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梦麟

(河南文艺出版社，河南 郑州 450016)

一、《断章》前后因缘

卞之琳的《断章》写于1935年。这个时期(1934到1935年末)，卞之琳自认为是写诗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他作为诗人真正出现的时期；特别是1935年，《距离的组织》《尺八》《音尘》《断章》《航海》，写书斋生涯与情感，雅致知性，纤细入微，在语体诗里自成一格，惆怅中出现了开朗以致喜悦的苗头，“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也多了起来”[1]。

这种转变，由两个主要因素促成：一是认识张充和，“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1]；二是卞之琳1935年春夏在日本小住的一季，滤去了诗风里北国苍凉的风沙，浮现出本来宁静的明秀。

往前追溯，1930—1932年是卞之琳写诗的第一阶段，他在北京大学读英文系，在北国风沙里破旧的故都，出入于波特莱尔的世纪末情绪与艾略特文明崩溃的“荒原”，承袭晚唐南宋诗词的末世之音，随着当时写“劳动人民”的新潮思想时尚，他常在长短句里寄情北平街头没落的小人物，如算命的、洋车夫等这些与他生活关系很远的路人。这些浅掠社会现实皮毛的行句没什么诗意，倒似在练习各种英法诗里习得的技巧。

1933年秋，卞之琳在北京大学刚毕业，打算以文学翻译为职业，在沈从文家遇见21岁的张充和，刚从苏州来北京，爱吹笛子爱唱曲，聪敏直率，自由得像一只小鸟儿，轻快得像条游鱼，照亮了卞之琳的眼睛。

卞之琳也自知个性畏缩，没有信心，“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2]。他决定趁自己还没有深陷，赶紧逃避，去了保定育德中学教书，在保定待了一个学期，寒假(1934年初)返回北平。

在北平，卞之琳很快得到机会，为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书，报酬较丰厚，成了主要生活来源。为此，1935年3月底，卞之琳去日本京都，投靠一个北大同学，闭门译书，当时这里生活费比北平还便宜，不需签证，从天津去买船票就是。

在日本小住，所见修竹幽篁、板桥流水，杨梅枇杷、插秧采茶，仿佛回到了童时的境地， “说来也怪，我初到日本，常常感觉到像回到了故乡，我所不知道的故乡……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境地……”[3]刚到日本的晚上，在若有若无的细雨中听到尺八，五月间又在京都深夜听尺八，犹有唐音，为他无意间开启一个忘却的故乡，不自知的故国的古香。过了一个月光景，卞之琳写了短诗《尺八》，有明显的古典色调。不过，《尺八》20行句子，3行出现“凄凉”，结尾出现“失去的悲哀”，其审美病态可以与其同学何其芳的《画梦录》联想在一起。《尺八》被其同学笑为海派杂凑，他说自己后来也越看越不喜欢。

1935年7月卞之琳回国交译稿，但“非常怀念那边，想仍然回到那边去”。北平此时已成“边城”，处境日益危殆。卞之琳只好应李广田之约，秋初去济南再教中学。

1935年10月在济南，卞之琳写了《断章》《寂寞》《航海》《音尘》等诗。虽然从大学二年级起，卞之琳就经常写新诗寄感和杂译短诗，经常发表，但实际上，作为诗人的卞之琳在1935年秋季才自成一家。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四行诗原在一首长诗中，但全诗仅有这四行诗卞之琳满意，于是他将这四句抽出独立成章，标题也由此而来。周良沛在《永远的寂寞》一文中说，此四行在新诗里可以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相比。[4]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一年半后，卞之琳题献给张充和的诗集，即取名《装饰集》。卞之琳的老友王辛笛在《“琐忆”记痕》一文中讲：《断章》里的“装饰”二字，叫他立刻联想到1942年桂林明日社出版的卞之琳《十年诗草》(1930—1939)，其中有一辑题作《装饰集》，次页标明“给张充和”。而全书题端“十年诗草”四个字，又是张充和题写的。这至少可以坐实，《断章》中的“你”就是张充和。[5]104

蓝棣之为卞之琳作品选集作的序，也暗示了《断章》关涉作者的爱情故事：“‘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这两句诗，写尽了他的谨慎、矜持和顾虑。”[6]

写《断章》时，作者应是在济南。诗的景色可能与作者童年的故乡印象有关，[7]再者，章句里楼窗、桥上相映互看，张充和家乡苏州的景色也是这样。据何晓木《张充和的百年人生》一书，张充和1935年4月因病休学，9月离开北平南归，回苏州家里，此时张充和正住在苏州。沉藏于潜意识的童年故乡印象，对苏州城里远人的怀念和寄情，织成《断章》里太湖流域古城水乡的画面景象。

1935年10月26日，卞之琳写《音尘》——邮差送来期盼的远人的信，也是有关旅程、邮递信札、关心远人的，也写得精致、矜持，调和了现代英法诗的元素和古雅的中文趣味：

绿衣人熟稔的按门铃

就按在住户的心上：

是游过黄海来的鱼？

是飞过西伯利亚来的雁？

“翻开地图看，”远人说。

他指示我他所在的地方

是那条虚线旁那个小黑点。

如果那是金黄的一点。

如果我的座椅是泰山顶，

在月夜，我要猜你那儿

准是一个孤独的火车站。

然而我正对一本历史书，

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

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蹄声。

二、《无题》组诗缘起考辨

1937年3月—5月，27岁的卞之琳行吟江南，写下《无题》组诗，既有一如既往的精致知性，又有了色彩和喜悦之情，是他作为诗人的代表作。

《无题》组诗缘于1936—1937年作者数次探望张充和。早些年，对照卞之琳其他资料细读《无题》，笔者以为是回忆1936年10月去苏州看望张充和之行。但当时就有疑问，卞之琳去苏州前刚奔完母丧，怎么可能迅速陷入恋爱的喜气。

卞之琳排行最末，自幼深得母亲宠爱，自出生至小学毕业的14年间，都在母亲身边度过。1927年去上海读中学，每年寒暑假都回来度假。他在上海读中学期间，家庭经济就十分拮据，1929年考取北大英文系后，其母变卖出嫁时带来的金银首饰，千方百计筹措学费。[2]

在卞之琳《朋友和烟卷》《还乡》《朋友和伞》里，都可见其对故乡的怀恋；1936年5月卞之琳寓居日本所作《尺八夜》：“又看见修竹幽篁、板桥流水、杨梅枇杷……我仿佛回到了童时的境地……”1991年的《沧桑琐话》，回忆故居的春笋、鲜花、桑葚黑甜。

对故居与故乡的思念赞美，是对父母亲眷恋的衍化，可见作者从小至高龄对母亲和故乡怀有的深厚感情。卞之琳奔母丧后，顺路去看望爱慕的女子，寻找“友好”的安慰，也是情理之中。但在那样的沉痛里，不会有诗中这样喜悦的心情。不说古代三年之丧，仅就通常人情来看，也不可能。这个疑惑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当时尚未见到卞之琳表述丧母之悲的文字。虽然卞之琳说过，“一向怕写自己的私生活，越是触及内心痛痒，越不想写诗来抒发”[1]，还是觉得有所缺失。

至今，有关1937年春 “无题诗”，论者多沿袭北塔《卞之琳先生的情诗与情事》之论：在(卞之琳1936年秋去苏州看望张充和)半年后，写了五首《无题》。他的大部分情诗基本上都写于1937年，可见这次苏州之行对卞之琳的影响之大，“卞先生在苏州与张充和相会是在秋天，而他写这首诗时是在春天;整个组诗写的是回忆起来的激情，应该处理秋天的景象;但我们读到的是一派春天的良辰美景”[8]。

对照近年新出的文献与研究，笔者以为，这些诗确实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那是因为本来就是写于春景。这不是秋天的回忆，而是春天的写真和向往。

先从1936年苏州之行说起。1936年10月，卞之琳在青岛突然接到北平转来的电报，说母亲薛万芝病危，他赶回家时，母亲已于8月22日病故，享年51岁。他在故居住了两星期。之后，10月21日专程去苏州，待了一两天。张充和之弟张宗和日记有记录：“二十一日星期三……卞之琳来了，眼红红的，说起来刚死了母亲，从青岛回海门的。”21日、22日，张充和姐弟二人陪同卞之琳，燕游苏州各处名胜，山中水上，吃茶吹笛谈诗。22日夜，卞之琳乘坐晚上十点的车离开苏州。

此行应是卞之琳“做起了好梦”的开始。然后卞之琳经上海乘船回青岛，埋头译书。卞之琳这个时期的心情，在2014年吴心海发现的卞之琳集外文《“当毕”》[9]里可以解读。此文于1936年12月2日写于青岛。“当毕”是法语Tant pis音译，文中说：

作“活该”讲：既然自取了，Tant pis，工作啊！作“管他”讲：笑骂由他笑骂，Tant pis，工作啊！作“算了”讲：到头来都是一场空，Tant pis，工作啊！

文中诉说丧母之痛与为情困扰，“我最近受遭了人力所不能挽救的打击，人力所自召的折磨”， 如陈越在《“若有其事”：卞之琳的爱情诗考释》所说，此处“人力所不能挽救的打击”当是指其母亲去世，而“人力所自召的折磨”则是指他为情所困而饱受煎熬，强作醒悟与解脱，其实只是自己的一种幻觉，实际上依然痛彻心扉。[10]

与此同时，1936年冬张充和为卞之琳抄写《数行卷 卞之琳》[11]。 可见1936年的探访与同游，令双方的关系有所增进，但是从《“当毕”》看，卞之琳仍在痛苦与失望之中。

卞之琳1937年1月回北平交卷，算了译书的稿费，大有积余，“足够我南返江浙，逍遥大半年，会友，写诗，自由译书”，于是春初南下江浙、上海等地转悠，自由作译。

1937年3月20日卞之琳到南京，来到张充和姐弟住处，张充和此时在南京，为《中央日报》做“副刊编辑”。卞之琳23日离宁，清明时节在上海作译。4月间，卞之琳再到南京见张充和。据张宗和日记，这回不遇，张充和出门躲避。

目前已知1937年春卞、张有一次会面。这只是据张宗和所记的会面，也许还有其他的会面。春季相会，投射在10年后卞之琳的自叙小说《山山水水》里，是纶年(卞之琳)再到苏州看望未匀(张充和)：“那个春天纶年确曾第二度到苏州来看她 ……从北平来，去上海，路过。下车住了两天。”时春回大地，一个名媛撮合二人去一个园子里挖荠菜。

1937年3月，卞之琳写 《无题一》：

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

掠过你一丝笑影而去的，

今朝你重见了，揉揉眼睛看

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

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

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

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

笔调一向内敛冷静的卞之琳，在好梦中、在对心上人的恋慕里，看见了世界的笑影和喜悦。人心的欣喜期待，与春潮与杏花互相起兴，心内心外的美互相焕发。喜悦是造化的本来面目，其中有生动活泼的力量。虽然下阙的第二句“水有愁、水自哀”是败笔，是其个人认知对外境的歪曲。

1937年4月，卞之琳写《无题二》，下阙里喜悦之情表现得最充分：“窗子在等待嵌你的凭倚……/杨柳枝招人，春水面笑人。/鸢飞，鱼跃；青山青，白云白……”

4月，还写了《无题四》，“隔江泥衔到你梁上，/隔院泉挑到你怀里，/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我想要研究交通史”。少年时初读此篇，模糊觉得是写给女性密友的。近年知道写作本事后，看出诗人的亲昵，不过表达得还是很文雅。

5月写《雨同我》：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

“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

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

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

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

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

卞之琳章句中常有对鸟的关心，以及蜘蛛、蜗牛、鱼、蜜蜂等纤细生物。本题中织起人与雨、鸟、天井、玻璃杯在自然中的关系，上阙洗净铅华，下阙玲珑清澈。

《无题五》：“我在散步中感谢/襟眼是有用的，/因为是空的，/因为可以簪一朵小花。// 我在簪花中恍然/世界是空的，/因为是有用的，/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可看出诗人的慕念和寄情。

据陈越《“若有其事”：卞之琳的爱情诗考释》，《无题》组诗的前四首，最初发表于1937年5月15日《文丛》1卷3号，署名“薛大惜”，题名《若有其事四章》，写于1937年3月—4月。陈越说：他是拘谨的，小心翼翼的，不愿否定自己，又不能自我确认，于是只能以“若有其事”的态度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激动之情……对于爱情怀有美好憧憬的诗人觉得这一次幸福似乎来临了，情感基调是欢快和愉悦的，这一点不同于《“当毕”》那种苦恼焦虑的心情。

陈越敏感地指出，从《若有其事四章》中，可以看到诗人的情绪已非1936年底写作《“当毕”》时的那种焦虑与懊恼，也远非那种单相思的苦闷与焦灼，分明有着两情相悦的那种“哀愁中含了一点喜气”和惆怅中含有喜悦的诗意。

即是在1936年12月的《“当毕”》与1937年三四月间的《若有其事四章》之间，卞、张关系必然有一个不同的转折。但当时陈越尚未看到相关史料，即1937年卞之琳在江南游访期间见过张充和。他只能说卞1937年集中创作的诗作基本上都是起源于这份感情。

1937年春季重会，此时距诗人丧母已半年。江南春景，伊人若有情似无意；上海有李健吾，西湖有芦焚，好友相邻。伤痛渐淡，良辰美景、喜气发生，才写了为将来留作纪念的几首无题。

又及， 1937年春的组诗，由于恋爱和女性的精神赋予，卞之琳看到并在组诗里表现了世界的正面内质。但几乎每一首都有裂隙，如《无题一》的“水自哀”“水自愁”，《无题二》的“怅望”，《无题三》的“字泪”，《无题四》的“轻喟”，《雨同我》的“忧愁”，暮春时写的《白螺壳》，尾句的“宿泪”。现实相对于本原，是有裂隙和歪曲的世界，但是怎样面对和表现这种裂隙，是作者可以选择的。像以上词句，对于裂隙是美化、自恋的态度，认可无力、病态审美，与中国古诗词里无望的情诗相承。卞之琳自己也明白，自嘲说：“我这种诗，即使在喜悦里还包含惆怅、无可奈何的命定感(实际上是社会条件作用)、‘色空观念’(实际上是阶级没落的想法)。”

5月在杭州陶社，卞之琳把本年所作《无题》等十八首加上前面两年各一首，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因为这些诗中的大部分本来就是写给她的。8月7日，他住在雁荡山慈悲阁，为张充和手抄一册《装饰集》。

三、情种的传统

当年读罢《卞之琳文集》与其传记，掩卷想起唐人诗：此情可待成追忆。不爱说话、温文尔雅的卞之琳，从1933年秋初遇张充和，到1947年去国前苏州话别，经年山山水水，于苏州、成都、昆明、重庆、上海等地追踪相会，又至少四次为张充和去江南逗留，长则半年，短则几天。

如果根据张充和与其家人的说法，卞之琳似乎是在单恋。在《天涯晚笛》里张充和说：卞之琳一见之后，“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不过有论者认为，她实实在在地“惹”了他却“又不理他”，他们在事实上有过浪漫的拍拖。据裴春芳、解志熙等学者考证，沈从文《梦与现实》里有此事的映像：“她”因为抵补空虚，所以“生活上来了一个平常大学生。为人极端平常，然而外表好像很老实，完全可靠，正因为人无用也便无害，倒正好在她生活中产生一点新的友谊……随后是性情上的弱点，不知不觉间已给了这个大学生不应有的过多亲近机会”，其中包括两人一起看电影、吃饭、逛街、喝咖啡、闹别扭又和好、玩至半夜等。[12]巫宁坤也在回忆中写：20世纪80年代他去拜望卞之琳时，卞之琳告诉他说，“有人认为，他和充和的关系是他自作多情，其实当年他俩之间的感情是很热烈的”[13]。但即使若有其事，并不是通常有确定相许的恋爱关系。

从昆明到重庆，张充和有个煮茗论艺的知音(或暧昧的密友)，中年学者郑颖孙，二人共事6年。与张充和同住的弟媳孙凤竹，家信里说了不少郑如何迷惑张充和的秘闻，称其老油子，说张充和醉了睡在佛堂蒲团哭，骂个个都是王八蛋。[14]张充和去重庆后，卞之琳搬到她在昆明呈贡所住的“云龙庵”。关于1941年他住过来的情形，沈从文写过：“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每到小溪边去散步时，必携同朋友五岁大的孩子，用箬叶折成小船，装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并加上出于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痴而黠的祝福，让小船顺流而去……诗人却必然眼睛湿蒙蒙的，心中以为这个三寸长的小船，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个女孩子身边。”“他完全不明白他所爱慕的女孩子，几年来正如何生存在另外一个风雨飘摇事实巨浪中。”[15]

1941年暑假，住在这个小房里，卞之琳开始写《山山水水》，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其实是写他自己。1943年中秋节写完了全部草稿，1944年又开始用英文译改。现存《山山水水》残章《雁字：人》，写1940年夏末至1941年在昆明的情形，可看出情人怎样描绘眼里的西施：

从背后看去，她耳际发鬘微微颤动，伸手可抚的这一头发丝的颤动，纶年觉得胸中起伏着什么，他赶快把话题转开，谈起了路上的耽搁……举头见明月似的，纶年仔细端详一下她的脸，宛如秋霄的朗月，眼珠两点光的栩栩，春风当真就拂过了全脸。

这个真情的视角，有尊重，有爱怜，还很有教养。再联想起沈从文“看虹摘星录”猎色的视角，不可同日而语。

1947年夏，卞之琳去牛津大学访学前，至苏州小住数日，与张充和话别，此别至1978年才又一见。在牛津，卞之琳仍在修订《山山水水》英文稿。1948年11月，张充和与傅汉思举行婚礼，12月17日启程往美国，本月卞之琳匆匆启程回国(他自己说是因为淮海战争)，1月才到达香港。时夏济安致夏志清信说到此事：“傅汉思将同张充和结婚，同时……看到卞的信，仍是一片痴情……卞为人极天真、诚挚，朋友中罕有，追求张充和，更是可歌可泣，下场如此，亦云惨矣。”

1949年1月间，传闻卞之琳怨恨沈从文，说沈从文对不起他。据近年几位学者对沈从文相关佚文的考证，认为1938—1940年间，沈从文与张兆和曾有亲密关系。[12]

1950年代初期，卞之琳把《山山水水》全稿烧毁，一部稿子苦费了八年的时间与心力，终于自废。他仍然不间断地给远在美国的张充和写信，到张兆和家打听张充和的近况。1953年，他南返江浙，参加农业生产合作化试点工作，一晚在苏州城里滞留，“恰巧被接待在旧友张充和旧居——我过去熟悉的她曾独住的一间楼室”。[16]

1955年，卞之琳45岁时方结婚，之后的家庭生活里，疼惜妻女；1978年，张充和终成回国之行，也见了卞之琳。其时卞之琳正整理自选诗集《雕虫纪历》，三个月后撰成《雕虫纪历·自序》，回顾了写诗与钟情的记忆；1980年秋，卞之琳访美两月，三次去新港看望张充和；2000年2月，卞之琳去世，张充和隔海托人送来了花圈。

当年在雁荡山大悲阁，卞之琳为张充和手抄的《装饰集》,根据他的遗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该馆字画库还有一幅书法长卷《数行卷 卞之琳》，是张充和1936年冬抄写的五首卞之琳诗，卞之琳一直珍藏[5]105；卞之琳七旬时与晚辈偶尔讲到张家小姐为他《十年诗草》题写的书名，忽然神采焕发，用诗意的陶醉描绘她的书香、学养、美丽、洒脱。[4]

正如师陀语，这是一个情种的故事，“一往情深，是光荣的失败”[17]。情种者，天生有钟情的禀赋与纯粹的品性。在中国古代，不乏性情纯粹、不落俗套的男子的记载，如柳下惠，如青年时妻亡不复续弦的王维、傅山，殉情者如抱柱的尾生，他们在多妻妾、男尊女卑、不知尊重女性意志和个人感情的中国古代，矫矫独立。但是像卞之琳这样为没有确定回应的精神钟情，守志过不惑之年，在古代有没有同样的例子？笔者只想起曾看到一则明清笔记，记述有男女二人少年订婚，未曾见面，因世变离散，都守约不嫁不娶，至花甲重逢终成眷属。似乎有点像，又有点不像。

这或与卞之琳深造的英诗熏陶有关。此事可以联想起叶芝之于茅德·冈(Maude Gonne)。叶芝23岁对茅德·冈一见倾心，到52岁最后一次求婚被拒，求而不得的倾慕化成一行行瑰丽的诗句。茅德·冈因此说，世界会为她没有嫁给叶芝而感谢她。

在卞之琳同时代，还是有同样钟情或者情种的故事，虽无果而甘心，所谓“宗教态度”的爱情，即“一方面是崇拜与牺牲”，爱慕而不求有之，如金岳霖，他并非传说中的终身未娶(早年有同居女友，后来也考虑过与别人恋爱结婚)，但作为友人他一直爱慕、守护林徽因。与金岳霖(金龙荪)并称清华三孙的陈岱孙、叶企孙，专注学术、终身未婚，有说二人都内心爱慕王蒂澂(周培源夫人)，[18]当然不可捕风捉影说二孙因此未婚，但像这样懂得爱慕女性美好的有识之士，有情感理想，未娶应该还是有个人的操守。以上提到的这些钟情之事，迄今所知都是知命、止乎礼、不逾矩的，所以成为佳话。这几位学人都曾游学欧美，栉沐西风。

情种的传统，从西方文化有关女性和爱情的观念里可以清晰溯源。据《托马斯·阿奎那爱的学说研究》，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爱的学说，发展到柏拉图达到极致，其《会饮篇》谈论爱神，说爱本质上就是永远渴望美善，是对不朽的企盼，自然和灵魂不是那种静止不动的不朽，它们是生生不息的，其实现的方式，就是生育，而且是在美中生育。[19]

有关美、精致、喜悦、温柔的精神殿堂，主要是女性精神掌管的。通过对具有这些品质的女性的爱慕与赞美，可以获得相应品质的开放和赋予，实现个人精神的孕诞、更新和成长。但丁的作品就充分表现了在对理想女性的爱慕里得到引领上升。这里暂不展开说了。

从本篇所考卞之琳代表诗作的形成，可以看到造化怎样通过美好爱慕之情点亮诗心，使人格进境，赋予生活光辉。这就是情种的成就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