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逆全球化思潮，都违背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人类已经结成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文明冲突论”和逆全球化违背了人类共同价值目标，阻碍了各国之间的正常交流与合作。

5.在生态环境方面，气候变化的挑战逐渐显现。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营造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各国的共同责任。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已经威胁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旨在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统一安排。虽然《巴黎协定》最终达成，但各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仍然有较大分歧，一些国家完全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决定是否加入或退出，全球气候治理合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三)全球治理危机的原因分析

全球治理出现危机的原因复杂多样，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全球治理出现危机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定论，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全球治理出现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方面，大国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在全球治理中，合作共赢的局面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在于各大国之间互不信任感的增强。有学者指出，目前世界已经进入中国和美国两极格局时代(12)阎学通.2019年开启了世界两极格局[J].现代国际关系,2020(1):6-8.，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仍在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用“不安的世界”(World of Disquiet)来形容当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几十年来取得的进展正受到限制和逆转、误解和不信任”(13)In “world of disquiet”,UN must deliver for the people,Guterres tells General Assembly [EB/OL].(2019-09-24)[2021-03-12].https://news.un.org/en/story/2019/09/1047172.。在这个“不安的世界”之中，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难以发挥更大作用，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就某一重大问题迅速达成决议，效率低下(14)亚当·罗伯茨，本尼迪克特·金斯里.全球治理——分裂世界中的联合国[M].吴志成，张蕾，刘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412.(15)薛澜，俞晗之.迈向公共管理范式的全球治理——基于“问题-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5(11):76-91.。这些都导致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失灵”存在较多担忧(16)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4):4-18.。

2.安全方面，零和博弈的传统安全观依然有较大影响。政治关系上的不信任感增强了零和博弈传统安全观的影响力。在安全领域，一些国家努力追求绝对安全，不惜牺牲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多次重申“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把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Blinken)在其发表的首份外交政策演说中明确提出美国外交政策首要是维护美国利益和价值(17)Antony J.B.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EB/OL].(2021-03-03)[2021-03-12].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发达国家的这些外交政策无疑赋予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等强盗规则更多施展空间，给全球安全治理带来困境。

3.经济方面，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不合理，新旧动能转换不足。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共同构成，在整个规则设定方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有利，发达国家是这套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和操纵者，而它们制定规则的出发点首先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全球利益。2010年世界银行通过改革方案，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由44.06%提升到47.19%，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上升到4.42%，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现有格局。如在世界银行中，美国仍然保持一家独大的地位，拥有一票否决权，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投票权的提升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不足的问题，需要更加深刻的变革，以契合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现状。

4.文明交流方面，“文明优劣论”背后的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兴起，助推逆全球化产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和“文明优劣论”观念的各种污名化声音不绝于耳，使得本应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国际合作难以有效开展。“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68.各国的文明成果本质上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互相借鉴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文明优劣论”、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严重干扰了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伤害了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感情，刻意制造国际矛盾和问题，是当今全球治理危机形成的重要原因。

5.生态方面，全球生态治理中的利益纠纷突出。全球生态治理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合作，单靠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无法解决。全球生态治理合作出现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态治理背后的利益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以碳排放治理为例，控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是个生态治理问题，但如何控制碳排放则涉及各国的利益。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工业化道路，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起步和发展时期，控制碳排放就意味着要减少或降低基础设施的投资，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发展中国家则对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如住房、交通、能源、消费等有更高的需求。如果按照统一标准减少碳排放，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不利的。如果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就无法实现公平与正义，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将面临诸多困境。

总之，全球治理出现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原因以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全球性问题的日渐频发、一些国家的治理失败、全球气候问题的日渐显现、人类共同价值受到侵蚀等都给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带来系统性压力，进而产生全球治理危机。全球治理危机的产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方案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土壤，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方案提出的历史与时代依据。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球治理内涵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它的提出弥补了现有全球治理方案的不足，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丰富的全球治理价值(19)王伟光.崇高的理想 不懈的追求——论从“大同”社会理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5):5-12.(20)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8(7):4-21.(21)郝立新,周康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6):1-7.。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方案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推倒重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治理难题，但它也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22)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1-18(1).。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要否定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性成果，而是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补充及完善。总体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球治理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政治关系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共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价值观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快速向世界各地传播，成为了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博爱的价值观在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这一套看似完美无缺的价值观在全球治理中却表现出了不足，大国之间的自由造成了对落后国家而言的不自由，强国之间的民主造成了对落后国家而言的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博爱导致了对其他制度国家的敌对。不可否认自由、民主、博爱是全球治理价值理念的组成部分，但除此以外，是否还存在更高级别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2.这套价值超越了社会制度属性和各国发展阶段的限制，实现了对资产阶级价值的全面超越，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纽带，是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核心密码。当前世界各大国互不信任感增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价值理念的不同，这也是全球治理危机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在全球治理中捍卫人类共同价值，彼此的政策出发点都是为了实现赢者通吃、各自利益至上，那么全球治理危机只会日益严峻。只有世界各国都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化解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提升各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人类社会才能结成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而全球治理危机也将随着世界各国高水平的战略互信得到缓解、消融。共同价值的提出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价值基础和依据。

2.在安全格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勾画新型国际关系的未来蓝图。在国际安全领域，“零和博弈”依然存在并影响正常的国际交往，使脆弱的国际秩序面临干扰与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战争胜利国为了重新分配权力而建立起来的，存在权力依附国对权力主导国的依赖。按照传统的权力分配逻辑，这种国际关系要想打破，就得需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提出后，对传统的国际关系提出了新的论断，即传统国际关系背后所体现的权力分配格局不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暴力或战争的方式进行改变，安全领域的“零和博弈”是造成全球治理难题的一大来源，世界各国已经结成利益相连的共同体，推动全球秩序变革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共赢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之间应当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起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意识。只有坚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才能有效解决共同的问题，只有各国不再进行“零和博弈”的安全游戏，不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报复打击，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才不会成为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危机才不会频频出现，现存的难题也可以得到控制和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方案构建起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未来蓝图。

3.在经济发展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变化。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人类社会正在跨入工业4.0时代。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更加印证了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只有携手同行、相互合作才能够实现共同繁荣。全球化时代单边主义、赢者通吃已经不适应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合作、共赢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方案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适应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变化。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使得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更加通畅，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以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承担起了历史的重任，对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推动全球治理、解决全球问题的核心力量之一。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治理新旧动能转换的时期，解决全球治理危机，应当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吸纳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建立在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国欢迎世界各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资本要素重回生产性领域，通过高质量产品供给实现经济发展再平衡，打通制约各国共同繁荣的薄弱环节。“一带一路”是共同繁荣之路，是开放包容之路，它不仅适应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带动了更多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4.在文明交流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机制。“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三国志·魏书九·夏侯玄传》)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能够为推动全球治理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治理的进程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长期以来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心理。出现地区或全球性问题，一般不是由当事国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由西方国家提出，发展中国家很难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近年来，随着全球治理机制的逐渐完善，G20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等满足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但相对于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现有的全球治理参与机制仍然不健全。虽然二战后成立的77国集团是由发展中国家组织起来的，但由于组织松散，缺乏常设机构，且没有统一的章程纲领，导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根本无法提出令大多数国家满意的全球治理方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方案则契合了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需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竭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培育起自主发展的能力，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方案并不具有排他性，不同文明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方案满足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愿望，推动了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交流互鉴、共同进步，有助于为解决全球治理危机贡献集体智慧。

5.在生态建设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方案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对传统治理方案的一大超越。当前，全球治理的失灵使得美丽世界的治理目标变得更加困难，层出不穷的全球生态危机事件已经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带来重大挑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都愿意为全球生态治理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美丽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方案的建构目标，中国提出了“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五个世界”的目标提供了可以选择的实施路径。构建美丽世界的目标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中国已经为此进行了深入实践。2021年10月，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宣布中国将继续积极推进经济绿色转型，不断提高自主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系列价值理念和行动举措展现出了中国应对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方法论展现

全球治理危机给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困扰。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关好自家“家门”，扎好自家“篱笆”，以躲避全球问题给自身带来的诸多烦恼。在全球治理陷入困境之际，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6.的重大倡议，为脆弱的全球治理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除了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支撑，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它的提出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全球治理进程带来了革命性影响。

1.以相互尊重取代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随着资本全球化过程而产生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优势地位，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建立起了一套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游戏规则，严重干扰了国际关系正常化，是当今全球治理出现危机的一大根源。1973年，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一书中首次提出“霸权稳定论”一说。“霸权稳定论”实质上就是霸权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和强权维持其统治秩序，表面上看似稳定，实质上暗流涌动，充满危险。霸权主义国家为了瓜分世界而相互争斗，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客观上“霸权稳定论”有一定的实际效果，但霸权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干扰和破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要远远大于其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维护霸权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应对这一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3.。人类社会的命运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而不是由几个霸权主义国家说了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主张世界各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彼此的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为了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构建的，而是为了世界各国打造的共同体。只有世界各国都能够做到相互尊重、彼此关切、平等相待，在应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时，各国才能够真正结成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挑战和威胁，增进人类社会的整体福祉。

2.以公平正义取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资本从产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具有盲目性和斗争性。谁的资本力量强大，谁就可以制定游戏规则，谁就可以掌握全局。在走向垄断的过程中，大资本吞并小资本是最基本的一条道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资本扩张过程中最典型的写照。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重要规则。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首要原则都是维护自身的绝对安全，当自身实力不足以维护自身安全时，组建同盟或联盟体系成为这些国家的首要选择。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欧盟还是东盟的建立，都有着安全方面的考虑。这些具有共同体性质的组织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反而成为这一法则的产物。谁强大谁就可以任意主宰他国命运，如此一来，国际公平正义何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26)同①.。作为一种新型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国是世界各国，它不以地域作为划分成员国的标准，公平正义是共同体成员处理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对共同体生活的向往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什么样的共同体生活是值得追求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善”的生活是共同体追求的目标，马克思认为，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共同体追求的目标。无论是“善”的生活还是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安全的共同体内部环境。只有坚持公平正义，从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对外政策，共同体才能营造出一种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内部环境，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普遍安全才能得以实现。

3.以合作共赢取代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人类文明已经进入21世纪，但有些国家还保有着上个世纪的冷战思维。解决全球治理危机需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如果每个国家都奉行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国际斗争将会永远持续下去，没有赢家，全球治理进程也不可能得到推动。习近平主席提出，“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27)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1-18(1).。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成命运相连的共同体。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不仅不能够适应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反而会成为引发全球问题的一大诱因。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世界各国的发展不能够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当今世界，要合作、求共赢成为各国的普遍愿望，各国应当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把发展的“蛋糕”做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截止到2021年1月底，中国已经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8)我国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5份[EB/OL].(2021-01-30)[2021-03-13].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163241.htm.，“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这些成果的取得说明合作共赢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愿望，部分国家应当摒弃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原则，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4.以开放包容取代优胜劣汰的文明冲突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疯狂开拓疆土、划分殖民范围的历史，最终酿成了农村臣服于城市，东方臣服于西方的现实。这种臣服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文化领域。西方国家以优质文明自居，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主流价值观，任意改造他国文化。习近平主席强调，文明之间“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4.。不同文明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晶，我们不能按照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物种进化论来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世界各国的文明本质上属于同质文明。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就是各文明之间交流融合、包容互鉴的过程，只有相互借鉴，人类文明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西方国家站在对抗的角度看待文明交流，本质上是资本斗争性的一种体现。虽然“文明冲突论”反映了一定时期人类文明发展的特点，但从整体大局来看，交流融合是第一位的，冲突对抗是第二位的。西方国家不能简单地将自身文明视为优质文明，视发展中国家的文明为落后文明，这样的结果只能是造成更多的对抗，酿成更多的全球治理难题。恩格斯认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2.。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本身就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结果，不应当用文明冲突论来看待这个世界。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建立在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的，不同文明之间应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共同发展。这也体现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倡交流、促互鉴”“阐多样、主包容”的理念价值(31)沈壮海,许家烨.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实践引领[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5):72-83.。只有各文明之间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才能降到最低，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全球治理才能实现。

5.以绿色发展取代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是永远放在第一位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几次工业革命在带来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生态治理成为当今全球治理的热点领域之一。生态问题治理不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问题，严重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生态问题政治化倾向愈发明显，国家之间因为生态问题争执不下，互相推诿，甚至兵戎相见的案例屡见不鲜，解决全球生态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共同打造更加美丽的人类生存环境。习近平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5.。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人类敬畏自然，将自身视为生态的组成部分，而不能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不惜透支未来。世界各国需要转变发展理念，以绿色发展取代污染环境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以科技进步来降低工业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另外，发达国家不能够把治理环境污染的责任全部推给发展中国家，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中国倡导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发达国家应当尽到应有的历史性责任，为全球生态治理做出更多贡献。世界各国应当秉持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落实《巴黎协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章程，走绿色发展之路，共同构建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6.以共建共享取代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习近平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33)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1-18(1).。今天的全球治理格局仍然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方案依旧是由发达国家提出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但发达国家开出的“药方”并不是万能的，而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视角，这导致这种“药方”带来的问题层出不穷。所以，目前的全球治理并不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全球治理方案也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意味着中国明确反对全球治理中的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现象。国际上，虽然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俱乐部依旧掌握着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但因为G20机制的日渐成熟和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全球治理正在由G7时代过渡到G20时代。习近平主席多次重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人类命运应当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而不是由一个或几个国家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