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薇

(闽江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程顺则(1663—1734)，字宠文，号念庵。出生于琉球久米村(1)1663年以来就称为唐营，是参与中国、琉球贸易活动相关人员的居住地。官宦之家，其祖父与父亲皆为琉球官员，程顺则自身也官至紫金大夫(2)久米村最高等级官位。，因其领地为名护(现日本冲绳县北部城市)，故也被誉为“名护圣人”。同时，由于他在传播儒家思想、汉诗等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也被誉为“琉球五伟人”之一、 “孔孟思想的伟大传人”[1]100等。如今，程顺则仍深受冲绳人民敬仰，在日本冲绳那霸市立有一座“程顺则颂德碑”，用以赞颂其功德。为纪念程顺则的伟大功绩，日本冲绳县还为程顺则设立了铜像，铜像旁附刻了其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六谕”石碑。因“六谕”道德训诫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每逢农历元旦，冲绳名护市役所都会开展名为“御字拜”的仪式，张贴“六谕”道德训诫，以追思程顺则。程顺则一生曾先后5次到福州，特别是其盛年时期(1684—1687年以及1689—1691年)，前后共计7年于福州学习[2]，并作为勤学生拜福州大儒陈元辅、竺天植为师，在其门下学习经书、史书、文学等，与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福州作为彼时中琉朝贡与贸易的唯一口岸，以及明清朝琉球册封使团、琉球进贡使团的聚集地，至今仍保留有琉球馆、琉球墓园、河口万寿桥等历史古迹，是中琉五百余年友好往来的标志，程顺则即是其中的见证者之一。程顺则与福州有何渊源、福州在程顺则的人生轨迹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目前学界还鲜少谈及，因此本文以《程氏家谱》、程顺则的著作等为主要史料，从程顺则于福州翻刻、购买书籍，程顺则著作及其在琉球的实践活动等方面分析程顺则与福州的渊源。

一、程顺则在福州的翻刻、购买书籍活动

福州地处东南一隅，有丰富的山林竹木资源，为雕版刻书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造纸业与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也为福州刻书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北宋始，福建刻书业就很发达，不仅规模大、品种多，雕版也很精良，是彼时全国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其出版的书籍不但满足了地方需要，而且流通江南各地，备受世人青睐。总卷数多达两万卷，举世闻名的宋代《崇宁大藏》《毗卢大藏》《万寿道藏》三大藏都在福州刊刻。宋代，福州文教昌盛，人才辈出，甲于东南，士绅、文人热衷于出资刊印书籍，此后，刻书业历经元、明、清三代昌盛不衰。在清朝，更有吴玉田、吴玉柱、施志宝等技术熟练的镌刻匠人名家，极大地推动了书籍的刊印与流通，使福州刻书业呈现兴盛的新局面。福州镌刻名匠所出之刻本刻工精善，字体清晰，端庄厚重，驰誉全国，其中的一些刻本更是具有重要的文物与文献价值，为福州文化、教育的繁荣乃至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与琉球正式交往始于明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洪武帝遣行人杨载携诏书前往琉球，琉球国王察度亦派遣其弟泰期前往明朝“称臣入贡”。随着琉球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加深，琉球察度王深感学习汉学的必要性，遂向明朝廷申请派遣留学生。1392年，琉球初次派遣留学生3人赴明朝国子监留学，伴随着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儒学也正式由中国直接传入琉球。(3)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年)，琉球与日本本土交流繁盛，琉球僧侣到日本五山留学，将佛学与儒学一同带回琉球，此为儒学由日本间接传入流球的渠道。同年，明太祖朱元璋赐予琉球“善舟楫者”闽人三十六姓，琉球亦陆续派遣官生与勤学生赴中国学习，儒学进一步传入琉球。16世纪后期，因中琉贸易衰退，久米村逐渐没落。1609年，琉球遭受日本萨摩藩入侵，被划入日本幕藩体制管辖领域。从17世纪中期开始，为继续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琉球王府强化了对久米村的管理，使久米村成为专门培养能从事与中国往来，例如舟海、礼仪、翻译等相关人才的地方，并下令让久米村人学习汉语与儒学，同时给予久米村经济方面的恩惠，使其逐渐恢复了以往的繁荣。在此政策的影响下，久米村人在当时赴中国国子监以及福州的官生、勤学生中占有很大比例。以此为契机，本就是华裔的久米村人进一步积极摄取中国文化。1610年，久米村人蔡坚就已经将孔子像带回琉球，久米村士族接连朝拜。1674年，由久米村人金正春请愿，建立了久米村孔子庙。在此社会背景下，加之生长在琉球官宦世家，儒学氛围浓厚，程顺则自幼即师从久米村知名儒学者郑宏良，学习孔孟之道，倾慕中华。从少年时期开始，他就立志问学，才能突出。1676年，即其14岁时，考取秀才功名。此后，有着深厚中国文化积淀的程顺则作为琉球勤学生在中国留学期间还收藏了朱熹手稿如“忠孝”[1]345、“行仁义事”、“存忠孝心”[1]368等，并将其奉为至宝，先后请彼时翰林院郑任钥、册封使徐葆光等鉴赏题词，可见程顺则对儒学的深深敬仰与热爱。而在中国期间，程顺则亦多次在福州翻刻或购买相关书籍，献予久米村孔子庙。例如1689年，程顺则作为接贡存留通事第二次赴闽，从陈元辅研究朱子学与汉诗文，于1691年临近返琉球之时，在福州自费购入共一千五百九十二卷《十七史》，返回琉球后将其献予久米村孔子庙。

1708年，程顺则因等待风汛而滞留福州柔远驿，于其在柔远驿的导师竺天植处见到儒家道德训诫书《六谕衍义》，程顺则于是翻阅再三，因觉此书中讲解的“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条道德训诫“词简义深, 言近旨远, 不独可以挽颓风而归淳厚, 抑可以教子弟而通正音”[3]7，于是自费六十金翻刻《六谕衍义》，并在翻刻此书的跋文中叙述道：“六经四书的微言奥旨, 只可自喻之于心, 何能日宣之于口, 惟是编字字是大道理, 却字字是口头话, 男女老幼莫不闻而知之, 教者省力, 学者易晓, 导之之术, 莫有善于此者。”[3]148因为《六谕衍义》相较其他儒学经典更为通俗易懂，易于在民众中间传播，程顺则便翻刻此书，希望当中的儒家道德训诫能改善琉球风俗，而口语化的字句也可用以教授久米村子弟，对其学习中国的“正音”也有所裨益。而后，《六谕衍义》被作为琉球教授儒学的教育机构明伦堂的教科书使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琉球儒学的发展。18世纪初，程顺则在作为江户庆贺掌翰使入日本萨摩藩进贡之时，将《六谕衍义》献予萨摩藩岛津藩主，而后《六谕衍义》又被献予德川吉宗，在庶民教化深受重视的德川时代，德川吉宗下令由彼时的日本大儒荻生徂徕、室鸠巢对其加以训点、和解，后分作《官刻六谕衍义》《官刻六谕衍义大意》出版。《六谕衍义大意》还被用作日本初等教育机构寺子屋的教科书，用以教授孩童练习书法以及实施儒家道德教育。在民间，通过民间知识分子的改编，以及与范鋐原版的融合，《六谕衍义》形成了诸多版本，一直到明治时代仍在使用，被称为东传日本的清朝22本主要德教修养书中“流布最广，被最多人诵读的书籍”[4],甚至被编入明治时期的修身教科书[5]，对日本社会及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1732年，琉球三司官蔡温亦根据《六谕衍义》颁布《御教条》，作为琉球庶民教化的读本，在琉球民众中广泛推广。[6]

除了翻刻儒家书籍外，程顺则还特别重视汉诗的翻刻。1689年至1691年，程顺则作为接贡存留通事第二次赴中国，共留居福州3年。在此期间，他拜读了其师陈元辅的《课儿诗话》讲稿，认为此讲稿可以作为指导琉球人汉诗创作的教材，便将讲稿(题名《枕山楼课儿诗话》)在福州刻印后携回琉球，促进了汉诗在琉球的发展。之后，程顺则为《枕山楼课儿诗话》作序，并于日本京都重新刊刻，成为日本深受欢迎的作诗入门书。[7]1720年，程顺则在作为谢恩使节与册封使一行第五次赴中国时，亦自费购买《皇清诗选》数十部，携回琉球，并将其捐献给琉球王府书院以及久米村孔子庙。1725年，程顺则完成公务由北京返回福州时，将前期收集的记载了清朝册封使汪楫、林麟焻与琉球君臣往来诗文的《中山诗文集》于福州刊刻。该诗文集也被认为是“收录诗人作品最多的琉球汉诗总集”， “琉球诗集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诗集”[8]。可见，程顺则在福州的翻刻、购买书籍等活动一定程度上对琉球儒学、汉诗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正是这些书籍，使之后琉球的儒学、汉诗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

二、程顺则著作与福州的渊源

从1372年中琉正式通交起至1879年的五百余年间，中琉往来不绝。1087年，福建于泉州设立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贸易。洪武、永乐年间，奉旨入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多为福州河口人，三十六姓入琉球后也多担任进贡使、通事等官职，在入贡时，便多从福州河口登陆。1474年，福建市舶司正式由泉州改设于福州，福州遂成为与琉球往来的唯一口岸。市舶司由泉州移驻福州之后，原琉球人停驻的驿站也由泉州来远驿改为福州柔远驿。随着柔远驿的建立，福州港河道、港口、仓库、接待场所的建设也逐渐兴盛。随琉球贡船前来的除进贡使团外，还有琉球的官生与勤学生。官生与勤学生往往将彼时中国的先进文化与技术带回琉球，因此，除了册封、进贡的往来，中琉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繁盛，而程顺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683年，21岁的程顺则升任琉球通事，并作为勤学第一次前往中国。1684年至1687年4年间，他跟随福州大儒陈元辅、竺天植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汉诗文等，进一步加深了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在闽留学期间，也常与鸿儒雅士切磋学习，表现出对汉诗文的极大兴趣。返回琉球后，程顺则即被任命为讲解师，传播中国儒学。在汉诗创作方面，程顺则可以说是琉球最重要的一位诗人。他的汉诗在琉球文学史中颇为重要。清代学者孙鋐辑评的《皇清诗选》中收有琉球诗人汉诗70首，程顺则的诗就占了21首[9]95，其中不乏其途经福州时所作的汉诗，或与福州有些许渊源的作品如《游草》《仙霞岭观梅》等。

1696年，程顺则作为进贡北京大通事第三次赴中国，在1698年返回琉球之际，将他往返于北京与福州沿途所作的八十余篇诗作集结为《雪堂燕游草》，并于福州刊刻，内容包括旅程中各地的风景书写，与各地方官员、文人雅士的酬唱，在北京进贡的经过以及皇帝下赐物品与宴会情形的描写。《雪堂燕游草》开篇有林麟焻、陈元辅、蔡铎序，其中，林麟焻时任琉球册封使，其评说程顺则的诗作“忠孝之思，蔼然言表”，赞颂程顺则为“豪杰之士”[10]556；陈元辅赞许其诗作“咏物之工，颂扬之美，兼而有之”，“为中山之秀”，“以真性情，写真文章，追太史、工部风”[9]96；而时任琉球紫金大夫的蔡铎亦盛赞程顺则的诗才，高度评价其人品与文品。此次返回琉球后，程顺则得到尚贞王以及世子尚纯的重用，为世子尚益讲解“四书”、唐诗等，并担任整合琉球位阶、官制的重要官职。而后，《雪堂燕游草》在琉球流传甚广，甚至传入日本，画家木村探元根据诗篇描绘图景，作成《雪堂燕游图》，备受日本文人雅士的推崇。[11]1714年，程顺则随江户庆贺使至萨摩藩，藩主取出《雪堂燕游图》供宾客鉴赏并与程顺则交流求证，文人墨客对其诗篇称赞不绝，并同程顺则吟诗对唱，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诗在日本的传播。

汉诗之外，程顺则还有其他著作。1706年，在程顺则作为进贡正议大夫(4)相当于进贡副使。第四次到福州期间，看到了彼时闽人三十六姓后裔所传的记录了中琉间航路针位的《航海指南》，在此书的基础上，他集结福建籍舟师的航海经验，编撰成《指南广义》。该书详细记载了往返中琉间航海指南针的使用方法，以及航海相关地理、天文、气象资料，成为彼时往返中琉间航路的必备指南。

三、程顺则在琉球的实践活动与福州之渊源

程顺则的祖先程复，先由江西省迁居福建省，之后东渡琉球，成为当时琉球中山国察度王(5)3世纪英祖王朝末期，琉球分裂为中山、山北、南山三国，即“三山时代”。1429年，中山的尚氏先后灭北山与南山，统一琉球并建立了第一尚氏王朝。(1321—1395)的臣下。程氏家谱的附录《明程氏始末考》中记载了当时留在琉球的程氏子孙在之后的各个时代，或作为赴中国的琉球使者，或成为正议大夫、通事等的活动轨迹，总之，程氏的后代几乎代代都有人当官，并在琉球较为活跃。但是，二三百年后，对琉球与中国外交、贸易有着重要贡献的程氏一族却因子嗣稀少而近乎断绝政治活动踪迹。1656年，琉球尚质王(1629—1668)下令，在琉球的虞氏一族中选取泰祚(1634—1675)这一有声望的青年俊才入籍程家，延续程氏家族。泰祚即为程顺则的父亲，曾官至琉球进贡都通事。程母为久米村正议大夫郑子孝的长女，因此，程顺则不仅是在浓厚的儒学文化环境中成长，其家族亦是来自福州河口的闽人三十六姓之一，与福州颇有渊源。

1672年，程父参与监督琉球久米村建孔子庙事宜。次年7月，琉球孔子庙建成。1707年，程顺则作为进贡正议大夫进京朝贡，返程途经山东曲阜孔子庙时，特地前往孔子故居及圣墓参拜，并将其新作《庙学纪略》献给孔子庙，在孔子墓前报告琉球儒学发展的情况，表明儒学思想已传播至琉球。返回琉球后，程顺则深感琉球虽有孔子庙，但缺少传播儒学之地，于是在1718年奏请琉球尚敬王，于久米村孔庙之侧设立明伦堂，聘请对儒学有所造诣、曾赴中国国子监留学归来的“文理精通者”“句读详明者”担任讲解师、训诂师，为王府及久米村子弟教授儒学。自此，明伦堂成为琉球传播儒学思想的中心，为琉球儒学教育奠定了基础。程顺则亦“以紫金大夫一员司教，每旬三、六、九日诣讲堂稽察诸生勤惰，兼理中国往来贡典并参赞大礼”[10]545，进一步促进了儒学在琉球社会的扎根发展，甚至重塑了琉球的社会秩序。台湾学者杨仲揆曾评价程顺则说：“醇儒教育家……其于琉球之贡献，计有改定官制，纠正度量衡制度，树立学制端正学风，树立德行楷模，输入中国文教思想，笃行孔孟教义。”[1]101由此可见，程顺则在推动儒学教育的实践活动中意义非凡，在琉球的儒学教育史上更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除此之外，根据《指南广义》的记载，1689—1691年，程顺则作为接贡存留通事在福州留居期间，于福州柔远驿内修建土地祠与崇报祠，以此慰藉在中国逝去的琉球先人的魂灵。另外，还撰写了天妃(即妈祖)的相关文章，如《天妃灵应记》《重建天妃楼记》《请天妃安享祝文》等，叙述了天妃信仰以及琉球一行人重修福州柔远驿之天妃楼始末。他在《重建天妃楼记》中叙述道：“盖闻神之德感人者，湥故人之心，敬神者至建祠者，敬之至也。然非有以感之，敬何由生？若天妃之德，则其感人也湥矣。每于江河湖海间，扶持舟楫，屡显灵异，不独山陬海澨、僻壤穷乡，皆崇祀焉。即三尺童子，亦靡不闻其名，而啧啧称道之。况我中山，世膺封典，届期奉贡，悉从飞涛急浪中来，赖神之庇，不一而足。兹于柔远驿立祠祀之，谓非敬之至者欤……”[12]可见，程顺则等人对天妃的崇敬与虔诚之心。天妃信仰由闽人三十六姓传入琉球，在琉球也建立了两座天妃宫，一座是那霸的下天妃宫，另一座就是程顺则所在久米村的上天妃宫，每当册封使来琉球，便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天妃信仰也在中琉航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柔远驿的天妃楼也是中琉友好交流的见证之一。

四、结语

综观程顺则的一生，其人生经历与福州密切相关。福州作为他在中国学习的据点，对其积累学识、著书立作、实践活动等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因为出生于琉球官宦之家，自幼便受到儒学的熏陶，所以他对诗文集、儒家著作颇有兴趣，在福州看到相关典籍时如获珍宝，并慷慨自费刊刻，携回琉球。此外，程顺则亦模仿中国儒学教育，在琉球建立明伦堂传播儒学，对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传播至琉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还重修福州柔远驿土地祠、崇报祠、天妃楼等，对中琉间政治、文化往来做出了较大贡献。而程顺则在琉球的一系列活动亦对彼时的日本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他的诗作《雪堂燕游草》以及他于福州翻刻的儒家道德训诫书《六谕衍义》东传日本，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汉诗文的发展，对日本近世至近代的道德教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1981年，福州正式与日本冲绳县那霸市结为友好城市；1990年，那霸市政府斥资九亿日元兴建以“三山两塔一江”为基调的“福州园”，更进一步彰显了福州与琉球的深厚情谊。至今，由琉球久米村后裔组成的久米崇圣会继续书写着两座城市的友好篇章，亦延续着程顺则与福州的深厚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