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琦，左腾飞

(1.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2.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001)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1]，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篇里程碑式重要文献，也是我们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政治宣言书，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总结经验的历史传统、长于运用规律的历史自觉和勇于开创未来的历史担当。《决议》从十三个方面分领域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1]。这些成就的取得，归根到底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决议》明确提出的“两个确立”，即“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1]，不仅从总体上“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1]，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内蕴逻辑的有力体现。实际上，意识形态体现政党的政策、纲领和核心价值理念，是一个政党的政治灵魂。在现代政治语境中，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与政党政治具有天然同构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巨变不仅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等优良品格，而且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动选择、矢志坚持、不断创新紧密关联。这一双向互动、自觉建构的过程，系统展现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全面理解这三重逻辑，不仅是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基本线索，而且是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意志、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应有之义。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理论逻辑

所谓理论逻辑，指称的是一种“应然”关系，“说明事物应当如此”[2]，强调的是事物或某一研究对象所应该呈现出的基本面貌、外在特征、发展轨迹、内在联系等。换言之，理论逻辑体现的是对事物本原或理想状态的一种先验的逻辑设定，并要求现实世界的不完满主体向预设的先验状态不断趋近[3]。这就意味着“应然”未必会和现实实践完全吻合。“应然”与“实然”越是一致，就越能说明逻辑预设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一言以蔽之，这种应然层面的“理想状态”终究是要接受实践检验的。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是完成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目标任务的内在要求，而且深刻体现着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理论逻辑。《决议》全面回顾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重大成就，在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5个方面阐述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基础上，从10个方面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宝贵的历史经验”[1]，其中之一即是“坚持理论创新”[1]。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政党意识形态。从学理上分析，意识形态与政党政治具有高度相关性，一个政党指导思想的守正创新深刻反映着政党意识形态的调适过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解读，是我们把握意识形态基本理论的“钥匙”。尽管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缤纷多样且相互影响，但终究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反过来，意识形态不是被动的、静态的，其内在的、强烈的实践本性决定了它对社会存在的巨大能动作用。尤其对于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无论是面向本阶级、本政党内部成员还是面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大众，意识形态的现实导向作用都是明确的。政党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践行其核心价值主张，就必须要借助意识形态的导向、辩护、批判、凝聚、动员、规约等功能，亦即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内在化，从而确保社会统治秩序在统治阶级预期内运行。这一过程，应该是动态的、不断调整的。概言之，应然意义上，从具体的时代主题和实践诉求出发推进理论创新，是政党存在发展的内在需要。《决议》从深层次上把握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实践表明，党的理论创新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指引着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与时俱进。

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永远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重要法宝。《决议》以大跨度的历史视角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伟力，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1]从理论渊源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系统论证了社会基本矛盾内部要素及不同矛盾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客观规律，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显见的是，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思想的、观念的上层建筑以及从属于社会矛盾运动过程的重要环节，这为无产阶级理解意识形态理论、有力有效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无产阶级所接受、所信仰并在严峻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深刻改变着世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不仅描绘发展愿景、指明前进方向，而且确证革命主体、赋予能动力量、明晰奋斗路径、提供理论武器，充分展现了逻辑自洽性与内容完备性的有机统一。列宁也曾指出：“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5]因此，先进的意识形态总是在相应历史时期推动和引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思想基础与精神动力之所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着力推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思想力量。正如《决议》所强调的，“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1]。

无论从政党自身建设看还是从政党肩负的使命、发挥的职能看，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握住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恰如马克思在论述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时所指出：“人是由思想和行动构成的。不见诸行动的思想，只不过是人的影子；不受思想指导和推崇的行动，只不过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躯体。”[6]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既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内容，而且对于充分调动全社会的智慧力量推进各项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一方面，就政党内部来说，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能起到凝神聚力、强筋壮骨的基础作用。如果一个政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左顾右盼、摇摆不定，甚至在重大的是非、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那就谈不上政党集体意志，而且极可能演化成内部危机，政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也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就政党以外乃至全社会范围来说，只有统一共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落细落实，政党才能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协同各方力量，进而将自身思想意志和政治主张付诸社会实践。

不断巩固好、实现好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清醒。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须一以贯之坚持党性原则，他们不仅指出党派名称对于政治性报刊来说“是一种必要的范畴”[7]，而且强调党报党刊是“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8]，其基本任务是阐发和捍卫党的原则。列宁结合布尔什维克党斗争实际，也要求“《工人报》始终坚定地捍卫党和党性”[9]。中国共产党同样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毛泽东曾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强调“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10]。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要求“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11]。针对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思想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江泽民强调：“党报、党刊、国家通讯社和电台、电视台都要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在正确引导舆论中发挥主干作用。”[12]新世纪之初，胡锦涛进一步强调要“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位”[13]。

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决议》在肯定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建设成绩的同时，指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1]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遵循意识形态工作规律，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就是通过根本制度、以制度化的方式，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尊重历史事实、坚持实事求是，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探索的重大成果，是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理论逻辑的再次确证，体现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理论自觉，而且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向领航提供思想指引。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实践逻辑

所谓实践逻辑，体现的是一种“实然”关系，表明的是“事物之事实状态”[2]。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事物均处在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因而“实然”不是要求我们从一成不变的事实或既定关系出发把握事物的本质及规律，而是强调关注鲜活的实践，着眼变化发展的内部及外部环境探求事物的本真面貌及内在逻辑。在回顾党的百年历程时，《决议》分析了我们党“四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用四个“伟大飞跃”凝练了党和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任务重点各有侧重、实践关注不尽相同，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实践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和历史性贡献雄辩地表明，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抓住事物的根本”，是“彻底”的、“能说服人”的，因而“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14]11，进而产生出巨大的实践效应。

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实践逻辑，是由意识形态的实践性所决定的。强调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可以生成、得以深化、赖以发展的重要立足点。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4]501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凝练形成的、系统反映其根本利益的理论形式，也是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利益得以满足和达成的实践载体。恩格斯也曾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15]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对资产阶级虚幻的、扭曲的、异化的意识形态关系的批判过程中，不仅论证了意识形态的通常形式和一般规律，而且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特质，表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高度集成的思想理论体系既有形而上的抽象性色彩，同时又是具体的、指向一定客体的，内含着丰富的实践意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也是在实践中实现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强烈实践性清楚地表明，毫无政治诉求、理论预想、实践指向及行动策略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

从苏联的实践经验来看，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16]要从整体意义上推进党的革命事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须臾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党自己手中。因为只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将俄国民众凝聚在党的周围，也才能在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列宁十分清醒地看到，要避免俄国革命运动软弱无力，要“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就应“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17]。遗憾的是，后来布尔什维克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探索实践，并未按照列宁所计划的那样有序推进。斯大林时期，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苏联模式被绝对化、神圣化，其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同样出现偏差。“戈尔巴乔夫提出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后，苏联的改革就向着‘改向’‘改制’的方向发展了，于是苏联社会出现混乱，改革形势急转直下。”[18]尽管期间也曾有过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问题的调适和纠偏，但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共产党及其政权的最终命运。殷鉴不远，苏联在意识形态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其实，早在我国社会主义探索时期，毛泽东在论述人民内部矛盾时就着重强调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他警醒全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9]1989年11月，邓小平冷静分析国际形势，深刻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20]344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我们党以苏为鉴、面向未来，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实践不断深入。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有目共睹，但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样需要党作出新的回答。这些问题，概括地说，就是《决议》所指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1]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十九大报告“八个明确”的基础上，《决议》用“十个明确”进一步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也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1]的指导思想。进入新时代，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党全面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向纵深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力全面提升。

总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实践逻辑，既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来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相关联，又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指向相契合，更与中国共产党当前所面临的复杂严峻的意识形态环境相呼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高度政治自觉。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团结带领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意识形态领域的困难挫折、风险挑战错综复杂，我们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立足实践、面向实践、回应实践，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历史实践中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推向深入。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历史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印证的是一种“必然”关系，是经受实践检验得出的客观结论。这一结论及深蕴其中的内在规律，既是历史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又与现实相联结，同时预示着事物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前景。正如《决议》所指出：“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当然，这里探讨的历史逻辑及“必然”关系不是历史宿命论，就根本而言，它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范畴。恩格斯晚年在写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21]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承认生产实践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但不否认其他因素(当然包括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本身的历史逻辑及其历史蕴含。

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历史逻辑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体现于无产阶级革命建设发展全过程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显然不是囿于他们所描绘和构思的未来社会的发展方案，也不是拘泥于对资本主义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和批判，而是以清楚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趋势。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既有肯定其反封建、反压迫的一面，同时又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的虚伪性、欺骗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赋予了无产阶级政党全新的历史使命。作为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在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及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必然要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把准、用好、做实。实际上，无论从社会生产、再生产的分类上看还是从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来分析，意识形态工作都不可或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都至关重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要使无产阶级作好夺取胜利的准备，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22]

我们党具有重视总结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不断前进的优良传统。1942年，毛泽东曾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23]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4]在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体现了我们党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主动开创历史的担当精神。从南湖之畔的小小红船到驶向不可逆转伟大复兴航程的巍巍巨轮，从开天辟地、改天换地再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历史的逻辑中行进。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旗帜及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遵循，再到成为全社会成员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一个历史过程，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有学者聚焦“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三大论战”展开论述，即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基尔特)之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他们结合近代中国国运衰落、西学东渐等背景，指出彼时各种学说、“主义”竞相登场，中国社会陷入异常严重的文化核心价值迷失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马克思主义从众多学说、“主义”中脱颖而出，进而为社会重新确立起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为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提供了理论支撑[25]。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先进分子中不少人参与过“三大论战”，正是由于参与并见证了当时激烈的思想交锋，促使他们体悟到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及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深刻洞见，因而由原来的政治立场或学术观点坚定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罗章龙的信中明确提出，“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26]497，强调“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26]498。其实，毛泽东在信中多次提及的“主义”就是在论战中逐渐被广为认可的马克思主义。

注重从战略的高度审视意识形态问题，强调在革命历史实践中巩固和扩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不断走向成熟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清醒地认识到，要掌握革命主动权、推动革命发展，既要拿好“枪杆子”也要拿好“笔杆子”。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中即明确，“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27]。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对于意识形态工作是高度重视的，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部署是具体而明确的。不可否认，党在幼年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相对欠缺，但在成立之初就以如此的清醒和自觉分析意识形态斗争形势、部署意识形态工作，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后来的古田会议上，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着重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复杂多变的革命环境中，如果党的思想建设放松要求，那么人民军队的建设必然会缺乏组织保障和政治引领，军队的生存发展就无从谈起。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及“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28]等具体要求，这在当时是必须的。

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是我们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精神旗帜，而且为党和人民提供了“武器”。毛泽东在总结历史时就曾指出：“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9]要迅速恢复、发展经济进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要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实现党的纲领和主张，就一刻也不能忽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国共产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实践是经过了局部执政检验的，而严酷战争环境中带有战时供给制色彩的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又放大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超前性。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毋庸讳言，也犯了一些错误。历史表明，“‘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相互错位”[30]，尽管含有某些历史必然性因素，但从长远来说并不能持续地推动社会发展，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也随之调整。《决议》指出，当时“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以深邃的历史眼光精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0]3随着改革开放渐次展开，为回应社会上的一些疑惑情绪，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习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0]146后来，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深化和发展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理论。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极为宏阔的历史视野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背景、实践要求和原则遵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进的复杂条件下谋划和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推进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即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提升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用科学的历史思维回顾过去、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以新时代高质量的意识形态工作增强党的感召力和战斗力，更好地凝聚起全社会改革发展共识，为党和人民各项事业大踏步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