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占军

“美术可分为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书法篆刻和摄影几大类别，民间美术是美术分类的特殊范畴。作为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劳动群众根据自身生活需要而创造、应用、欣赏，并和生活融合的美术形式”(1)张道一主编：《中国民间美术辞典》，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3页。，民间美术涵盖面较广，创造者和享有者人数众多，品类涉及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且包括一般美术品类所无法涵盖的内容，是综合性的美术形式和一种“本元文化”。从结构组成上看，中国民间美术可以分为五个部分：“自娱性的，以农民为主体，包括牧民、渔民和城市市民所创作的美术作品；家庭副业，由农民业余制作以补生计的美术作品；职业性的，乡村游方艺人制作和销售的作品；手工艺作坊生产的作品；美术家的民风新作。”(2)张道一主编：《中国民间美术辞典》，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4页。中国民间美术涵盖范围广泛，包括民间绘画、民间工艺，以及一些民居构件和民具等。张道一从功能上将民间美术分为衣饰器用、环境装点、节令风物、人生礼仪、抒情纪念、儿童玩具、文体用品和劳动工具八类；从造型特点出发，将民间美术归为年画花纸、门神纸马、剪纸皮影、陶瓷器皿、雕刻彩塑、印染织绣、编结扎制、儿童玩具及其他九类。(3)张道一：《美术长短录》，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270-283、286页。邓福星也从功能角度将中国民间美术分为供奉(祭祀)类、宅居(起居)类、服饰(穿戴)类、器物(器用)类、贴饰(装饰)类、游艺类六类。(4)参见王朝闻、潘鲁生主编：《中国民间美术全集(1) 祭祀编·神像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1993年，第7页。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悠久，多种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组成了一个统一而广博的文化体系。民间美术作为这一文化体系的一个环节，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呈现出浓郁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特征。回顾百年中国民间美术研究的学术历程，进一步认识民间美术的历史范畴、研究语境和学科与学术框架，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梳理民间文化脉络、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

一、历史范畴的中国民间美术概念与内涵问题

原始社会，由于没有阶级分化，“美术”创造者与使用者没有等级差异，创造者就是“劳动者”，而使用者也是“劳动者”。进入奴隶社会后，由于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出现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美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出现分离，因而，在奴隶社会早期就出现了为贵族统治阶级服务的“贵族和宫廷艺术”以及满足生产者需要的“民间美术”差异。二者的区分主要从使用者的角度而言，鲁迅说“民间美术”是“生产者的艺术”，指的是“生产者创造和使用的艺术”。(5)“生产者的艺术”的概念由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提出：“但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画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和猛克先生所指出的连环图画。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术，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参见鲁迅：《鲁迅选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8页。在阶级社会，生产者一直是艺术创造的主体，而艺术的消费者则既包括生产者本身，也包括统治阶级、宫廷贵族等非生产者。商周时期发达的青铜工艺就是这种艺术的典型。

“自秦汉之后，中原汉族的生活逐渐定型，民间餐饮器具及生产工具等趋向成熟。魏晋隋唐多民族的融合，推动了民间服饰、染缬、织造工艺的繁荣，烧制工艺由陶向瓷发展，民间陶器艺术逐渐走向高峰，剪纸艺术开始出现。”(6)张道一主编：《中国民间美术辞典》，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3页。宋元时期是中国民间美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城市和乡村间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民间美术与市井文化产生一种文化互动效应。宋朝是瓷器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民间陶瓷发展的最高峰，出现了以磁州窑、哥窑、龙泉窑、耀州窑等为代表的民间瓷窑。中国民间美术品类到宋朝已基本齐备。

就美术的服务对象而言，无论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其表现形式如何，都可以归结为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宗教美术和民间美术四类。这四类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四条线”：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平行，有时交叉，有时离得近一些，有时离得远一些。更重要的是，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宗教美术这三条线都是以“民间美术”为出发点的，在其他三类美术出现以前，“民间美术”这条线已经在美术史长河中绵延发展，而后才分化出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宗教美术，并且“民间美术”一直延续着，并没有因分化而消逝。

民间美术与宗教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和宫廷美术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和宗教美术源于民间美术，它们从民间美术分化后，并没有割裂关系，而是不断地从民间美术汲取营养；民间美术反过来又从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和宗教美术中获得启迪，并受到它们的影响。这就是所谓“四条线”有时形成的“交叉关系”。“等到明清时代，文人士大夫出现了分化，落魄的文人、厌倦官场或被罢官的士大夫流向民间，这些人为民间美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木版年画、民间剪镂、民间雕塑、民间绘画、民间刺绣、民间陶瓷、民间家具等在此时出现了又一次高峰。”(7)张道一主编：《中国民间美术辞典》，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3页。清朝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末期，也是中国民间美术面临新冲击的开始。农耕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民间美术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但到19世纪末，西方文化和机器工业的传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市场，进而动摇了民间美术在城市的生存空间。而在远离城市的乡镇和村寨，民间美术则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并一直持续到信息时代。

二、国际学术语境下的中国民间美术学术探索问题

从世界范围看，18世纪中叶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使工业文明冲击了手工业文明，民间美术失去了原来广泛的生存空间。1851年英国的“水晶宫博览会”是工业文明成果的集中展示，举办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人们了解工业文明的巨大魅力。但由于展出产品的“丑陋”，也唤起了人们对手工业产品的怀念，于是19世纪末英国出现了由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倡导的以复兴手工艺为目标的“工艺美术运动”(Art and Craft Movement)。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开始向西方学习，在学到西方发达技术的同时，却忽略了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当然包括民间特有的文化形式，不过日本很快意识到民间文化的巨大价值。著名学者柳宗悦(1889-1961)发起“民艺运动”，建立“日本民艺馆”和“日本协会”，其从事的民间美术研究对日本的民间文化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日本民间文化研究主要从民俗、民艺和民具三个方面进行，逐渐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与学术体系。(8)参见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20世纪中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经济复苏，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民间美术热”。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往往以牺牲手工艺为代价，民间美术也难以幸免。人们在充斥着工业产品和激烈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不免怀念充满人情味的田园生活。

在中国，对包括民艺在内的民间风俗研究古已有之。20世纪初，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蔡元培、鲁迅、刘半农、沈尹默、顾颉刚、周作人等，对民俗民间文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早期的工作，以收集、整理失去生存空间的民间用品(包括民间美术作品)为主，并进行初步的研究处理。(9)参见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建立相应的博物馆或陈列室，承担起民间艺术的收集、陈列、整理和研究工作；顾颉刚、钟敬文、董作宾、钱南扬、杨成志等著名学者，则从民俗角度出发，对民间美术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俗学会”成立。1936年，钟敬文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中首次创用“民间文艺学”一词。(10)参见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20世纪后半叶，“民艺学”概念被提出，中国开始了比较全面的民艺学学科探索。

整体来看，中国民间美术的研究起步并不晚，与日本学者柳宗悦倡导的“民艺运动”处于同一时期，甚至比西方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民间美术热潮要早得多。虽然由于战争频发、政治动荡等历史原因，中断了这项利于民族文化保护和研究的工作，但这种开创性的工作为民间美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建立了民间美术研究的基本体系，即由民间美术收集、整理、展示、技术的形态研究，到其分类、性质、构成、特征，以及与文化、民俗等关系的本质研究，而后发展到中国民艺学、民间美术学、民间工艺美术学、民具学等学科的构建与学术体系思考。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对民间美术的关注出现两次高潮。其中，50年代对中国民间美术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民间美术形态的关注和民族文化的挖掘上。50年代中期，国家已从三年恢复时期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造手工业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一些工艺美术的前辈们意识到民间美术对发展工艺美术事业的重要性，将民间美术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开发提到重要日程中来，这是50年代中国民间美术研究热潮的直接原因。(11)参见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33-134页。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当时的中央手工业管理局领导下，受命成立工艺美术研究所，将民间美术研究放在基础和源泉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民间美术热”，是在功利目的以及带有对本土艺术的亲和驱动下发生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意识加深，而“民间的”又是“民族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另外，20世纪80年代也是中国民间美术比较系统研究的黄金时期，一些著名学者对民间美术的收集和整理做出了卓越贡献。此时，两大事件对中国民间美术保护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个是1983年7月16日至24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贵州分会在贵阳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民间美术学术研讨会。会议由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主持，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71名民间美术专家和工作者参会。与会者针对当时中国民间美术的现状提出四点呼吁：一是建立民间美术研究会；二是创办《民间美术》或《民间美术研究》杂志；三是高等美术院校建立民间美术系科，开设民间美术课程，有计划地培养和训练研究民间美术的专门人才；四是中央和地方的文化主管部门和有关研究单位、群众团体，对民间美术进行有计划的普查、发掘、抢救、搜集和整理工作。(12)参见孙建君：《心中永远的痛——回忆恩师廉晓春》，《民艺》2020年第3期。第二个是1983年12月29日，全国性民间工艺美术组织——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在广东省佛山市成立并决定创办《中国民间工艺》(13)张道一主编《中国民间工艺》于1984年10月创刊，初刊名为《民间工艺》，第3期后改名为《中国民间工艺》，历时12年，共出版16期13册(其中7/8、10/11、13/14为合刊)，于1996年12月停刊。前13期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主办，后3期与东南大学艺术学系合办。刊物，刊物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主办，张道一担任主编。自1984年10月创刊后，《中国民间工艺》发表了大量有关民间美术的理论文章并刊有丰富的民间美术作品，成为当时民间美术研究和整理的重要平台。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民间美术的学术著作和作品专集大量出版，代表性的有《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美在民间》《中国民间年画》《民艺学论纲》《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中国民间美术观念》《中国民间美术》《中国民间美术造型》等。(14)参见王朝闻、邓福星主编：《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全14册)，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1993年；张道一、廉晓春：《美在民间》，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7年；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潘鲁生：《民艺学论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8年；唐家路、潘鲁生：《中国民间美术学导论》，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年；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孙建君：《中国民间美术》，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造型》，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其中，《民艺学论纲》为潘鲁生的博士论文，最早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202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修订再版。该书主要从民艺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品类入手，论述了民艺学的基本概念、性质和内涵，梳理了民艺的学术研究脉络，并就如何建立民艺学科等问题提出了独特的学术观点。结合民艺发展的历史及现状，对中国民艺思想的源流与传承、艺术形态及生活形态、民艺的主要特征、民艺的审美观念及艺术表现、民艺的传播与文化形态比较，以及如何保护、发展中国民艺传统等一系列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对民艺学学理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此外，尚有大量不同门类的民间美术作品专集或理论文集出版。

无论是对民间美术的收藏整理，还是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十几年，“民间美术”研究作为一门学问和一项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应该是其研究比较辉煌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学界更关注民间美术作为学科的思考，出现了“中国民艺学”“中国民间美术学”“中国民间文化学”的学科构建和理论思考。

三、学科体系构建视域下的中国民间美术关联学科专业问题

20世纪，从对中国民间美术的保护、收藏和开发利用，到对其性质、特征等进行研究，以及民艺学和民间美术学学科的构建，标志着中国民间美术研究的成熟。构建和发展中国民艺学和民间美术学学科，表明学界在关注民间美术这种艺术形态的同时，开始挖掘其深层内涵和内在本质，从一般意义的感性形象描述或认知到对其属性、本质、特征进行理论、概念、范畴、模式等学理研究，是中国民间美术研究的里程碑。

就民艺学和民间美术学的关系而言，可以说民艺学应该涵盖民间美术学。学术界对民间美术的定义较多，这些概念有时处于交叉或包含关系，如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艺术、民俗美术、民艺等，或许是模仿20世纪50年代以来流行使用的民间文学、民间舞蹈、民间故事等而来。有人主张用民俗艺术或民间艺术笼统地把民间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都涵盖其中。(15)参见徐瑞华：《民俗艺术、民间艺术、民族艺术概念之关系的逻辑学解读》，《新疆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研究民艺学或民间美术学，应该对相关的概念内涵有清晰的界定，对民间美术的本体、形体、形制和形象等进行归纳梳理，进而进行跨学科、综合性文化研究，建立民艺学或民间美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使民艺学和民间美术学上升到文化学的、社会学的甚至于哲学层面。

1988年，张道一在《中国民间工艺》第6期上发表《中国民艺学发想》一文，提出要建立中国民艺学学科，对民艺学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做了阐述。他指出，虽然当时在民间艺术作品的收集、整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要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民艺学或民间美术学在其学术积累方面仍存在差距。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性质的学科，必须充分体现学科内在的完整性结构，厘清其学科属性、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才能建立学术体系。对“民艺学”学科性质的探讨涉及“民艺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根本问题，即其自身理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为什么在民俗学、艺术学之间还要提出一个民艺学的概念？“民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它周围，必然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联系，相渗透。反过来说，研究民艺必须具备以上各学科的基本知识。”(16)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2页。“民艺学应该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而不是民俗学或其他学科的附属，但又具有这些学科相关的艺术、民俗、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成分，是一门以研究民间手工文化艺术为主的具有综合特点的人文科学。虽然民艺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以民间美术为主题，但我们不沿袭习惯使用的‘民间美术’或‘民间工艺’称谓，其目的就在于增强‘民间美术’的文化及生活内涵，强化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意义，不作单纯的审美形态的狭义理解。”(17)潘鲁生、唐家路：《民艺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页两者对“民艺学”的定义是有差异的，前者强调民艺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是从人类系统知识体系上进行的划分，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并列。后者则明确指出民艺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强调民艺学以综合学科为基础的独立学科性质。二者叠加对民艺学的学科定义则更为清晰、准确，肯定了民艺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性质，都主张“民艺学”是一般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等学科的合理延续和发展，而又探索被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心理学、考古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忽视或不重视的领域。这关系到民艺学自身独立性与特殊性的建立，涉及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以及学科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也应该是民艺学学科构建的初衷。

张道一在《中国民艺学发想》一文中阐述了建立民艺学的必要性，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中国民艺学学科的建立，受到欧美诸国与日本的影响，其中日本学者柳宗悦对民艺的研究为中国民艺学的建立提供了参照与契机。“我们要建立独立的‘民艺学’，而且冠以国家名称，叫‘中国民艺学’。这就是说，既要体现出民艺学的共性，又要突出中国特色，不同于任何国家的民艺学。”(18)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1页。民艺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要体现民族性，从中国本土的文化中发掘中国民间美术作品的独特内涵与价值，同时将中国民艺学的研究纳入世界民艺学研究的范围，借鉴世界各国的民艺学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民艺学脱胎于民俗学，而更“重于研究艺术的发生和发展同劳动群众的关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种种特点和规律。一般地说，历史上的民艺现象多是与民俗相联系的，但是在现代生活中，有些民艺已经离开了民间风习而独立发展”(19)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2页。。民俗学以民间风俗为主要研究内容，民间艺术只是它的一种表现形态。民艺学更加侧重民间美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强调民艺学研究对象的艺术属性。民间艺术不一定是民俗的内容，表现民俗内容的作品不一定是民间艺术，因此，有学者指出民艺学应属于艺术学的分支学科。张道一借助民艺学这把钥匙打开了艺术学研究的大门。

从当前中国高校的学科体制看，民艺学作为艺术学的一级学科更为合理。无论是民间美术、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还是民俗艺术、民众艺术、民间工艺等，都具有相关的艺术特征，民间美术作品要具有美的观念、趣味、理想。研究民艺学，侧重点应是将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对待，而不是一种风俗习惯。民艺学的研究不仅要从人类学、民俗学等视角去收集、考察民俗、民间美术，进行文化探源，还需借助艺术理论、美学理论去发现、探索民间美术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突破其历史的考察和追溯，发掘埋藏在民族记忆中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精神。只有这样，民间美术才能真正与宫廷美术、士人士大夫美术并肩而立，否则民间美术始终带着底层的文化烙印，而无法真正进入艺术的殿堂。

民艺学或民间美术学是建立在多学科交叉基础上的，虽然与其最密切的是民俗学和艺术学，但是它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美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考古学等学科也有密切的联系。厘清民艺学与这些学科的关系，区分其交叉点，才能科学合理地构筑民艺学或民间美术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民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不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学科的内涵与外延、研究方法等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民间美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有关文化遗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讨论及建设渐入学界视野，相关研究成果持续推出。概言之，一是研讨“文化遗产学”学科的内涵外延、理论基础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潘鲁生认为文化遗产学的学术体系建设，应突出学科交叉融合，开展“超学科”学术研究，通过高校、行业与文博机构合作，进行知识体系的重构，构建多元人才培养机制，强化文化遗产学的话语与应用体系。(20)参见潘鲁生：《关于文化遗产学建设的思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3期。同时，潘鲁生还就“文化遗产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进行思考，提出在“新文科”建设布局中应给予其学科的独立性，改变既往分割、附属的设置格局，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21)参见潘鲁生：《关于“文化遗产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思考》，《民俗研究》2021年第4期。张颖岚等认为应将“文化遗产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这将有助于破解以往掣肘学科建设的学理困境，为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注入智力与活力。(22)参见张颖岚、刘骋、陆余可：《关于“文化遗产学”的几点思考》，《中国文物报》2021年5月7日。王福州指出“文化遗产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长期落后于保护实践，游离于高等教育领域。作为学科,“文化遗产学”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概念、学科知识和学科价值体系等。(23)参见王福州：《“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定位及未来发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2期。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由此“非遗学”学科建设也被提上日程。向云驹从纵横维度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建立的必要性，并提出其学科设立的三个向度，认为最佳选择是将“文化遗产学”立为门类。(24)参见向云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方向与路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苑利、顾军共同撰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一书，就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展开论述，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与新看法。(25)参见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指出“非遗学”不仅具有百年以上的学术积淀、十余年的教学实践，而且还具有与其他学科完全不同的学术视角与视野以及独特而完整的理论框架。(26)参见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东南文化》2021年第3期。上述观点基本上展现了“文化遗产学”“非遗学”的脉络与结构，为学界同仁窥视两类学科提供了审视与研讨的基础。

2012年，一些高校开始在本科重新设置“工艺美术”专业，据笔者个人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开设“工艺美术”专业的高校达95所。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传统工艺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民间美术相关的专业陆续增设，如2020年南京林业大学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2021年国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增为艺术学门类本科目录专业。与民艺学、民间美术相关专业理论人才的培养，也着眼于将传统民艺研究与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相结合。据笔者个人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民艺学、民间美术硕士研究生学科点有53所、博士研究生专业点15所，涉及现代手工艺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应用与设计策略、工艺美术产业发展及民间美术等方向。

四、立足传承与保护的民间美术收藏与展示推广问题

民间美术的生存空间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俗信仰、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民间美术受到较大冲击。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民间美术热潮在某种程度上是伴随商业利益兴起的。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改写，开始把目光投向受工业文明冲击较晚的东方，搜集、保护和研究那里遗存的民间美术。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都建有“中国民具及民俗博物馆”，大量搜集中国的民间物品，包括民间美术品。日本有“中国幛幌博物馆”“中国木工工具博物馆”等，收藏在战争中从中国掠夺获得的各类幛幌和木工工具，是研究中国这方面文化的最全面的实物资料。如果我们不重视加强中国民间物品的保护研究，也许若干年后，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研究、民俗研究、民间艺术研究、民具研究学者们只能到国外去获取实物资料，这会带来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损失。从学术研究上看，中国民间美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研究、民俗研究、艺术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民间美术的研究必须结合保护来进行，具体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以文化圈为依据建立民俗或民艺博物馆，这是保护民间美术品的最佳措施。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物品(包括民间美术)在民间逐渐遭到淘汰，一些民间用品的实用价值也在逐渐消失，但其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民艺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邻国日本各地都有自己的民俗、民艺博物馆，用以保存各地如家具、民具、民间工艺等代表性的物品。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一些重点的、有代表性的地区，以地域文化圈为根据(而非以行政区划)建立一批民间艺术博物馆，收藏、保护和研究代表性民间艺术品、民间工艺品、民具、民俗相关产品。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家传统工艺复兴和非遗保护政策的持续推进，国人日渐重视各地区的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区域化的特色保护机构基本上遍布了各文化带。据统计，全国文博机构共计2473个，其中纯民间工艺、民间美术类计271个，民俗、民族文化类234个。(27)据笔者统计。数据来自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试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https://xxgs.chinanpo.mca.gov.cn/gsxt/newList，浏览时间：2021年8月23日。与此相应，高等院校基于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开创集保护、收藏、展览、教学、研究为一体的大学特色文化传承模式，建有民间美术主题博物馆7所(笔者个人统计)，以期加强对民间美术造物理念和技艺的系统研究与继承，深层领悟当代多元化的文化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重塑民间美术的文化精神和艺术样式，以高品质、高品位的艺术创作引领中国民间美术行业与艺术收藏走向新的高度，进而构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高地。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等通过举办民间艺术展览会，以“在场感”的形式让民众领略民间美术的内涵与精彩，感受民间美术在造型、色彩等方面的时代特色，如2007年5月23日至31日的“当代·民间”——潘鲁生当代艺术与民艺文献展，2011年1月9日至1月18日的“手艺农村”——山东农村文化产业调研成果展，2020年7月15日至12月15日的“记住乡愁”——山东民艺展。通过集中展览的方式，将科学调研、民艺藏品、手工艺实物展示、手艺人现场演示、当代艺术和现代设计相结合，一方面致力于还原传统民艺使用方式与文化语境，全面反映传统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面貌及蕴于其中的造物智慧、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趣；另一方面充分展示了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果，从文化传承、产业发展、农村建设等角度就中国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进行探讨。全国各地的一些博物馆也加强了对民间美术的调查、收集、整理和科学记录，出现了一些专门收集民间美术作品的博物馆。如1990年成立于南京的民间艺术资料馆、1998年成立于济南的山东东方中国民艺博物馆(后更名为“中国民艺馆”)等。

二是保护民间艺人，培养传承人。民间艺人是民间美术传承活的载体。民间艺人会因民间美术的某些功利性导致其生存空间的消失，放弃原来的创作。日本为保护其特有的民间文化，在每个行业选出一名大师，国家对其创作进行资助，使其衣食无忧，这使日本成为民间文化保护最好的国家。中国民间美术的保护，也可以采取类似措施。在保护民间艺人的同时，还应加强民间美术传承人的培养。信息资本时代短暂的、瞬时的快感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潮流，民间美术作品的功能与价值下降，许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打磨与研习的民间美术工艺对年轻人缺少吸引力，面临着后继无人之窘态。政府需加强扶持力度，建设专门的人才培养机构，如建立保障机制，对有兴趣投入民间美术工艺事业的年轻人进行奖励和扶持，或加大高校民间美术专业投入，加强民间美术的研究和人才培养。鼓励非物质文化活动进校园、进课堂，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体验、感受民间美术的独特魅力，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三是转变观念，完善博物馆收藏体系。中国的博物馆体系完善，充分利用现有的博物馆资源，改变收藏观念是保护民间美术的一个捷径。长久以来，博物馆的收藏以地下出土和年代久远的物品为主，但对民间物品的收藏却不屑一顾。博物馆只要改变一下收藏策略，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设民艺或民俗厅，就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其应有作用，在民间美术的收藏保护工作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是与时俱进，拓展民间美术市场与空间。许多民间美术作品的实用功能虽然在历史的发展中被淘汰、被遗弃，但是作为艺术形式有其持久美的价值与功用。民间美术作品需要与时俱进，自我革新，政府可借助当代数字媒体艺术，利用短视频、微电影、微信、微博等方式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民间美术。应积极拓展民间美术的衍生品，加强文创产品的研发与创新，创造出符合时代审美，又兼具传统民间美术特质的产品。

五、结 语

在历史上，诗书画是艺术的中流砥柱，有古老的传统，有画论、诗论、文论等理论阐释与研究；在当代，它有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大批的研究人员与学者，每年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专业著作产出。民间美术同其比较，显然是年轻而稚嫩的，同时我国的研究状况又落后于欧美及日本等国家。然而，在无数人的努力下，当代中国民间美术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学者越来越关注民间美术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形成了民艺学及民间美术学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研究也愈发受到重视。因此，民间美术研究应当结合历史和现实，积极拓展其研究价值和意义。包括在注意其技术、功能和艺术审美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生产生活、民风民俗以及民间信仰和禁忌等进行综合思考，剖析民间美术变迁演进的社会动因；从民间美术的艺术本体出发，深化民间美术创作与欣赏的原理性研究，建构中国民间美术的艺术学、美学理论体系；从内在属性和规律出发，结合田野实践和生产生活现实，为民间美术的文化保护和传承实践提供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