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笛

(大连财经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衡量国家发展，经过一段时期的经济迅速增长使该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于道德沦丧、法治崩溃等，使某些利益集团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经济增长停滞，居民收入水平难以持续增长的状态。[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学者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就业水平提升能够促进国家(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进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2]本文认为，消费是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研究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消费结构升级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通过实证分析域外国家，以期为我国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借鉴经验。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关于消费结构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主要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对比角度进行分析。彭清华以日本、韩国、巴西等国为研究样本，考察消费结构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联性，他认为这些国家的消费结构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为U关系，当跨越消费率拐点后消费结构升级能够有效促进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李玲玲选取了美国、英国、日本等9个发达国家，印度、韩国等7个发展中国家为研究样本，探究消费结构升级与居民收入关系，通过面板FGLS回归验证了消费结构升级与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得出消费结构升级能够帮助该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结论。洪源等以居民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衡量指标，以居民消费总量为解释变量，构建门槛模型，探究居民消费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升能够促进国家(地区)居民收入水平。陶爱萍等利用我国2006-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消费结构升级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结果表明消费结构升级有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进而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现有研究多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探究消费结构升级与居民消费的关联性，未考虑消费结构升级与居民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进行工具变量检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三、消费结构升级与居民收入水平关联性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当前，关于一个国家(地区)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多种标准，本文参考世界银行的规定，当一个国家(地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万美元时，认为该国家(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当一个国家(地区)人均国民总收入突破1万美元时，认为该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3]为便于实证分析的开展，本文参考国内学者的做法，若该国(地区)人均国民总收入能够持续增长，则认为该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早已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本文重点关注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按照世界银行公开的数据，本文将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哈萨克斯坦等国作为研究样本，这些国家经济体量较大且主导产业不尽相同，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使用人均国民总收入来衡量，以sr来表示。本文研究主题是消费结构升级能否促进国家(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本文将消费结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消费结构反映了居民消费支出类别，当前普遍的做法是使用恩格尔系数衡量，使用eg表示。[4]考虑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体现居民生活水平，本文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以pgdp来表示。对外贸易状况体现了居民消费商品的国际化程度，本文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反映地区对外贸易状况，以open来表示。城镇化进程可以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获得迁移性收入，本文使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城镇化率表示城镇化水平，以city来表示。政府投资规模可以影响到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本文使用年度政府财政支出总额表示政府投资规模，使用zf表示。[5]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居民收入结构性问题，本文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状况，以cy来表示。受教育程度往往与居民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本文使用地区本科以上受教育人口比重衡量教育水平，使用edu表示。[6]绝对量指标可能导致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本文对绝对量指标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由于本文使用的变量时间为2000-2017年，时间跨度上超过十五年，因此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避免“伪回归”问题的出现，[7]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如表1所示，lnsr的LLC检验值为-6.70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IPS检验也表明lnsr为平稳变量；lneg的LLC检验值为-5.36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ADF检验也表明lneg为平稳变量；lnpgdp的LLC检验值为-4.827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ADF检验和PP检验也表明lnpgdp为平稳变量；lnopen为-7.76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IPS检验、ADF检验、PP检验均表明lnopen为平稳变量；city的LLC检验值为-6.57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IPS检验、ADF检验、PP检验均表明city为平稳变量；lnzf的LLC检验值为-18.9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IPS检验、ADF检验、PP检验均表明lnzf为平稳变量；lncy的LLC检验值为-3.23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IPS检验、ADF检验、PP检验均表明lncy为平稳变量；edu的LLC检验值为-2.62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IPS检验、ADF检验、PP检验均表明edu为平稳变量。

(二)变量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消费结构升级与人均居民收入水平的关联性，本文对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2中，lneg与lns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8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恩格尔系数与居民收入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恩格尔系数与消费结构升级之间为反比关系，由此可知消费结构升级能够带动居民收入水平提升。lnpgdp与lns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7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lnopen与lns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7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进出口贸易水平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city与lns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6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能有效促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lnzf与lns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12但不显著，说明政府投资与居民收入水平相关性较弱；lncy与lns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7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产业结构水平提升能有效促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edu与lns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教育水平提升能有效促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

(三)回归结果

本文以印度等亚洲五国为研究对象，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2017年，借鉴当前研究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如方程(1)所示：

lnstit=c+β1lnegit+β2lnpgdpit+β3lnopenit+β4cityit+β4lnzfit+β5lncyit+β5eduit+εit

(1)

式(1)中，lnsr为居民收入水平的对数形式；lneg为恩格尔系数的对数形式；lnpgdp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数形式；lnopen为进出口贸易水平的对数形式；city为城镇化水平的对数形式；lnzf为政府投资的对数形式；lncy为产业结构的对数形式；edu为受教育水平的对数形式；c为常数项，β为相关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面板具有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混合效应三种回归形式，进行豪斯曼检验和F检验后，发现P值小于0.05，拒绝原假设因此选择使用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8]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lneg与lns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29，p值为0.016，说明恩格尔系数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为负相关关系，恩格尔系数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水平下降0.029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与消费结构之间为负相关关系，由此说明，消费结构与居民收入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即消费结构升级能够促进一个国家(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进而帮助该国家(地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lnpgdp与lns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1.653，p值为0.000，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为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上升1.653个百分点。lnopen与lns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70，p值为0.079，说明进出口贸易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进出口贸易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上降1.653个百分点。city与lns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277，p值为0.076，说明城镇化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上升0.277个百分点。lnzf与lns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659，p值为0.000，说明政府投资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为正相关关系，政府投资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上升0.659个百分点。lncy与lns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1.245，p值为0.000，说明产业结构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为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上升1.245个百分点。edu与lnsr之间的回归系数为2.780，p值为0.000，说明教育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为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上升2.780个百分点。

(四)稳健性检验

参考已有研究，消费结构升级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出现，为此本文以恩格尔系数(lneg)的一阶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如表4所示，lneg、lnpgdp、lnopen、city、lnzf、lncy、edu的回归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本文回归结果稳健，限于篇幅回归结果不在此一一赘述。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恩格尔系数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为负相关关系，恩格尔系数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居民收入水平下降0.029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与消费结构之间为负相关关系，由此说明消费结构与居民收入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即消费结构升级能够促进一个国家(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提升，进而帮助该国家(地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上升1.653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上降1.653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上升0.277个百分点；政府投资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上升0.659个百分点；产业结构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上升1.245个百分点；教育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水平上升2.780个百分点。

(二)建议

基于以上实证研究，为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增加居民收入，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本文实证分析表明恩格尔系数与居民收入水平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优化居民消费结构能够促进收入水平提升。为此，我国各地区政府应该致力于增加就业，提升居民收入水平。[9]第二，完善收入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居民收入水平差异较大，会导致国家(地区)整体收入水平难以提升，因此，我国各地方政府应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不断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第三，保证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能够带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从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10]因此，我国各地区应该加强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发挥市场对资源的调配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水平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