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华容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观点，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内涵，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话语与政策话语的融合。从哲学视域深刻认识和阐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内涵和价值意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有助于弘扬民族话语和增强民族认同，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营造有利环境。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国家共同体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考察，民族起源于部落和部落联盟，是人们基于共同的血缘、地域、语言等，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生活、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的稳定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于原始社会末期，经过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长期滋养，形成了大一统天下体系的民族共同体，它是建立在共同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又加上了政治维度，成为一种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具有了国族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华民族日益联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凝心聚力。

(一)大一统天下体系中的文化共同体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五夷”格局构成的天下体系已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至秦朝建立了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多民族大一统政权之后，各民族在统一的王朝国家中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中，不同民族之间有分化争夺，也出现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情况，但团结统一始终是主旋律。“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1]儒家天下一统、家国同构的观念积淀为中国人深层的心理结构和文化向心力，“四海之内皆兄弟”“五方之民共天下”“夷夏一体”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因。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把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团结起来，与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可见，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由多个历史文化群体凝聚而成，共同的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最初的立足点。在开放的天下体系中，华夏与夷狄并不是泾渭分明或截然对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流动的。中华各民族的统一始终是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是符合各族人民长远利益的共同心愿，也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黏合剂。

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和融合，与各民族的地域分布及其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如汉族主要分布在适宜农耕的中原地区，还有一些民族主要分布在适合牧业的边陲地区，各民族在生产方式和资源分布方面所具有的多样性与互补性，“是我国大一统思想所以深入人心的经济基础，也是历朝历代大一统政治局面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2]。不管是在传统的农业经济阶段，还是在现代的工业化时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都具有相互依存和促进的作用，因此形成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相互离不开的关系。两大经济体系的互补共生是各民族团结互助的内在源泉，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融合是一种自发的民间驱动，政治一统的制度架构则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整合力量。

(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后的政治共同体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遭受外族侵略，封建帝国土崩瓦解，中国在抵御西方侵略过程中寻找救世良方，开始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探索。中国从封建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蜕变，经历了将民族整合为国族、消灭外族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首先提出国族整合的是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他主张把传统的家族观念扩展延伸到整个国家，对民族的认识由“驱逐鞑虏”到“五族共和”，再到“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3]，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他把“五族”“中华民族”看作是“国族”，“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4]。因为中华民族集多民族于一体，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整个国家，且中华民族是依靠中华文化自然凝聚而成的，而不是依靠武力强行整合而成的。孙中山之子孙科主张把“中华国族”一词入宪，他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5]当然，只有当现代民族国家最终形成，代表国内各民族利益的国族才能真正确立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明确了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6]。

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统合一国之内所有民族，凝炼成全体公民的国家形态民族，成为许多国家从传统转向现代转型的必然要求”[7]。这一时代呼唤也促成了中华民族情绪的高涨，进而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结合的同时，也使民族成为了国族”[8]。从此，中华民族有了国族的真实意涵，成为团结民族力量、凝聚民族意识的精神堡垒，“国族的发展程度，最终决定着民族国家的发展程度”[9]。国族是在国家产生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或诸多民族的集合体，而不是自发生成的原生态民族；它是在继承原先民族历史基因基础上的一种政治重构和文化再造，而不是多个民族简单相加在一起的。因此，中华民族形成一个国族，既有中国各民族几千年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演变的客观必然性，更有无数仁人志士挽救民族危机、创建民族国家的主观建构。现代的“中华民族”除了文化传承的凝结，还加上了政治建构的推动，兼具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取得国家形式的民族共同体。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民族不是国家存在的唯一合法基础，国家却是民族存在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际社会活动中最强大的独立主体。

(三)新时代伟大复兴的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这是对我国民族融合发展趋势的凝练，也是应对各种现实挑战的选择。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最初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发展到文化共同体，再发展为具有国家形式的政治共同体，是更高层次的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国家共同体拥有更高水平的民族认同，因为“低水平的文化认同，往往难以支撑国家共同体的庞大身躯”[10]。从中华民族的结构来看，它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各民族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不同民族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交往，在多元文化中和谐相处。中华民族共同体将各民族团结起来，突出体现各民族的共同特性和相互关联性、容纳不同民族文化特色又凝结各民族文化精髓。中国各民族在长期交流中互相借鉴学习，共同熔铸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彰显了构成中华民族的中国各民族不是机械共同体，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7]，各民族凝聚为一个共同体的自觉意识不断加强。

从现实挑战来看，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福祸共担、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曾经历经磨难，特别是在近代饱受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文化荼毒。在竞争激烈、风险叠加的当今世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又面临着激烈的大国竞争和复杂的周边形势，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此起彼伏，民族虚无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民族孤立主义、种族主义歧视和极端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潮暗流涌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时代和现实发展对民族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突显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彰显各族人民共同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主动性和一致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政治资源”[11]。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多民族融合的共同家园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任务。

中华民族共同体代表的是整个民族国家，是包含中国境内56个民族在内的大家庭，它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域、灿若星河的文化和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长期交流融合中形成的有机统一体，它支撑着中国的民族国家制度，蕴含着对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的认同，是包含多民族文化并且主体地位又具有一致目标追求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它最大程度地凝聚中华民族共识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共同体

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从大一统的天下体系到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时代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日益丰富的内涵。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凝结着各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2]。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和自强，形成了一个连绵不断、逐渐壮大的历史共同体。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实体民族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于数千年的历史中孕育演化而成。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出现，部落联盟中的部落逐渐融合为民族。各民族在与不同民族的接触交往中，同时为其他民族注入新鲜血液。根据有关考证，作为民族内涵的“中华”一词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唐朝已经成熟，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中华”。“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13]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4]可见，“中华”一词已经成为一种民族象征。朱元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15]，指的是恢复元朝之前的中华传统文明。汉族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其他少数民族也历经分化组合发展至今，不同民族之间交流融合形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这种由共同体内部生产力发展而自发形成的民族，是金炳镐所称的“原生形态民族”，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不同来源的民族再次分化、同化而组合成的新民族则是“次生形态的民族”[16]。与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形成的近现代民族不同，中国各民族起源于古代，并在封建王朝的漫长演进中杂糅互动，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民族形象和生存空间，不同民族联合成为一个自在的实体民族，这很好地说明了中华民族源于自身内部社会发展的必然，而近代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则唤醒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7]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中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也激起了各族人民抗击外族入侵、实现民族独立的自觉意识。“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来压迫，其生存感到莫大威胁时，民族意识最容易催生和强化。”[18]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萌芽阶段，特别是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引发了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同时西方的民族观念传入中国，一些学者借鉴西方民族学知识开展民族分类研究；二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华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行动，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卖国贼”的爱国口号，民族意识更为成熟；三是“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期，是中华民族意识的高涨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彻底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自觉的民族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全民抗战的精神支柱，革命志士为救国图存而奔走呼号，“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此深入人心，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旗帜。

中华民族意识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过程，还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分析。从理论层面来说，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民族”一词正式传入中国，始于戊戌维新时期《时务报》，经过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家译介传播，开始为民众所接受。梁启超全面介绍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他坚信民族主义是时代潮流、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必然出路，较早提出并阐释了“中华民族”概念。他分析到，从世界范围的广度看，中华民族经历了“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发展，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历史最久的民族；从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历史看，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多民族混合生成的，其意涵由专指汉族的“小民族”转向指称全体国民的“大民族”，“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19]。他主张将汉、满、蒙、回、藏等诸族合为一个大民族。孙中山先生早期由于反清朝封建统治的历史任务而带有“排满反满”的倾向，他的“革命排满”主张旨在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大中华民族国家”，而梁启超作为立宪派代表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宣传满汉一家、民族平等，客观上修正了这种大汉族主义思想，孙中山先生后来也主张融合各民族为一个中华民族，为“民族建国”的共同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消除帝国主义制造民族分裂的伎俩，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主张，把各具体民族看作是“种族”。费孝通、翦伯赞等人反对此说，指出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应抹杀各民族存在的客观事实。理论上的澄清是团结各民族反对外族侵略和制定民族平等政策的重要前提。从实践层面来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从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都是维护民族尊严、捍卫民族利益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通过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民族解放的思想武器而登上历史舞台，并以“中华民族”为号召、以“社会主义新中国”为目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实践。在大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曾两度形成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20]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凝心聚力，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和政治基础。

中华民族通过战争的熔炉紧紧团结在一起，民族认同感大大增强，正如亨廷顿说的“民族主义是凝结革命联盟的水泥，是革命运动的引擎”[21]。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华儿女联合抗日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国族与国家的同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契合。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延续了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传统，它并不是一个民族消灭、吞并另一个民族争得政权，而是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打败侵略者，缔造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和发展，不仅有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还具有广泛的政治动员作用，是中华民族从自在民族转向自觉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新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取得了国家主人的政治身份，在国际社会中享有独立的国家主权，中华民族共同体拥有了现实基础、制度保障和身份承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序推进。新中国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平稳顺利完成，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普遍建立起来，“共同的政权性质、制度基础、主导文化、人民政治思想及党的领导，成为各民族的社会主义共性”[22]。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民族识别认定工作，最终确认了56个民族。我国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载入宪法，制定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国家经济飞速发展，思想多元化、贫富差距和“三股势力”抬头等问题显现，民族工作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根据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人口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通过兴边富民等行动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充分考虑到了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特征，充分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等特殊情况，重视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有效推进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中华民族的整个面貌焕然一新。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局势变革的新历史时期，国内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稳定、民族团结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新的历史情境下，我国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新的《党章》，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有了根本遵循。2018年“中华民族”写入宪法，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爱国统一战线，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最高效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2019年，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12]。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民族制度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提供了支撑保障。

回顾中华民族发展史，离不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新中国、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现代中华民族的含义在外延和内涵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古代的中华民族更多地是指具有共同文化归属的群体，而现代的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紧密相关，强调成员共同的政治归属。中华民族在国家体系中标志的是一个国族，同时在国内保持着每个具体民族的身份，因此，它们聚合在一起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复杂的历史变迁中，积聚了共同的历史叙事和政治文化信仰，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焕发了爱好和平、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意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伟大复兴、创造更辉煌的历史。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明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拥有了国家这一外在形式，同时蕴含着中华文明这一内在实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是“历史的真正舞台”[23]。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变过程，其实也是中华文明从起源到转型的发展过程。中华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明，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各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最深厚的内涵和最独特的表征。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秀传统流传至今，推动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一)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各民族都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广阔的疆域、多元的文化、频繁的民族交流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从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文学艺术到医学等等都曾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24]古代中国拥有领先世界的生产技术、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绵延不断的思想文化，当外来文明被强大的中华文明所吸收，也会在融入中华文明后获得新的发展。中国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学习西方工业文明但并不是全盘西化，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也没有全盘苏化，中国始终坚守自身的传统优秀文化，立足国情和实践需要，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发展之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发展至今的文明，这一文明既丰富多彩又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中国因此被称为是“裹着民族国家外衣的文明国家”[25]。

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不同民族交错杂居、亲近融合，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中国连绵几千年发展至今的历史从未中断，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26]它孕育了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优秀民族品质，刻下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凝聚了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政治追求，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宇宙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交往法则沿用至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有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同时保持对外来文明的包容性和吸附性，并结合现实发展需要创造新的时代精神。“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27]在近代民族解放斗争中展现的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磨练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铸就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疾病疫情来临时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精神，这些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蕴含的团结协作、博采众长、和合共生等品质都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元素，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一种文明共同体”[28]。

(二)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近代遭到了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但它始终站在自己本土文明的根基上合理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了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瓦解了儒家传统，提出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再造文明”的口号，尝试重建中华民族自身的话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并取得胜利，加深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实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建国实践，既是中华政治共同体的重构，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建。”[29]它结束了中国人民百年屈辱的历史，延续了中华文明的血脉，证明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继续焕发出蓬勃生机，引导中华民族重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共同体，有一套完整的价值支撑体系，拥有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能力，能够适应不断变化了的内部环境和外部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却更有效的现代化之路。“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它本身就是独立自足的价值模式。中国是文明核心国家，拥有独立自足的文明体系。”[30]中华文明秉持天下主义和人类关怀等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坚持集体主义和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广泛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相贯通；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排他性文明的困境，超越西方现代性中个人至上、赢者通吃的一贯伎俩，促使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同时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的民族共同体，再向自强的民族共同体发展，从自然共同体到政治文化共同体，再向真正人的共同体的跃迁。

(三)继承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文明传统

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承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秀传统，在国内各民族关系上追求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反对大民族主义；在国际交往关系上坚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反对大国主义”[31]。中华文明崇尚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理念，有着“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理想。纵观近代历史，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与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日本的民族优越论是明治维新后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反映，而且反过来有力支持了日本的侵略政策”[32]，欧洲有些国家甚至对其他民族采取种族灭绝行动，苏联解体的部分原因也是没有处理好民族主义问题。与霸权掠夺的强权法则、适者生存的西方价值理念不同，中国一贯主张互利合作的理念，倡导和践行共商共建、共荣共享的国际交往规则。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没有殖民掠夺、主动挑起战争的先例，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33]。中国的崛起给世界树立了强而不霸的典范，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逻辑。

每一种文明都指向一种理想的人类状态，为人类寻找幸福指明道路。中华文明旨在涵养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同时希望给世界各族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在现代多元文化下，文明交流互鉴是国家交往的必然趋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充分尊重其他文明，积极倡导不同民族国家间平等对话、不同文明之间求同存异，“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34]，共同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进步。随着国家实力的综合提升，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重新凸显出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35]。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价值共同体

价值共识是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民族作为一种共同体总是凝结着民族成员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依归，“共同体始终体现着一种向善共生的伦理指向和团结互助的道德逻辑”[36]。当前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塑造的，从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到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追求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实体共同体，也是一个价值共同体。”[7]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同向同行，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

(一)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明曾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世界，但是近代闭关锁国造成的文明衰落、帝国入侵掠夺带来的劫难屈辱，严重挫败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在国家发展滞后和现代化转型过程的迷茫中，人们对自己民族国家的认同减弱，对西方文明的崇拜有加。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赶超，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在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仍然面临严峻形势，因此，我们要增强“五个认同”，凝聚中华民族价值共识，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与归属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人心相聚，根本的在于价值相通、认同相同，“五个认同”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一是增强对祖国的认同。各民族共同组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捍卫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基础，没有国家的统一，就没有民族的发展和复兴，所以，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切实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统一性和稳定性。二是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华文化包括各族人民在长期交流互动中形成的共同历史印记、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加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以更好地凝聚价值共识和民族力量。三是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身份，加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知、情感和态度，从理论、制度、政策等方面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四是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前提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37]。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自己的初心使命，是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五是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实践和推动实践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坚定“四个自信”的强大支撑，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共存性和核心凝聚力，是凝聚中华民族思想共识、积聚国家核心力量的思维根据与价值基础”[38]，也是增进民族团结和世界交流的价值桥梁。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华儿女共同的价值追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39]。在当前“两个大局”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要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国家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要靠经济等“硬实力”，也离不开文明体系、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支撑的“软实力”，我们需要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力量把中华民族发展好。各族人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我们需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言行当中，不断满足人民的价值诉求把人民利益维护好。

中国梦是中国每一个民族的梦，凝聚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在伟大复兴的路上，决不让一个民族掉队，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特别是要帮助少数民族和地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中华民族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40]9，每个人在努力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将获得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的条件。中国梦也是惠及世界的梦，中国梦不仅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家国情怀，还蕴藏着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自身文化内涵与国际秩序危机理念下的一种超越”[41]。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成为构建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持续不断的力量，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各族人民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是关起门来自我发展，而是要融入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潮流中，“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共同发展的需要，共同体成为连结民族国家发展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纽带”[7]。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关乎中华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世界人民发展的未来，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42]。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就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世界秩序重建两个层面叙事，“二者通过共同体的视阈实现国家治国理政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有机衔接和升华，展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包容共生’的价值特质与文化精髓”[4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理念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进一步延伸了“天下大同”“和谐世界”理念的价值导向，弘扬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聚合与发展，需要价值层面的共识来保障规则和制度的制定实施。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能连结起来，就在于它们内在的价值相通。在新时代，中国呼吁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自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打造一个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图景。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表征的是中华民族，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明的一种传承和发展，同时蕴含着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和平共存、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意在将强化共同历史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建构与推进国家制度体系完善的国家建构统一起来，“国家建构从民族建构中获得社会凝聚力和国民的认同，民族建构则通过国家权力使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得以制度化”[44]，进而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加强民族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并争取获得更多的世界认同。正如习近平所说：“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3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