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晶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3)

抗战中期，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逐渐呈现出迥异于正刊的言论倾向。一份宣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商办报纸，正刊一步步地偏向国民党阵营，而文艺副刊上频频刊登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文章，呈现出建设红色政权与意识形态的话语特征，打破了《大公报》持中的身份定位。正、副刊迥异的论调反映出权力场内部的紧张拉锯，以及文学场中知识分子的性情倾向与文化认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有效地解释了权力场与文化生产场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话语与一定场域中的意识形态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生产场在权力场中占据的是一个被统治的地位。知识分子拥有权利，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就这方面而言，他们具有统治性；但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又是被统治者。当政治场的行动者采取经济、道德的手段对文化场施加控制时，文化场的一部分行动就更倾向于从政治场的控制手段中寻找出一些对自己争夺文化场控制权有利的部分加以利用。”[1]权力场作为元场，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场。文化场是位于权力场之下的次场，是由文化生产、消费等过程中各种力量构成的关系网络。场域内各种人、事关联纵生，主体间的张力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消长，这就为文学生产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文化场内行动者的目标路线一致，那么不论是单方占有还是多方共享的“资本”①，都能够因共同的目标而互为助力；如果相关联的行动者的行进路线交错，那么在结点处凸显的矛盾势必影响文化场现有的空间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特殊时空下多重力量的纵横交错，客观上增强了文化生产场的活跃度与自主性。《大公报》正、副刊言说立场的变化，正是知识分子转变思想倾向从而引发场域关系重构的一个缩影。一份以客观、求真为宗旨的报纸，副刊与正刊在一个时期呈现出迥然的意识形态，我们能够沿着历史的脉络寻绎报纸上话语的流变，在文字的张力间发掘权力场与文化生产场之间或明或暗的关联，揭示出这段特殊时空下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与身份符码。

一、“四不”社训下的“亲蒋”走向

1926年，新记《大公报》续刊。为打破当下媒界言论挟私的弊端，三位合伙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商议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社训，公开、明确地表达报纸的独立立场。不党，并非中立之意，而是平等地看待各党，“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2]。《大公报》根据当前形势对各派力量进行考量，认为吴佩孚“目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3]；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4]；蒋介石“不学无术之为害”[5]；至于共产党，“以专力无产阶级运动自命，而排斥一切民主派或改良派进化派之智识阶级”[6]。看起来，它对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不甚满意，似乎要走一条独立品评的道路。实际上，它是在深入透彻地研究各党派的政治理念、政党行动、领导人格局，为国家的未来寻找一支坚实、可靠的力量。《大公报》从国民立场出发，推崇温和的政治改良，而非激进的社会革命，希望国内尽快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在统一政府的领导下，“对内务求得长治久安之规模，对外必脱离不平等条约之束缚”[7]。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统一后，《大公报》对蒋介石的称呼也从“粤蒋”“宁蒋”改为“蒋主席”“蒋委员长”，言词的变化意味着报纸对蒋氏正统身份的肯定。究其原因，知识分子受到传统忠君颂圣思想的影响，在尚未理解民国政治的逻辑规则时，官方强势输出的价值观念便打破他们在混乱中生长的理性之思，正统地位轻易化解掉知识分子对党派格局的疑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改变立场，站在国民政府的角度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先前坚持的自由言论与激进的批驳也偃旗息鼓。

蒋氏深知媒体的言论倾向有助于引导国民认知，能够为政府施策带来助力。彼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愈演愈烈，地方势力持续引发骚乱。各集团旗下报纸都试图引导舆论，此举对国民政府的公信力带来挑战。于是，蒋氏通过一系列手段拉拢文化界人士，对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大公报》更是给予特别优待。他前奉张季鸾为“国士”，后纳吴鼎昌入仕，并多次接受《大公报》记者专访，通过这份商办报纸透露党国政令。权力场赋予《大公报》丰厚的资本，使之在文化场的分量陡然提升，其一贯坚持“不偏不倚”的办刊宗旨也悄然发生转变。张季鸾在报纸续刊两周年时发表社评，“虽然本报非任何方面的机关报纸，今昔北战完成，党国统一”，“今后惟当就人民之立场，以拥护与赞助国民政府之建设”[8]，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他还夸赞蒋氏“气度宏廓，勋业灿烂。为现在领袖之第一人”[9]。蒋介石报之以李，在《大公报》发行“一万号”之际亲笔撰文祝贺，声称该报“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10]。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立法、司法、监察及党政军要员皆发来贺电。蒋氏集团上下如此大张旗鼓地推崇一份商办报纸，既彰显出国民政府对自由言论的宽容态度，又拉近了与《大公报》的关系，为舆论战线增添筹码。此外，在战时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及时为报社提供纸张、油印等物资，帮助它维持日常运转。蒋氏前期的情感投入与后期的资源支持，使“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的报纸言论无可避免地“囿于智识及感情”②。

在公，《大公报》建言献策、维护党国利益；于私，高层间书信往来、共商国是。张季鸾不仅为蒋氏谋定国策，起草《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等文件，通过《大公报》不遗余力地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政策方针，还与胡政之代表政府与日方秘密和谈，商讨和平解决两国争端的方案，为国内生产发展争取时间。随着《大公报》高层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民政府最高机密的筹划工作中，报纸上的言论也倒向国民党立场。例如，西安事变爆发后，舆论界一片哗然，媒体对此态度不一。作为西北联军喉舌的《解放日报》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表达支持“西安事变”，希望蒋氏能以民族利益为重。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认为，蒋介石“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11]，要求把蒋氏交给人民审判。一贯持中立立场的商业大报《申报》认为，当下应“万众一心，镇静自处，拥护政府之方针”。同为民营报纸的《大公报》则连发数篇社评，严厉斥责张学良、杨虎城的“不忠不义”之举，认为蒋介石“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这样人才与资望，绝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12]。《大公报》此般维护蒋氏领袖权威，甚至不惜隐瞒事实，只字不提中央军轰炸西安伤及无辜造成的惨案，不只是出于双方利益往来和私人情谊，还在于报人对当时形势的思量。他们认为，“中国立国之基础条件，必须为一个政府，一种军队，犹如人体之不能有癌肿。中国今日亟需建国奋斗，不能容忍内部之组织的摇动，故共党今日须切自忏悔”[13]。《大公报》认为，彼时必要以国民政府为中心，凝聚力量外御其侮，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在抗战时期，《大公报》奉行的“国家中心主义”原则，是从更广阔的角度呼吁全国一切政治势力服从中央领导，对有意破坏国民政府权威，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强烈反对。

皖南事变爆发后，各大报纸纷纷谴责国民党倒行逆施之举，苏联、英、美政府公开表示反对中国再起内战。《大公报》在沉默多日后发表社论，奉劝国民党妥善处理此事，“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的处分”。但它依旧维护统帅部的决议，认为“一个军队不容有分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更绝对不容有两个意旨”[14]，希望共产党能以民族利益为重，遵从政府安排。蒋介石为控制事态发展，发表声明辩解他对新四军采取的措施“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15]。正刊整版转载了蒋介石的讲话，对他解散部队、取消番号的行动表示赞同，并将韩复榘等违反军令的军阀与新四军相提并论，为国民党师出无名之举寻找合理解释。同年5月，中条山战役爆发，因国民党军队战略部署不当，导致3周内死伤5万余人。报纸正刊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痛斥第十八集团军“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16]。周恩来立即写信一一反驳谬论，指出报纸“善意的督责”是片面的。《大公报》全文转发周恩来的信件，并表示“期待十八集团军将协同作战的事实尽速表现出来”，警示共产党绝不可“以为现在的国家中心失败了，还可以再建一个中心”[17]。直至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的社论依旧强调，“这次抗战，我们是以全国一致的统一姿态开始的；现在胜利了，我们还应该以全国一致的统一的姿态来接受战果”。“由盟军总部所规定的受降办法，‘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应请延安方面特别考虑尊重。”[18]报纸上的言语仍以国民政府为核心，将国家实现和平、统一的关键指向共产党的选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高层在李子坝报社内宴请共产党代表团，王芸生还在劝说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希望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统一，能够服从国家至上的大原则。

《大公报》逐渐表现出偏向国民政府的言论立场和政治态度，过度的辩白显然已超出新闻持中、公允的原则，丧失媒体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离办刊宗旨渐行渐远。张季鸾对此解释道：“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19]“国家中心”是《大公报》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与权力斗争中做出的策略选择，尽管当时国民政府在形式上掌控国内政权，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党派的客观存在，使其施策力度有限。随着战事愈演愈烈，“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成为报社高层应对危难时局的政治构想。值得注意的是，拥护领袖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但核心很容易在无形中被置换，因为领袖的指示与国家实际利益并不一定吻合。例如在各党派发生矛盾时，蒋氏并未以国家民族为重包容多方意见，而是急于通过武装斗争排除异己，牢牢把握军政大权。此时，国家中心被等同于领袖中心，《大公报》为维护国家中心发表的一系列新闻、社评带有明显偏向，刻意的辩白表明它已沦为蒋氏集团维护独裁统治的舆论生产源。

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正统”身份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与吸引力。军阀混战时期，权力场内部斗争还未明晰，《大公报》尚能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等视各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权力场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手握政治、经济大权的行动者开始对文学场渗透，一步步影响知识分子的性情倾向。作为“公众喉舌”的《大公报》逐渐偏离原本的身份符码，呼吁民众在统一政府的领导下共同努力，以实现内修外攘。但国民政府的独裁使报纸不断陷入推崇、维护、辩白循环往复的尴尬境地。报社同人也许是感到言行有差，于1943年宣布取消“不党不卖”的准则，声称此后报纸以“不私不盲”四字为社训。一份商业大报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做到持中品评谈何容易，最终它卷入权力斗争的洪流，呈现出鲜明的“亲蒋”倾向。

二、文艺副刊呈现的“红色”质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知识分子和文化机构相继向西南、西北转移。1938年，《大公报》决定筹办香港版。彼时，香港市场上“报纸很多，大报近十种，小报有三四十，但没有一张是进步的……除了几份与香港当局有关系的大报外，其他都是纯粹的商业性报纸，其编辑人眼光既狭窄，思想也落后，至于大量充斥市场的小报，则完全以低级趣味、诲淫诲盗的东西取胜”[20]。单一的文化市场给予《大公报》足够的生长空间，包罗万象的内容吸引了不同阶层。报纸日销5万多份，其发行国内可达粤、桂、闽、滇以及湘南、赣南；国外遍及南阳各岛及暹罗、越南。[21]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言论环境相对宽松，也就提供给媒体重新调整文学生产的机会。

萧乾接手文艺副刊后，稿源主要依靠流亡大后方或留在“孤岛”的作家，靳以的《八一三》、巴金的《在轰炸中过的日子》、沈从文的《湘西》等文章，虽反映抗战时期民众的实际生活，表现出对战争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但与前线战事仍存在一定的距离。萧乾意识到“抗战时期的文艺副刊，不能像和平时期那样率由旧章。它需要更直接地反映战争，更充分地宣传抗战并起到鼓舞前后方士气的号角作用”[22]。随后，他发出《寻找朋友，并为〈文艺〉索文》的公开信，希望流亡各地的作家朋友将前线所见与感受记录下来。随后，复信纷至，许多作家都提到他们在延安的生活。萧乾决定改变副刊的一贯立场，刊登这些记录延安新貌与八路军事迹的文章。吴伯箫的《潞安风物》以战地通讯的形式连载16期，报道八路军在晋东南的抗敌活动，歌颂了根据地军民勤劳质朴的美德；刘白羽的《蓝河上》介绍了根据地人民热火朝天的新生活；黄钢的《两个除夕》讲述他在汉口、延安过除夕时的不同心境，详细描写了平易近人的毛泽东与群众共度除夕的场面。除了表现延安新貌的文章外，《文艺》还刊登了对延安文学的评论文章。例如，念英充分肯定卞之琳的《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认为作者“用文学的手腕来提供一个历史的叙述”[23]，念英在文中反复强调惨烈的战争现实，希望借助《文艺》的影响力，促使读者重新审视国、共两党的军事行动及其潜在意图，做出对时局的正确判断。此外，萧乾还在副刊上开辟《战地特刊》，集中推出有关抗战前线的系列文章。如，陈毅的《最近的山西》记载了日军在山西境内的狼狈惨状，以及当地百姓对共产党的拥戴；由艾风翻译的史沫特莱的《八路军随军记》，宣扬了八路军在战争中的昂扬斗志与精神风貌。《文艺》上呈现的共产党形象与《大公报》社评中的样貌大相径庭，萧乾主编的副刊已表现出与正刊言论相左的倾向。

1939年，萧乾赴英任教前夕，向胡政之推荐杨刚接替自己的工作。胡政之担心杨刚的激进言行有损大公报“不党不私”的立场而犹豫不定。在萧乾的坚持与劝解下，同年9月，杨刚正式接办文艺副刊。如果说《文艺》在萧乾主编时，是抗日战线上的一名小兵；那么它在杨刚的推进下，迅速成长为一名勇敢的斗士。杨刚上任后，随即发出《重申〈文艺〉意旨》的宣言，提出当下我们国家尚不敢谈及理想，紧要的是暴露社会问题。“《文艺》篇幅小，野心却有一个，它要反映着民族囫囵的一整个，从内心腠理到表皮。”[24]杨刚想要打破港英政府、国民政府、大公报高层的言论管控绝非易事，有着多年办刊经验的她明白：只有利用报纸的时效性、连续性、通俗性，适时推出对重大问题的系统性讨论，借此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才能有效抵御外界权力对《文艺》的过度干预。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杨刚以《文艺》的名义组织召开“民族文艺的内容与技术问题”座谈会，许地山、刘火子、黄文俞、郁风、刘思慕等十余人参会并达成共识，认为民族文艺是现阶段及将来要走的一条路，是抗战的、反汉奸的、大众的、有中国民族特性的。他们鼓励广大作家抛开外界干扰，直面周遭的一切，围绕抗战现实，从光明和黑暗两方面展开创作。这群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自觉肩负起文人的社会使命，重申文学的认知功能，增强了文艺副刊介入现实的力量。

在杨刚的调整下，《文艺》发表首篇直接赞美八路军将领的文章(沙汀《贺龙将军》)。副刊上迥异的论调遭到报社高层的批评，却意外收获读者的欢迎。出于市场需求，胡政之不得不给予《文艺》一定的自由，默许它的言论。随后，左翼知识分子的稿件在《文艺》上频频出现，吴伯箫的《沁洲行》歌颂了根据地军民的抗争精神与质朴美德，庄栋的长篇通讯记录了延安文协代表大会的盛况(《记延安文协代表大会》)，等等。《文艺》还刊登了一系列歌颂延安的诗歌，如征军的《走向延河》，逢英的《延安》；赞扬毛泽东的智谋、讴歌八路军将士的作品，如卞之琳的《〈 论持久战〉的著者》和《给一位过雪山草地的参谋长》。与此同时，副刊还发表指责国民政府黑暗腐朽和残暴蛮横的文章，如原子的《几封信之一——长官的腐败》)。《文艺》对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行为、言论的直白呈现，有助于民众意识到真实的社会状况，了解与熟识国家未来走向的另一种可能，也为知识青年在暗夜中点燃希望，在分析中做出指引。

随着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知识分子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下，携手共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国民政府出于对共产党力量的忌惮，令其在港立法委员简又文筹组“中国文化协会”与“文协”分庭抗礼，同时，指示旗下机关报《国民日报》与汪精卫集团的《南华日报》、国家社会党的《国家社会报》形成同盟。权力场力量的分流，破坏了文艺界抗日活动的效果。彼时的香港，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暗潮汹涌。国民政府一面宣扬香港是歌舞升平的乐土，是不受战争侵蚀的世外桃源，一面发出反动的甚至卖国投降的言论。杨刚、乔冠华、戴望舒、叶灵凤等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言论以正视听，却收效甚微。为打破香港文坛的萎靡状态，杨刚借助中共地下党刊物《文艺青年》发出《反对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她在文中批评了香港青年的堕落思想与矫情行为。杨刚的挑战在香港文坛引发强烈反响，《国家社会报》《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学生界》《立报·言林》《华侨日报》等十余份报刊卷入论战，发表相关评论90余篇。当论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杨刚又组织《文艺》开展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讨论会，利用舆论热度扩大其言论影响力，帮助香港青年走出别有用心的政治力量编织的幻象，鼓励他们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投身民族救亡运动，正视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与战争带来的残酷后果。自然，杨刚发起的“挑战”受到国民党海外部的控告，张季鸾也来信提醒她不要跟着共产党走。杨刚却认为《大公报》高层不能只照“上面”的旨意办事，坚持《文艺》要做好人民的喉舌，履行好“斗士”的职责。

在香港这个远离主战场的地方，权力场力量的消长给予文艺副刊调整文学生产的时机。萧乾、杨刚作为文艺副刊的主编，利用这块相对自由的阵地，从国家民族的现实需求对《文艺》进行改版，他们以团结抗日为行动宗旨，强调文学的本体力量，自觉实践自由独立的文学追求，彰显出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与信念持守。在他们的努力下，《文艺》成为抗战文学的阵地，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各党派的抗战政策与实际举动。副刊上偏向红色政权的言论，记录了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积极姿态与立场选择，演绎了文学生产场自主性的生成过程以及场域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三、迥异的言说倾向背后的权力符码

从表面上看，《大公报》正刊与副刊迥异的言论倾向有悖于报纸统一的办刊宗旨；实际上，它是场域时刻发生着、紧绷的斗争状态的一种体现。文学场的自主性是相对的，它总是受到权力场不同程度的渗透与左右。国民政府为维护和巩固自身利益，在掌控物质资源外,还运行一套特定的话语系统，通过各种渠道将本集团的行动理念辐射至各个阶层,以固化民众对统治者的信赖。尤其是置身于三四十年代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权力场对文学场的过度介入使文学的功利性被无限放大，报纸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文学书写、新闻传播与政治因素联袂，进一步弱化了言说者的自主意志，使其不可避免地卷入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漩涡，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首先，刊物的言说倾向体现出权力场的策略导向对文化场行动者的影响。全面抗战初期，蒋介石为顺利推行专制统治，极力拉拢文化界人士为国民政府宣传造势。大批知识分子被延揽其下，一时间形成“专家治国”的气象。但是，蒋氏对不能为其所用之人施以打压、迫害，许多知识分子连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对国民政府颇有怨言。抗战中期，国民政府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的，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策略，依靠知识分子引导社会生产，积极参与备战。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政府试图“全国党化”，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法规控制言论，并加大对文化界人士的监视。抗战后期，蒋氏集团为稳固独裁统治，宣扬全体人民“都有加入国民党的权利与义务”，同时推行“全党特务化”，对左翼知识分子施以监禁、毒打等暴行。反观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从20年代初要排除“一切民主派或改良派进化派之智识阶级”，到认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和“革命的重要力量”[25]。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26]。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极大的转变，在广泛听取群体意见的基础上，注重保障个人的言论自由。这种亲近与接纳的策略强化了政党的正向吸引力，大批智识阶层人士逐渐靠近共产党阵营并主动为其政治理念发声。

彼时，国民政府运行的文化准则是形式优于效用的格式。趣味的区隔，将政治场内权威者的行为崇高化、正统化。实际上，文化场对弱势独裁政府的无条件支持，无异于在沙土上盖楼，薄弱的根基难以支撑风雨飘摇中的建筑。资产阶级的“惯习”引发的行为倾向使他们忽视了矛盾根源在于统治根基的溃烂，并非辅助和支援可以挽救。立场与利益的作祟使得文学场的话语权威相信“维护”优于“重建”，他们认可“正统”的言行并不断为它的失职辩护。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偏狭的言语带来的危害，他们重新考量文学理论、方法与概念，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关系系统唤醒沉溺在靡靡之音中的从众。这些富有“对抗”意味的文学生产带着明显的目的，言语中的排他性、政治性不断挑战权威者建立的趣味区隔一步步改变文学场的格局。

其次，正刊与副刊迥异的言说形构，表现出不同性情倾向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场的空间占位。文化场的竞争双方，主要是掌握多数资本的话语权威与试图摆脱权力钳制、构建新的场域规则的挑战者。萧乾主编港版《文艺》期间，开始调整文学生产方向，他号召流散各地的作家朋友书写前线战事实景，并改变副刊一贯立场，刊登介绍延安新貌与正面描写共产党将领的文章。这一时期，文艺副刊作为文学战场的一名小兵，开启了探索抗战时期文学走向的实践。随后，杨刚接替萧乾担任主编，她重申副刊的办刊宗旨，为《文艺》“披上战袍，环上甲胄”，集结进步知识分子对香港文坛的靡靡之音发起挑战，刊物“越界”的言论侵犯到权威者的利益，但言说空间的拓展意外收获读者的欢迎，报纸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为副刊调整言说方向增添筹码。面对《文艺》不同于正刊的言论倾向，报社高层从报纸整体发展考量，不得不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下，获得一息自由的副刊成为一块直言光明、暴露黑暗的言说阵地，逐步成长为文艺战线上一名勇猛的斗士，不仅撕开香港太平盛世的假象，唤起青年直面战争危机，还为秉持“独善其身”观念的商业报纸和知识分子做出文化界应有之举的示范。

话语权威推崇的审美趣味，在固化民众思想的同时，不断削减异己的力量。副刊在场域内、外权力的争夺与制约下，言说能够达到“出位”以吸引受众，却无法“越位”以逃离管控。主编只有通过编辑策略，推进《文艺》在“破”与“立”的交界处运行，才能够借助权威赋予的资本，打破文化场原有格局，建立新的文学生产版块。萧乾、杨刚担任主编后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调整文艺副刊的审美趣味。他们依靠自身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与性情倾向，吸引并汇集一群文学生产者，通过作品、宣言、组织座谈会以及与其他刊物形成文化战线等方式争取广泛的社会认同，不断强调并界定抗战时期文学应有的面貌，依靠《大公报》稳定的发行量与《文艺》上新颖、深刻的言说扩大受众群，试图构建文学场新的关系系统。副刊发起的挑战撼动了权威者在香港维系的文化秩序，这些由知识分子提出的“理论、方法与概念是争夺知识承认的斗争武器，对它们的选择，不管是否有意识，都受制于‘对差别的追求’”，知识分子“是以把自己在文化场域中的影响最大化为目的的策略家”[27]。这种差异化追求并非他们为否定而否定的权力占位，而是个体基于对权力场的斗争状况与文学场的趣味区隔进行综合考量后的抉择。《文艺》言说路向的转变不仅对文学场观念进行了纠正，也在暗中应援了权力场的力量对抗。当投射了社会构想的文字书写凝聚成一条文化战线，新关系系统的运行将会冲击场域原有的权力分配、审美趣味，加速关联空间的结构转变，场域内格局变动势必对资本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

最后，作为次场的文化场，也需要依靠权力场的支持以占据优势。文化场的行动者通常会借助政治场力量、媒体平台、身份名望等资本不断提升其自主言说的权力。场域赋予主编行使的权力为他们达到政治效用提供平台，同时，不断提升的政治资本又为他们增加自由言说的筹码。主编将文艺理论家、作家、读者聚集起来，组成一支文化战线上的队伍。在组稿过程中，他们既注重语言的通俗易懂，以便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修养和责任意识，又重视文章内容的深度，以求提高民众精神内蕴，培养其辨析是非的能力。读者作为信息源的接受者，容易受到媒体的言说路向与政治倾向的影响，他们效仿喜爱的作家，就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尽管这些文章看起来思想浅显、语言略显稚嫩，但言说主体范围的拓展，打破了文化权威对信息的垄断。相比一些刊物长期作为某派系的言论阵地，《文艺》客观、开放的办刊理念提供给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充分的话语权，使观点对立的两方在论辩中条分缕析矛盾，从而达到明晰缘由的效果。民众也能够从报纸上不断深化的论争了解与熟知真实的社会现状，意识到独裁统治的国民政府需要的是民众的服从与牺牲，而红色政权点燃的是另一番自由与民主的气象。

《大公报》正、副刊迥异的言论倾向是场域行动者空间占位的体现。正刊的“亲蒋”言论，代表了统治权威与资产阶级的意志，他们以“国家中心”为准则，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促使国家达到内修外攘的一统状态。即便国民政府存在一定的过错，他们依旧会采取包容的态度维护并巩固其权威地位。而文艺副刊呈现的“红色”质素，体现出无产阶级与进步知识分子的性情倾向，他们将“正统”与规范暂时悬置，进行着一场重建文学生产规范与社会秩序的先导性实践。他们认为先要外御强敌，再借助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业已腐朽的制度，才能转变国内水深火热的颓势。围绕《大公报》的重重论战，演绎了场域内行动者的认同与拒斥、聚合与分流的思想变迁。在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原本作为报纸“附张”的《文艺》一跃成长为抗战期间具有对抗实力的言说空间。副刊上倾注了理想的文字与战时大后方文艺活动遥相辉映，不仅对抗战时期的文学趣味起到一定的指引与纠偏作用，其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也相应影响了场域的关系结构。这场由行动者的空间占位引发的文化博弈，体现出不同维度下知识分子的性情倾向与身份符码。

注释：

①布迪厄把资本划分为四大类: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他认为正是资本的逻辑,决定了场域内所发生的种种竞争和力量的不均衡……资本在场域中既是行动者在游戏中的最终争夺目标，也是取得该目标的手段和技能。

②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四不”政策，其中“不卖是指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 。在当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一份商办报纸从新闻来源到办刊物资都接受了国民党的支持，加上报社高层与政府高层的亲密关系，即便不掺杂金钱往来，其言论倾向难免也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