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美海

（中共毕节市委党校，贵州 毕节 551700）

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资源利用的日益加大，各地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如北京、西安、济南等），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和有效利用，不仅传承了历史文脉，而且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毕节市虽未获得历史文化名城殊荣，但也有很多古老厚重、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在做好资源保护的前提下，利用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简述

梳理毕节的历史文化资源，首先要对历史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有明确的把握。牛淑萍在《文化资源学》一书中，将历史文化资源分为有形历史文化资源和无形历史文化资源。其中，有形历史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是历史遗迹和历史建筑，无形历史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是无形文化遗产。历史遗迹包括五种类型，分别是古人类遗迹、古城遗址、古战场遗址、名人活动遗址和古道遗址。历史建筑包括宫殿建筑、楼阁建筑、城防工程、古城镇、古村落和古代园林等类型。无形文化遗产则分为四个类型，包括表演类、技艺类、仪式习俗类、语言与口头文学。［1］也有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出更多的类型，如按照时空维度划分，可分为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资源；按照主题内容划分，可分为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按照属性和表现形式划分，可分为三种，即文物及相关衍生物、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古籍及历史文化类书刊。［2］无论怎样，只要标准统一即可。本文将历史文化资源分为有形历史文化资源和无形历史文化资源两个大类。

首先是有形历史文化资源，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历史遗迹和历史建筑。历史遗迹中，史前人类活动遗址较多，据毕节市政协2019年的有关调研报告，毕节现已发现古人类或史前遗址共63处。其中，七星关区17处，黔西市16处，赫章县14处，织金县6处，纳雍县4处，大方县3处，威宁县2处，金沙县1处。七星关团结麻窝口洞、海子街大洞、扁扁洞、青场老鸦洞、朱昌牛鼻子洞、赫章可乐新石器时代遗址等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组成了古人类在黔西北地区30余万年至5000年的史前发展轨迹。在古城遗址方面，据《毕节地区主要旅游资源分类表》（2010）统计，有七星关城遗址、隋朝信安县遗址、岩上宣慰府遗址、大木树宣慰府遗址、慕俄格城堡、九层衙署、慕俄格八层衙署、安邦彦旧居遗址、纳雍宣慰府遗址等9处。古战场遗址也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有岐山古战场、花尖营古战场遗址、古驯马场遗址、古营盘遗址、北镇关古战场遗址、红十七师战斗遗址、猪拱菁苗民起义遗址、平山红军战场遗址、集安营遗址、梯子岩战场遗址等。名人旧居有林青故居、周素园故居、丁宝桢旧居等。古道遗址有七星关古驿道、小天桥古驿道、石墁古盐道、黄沙古渡、阁雅驿道、千岁衢、宝桢盐道等。在历史建筑方面，毕节也有许多具有历史韵味的寺庙和楼阁。寺庙如灵峰寺、惠泉寺、凤鸣山寺等，楼阁如新庄亭、陕西庙戏楼、来苏亭、财神庙、东山寺、文昌阁、保安寺、斗姥阁、观音阁、三楚宫等。此外，毕节还有许多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乡土建筑，如大屯土司庄园、湾溪土司庄园、彝族和苗族传统民居等。这些历史遗址和历史建筑，都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历史文化资源价值的重要元素，如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毕节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将大有裨益。

其次是无形历史文化资源。表演类历史文化资源有彝族乐器演奏、苗族芦笙舞等；技艺类历史文化资源有大方县的漆器、苗族的刺绣和挑花等；仪式习俗方面，各民族都有特色鲜明的宗教仪式；语言与口头文学方面，彝族、苗族和回族等都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历史文献。这些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厚重的历史性。可以这样说，这些文化资源既是历史文化资源，又是民族文化资源；既是“历史上的文化资源”，又是“以历史为核心的文化资源”。

尽管毕节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但实际上，这些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史前文化、古彝文化、夜郎文化、民俗文化和红色文化等几个方面。相较而言，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专题性更强，通常独立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因此，本文研究的毕节历史文化资源，主要是史前文化、古彝文化和夜郎文化诸方面。

二、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现状

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本身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保护是前提，但没有科学合理的利用，其价值也不能体现出来。关于这二者的关系，有学者作了归纳，认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存在四种模式：为保护而保护，为开发而开发，为保护而开发和为开发而保护。［3］这些模式中，第一种模式只是被动地履行保护的职责，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资源的完整性，但几乎未体现资源的利用价值。第二种模式对资源的破坏性最大，最不具有可持续性。与之相比，后两种模式是各地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最常见的模式，只有当两者完美结合，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才能相互促进。

（一）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关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含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发布的文件《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中有明确的阐述。所谓保护，指的是“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4］实际上，这种保护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层面，一是政策层面，主要是政府成立保护组织、颁布政策法规、建立保护场所和开展宣传研究等；二是技术层面，主要指采取技术手段，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抢救、修缮、保养，以及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在保护的手段上，当前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致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田野考古、博物馆建设、遗址遗迹保护、古籍整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口述史等。毕节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上，上述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田野考古既是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方式，也是其他保护措施得以开展的前提。毕节在历史文化的田野考古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以赫章可乐遗址为代表的夜郎文化考古和以黔西观音洞遗址为代表的史前文化考古。赫章可乐在战国至秦汉时期是西南地区的重镇，上世纪50年代末，可乐遗址被考古部门发现，并出土了数百件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物，引起了学界的重视。2000年，考古部门又对可乐遗址进行了9次发掘，出土文物近五百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葬式奇特的“套头葬”，在古墓葬中独一无二。该发现入选“2000-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乐遗址（古墓群）由此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毕节史前文化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有63处，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是黔西观音洞遗址。观音洞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1964年至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等先后4次进行发掘，共出土4000余件石器和23种哺乳动物化石。出土石器中刮削器占百分之八十，充分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的特征，“观音洞文化”因此享誉中外。2001年，观音洞遗址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遗址遗迹的保护方面，据统计，毕节现有七星关区大屯土司庄园、大方奢香墓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有七星关猪拱箐苗民起义遗址、大方慕俄格城堡遗址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7处，有七星关惠泉寺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72处。2016年1月，毕节市公布了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35处，2019年公布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毕节市有国家级保护名录2处，即威宁撮泰吉和纳雍滚山珠，有特批国家级保护名录8处，省级保护名录3处，县级保护名录206处。此外，毕节市2016年公布了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50个，2019年公布了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6个，2022年1月公布了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31个。在古籍的整理保护方面，现有毕节彝学研究院和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两个重要的彝族历史文献研究机构，这两个研究机构主要是翻译、整理和研究彝族的历史文献，如《爨文丛刻》《彝族源流》《西南彝志》，这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保护和开发毕节彝族历史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口碑文献整理方面，近年来也涌现了不少成果，尤其是苗族口碑文献的整理，对苗族历史文化的保护贡献甚大。

从整体上看，毕节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上，成效是明显的，但仍然存在一些短板。一是资金投入较少。以可乐文化遗址的保护为例，尽管赫章县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投入，但财力毕竟有限，因此在遗址保护、考古研究、文物展示等方面缺乏资金保障，许多工作难以开展。二是保护不均衡。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上，对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较大，对史前文化的保护力度很小，甚至是刚刚起步。目前只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黔西观音洞遗址启动了保护程序，现已完成《保护规划》编制，上报国家文物局。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只是设置了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而其他史前文化遗址，基本上还处于“原封不动”的状态。三是专业人才缺失。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无论是政策设计、研究整理还是保养修缮，都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尽管近年来毕节通过外送培训、自办培训、项目培训、专项跟师培训等方式，培养了一些专业人才，但与人才需求量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二）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现状

当前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化旅游开发，目前有代表性的是大方县的慕俄格古城及贵州宣慰府的旅游开发。2008年起，大方县启动了慕俄格古城的建设，投资近2亿元，对贵州宣慰府进行恢复重建，对奢香博物馆进行了改扩建。其中，贵州宣慰府总投资近1.2亿元，总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建设面积7969.8平方米，工程于2010年竣工，2011年正式对外开放。贵州宣慰府开放以来，对大方县的旅游经济有很大的贡献。织金县的平远古城建设也是毕节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一个亮点。古城于2016年底开工建设，规划占地面积240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现已初具规模，成为毕节文化旅游的一大品牌。二是演艺开发。以彝族古戏“撮泰吉”和苗族芦笙舞“滚山珠”为代表。撮泰吉有“人类的祖宗戏”和“戏剧活化石”之称，其产生年代十分久远，是彝族远古时期生产生活的产物，因此它不仅是民族戏剧，而且是彝族的历史文化。苗族芦笙舞“滚山珠”主要再现苗族迁徙的历史，表演难度很大，技巧性很强，常在各种比赛中斩获大奖。滚山珠的文化元素，就是苗族迁徙的历史，是典型的苗族历史文化。三是影视开发，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奢香夫人》。2010年，大方县融资2400万元，以贵州宣慰府为实景地，拍摄的30集电视连续剧《奢香夫人》已在央视热播，吸引了各地游客来大方县观光旅游、考察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大方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大方县的古彝文化，已经成为毕节历史文化的一个品牌。毕节在历史文化的影视开发方面，目前已有《夜郎春秋》《丁宝桢》等一批有历史文化底蕴的精品影视剧目在筹划拍摄。以上这些开发，都体现了毕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互促互进的特点，既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有效保护，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毕节历史文化的影响力，促进了毕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当然，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也比较突出。一是产品的竞争力不强。无论是古城开发还是演艺和影视开发，与国内知名品牌相比都有较大差距，许多产品在学界有很高的认可度，屡屡获奖，但是市场竞争力并不强，因此很难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二是开发较为滞后。一些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资源，无论是研究还是开发利用，都落后于周边地区。如对鸡鸣三省会议的研究，云南和四川起步都要早得多，再如夜郎文化的开发，对“夜郎文化”品牌的争取已明显晚于其他地方。三是存在空白地带。如史前文化的开发利用，至今还是空白。全市60多处史前文化遗址，除了发挥有限的学术价值外，几乎未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未发挥优秀文化遗产应有的价值。

三、毕节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对策措施

自从历史文化的价值被发现，人们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就从未中断过。早期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主要目的在于“资政、社会教育、启智，以及把汲取、宣讲、交流历史文化知识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2］因此，在开发的方式上，就显得较为单一。但随着文化资源利用水平的提高，这种开发逐渐呈现多样化、产业化的特点。当前，旅游开发是较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形式，而且能做到综合利用。影视和演艺开发也是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形式，因其具有大众化的特点，更能体现开发价值，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的来说，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形式，主要有历史文化知识的搜集编撰、历史研究、考古、历史文化教育、文化旅游、艺术表演、影视出版、工艺品、动漫等等。这些开发形式中，大多不能完全分割。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应体现综合利用的特点。

（一）加强数字化存储与开发

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是指在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采集、储存、处理、修复、展示、传播等过程中，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对其进行转换、再现或复原，从而实现资源保护的现代化和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当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突飞猛进，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已成为重要的开发利用方式。

首先是数字化保存。毕节历史文化资源中，有许多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典籍，仅毕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搜集到的“牛皮档案”“羊皮档案”和“麻布档案”等古彝文献，就有上千册之多。其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目录》的就有《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十二部勾则》等49部。这些历史文献对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夜郎文化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且许多文献都属于孤本，具有唯一性，如果还用传统的保护方式，极易损坏，造成的损失将不可挽回。解决这一难题，现行的方法是可以将这些历史文化典籍进行数字化保存和管理，这样不仅有助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也为利用这些资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次是数字化展示和传播。毕节博物馆和各红色文化陈列馆中，都有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展示和传播的部分。这些数字化手段的运用，对参观者最具有吸引力。但总体上看，数字化程度还不够高。尤其是在史前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利用上，几乎还是空白。这方面可学习北京周口店遗址，其数字化开发利用就很成功，它通过空中幻象、三维动画影片，特色游戏等数字化方式，系统地介绍了“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的生活环境、生活状况，成为世界级的古人类活动展示窗口。黔西观音洞遗址能以这样的方式加以保护利用，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价值。再次是数字化开发。毕节历史文化资源中，有许多精彩的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可以通过改编，以影片、动画、游戏等形式对其数字化开发，既可以提高其文化影响力，还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科学规划文化线路

文化线路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连接各旅游景点的路线。各景点之间在主题上可能没有必然联系，只是在空间上有一定关联。这种线路的科学规划，不仅能促进景点之间的协同发展，还能降低游客的旅游成本，提升旅游体验感，因此备受青睐。二是作为旅游资源的文化线路。作为遗产保护的前沿概念，文化线路最早由欧洲学者于1994年提出。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魁北克大会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首次把“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写入文件。文件中规定，无论是陆地上，海上或其他形式的交流线路，只要是有明确界限，有自己独特的动态和历史功能，服务的目标特殊、确定，并且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可称为文化线路。［5］这里的文化线路，是一种文化资源类型，但形式上，它是一种线状的存在。

关于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旅游线路规划，学界也有一些研究，提出建设毕节文化旅游的六条线路，将毕节市内的各类自然和人文旅游景点与安顺市、遵义市、贵阳市和四川省等地的旅游资源串联起来，借力发展。作为资源存在的文化线路，在毕节有许多古代交通遗址，如七星关古驿道、小天桥古驿道、石墁古盐道、阁雅驿道、千岁衢、宝桢盐道等，无论是盐道还是驿道，都符合文化线路的基本条件。此外，七星关团结麻窝口洞、海子街大洞、扁扁洞、青场老鸦洞、朱昌牛鼻子洞、赫章可乐新石器时代遗址，组成了古人类在黔西北地区30余万年至5000年的史前发展轨迹，这也构成一种文化线路。毕节处于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核心区域，也是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路。在此背景下，我们应抢抓机遇，促进毕节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

（三）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自197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Mcintosh）提出“旅游文化”这一概念以来，文化与旅游的关系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我国学者对文化旅游的研究较晚，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灵魂载体说”，即认为文化是灵魂，旅游是载体，这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二是“诗和远方说”，文化代表“诗”，旅游代表“远方”。三是“资源市场说”，认为文化是旅游最好的资源，旅游是文化最大的市场。［6］2018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之后，我国文旅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融合领域也进一步拓展。

文旅融合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文化与旅游“两张皮”的问题，要切实做到“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只有这样，文化与旅游才能实现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文旅深度融合，首先是理念的融合。文化与旅游各有其特征和发展规律，两者的融合不是文化和旅游元素的简单相加，没有融合发展、互促互进的理念，生搬硬套只会适得其反。理念融合的要义，在于以融合发展的思维，处理好文化与旅游的关系，真正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次是资源的融合。文化资源能否转换为旅游资源，既取决于文化资源是否具有独特性、完整性和原真性，也取决于人们资源转换的能力和水平。比如毕节的史前文化资源和夜郎文化资源等，都是独具特色的，但没有创造性转换，就只是文化资源，而非旅游资源。有的地方只有一点文化元素，开发得当也能取得巨大的效益。因此，只有资源融合，才能将存量资源盘活，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最后是科技的融合。国务院《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2018年3月）中提出要推动旅游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要借力大数据技术推动全域旅游发展。贵州的大数据产业是大机遇、大红利，毕节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如能利用好大数据和其他现代科技，实现文旅深度融合，定能拓展市场空间，成为毕节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四）推进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文化产业园，或称为文化创意产业园，最初的形成往往是文化经营单位自发的集聚，逐步发展为政府的主导与扶持。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提出要“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此后全国各地涌现了许多称呼各异的文化产业园。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做了不同的分类。在产业视角上，可分为生产型、资源型与创意型文化产业园；在产业链视角下，分为独立主体型、单一型以及复合型产业园；从开发主体来看，可分为政府导向型、艺术家导向型与企业导向型，等等。［7］无论什么类型，其目的都在于推动文化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以提高文化产品的创新能力和资源利用率。

毕节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起步较晚，在政府的主导和扶持下，目前规划建设有十大文化产业园区，分别是毕节阳山生态文化旅游园区、毕节大方古彝文化产业园（慕俄格古城）、黔西县水西古城文化旅游区、金沙县文化产业园区（金沙贡茶古镇休闲旅游度假区和贵州台金生态农业观光科技园）、织金县丁宝桢文化产业园、纳雍县“同心·文化产业园区”、赫章县夜郎文化产业园、百里杜鹃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园区、双山新区贵州夜郎西民族乐园、毕节经济开发区贵州乌蒙山民族医药文化产业园。这些文化产业园区都有一个明确的文化主题，发展思路也很清晰，但各园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取得明显成效，如大方县的古彝文化产业园；有的推进缓慢，面临各种发展困境，甚至处于停工状态。这些文化产业园区中，大方古彝文化产业园（慕俄格古城）、黔西县水西古城文化旅游区、赫章县夜郎文化产业园等所依托的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建设中都存在融资难度大、文化创意人才和管理人才缺失、产品竞争力弱等问题。只有在不断的改革中深入推进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才能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中找到机会，实现腾飞。

（五）打造历史文化品牌

文化，是地域特色的集中反映。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同时也影响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打造地方历史文化品牌，既是一种良好的形象展示，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国内诸多历史文化名城，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品牌，在品牌效应的作用下，相关文化产品也很有竞争力。

在《毕节市旅游产业创新提升规划》（2016—2025）中，对旅游发展的“文化目标”作了明确定位：突出古彝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史前文化、夜郎文化等特色文化，探索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有效提升毕节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里所指的文化品牌，都具有历史文化的属性。就目前文化品牌打造的状况来看，认可度和辨识度都不高，比如史前文化，学界虽有“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之说，但说到周口店，几乎无人不知；提及观音洞，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再如夜郎文化，外界都知道是贵州的文化标签，但赫章县的可乐遗址，知晓率并不高。当然，任何品牌的形成，都必须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体验作为支撑，打造历史文化品牌更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既要在基础研究、宣传推介上下功夫，又要在文化和旅游产品上想办法。比如毕节当前大力塑造的旅游品牌，形象口号为“洞天福地·花海毕节”，如能加上适当的文化元素，将有利于毕节文化品牌的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