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川

(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部，甘肃 兰州 730030)

关于宋代以来儒学、经学方面发生的变化，国内诸多学者早有论述，陈植锷先生在《北宋文化史述论》曾提出，北宋中期，仁、英两朝，是宋学的草创期。从以孙复为代表的疑传派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疑经派，疑古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开始了儒学复兴的新局面(1)陈植锷先生的《北宋文化史述论》在论述宋学的发展过程时较详细谈到了这一问题，古代文人也有相关论述。参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王应麟《困学纪闻》里有一段记载常为学者引用：“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中册，翁元圻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5页。清代学者皮锡瑞则把宋代称之为“经学变古时代”，谓经学“至庆历始一大变”。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思贤书局1906年版，第48页。。这种变迁显现在士人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上，则为：“经典不再只是一部与为政阶层的训诂和典则相关的教养或教义之书，而是被重新解读为能够为展现社会政治的应有方式而进行理念创新时的典据，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人们开始重新评价经典或是通过提供新的诠释改变对经典的看法。”[1]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有些学者(2)据陈尚君先生考证，欧阳修转注等涉及解经的有《诗本义》十四卷(附收《诗谱补亡》一卷)、《诗图》一卷(佚)、《诗解》一卷等，参见陈尚君：《欧阳修著述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高克勤先生在《王安石著述考》一文中记，王安石除《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王文公集》一百卷、《王荆文公诗笺注》五十卷外，还有有二十余种撰述，多为解经之作，如《易解》二十卷(佚)、《尚书新义》十二卷(佚)、《毛诗新义》二十卷、《周官新义》、《考工记解》二卷、《礼记要义》二卷(佚)、《孝经解》一卷(佚)、《论语解》十卷(佚)、《孟子解》十四卷(佚)、《字说》二十四卷(佚)、《群经新说》十二卷(佚)、《左氏解》一卷(佚)、《老子注》二卷、《庄子解》四卷(佚)、《杨子解》一卷(佚)、《维摩诘经注》三卷(佚)、《金刚经注》(佚)、《楞严经解》十卷(佚)等。参见高克勤：《王安石著述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孙复曾作《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并创立泰山书院；尹洙则尤长于《春秋》，善议论。范仲淹则“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参见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67页。把“重新评价经典”或“新的诠释”称作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文人掀起的“经学辨疑思潮”，除欧阳修之外，王安石、孙复、尹洙、范仲淹等也参与其中。作为欧阳修极为赏识的另一位文章大家曾巩，虽然没有给儒家经典以“新的诠释”即注经、解经等行为，但这场思潮依然影响了他的创作，如何对待儒家经典，是曾巩慎重思考的问题。后世选家评曾巩文章本于六经，是看到了曾巩之文与儒家经典之间紧密的关联，却并没有详加阐释其文如何以六经为本，及本于六经何处，而这正是本文拟要阐释的内容。具体说来，曾巩主张博览各家之书，但始终以六经为要；认为儒家经典蕴涵三才万物之理，也是具有审美意义的文章，可以学习；曾巩之文以道为核心思想内容，但又避免了石介等人的泥古与晦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写作中对儒家经典的尊崇和研习，使曾巩的文章具备了义理畅达、引证丰富等特点。明清有文学家也曾提出“六经皆文”(3)清代文学家袁枚有“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的表述。参见袁枚：《答惠定宇书》，载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9页；另有“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参见袁枚：《答定宇二书》，载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1页。魏源则提出：“《诗》则纂辑当时有韵之文也，《书》则纂辑当时制诰章奏记载之文也，《礼记》则纂辑学士大夫考证论议之文也。”参见魏源：《古微堂内外集·国朝古文类钞序》，载《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34页。的观点，将儒家经典视为文章进行评析(4)傅道彬先生在《“六经皆文”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一文对以经为文的各种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文中指出，“六经皆文”是把经学还原为文学，还原为美学。参见傅道彬：《“六经皆文”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但其偏重于在理论上进行阐发，而曾巩则在写作中实践了这一主张，因此进一步探讨研究曾巩的文章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宋代帝王抑武重文，太宗、真宗之后，“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2]，文人勤读博学是普遍现象。前文所提欧阳修、王安石等著述极繁，都需要极为广博的阅读及量的知识储备才能完成。时代风潮如此，曾巩年十六七窥圣人之文，自勉力好学，后成为欧阳修的门生，又与王安石青年交游，难以不受影响。翻检曾巩文章会发现，曾巩常以识之博、寡来论人，如评刘向，“向之学博矣”[3]，评范仲淹“造于道，尤可谓宏且深，更天下事，尤可谓详且博者”[4]，评王向“以文学器识名闻当世”[5]，评王平甫“博览强记”“其诗博而深”[6]，评钱纯老“强记多识”[7]，另有“有智识度量”[8]“多识博闻，操守纯笃”[9]等，虽有些为应酬之辞，亦可旁见曾巩对识之博寡的态度。

整体看来，曾巩倡导广读百家之书，认为以书为友，可以修身。曾巩曾自述道：

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剌非、感微托远、山巉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皆伏羲以来，下更秦汉至今，圣人贤者魁杰之材，殚岁月，惫精思，日夜各推所长，分辨万事之说，其于天地万物，小大之际，修身理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罔不毕载。处与吾俱，可当所谓益者之友非邪？[10]285-286

此文是曾巩入仕前写的《南轩记》(5)王焕镳先生将此文系于至和元年(1054年)，此时曾巩36岁，还未入仕。。在这篇记文中，曾巩自述于书几乎无所不读，除了六艺、诸子百家之书、经史之作，对于兵书、天文、历法、农耕、舆地、佛老等，曾巩亦不废其卷，其南轩储书“长编倚修架，大轴解深囊”[11]54。曾巩之弟曾肇亦载：曾巩“平生无所玩好，顾喜藏书，至二万卷。仕四方，常与之俱，手自雠对，至老不倦。”[12]藏书二万卷，这一数量在曾巩所处的时代是非常惊人的。宋代刻印图书虽已较为发达，但仍有大量书卷靠手抄获得，而曾巩得书后又用心校读，这势必不是简单的收藏，而恰恰是为了修身养德、积学储才。曾巩认为读诸家之书，远者可见识圣贤等杰出之人殚精竭虑获得的万事万物之理，近者可增进士人修养，了解国家治乱之法。士人通过博学广读，可去疑解蔽，扩大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并能“养吾心以忠，约守而恕行之”[10]286，既可使学者解惑明道，亦可修身约守。

单从这里看，曾巩倡博学广读是为了解万事万物之理，获得基本的知识储备，进而修身养德，而他的志向远不止于此。通观曾巩文章，其核心思想在一个“道”字(6)于晓川的《“道”：曾巩文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对曾巩视“道”为何以及“道”在曾巩文章写作中的重要表现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释。参见于晓川：《“道”：曾巩文学思想的核心范畴》，《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他常言周衰而先王之道弊而不明，自西周而下，明道者唯孔、孟、荀子及扬雄、韩愈等而已，因此，曾巩常怀“扶衰救缺之心”[13]232，常欲将道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14]。有这样的思想，曾巩广读百家之书则不止为增强学识修养，“识能议论”[15]，还有辨道与明道的目的。《战国策目录序》一文就显示了曾巩在明道过程中的思考,在读书方面，如见百家之书不合于儒家要义，则不必禁绝，而应厘清观点明示于天下人，使人辨明百家之说不可信。《战国策目录序》以虚拟对话的方式讨论了此问题：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16]

对于理不足为信的他家之言，可以取孟子之法，存而驳之，沈德潜剖析曾巩此篇云：“尊孔孟以折群言，所谓言不离乎道德者邪。后段谓存其书，正使人知其邪僻而不为所乱，如大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然后不逢不若也。”[17]624《梁书目录序》里，曾巩也强调，百家之书“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18]，以此看来，曾巩读百家之书，除了前文所提，可在于兵书、天文、历法、农耕、舆地、佛老等不同领域获取知识，还在于可愈发明辨圣人之道之说可为，而百家之说不可从。再进一步，曾巩是在览世间之事、遍读百家之书后，觉满目“析辨诡词，骊驾塞路”[13]231，更加信奉那些体现了圣人之道的儒家经典。

在曾巩的各类文章中，除尊崇明道之人孔子、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外，常见对《尚书》《诗经》《易》等经典的称引，其思、其文本于六经，根本原因，正是基于对圣人之道的追索。再翻检曾巩作于庆历年间的几篇寺庙、道观记，《鹅湖院佛殿记》《仙都观三门记》等文对佛、道等家批驳的用语犀利、笔法劲锐是历代选家较为关注的，但另有一篇庆历八年(1048年)曾巩作《菜园院佛殿记》，则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曾巩对佛、道盛行之下的反思，作为崇尚儒家圣人之道的士人，该如何做？此文中曾巩记有可栖和尚白手起家，行医聚资，勤行不辍，终建起寺院一事，文末他感叹，“吾观佛之徒，凡有所兴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难致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既自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则未尝有勤行之意，坚持之操”[19]，两相对比，溺于佛法的和尚与习圣人之道的世儒在勤行方面高下立判。固然，曾巩提到的这些世儒，可能直接与庆历年间某些扼杀新政的守旧派官员、不思进取的地方为政者有更紧密的关联，可是官员尚如此，普通的士人呢？所谓口言儒道之人，又有多少能如可栖一样勤勉，不以事之大小、能否速效而在为与不为之间选择？所以曾巩又进一步反思，佛教之所以盛行，与儒家士人的自守惰怠是有关系的。此时曾巩尚未入仕，对照《战国策目录序》《梁书目录序》，这两篇书序都写于曾巩入于史馆后，时隔十余年，曾巩对圣人之道的坚守依然未变，只是更加理性地以自己所学将圣人之道勤行之，其一生文章之目的，无非是欲将自己所理解的圣人之道被之于天下，而其方式，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法、为据。

二

曾巩之本于六经，不止在于以六经积累才学、辨明儒道，还在于从儒家经典中研读出文章之法。

《王容季文集序》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曾巩汲取经书文章之法的思想脉络。刘勰早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言“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20]78，强调文体的发源与《尚书》密切相关。曾巩则非常看重《尚书》“叙事”之法，其《王容季文集序》言：

叙事莫如《书》，其在《尧典》，述命羲和，宅土，测日晷星候气，揆民缓急，兼蛮夷鸟兽，其财成辅相，备三才万物之理，以治百官，授万民，兴众功，可谓博矣。然其言不过数十。其于《舜典》则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尧之时，观天以历象。至舜，又察之玑衡。圣人之法，至后世益备也。曰七者，则日月五星；曰政者，则羲和之所治无不在焉。其体至大，盖一言而尽，可谓微矣。其言微，故学者所不得不尽心。能尽心，然后能自得之。此所以为经，而历千余年，盖能得之者少也，《易》《诗》《礼》、《春秋》《论语》皆然。其曰测之而益深，穷之而益远，信也。[21]198-199

宋代对《尚书》的接受主要呈现为疑辨和义理阐释两个方向(7)据王小红《宋代〈尚书〉学文献及其特点》一文，“宋代《尚书》学著作，绝大部分为义理之作，见于记载的430部中义理之作占77%。这类《尚书》学著作，多以‘解’‘说’‘义’‘意’命名。”参见王小红：《宋代〈尚书〉学文献及其特点》，《图书与情报》2007年第6期。，曾巩却不从这两个方面来读《尚书》。他借给友人王容季的文集作序，从文章学的角度揭示出《尚书》的叙事之法。曾巩认为，《尚书》内容博杂丰富，也能述万物之理，但形之于言，却不过数十字而已。除此之外，其高妙之处不仅在于叙事用字简要，还在于，其语言表述会随时代变迁而在言说内容、词语选择等方面进行调整。这样体大言微的著述，学者想要有所获得，除了把握其语言特点，还要深入了解其叙述内容，尽心研习体悟。曾巩认为，这才是《尚书》之所以为“经”的原因，《易》《诗》《礼》《春秋》《论语》等无一不如此。这段文字中，“测之而益深，穷之而益远”，言六经内在旨意的幽远难明与闳博深邃，这是强调经书文章之法的文本效果了。

时代更替，社会环境在发生变化，在曾巩看来，“能言者”数代以来只数人而已：

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扬子而已。扬子之称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若扬子则亦足以几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于远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马迁、韩愈，亦可谓拔出之才，其言庶乎有益者也。[21]199

这段文字需要从两个层次辨析。“能言者”，以孟子、扬雄等为代表，而重点则在扬雄。扬雄评价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而曾巩又认为扬雄亦可当此说，对扬雄评价极高(8)曾巩的《答王深甫论扬雄书》中，与好友王回讨论扬雄之美新问题时曾言：“雄遭王莽之际，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一个“遭”字巧妙折射了曾巩为扬雄仕莽、投阁、美新等做全面辩护的态度。曾巩认为扬雄的行为甚至可视为合于箕子明夷之道，是“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参见《曾巩集》，陈杏珍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9页。。曾巩特别注意研习扬雄的著述，他深深佩服扬雄的学识，自言在学问上有所精进，多是在扬雄处有所得，且“雄之言，不几于测之而愈深、穷之而愈远者乎？故于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22]。那么以扬雄为师法、学习的对象则是必然的了。《汉书·扬雄传》载杨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23]这样一个竭尽所能理性求知、明道而能文的人是绝少的，后世也有学者评价：“扬雄的人生形态，在以政治上成功与否作为衡量知识分子唯一价值标准的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分外重要的意义。把知识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孜孜不倦地终身追求，为此不惜抛弃富贵功利与当世浮名，忍受毕生的寂寞穷困，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人生形态在扬雄之前从未有人做到过。”[24]曾巩19岁父亲去世，作为长子担当起养家的责任，于困顿中挣扎，两次科试不中，但他自有持守，认为“得其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10]286。曾巩对扬雄极力褒扬，应该是以扬雄作为士人进退之典范，从他的人生中汲取精神营养，同时，基于对扬雄一生不断求索知识的敬佩，曾巩还从扬雄处学到了文章之法、学问之道，以期自立于世。“其次能叙事，使可行于远者”，主要提到了子夏、左丘明、司马迁、韩愈等。如果说曾巩所言“能言者”偏重于撰著文章书籍、发明儒道的内容，这一层次则更多偏重于对言说儒道方式的强调，“可行于远者”是“能叙事”的结果，从接受的角度言说叙事之法得当的重要性。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20]56曾巩为文本于六经，曾巩不仅从六经中汲取文法，还注意吸纳其中的“奇辞奥旨”[25]700，“奥旨”强调六经内在旨意的丰富玄奥，曾巩认为六经是士人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有宋一代，士人对学问普遍推崇，学术修养和成就迥超前代，很多士人既进行诗文创作，也在经学、史学、地理学、金石学等方面颇有造诣，“就创作主体的知识结构、文化修养、传世意识而言，宋人普遍呈现出‘文’‘学’相融的鲜明时代特色……在‘文’与‘学’的关系上，宋人不像先唐那样强调‘文’与‘学’的独立和分离，而是主张‘以学济文’，强调‘学’对‘文’的济成与融合”[26]。在这种时代风气下，曾巩熟参经书，从中汲取营养充实道德文章是一条必然之路。在《读贾谊传》中，曾巩表达了阅读三代两汉之书给自己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充实：

余读三代两汉之书，至于奇辞奥旨，光辉渊澄，洞达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长江之活流，而恍然骇其气之壮也。故诡辞诱之而不能动，淫辞迫之而不能顾，考是与非若别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彻际涯，虽千万年之远，而若会于吾心，盖自喜其资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辄发，足以自壮其气，觉其辞源源来而不杂，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质其华。其高足以凌青云，抗太虚，而不入于诡诞；其下足以尽山川草木之理，形状变化之情，而不入于卑污。及其事多，而忧深虑远之激扞有触于吾心，而干于吾气，故其言多而出于无聊，读之有忧愁不忍之态，然其气要以为无伤也，于是又自喜其无入而不宜矣。[25]700-701

曾巩所谓“三代”之书，主要指“先王之道”“圣人之道”的儒家六艺经典；所谓“两汉”之书，主要指扬雄、贾谊、刘向、司马迁之著述。读三代两汉之书，有两个方面的益处。其一，“其气壮”，书中奇辞奥旨使人内心光辉充溢、澄澈明净，思虑明白、识见高远，使研读之人获益良多。这揭示了先秦两汉文章、著作所蕴涵的瑰琦文辞、深邃意旨、雄壮气势、是非之理等博大的内容与成就，这是“三代两汉之书”本身的艺术特点及可师法之处而言；其二，使学者“自壮其气”，摒弃诡辞丽句，不被其诱导、迷惑，明辨是非如对黑白两色的辨别那样简单自如，写文章时心中有所根柢，高下相宜，能尽万物之理与形状变化之情而不流于俗说。曾巩的确于先秦两汉之书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而文辞雅正，议论丰赡且有所根本，也撰写了更多具有忧患意识的议论文章和寓感抒志之作(9)王运熙对曾巩此文有详细地阐述，颇有见地。参见王运熙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6-98页。。这是研习三代两汉之书后，曾巩作为学习者的收获。但显然，此段文字不是一个机械应试、学习者的心得，而是在读书中获得的强烈的审美愉悦感的表达。“如登高以望长江之活流”“其高足以凌青云，抗太虚”这种夸张的语言恰是审美心理上的极大满足。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曾巩即便是因“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27]，即便世人觉得自己“迂阔”，即便在自己患病几死、落魄痛苦之时，也没动摇自己信古、崇尚六经的思想，在《写怀二首》一诗中，曾巩言：

荒城绝所之，岁暮浩多思。病眼对湖山，孤吟寄天地。用心长者间，已与儿女异。况排千年非，独抱六经意。终非常情度，岂补当世治。幽怀但自信，盛事皆空议。[28]

在《读书》一诗中，曾巩又极言三代两汉之书内容广博丰富，取之不竭：

新知固云少，旧学亦已忘。百家异旨趣，六经富文章。其言既卓阔，其义固荒茫。古人至白首，搜穷败肝肠。仅名通一艺，著书欲煌煌。瑕疵自掩覆，后世更昭彰。世久无孔子，指画随其方。后生以中才，胸臆妄度量。彼专犹未达，吾慵复何望。端忧类童稚，习书倒偏傍。[11]54

曾巩在穷困之中依然奋力研读六经，认为诸子百家各持其说，惟有六经内蕴丰富，其言蕴含卓越宏阔的见识，其中的旨意深微宏大，是士人的思想源泉。《宜黄县学记》道：“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29]283圣人典籍既传之于远古，留存至今，其中所蕴含的道、理等皆可考究、遵循、研习。因此，曾巩在自己的文章写作中也注意发明儒道，其叙事、议论性文章中，都显现了对六经文章之法吸取、对六经文本摹写的痕迹。

三

曾巩努力于三代两汉文字间，其学识的沉淀，对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他的书序、学记、兴造记、论议文等类型的文章中体现得非常鲜明。

首先，曾巩文章常引“经”据“典”，其所引之“经”“典”多出于儒家六经。欧阳修谓曾文“引经据古，明白详尽”[30]，代表性的有《仙都观三门记》：“门之作，取备豫而已。然天子、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则讥之，见于《易》《礼记》《春秋》。其旁三门，门三涂，惟王城为然……其备豫之意，盖本于《易》，其加于度，则知《礼》者所不能损，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31]此文抓住“三门”作文章，以《易》《礼记》《春秋》之礼制考之，认为仙都观之门“三涂”同于“王城”，无疑隐含了僭越礼法之意，其论点劲锐，措辞谨严，不怒自威。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五评此文云：“佛老之徒，不知大义，乌知所谓《易》《礼》《春秋》？故骄奢僭妄，无所不至，此昌黎之所以欲火其书，庐其居也。南丰此记，当是齐晔晓梦里一声晨钟。”[32]曾巩《饮归亭记》是为人所请而作，因“金溪尉汪君名遘，为尉之三月，斥其四垣为射亭。既成，教士于其间，而名之曰饮归之亭。”[33]290曾巩紧扣“射亭”的建亭缘由，以《礼记》之记载对“射之用事”进行了历史溯源：

射之用事已远，其先之以礼乐以辨德，《记》之所谓宾燕乡饮大射之射是也；其贵力而尚技以立武，《记》之所谓四时教士贯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内洽和，则先礼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废于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礼乐之事相属而尽坏，揖让之射滋亦熄。至其后，天下尝集，国家尝闲暇矣。[33]290

基于对“射之用事”的历史考察，曾巩展开议论，认为“自秦汉以来千有余岁，衰微绌塞，空见于六艺之文，而莫有从事者，由世之苟简者胜也”[33]291。古制虽好，却因后世之俗儒苟简行事，而将有些传统丢弃。曾巩以此入手，认为汪君此射亭合于古“道”，“又谓古者师还必饮至于庙，以纪军实。今庙废不设，亦欲士胜而归则饮之于此，遂以名其亭”[33]291，“不忽任小”，赞扬汪君是有志之士、勤行之士。引用《礼记》内容作为文章展开论述的依据，将其以时人之事相关联，这篇本出于应酬的小小亭记显得扎实厚重，富有学理气息。

其次，曾巩议论、叙事从容谨严，完备透彻，不求新巧却使人觉得自有法度。如作《越州赵公救灾记》，文章起首只用“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34]316数字交待事件背景，叙述赵抃任越州知州时救灾事迹，则分三层记其先后应对的举措，条列井然，铺叙其在救灾中涉及的钱、粮、人工等数字详细明白，在平淡从容中道出赵抃干练、条理的做事风格。卢元昌《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曰：“叙事详恳，妙在无一复语，无一衍字，此等作，恐欧苏亦当避席。”[35]姚鼐《古文辞类纂》卷五十五引方苞云：“叙琐事而不俚，非熟于经书及管、商诸子，不能为此等文。”[36]4059日本学者赖山阳则评：“明人动称西京，骂宋文不绝口，何知如南丰此篇，真西京风气，明人得效否？”[17]641曾巩《抚州颜鲁公祠堂记》为颜真卿而作，文章开头以简要文字略写颜真卿捍贼事，于忤奸不悔处则详为之记：“在肃宗时，数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为御史唐所构，连辄斥。李辅国迁太上皇居西宫，公首率百官请问起居，又辄斥。代宗时，与元载争论是非，载欲有所壅蔽，公极论之，又辄斥。杨炎、卢杞既相德宗，益恶公所为，连斥之，犹不满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惭其言，后卒缢公以死。是时，公年七十有七矣。”[37]293曾巩以“斥去之”“连辄斥”“又辄斥”“又辄斥”“连斥之”等语，看似重复，却是在客观记录时着意强调了颜真卿屡遭排挤构陷事，为后文发论作足了铺垫：“维历忤大奸，颠跌撼顿，至于七八而终始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观公之大也。”[37]293此文被宋至明清时期的历代选家极为看重，诸选家留心此文的叙事详略处，为之击节，茅坤叹云：“令人读之而泫然涕洟不能自已。”[36]4030曾巩还作《唐论》，南宋楼昉评曰：“此等文字，从前未有，公之所创为也。如善奕者之布势，寥寥不过数子，而胜局已定。只是所占分数多，不屑屑争尺寸之利。然非识高而气健，未易措手。”[38]刘埙《隐居通议》言：“先儒言欧公之文，纡徐曲折，说尽事情。南丰继之，加以谨严，字字有法度。此朱文公评文，专以南丰为法者，盖以其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也。然世欲知之者盖寡，无它，公之文自经出，深醇雅淡，故非精心探玩，不得其味。”[39]字字有法，文自经出，正说明曾巩之论议文章本于六经而得。

再次，法三代两汉之文，使曾巩自壮其“气”。“气”是“基于创作主体生命活力之上的气质个性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40]，在曾巩文章中，其文发于外，议论纵横并能持论于正，合于儒家中庸之道。曾巩《读贾谊传》言三代两汉之书，其辞奇伟，旨意深奥，内蕴有“气”，读来可使人疑惑得解，心胸洞明；“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质其华”[25]700，则言阅读三代两汉之书后能够得寻文章根本，使文辞郁然，有似树木根干茁壮，乃能枝条森然。“气”壮之用不仅于此，以曾巩之意，同时在于辨理见性，不流于卑污与诡诞而合于道。如前文所提《鹅湖院佛殿记》《仙都观三门记》《菜园院佛殿记》三篇文章，虽为斥佛，但其着笔处均本于天下大义、君子修为、儒者治世之心等几个方面，立意正，笔力健，对“学佛之人不惟不供赋役，而且耗国病民”[36]4091的现象予以了有力驳斥，发人深省。

前文所提《读贾谊传》，曾巩正是以骈散结合、长短句结合兼平仄词语和谐搭配的手法使文章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起首壮阔的比喻，使文章视野宏阔、表意畅达、气格舒朗，颇具雄浑之气。这种风格在曾巩颇为后世注意的佛、观记中有亦所显现：

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与士大夫劳于议谋，材武之士劳于力，农工商之民劳于赋敛。而天子尝减乘舆掖庭诸费，大臣亦往往辞赐钱，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义而死，农工商之民或失其业。惟学佛之人不劳于谋议，不用其力，不出赋敛，食与寝自如也。资其宫之侈，非国则民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费，十万不已，必百万也；百万不已，必千万也；或累累而千万之不可知也。其费如是广，欲勿记其日时，其得邪？[41]287

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后，佛教迅猛发展，“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馁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41]660曾巩对此痛心疾首，恰庆历年间有僧来请曾巩为鹅湖院佛殿作记以刻石立碑，曾巩不为俗礼所拘，借此机会，反而在记中对佛徒声色俱厉加以痛斥，其言“自西方用兵”(10)曾巩《鹅湖院佛殿记》中此语应指景德年间“澶渊之盟”事。，无论天子、大臣、士大夫还是材武之士等往往节省钱物，尽力以供其用，但只有“学佛之人不劳于谋议，不用其力，不出赋敛，食与寝自如也”[41]287，曾巩以举国上下之减省费用与学佛之人之“自如”写出强烈反差，又以反诘增强文章的气势，“天下皆以为当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41]287。而今修佛殿之费用巨大，却还要曾巩来作记以写其事，曾巩颇觉不忿，“欲勿记其日时，其得邪？”[41]287发所欲言，其气凛然，虽读起来有气势汹汹之感，但曾巩立于天下治政之基而非一己之幽怨，文章便不显得过于愤激狭隘。

曾巩亦有学记两篇，其中《宜黄县学记》尤为后人称道。学记常见的写法是叙述建学之缘起、考述学校制度的历代发展、论述兴学之意义等，但如无高妙的写作技巧，则往往“徒具工筑兴作之程期，殿观楼台之位置，雷同铺叙，使览者厌倦，甚无谓也”[42]，曾巩之《宜黄县学记》则极为高妙。文章起首言“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中”[29]281，详考古人建学之要，以“又有”“而”“则”“则又”“至于”等转承词语接连叙述，得出结论：“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29]281随后又设问：“何则？其素学问然也。”[29]281议论质正而有温厚细密，叙述简洁明畅，姚鼐评“随笔曲注，而浑雄博厚之气郁然纸上”[43]。何焯则以“宏肆”评之，并认为“自汉氏以来，能为如此之文者，不过五六人而”[44]。曾巩诗歌中，《一鸮》《明妃曲》《哭尹师鲁》《追租》《胡使》《北归》等诗，或抒发强烈的个人情感，或关心社会生活而具有现实主义情怀，也是颇具气势的代表诗作。

由于曾巩宗经明道，他的文章往往被认为缺少真实性、缺乏生命力，不那么凸显个人的性情、趣味，而成为后世不为世人所重视甚至具有争议性的文章家。但是，从积极的方面说，文本于经，在历史上总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实现了社会现实同文学艺术的紧密结合，文学不至于完全堕入个人性情抒发的自娱自乐的形式主义深渊。每当形式主义泛滥的时候，正统的文学家们总是借助‘宗经’‘征圣’的经学文学传统，以现实主义的风雅精神对抗形式主义的华丽绮靡。”[45]宋中期，章句声偶之辞仍在士人耳边，浮轨滥辙之语尚在眼前，正是以曾巩为代表的文章家们坚定不移地走上宗经明古的写作道路，欧阳修发起的古文运动才更快走上了正途。

回顾曾巩未入仕时的《菜园院佛殿记》一文，对照他一生的文章，曾巩确如当年自省的那样，能够做到对儒家之道保有“坚持之操”，始终如一。心中有这样的信念，博览百家之书，以六经为宗，以三代两汉之书为师法对象，使曾巩思想醇正，见地正大，道有所归。不以藻彩为重，辨理析道，从容叙事，曾巩创作出了一批反映了一代文风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章佳作。固然后世不少文人对曾巩有争议性的评价，但无论如何争议，无论谁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史，都不得不多少给他留上几笔，以证实这位醇儒文章家在北宋古文发展史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