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艳军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121)

一、国内外非虚构文学考证辨析

(一)国外“非虚构文学”的发展流变

非虚构源自 Non-fiction一词，在国外常被应用于图书分类。国外的图书通常由两大类型组成，一类是虚构类，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另一类是非虚构类，主要指新闻类、纪实类图书，包括人物传记、回忆录、新闻调查、科普读物等。国外的“非虚构文学”概念指的是滥觞于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虚构小说”创作热潮。“非虚构小说”一词，最早由美国新闻记者杜鲁门·卡波特在1966年提出，这一年，他花费六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闻纪实作品《冷血》(In Cold Blood)出版。该书因写作风格迥异而一时“洛阳纸贵”，出版当年即畅销三百多万册。卡波特创作《冷血》，缘起于他对一件震惊美国的知名凶杀案件的深度报道，书中描写了大量的案情细节，包括社会调查、人物访谈等。卡波特凭《冷血》一书，声誉鹊起，如日中天。他指出，《冷血》既不是普通的新闻报道，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小说，而是一部真实新闻报道和小说艺术特征并存的杂糅体，他将其称为“非虚构小说”，声称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有据可查。此后，美国另一名记者诺曼·梅勒的纪实作品《夜幕下的大军》(1968)、《刽子手之歌》(1979)相继出版，再次轰动了美国文坛。梅勒也声称，他的作品也是“非虚构小说”。

美国“非虚构小说”创作的理论依据，源自作家菲利浦·罗丝在《写作美国小说》中提出的一种“事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的理论”[1]112。究其产生的原因，美国作家沃尔夫认为：“当代严肃的纯文学小说家的创造力已经枯竭，无法继续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1]112“非虚构小说”凭借对热点新闻题材背后故事细节的深入发掘，参与到美国当时社会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之中。非虚构小说大量借鉴虚构类文学写作中的心理描写、独白、对话等叙事策略与技巧，与简单、直白的新闻报道相比，趣味性、可读性大大增强，能够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在艺术上，非虚构小说具有小说的形式、表现方式和艺术技巧，几乎具有小说的所有优点。虽然它在虚构上不如小说那样完全自由，但在内容上，它严格尊重客观事实，具有新闻报道的性质，其真实性是任何虚构的现实主义小说不能比拟的。”[1]117

1978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设立了特稿写作奖，进一步增强了非虚构写作的影响力。2001年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从事“非虚构”写作，作品总数达二十余部。2015 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凭“非虚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力愈加强大，在国外的畅销书中，“非虚构”作品常年占据主导地位。如今，“非虚构”写作已经成为国外高校创意写作课堂的重要教程之一。

(二)国内非虚构文学创作考察

1.2010年前的发展历程

据笔者考证，最早把“非虚构”文学概念介绍到国内的是美籍华人学者董鼎山，他在《所谓“非虚构小说”》[2]133一文中，介绍了美国“非虚构小说”的发展情况。王晖和南平在1987至1988年间，相继发表三篇论文(《对于新时期非虚构文学的反思》[3]64《1977—1986中国非虚构文学描述：非虚构文学批评之二》[4]35《生活真实与非虚构文学作家的真诚》[5]60)讨论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创作问题。他们尝试将美国的“非虚构文学”概念来对应“中国的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和口述实录体”[4]35等作品。之后，聂珍钊、王晶、缪俊杰、吴炫等学者也曾撰文阐释“非虚构文学”。此外，在1988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作家约翰·霍洛韦尔的《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中译本，这是国内最早引入的“非虚构”写作教程。

在1990年代，“非虚构文学”的讨论依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新世纪后，国内个别文学杂志开始推介“非虚构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在2005年10月发布公告：“从2006年起，《中国作家》杂志将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每月出刊两本。分为《中国作家·纪实》和《中国作家·小说散文》。”[6]并在《中国作家·纪实》中常设“非虚构论坛”栏目，企图促成“非虚构文学”讨论的热潮。当代作家邢军纪对《中国作家》的改革寄予厚望，他指出：“‘非虚构论坛’的提法是很合适的，因为非虚构文学从理论上还是比较薄弱的，要通过这个刊物，建立自己的阵地，与虚构文学阵地相对峙。要把‘非虚构’叫响，真正用文学来表达真实和生命。”[6]学者卢跃刚也曾讲：“《中国作家》杂志要建立两个高目标：一是通过作品引领非虚构文学的潮流，二是通过认识引领非虚构文学的理论建构，即通过对这种文体的开创性解读来建构中国特色的非虚构理论框架。”[6]此外《钟山》《厦门文学》《延安文学》也都在2010年前开设过“非虚构”类作品专栏，但都没有在文坛上引起足够的重视。

2.《人民文学》引发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创作热潮

真正推动“非虚构文学”驶入发展快车道的是《人民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从2010年第2期始，增设“非虚构”栏目，陆续刊发《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词典》《羊道·春牧场》《羊道·夏牧场》《盖楼记》《拆楼记》《女工记》《相亲记》《生死十日谈》《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宣传队》《定西笔记》等系列“非虚构”文本。其他杂志和网络新媒体平台协同跟进，在全国迅速掀起了“非虚构”创作的热潮。文艺批评界积极回应，促使“非虚构文学”研究急剧升温。截至2021年11月24日1200时，笔者通过中国知网学术平台，以“非虚构”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查询，共得出4514条相关信息。其中1988至2009年，共445条信息；2010至2021年，共4027条信息，后者占比达89.21%。以上数据说明，非虚构写作在2010年之后才真正得到批评界的集中关注。

2010年以来，批评界对“非虚构”的争议很大。目前，已由最初的排斥、批评、否定为主，转为接纳、客观、冷静地分析研究阶段。2021年5月23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和《探索与争鸣》杂志共同主办了“非虚构写作与中国问题——文学与社会跨学科对话”研讨会。围绕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与方法、非虚构写作与真实的关系、非虚构写作的时代思想性、非虚构写作与情感的关联、非虚构写作与记忆书写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何平、洪治纲、梁鸿、屠毅力、王磊光、项静等学者均提出了各自的理解和看法。十年来，“非虚构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的快速发展，表明“非虚构”写作的生命力是旺盛而持久的，已经成为我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塑造时代精神的参与者、共建者。正如“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梁鸿所言，文学的概念不应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和发展的。“非虚构”则是让文学重返现实的实践，“试图重建文学与现实、重建知识者和‘人民大地’的关系”，“重建一种新的更加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7]99，当用这一新的知识体系来观照文学时，可以使文学激发出新的审美特质。

二、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创作特色

在当代西方文论中，“非虚构小说”蕴含着特殊的文学审美特性。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伯雷《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一文，在讨论卡波特的《冷血》和梅勒的《刽子手之歌》等“非虚构”作品时指出：“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术语，用来描述诸如官方文件、私人文件、报章剪辑之类的材料如何由一种话语领域转移到另一种话语领域而成为审美话语……不仅因为这里的审美话语已经完全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捆绑在一起，而且因为这里的社会话语已经荷载着审美的能量。”[8]715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创作的技巧和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方“非虚构小说”的影响，笔者认为其突出表现在“时空在场”和“情感在场”的“双重在场”创作模式和显著的“人民性”特质两个方面。

(一)“时空在场”和“情感在场”的“双重在场”创作模式

2010年《人民文学》为进一步激励“非虚构”写作，推出了“人民大地·行动者”写作计划启事，设立基金，资助鼓励作家们，离开书斋，离开电视机、报纸这些二手信息，走向民间，深入一线生活。“以‘吾乡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9]208从《人民文学》的上述倡议中，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在场”“行动”是构成“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重要元素。依笔者看来，所谓“在场创作”，就是创作主体要对客体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观察和研究，以保证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度。此处的“在场”，不仅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一种简单的“时空在场”，也包含着一种深层的“情感在场”。这种“双重在场”的创作方式，促使创作主体、客体和读者三者间在情感上形成“同频共振”，达到强烈的“共情”效果，使得社会生活的真实与文学艺术的情感真实很好地融合。

梁鸿在讲述《中国在梁庄》的创作经历时讲：“我想强调一种‘在场’感，作者、读者和人物在同一段历史和时间之内，而不是单纯的观望者和审视者，这样，才有可能更深刻地进入乡村生命的内部，可以真正感受他们的悲伤、疼痛或者快乐、幸福，并真正察觉他们所处的历史处境及痛苦的来源。”[10]3梁鸿的“梁庄系列”(《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都是在她的“见证”和“双重在场”的创作理念下完成的。梁鸿在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重返家乡——河南省穰县梁庄；她用五个月时间深度体验当下的乡村生活。她不但对村庄的老人、妇女、孩子等进行了采访聊天，而且还对村庄的自然历史环境、政治改革、文化结构、家族姓氏、家庭伦理道德等进行田野调查，尤其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乡人的情感等精神状态进行了重点考察和剖析。《出梁庄记》则是作者历时两年时间，对分布在穰县县城、西安、信阳、南阳、广州、东莞、内蒙古、青岛、郑州、北京、厦门、深圳等城市，靠打工和做小生意等谋生的数百名“梁庄人”，进行实地走访，“在场”聆听村民自述自己故事的实录书写。

《中国，少了一味药》的作者，亲自设法潜入江西上饶的传销组织，进行了23天的“卧底在场”生活。通过“卧底在场”，掌握了传销组织的真实情况。《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的作者萧相风，则是数以亿计的普通“打工仔”中的一员，他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几乎干过所有的工种岗位。这些“在场”的工作经历，是他进行“非虚构”创作的基础，《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的“在场”感鲜活地体现在“流水线”“工服”“打卡”“工伤保险”“ISO”“辞工”“出租屋”“摆地摊”“仓管”“倒班”“工伤保险”等现代工业词汇中。

由上述“非虚构”文本，可以感知其叙事风格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化”风格，而是采用了一种既像社会学、人类学调查，又有些现实主义文学特征的混合性艺术形式。通过这种特殊的形式，使得作者、作品和读者间达成“双重在场”(“时空在场”和“情感在场”)，充分展示了“非虚构文学”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魅力。

(二)显著的“人民性”特质。

1.何为“人民性”

据笔者考证，在西方文艺理论中，“人民性”概念最初的内涵，与西方启蒙话语体系中的“现代性”“民族性”“国家”等词关系密切。在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已有比较鲜明的体现。德国的莱辛在谈论英国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时，最早指出是“具有人民性的伟大天才”[11]100。在俄国，“人民性”最早由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提出：“作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能为本国同胞充分赏识的优点——对于别国人来说，它要么就不存在，要么可能是一种缺陷。”[12]151其后，别林斯基对“人民性”的概念进行了深化，指出：“人民总是意味着民众，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阶层。”[13]82他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一文中指出：“人民性算不得真正艺术作品的优点，只不过是它的必要条件。”[14]190可以看出，他们都把文学作品中的“人民性”与民族、国家的概念紧密联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人民性”等同于“民族性”。

明确提出把“人民性”作为衡量作家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的是俄国的杜勃罗留波夫。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曾讲：“在最近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交谈中可以看到，他们执着地希望回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反复提到自己国家的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词……我们如何能够比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做得更好……总之，他们把问题提到了‘人民’的高度上。”[15]46詹姆逊深刻的见解，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

在我国的古典文论中，“人民性”的概念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之后在历朝历代的文论中都有体现。五四运动前后，中外思想在国内激烈碰撞，“人民性”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以1918年周作人和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人的文学》和《庶民的胜利》为代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艺术中的“人民性”进行了新的界定和解释，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新世纪以来，“人民性”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阐释。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16]。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文艺的“人民性”进行了更新的阐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当代文艺创作的纲领和行动指南。

2.显著的“人民性”特质

在笔者看来，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备“人民性”，其核心要义在于：作者是否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进行创作，是否真实地书写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情感，是否对人民群众的遭遇、苦难和不幸表示真切的同情和怜悯。对此，评论家欧阳友权曾指出，文学的“人民性”的第一要求就是“写作者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17]。2010年以来，国内非虚构文学创作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人民性”的彰显。如梁鸿的“梁庄”系列，李娟的“羊道”系列，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郑小琼的《女工记》，丁燕的《到东莞》等作品，无一不是对最广大的农民、“农民工”、普通工人的生活、工作、情感等的真实书写，很好地诠释了非虚构文学的“人民性”特质。

国内当代非虚构文学作者大体上由三大类别构成：第一类是专职作家的非虚构写作；第二类是非专职作家，但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如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等；第三类则是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如网络写手等。就作品的艺术水准而言，第一、二类作者的作品要优于第三类作者的作品。从数量上看，无论是作者人数还是作品总量，第三类要远远大于前两类。前两类作者中，以冯骥才、乔叶、梁鸿、孙惠芬、袁凌等为代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记录了“小人物”的生活和情感，在看似冷静旁观的叙事中，隐含着作者对“小人物”命运遭遇的深切同情。第三类广大的文学爱好者从事非虚构写作，他们自身的身份属性就已经具有了“人民性”。

从非虚构作品发表的渠道来看，第一、二类非虚构作者的作品多发表在文学杂志、报纸等传统纸媒上，如《人民文学》《收获》《钟山》《中国作家》等；第三类作者的作品则主要发表在网络新媒体平台上，如“谷雨故事”“网易人间故事”“真实故事计划”“故事硬核”“正午故事”“GQ”“人物”等。网络新媒体平台上的非虚构作品，同时也是网络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妨称为“非虚构网络文学作品”。“网络文学”与大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评论家白烨曾在《文艺报》发表题为《网络文学的人民性特质》一文，对网络文学的“人民性”特质进行了分析，并给予了充分肯定[18]。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0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中指出，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达4.60亿人，日均活跃用户约757.75万人；2020年累计创作网络文学作品2905.9万部，网络文学作者达2130万人。可以看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全民写作”的时代。网络文学的“人民性”特色鲜明，而直接描写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非虚构网络文学作品”，其“人民性”特质无疑更加突出。

“非虚构网络文学作品”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的便利，得到了极大的传播，许多作品通过微信公众号、博客、微博、QQ空间等新媒体平台，瞬间即可推送至普通民众的眼前。如“界面新闻”的“正午故事”公众号，在2017年推出了普通家政服务人员范雨素的非虚构作品——《我是范雨素》，该文是文学爱好者范雨素对自己家人平凡生活的书写，语言简练直白，人间烟火气十足；该文点燃了普通民众的热情和共鸣，朋友圈争相转发，迅速登上热搜，仅三四天时间阅读点击量就达到数百万。如此快速巨量的阅读量，令传统纸媒难以企及。在流量为王的网络社会，关注量和阅读量是经营创收能力的最核心指标。这类非虚构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写作潮流，激发了资本界、网络媒体界的关注和兴趣，争相设立非虚构写作共享平台，为更多的非虚构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进一步促进了非虚构创作的繁荣。

三、结语

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作者运用“时空在场”和“情感在场”的“双重在场”创作模式，在大量现场调查采访的基础上，真实传达创作对象的细节特征，甚至在作品中直接让人物说话，采用问答、独白等形式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生活和对世界的看法或思考。大量非虚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网络新媒体平台上的“网络写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小人物”。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正是由这些千千万万的“小人物”所组成，书写他们就是书写人民；同时，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16]的文艺创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