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升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原型批评原本是西学东渐的一个理论舶来品。从荣格的原型理论，到弗莱的原型批评，这种西方理论源源不断输入中土，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文学人类学在译介原型批评理论之初，就尝试着将原型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现象的诠释结合起来，持续开展了数十年的中国早期原典破译工作。通过长期经典文本解读，文学人类学不断反思和提升原型理论，积极推进文化原型的本土理论研究，长期开展地毯式文化考察与田野调研，大胆结合中国考古出土的物质图像，开始由文学文本的原型研究，转移到了以文化文本为主的原型研究，为原型理论的本土新发展开疆拓土，极大地丰富了原型批评的时空范围与文化意义，也成为新时期如何开展本土文化理论创新的重要典范。

叶舒宪最近推出的《盘古之斧》彻底摆脱了文字文本的束缚，完全依照考古出土的石斧钺、玉斧钺、青铜斧钺等出土实物，建构出一个文化文本的万年演化史，讲述了中华文明与文化最为重要的礼器原型的长时段历史故事。[1]它重视梳理出土斧钺实物的文化文本，跳出文字文本叙事的狭隘藩篱，将中华文明的斧钺文化原型追溯到文化大传统时期，详细描述了斧钺礼器在中华文明礼器制度中的器制流变与文化编码，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一个特殊文化文本的万年原型发展史。

一、文化文本的长时段聚焦

与文学人类学的前期相关作品相比，《盘古之斧》的重要突破在于时间跨度方面。它将中华创世神话中的创世神盘古手中所执的神斧推演到了人类文明诞生之初。石斧是远古人类的重要实用工具，石斧与人类自身的进化史密不可分。也可以说，它与人类自身的进化历史是同步同行的。因此，作者在追究盘古之斧的文化原型时，能够不拘一格，大胆跳出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的拘囿，将其放置在人类起源与进化迁徙的历史进程中来展开溯源。这样，在追溯石斧的历史起源时，此书对其展开了超长焦距的文化透视。

首先，从全球范围来看，石斧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120万年的奥杜威文化手斧，以及距今120万年至20万年左右的阿舍利文化手斧。进入新石器时代，作者还列举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英格兰玉斧，以及阿尔卑斯冰人所持的青铜斧。石斧的最初原型出现在非洲，这不是戏剧性的文化巧合，而是文化文本原型发展的一种必然关系。随着早期智人与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人类祖先将手斧工艺与斧钺文化带出非洲，带到了欧亚大陆，并逐渐扩张到全球范围，这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盘古之斧”提供了一个超长焦距的文化透视背景，直接将中华文明的斧钺文化与人类起源、世界斧钺原型链接起来。

其次，从中国范围来看，斧钺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黑龙江流域距今9000年左右小南山文化出土的玉斧。考古出土的玉斧实物，直接将中华文明的玉斧钺文化历史拉伸为9000年之长，这个时间长度大大超出了文字书写的历史时间，比甲骨文、金文中的斧钺文字叙事早了近6000余年。那么，理解中华玉斧钺文化，就不能仅仅依据文字文本来讲述，因为史前玉斧钺的人文起源与文化意义，即玉斧钺的大传统文化编码，大大超过了文字小传统的叙事时间，成为后来文字叙事极为深远的文化原型。

《盘古之斧》中长时段的文化文本溯源，与国际上流行的大历史研究潮流是对接的。文学人类学将文字出现前的文化传统称为文化大传统。文化大传统的叙事方式及文化文本与小传统不同，小传统是文字文本叙事，而大传统是文化文本叙事，文化文本的叙事时间远远早于文字文本叙事的历史时间。文学人类学的文化文本转向意义重大，由此，世界考古与中国考古所发掘出来的各种史前考古实物与遗址，都可以成为讲述人类历史的文化文本，其中出土的斧钺实物就是见证早期人类历史的重要文化文本。

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文本在讲述人类历史故事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优越性。第一，它是出土实物与遗址的叙事。文字叙事在流传过程中，受到人为意识的诸多影响，可能会造成历史事件的文本叙事发生变形变味。相对而言，地下出土的各种实物，由于长期掩埋在大地库房之中，归大地保管，不会受到人类意识的人为干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第二，它可以实现超长时段的叙事。世界上的文字相对晚出，因此文字的历史叙事在时间长度方面受到限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文化文本的叙事可以突破文字文本叙事的时空局限，随着考古学的实物发现，以及测年科学手段的技术更新，近百年来屡屡刷新了文化文本叙事的时空范围。第三，文化文本可以追溯到人类起源之初。随着古人类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基因学的综合研究，人类起源问题越来越清晰明朗，人类走出非洲，已经成为人类起源的可靠依据。而文化文本的追本溯源工作，可以利用各种出土的实物原型，将其追溯到人类起源的早期时间段，这可以为全球人类文明与文化的起源研究提供一种最为原初的文化视野，也对理解中华文明起源与文化精神具有很好的帮助。

二、文化文本的材质流变

在中华文明的礼器系统中，斧钺是历时性最为久远的礼器类型，也可以说，是寿命最长的礼器形制。斧钺的器型发源于旧石器时代，历史极为久远，可以追溯到人类起源之初的工具时代。但是随着人类自身幻想的文化发生，石斧钺逐渐演变成为充满神话信仰的神圣器物，在世界范围内的创世神在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中，都离不开斧钺。

西方学者喜欢使用石器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等材质变化来描述历史发展的序列演变。而在中国文明的物质序列中，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间还经历了一个玉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距今约1万年至4000年之间，中国文明的玉器时代存在时间长达6000余年。因此，讨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玉器时代显得极为重要。

斧钺作为中华文明极为重要的礼器类型，也会随着礼器形制的物质变迁，出现形质上的各种差异，诸如石斧、玉斧、玉钺、青铜斧钺等。当然，古老的斧钺文化也会跟随材质演化而产生变化，出现转移。

《盘古之斧》认为，在旧石器时代，石斧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礼器角色。到了玉器时代，玉斧玉钺逐渐登上历史文化的舞台，成为中华文明最为重要的礼器类型。从考古出土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北方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等，都出土了石斧钺与玉斧钺并存的文化现象。这也表明，从旧石器时代进入玉器时代，玉礼器的文化观念尽管得到重视，并逐渐流行起来，但是原有的石器传统并没有一下子就彻底消失，而是与新近出现的玉斧钺共同承担斧钺文化的文化功能与符号标志。可见，玉斧钺的到来，促进了斧钺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形制上的一些差异。

毫无疑问，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史前神玉的神话观念极大地强化了玉斧钺的核心礼器作用。因此，相对于石斧而言，玉斧钺尽管属于后出的礼器，但是玉石材质独有的神话能量与神秘特性赋予玉斧钺独特的文化能量，其神话能量可能大大超越了石斧钺，也使得玉斧钺成为玉器时代最显要的礼器类型，其文化地位大大高于石斧钺。也可以说，在斧钺文化大家族中，玉斧钺是后来居上的礼器形制。

因此，要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最关键之初就在于要抓住中华文明中最为典型的礼器类型，毫无疑问，玉斧钺就是中华创世神话中最为核心的创世神器。它的玉石形制发展与源流演变，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

《盘古之斧》立足玉器时代，详细梳理了中华文明中玉斧钺的发展谱系。从乌苏里江畔的玉斧，到江南金坛三星村的石钺，再到良渚文化中雕绘神徽的玉钺王，最后聚焦于中原玉斧钺的形制发展与相关变体。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明发展史实际上可以聚焦于玉斧钺的发展史，了解玉斧钺形制的发展变化，以及观念信仰变化，就可以勾勒出一个文化文本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发展史。

从仰韶文化晚期的石钺，到龙山文化的玉钺，再沿着黄河往上发展，形成了诸如陶寺、清凉寺、石峁、芦山峁等诸多文化类型，最后聚焦于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玉斧钺。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玉斧钺作为一种中华文明的核心礼器，成为透视各个时代政治权力变迁、族群迁徙、文化演变的重要文化文本。

尤其从二里头文化开始，青铜时代正式开启，出现了玉斧钺与青铜斧钺并存的特殊时期与文化现象。青铜作为一种能够变化形制的特殊材质，以其善于多变的神话特性，很快成为中华文明礼器的重要原材料。一方面青铜斧钺很快以各种神奇纹饰与符号形式，传承了玉斧钺古老的神话信仰与社会符号功能。另一方面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玉斧钺的形体逐渐变小，而且数量大大减少。这种现象在商周时期表现得极为明显。

《盘古之斧》一方面重视斧钺文化信仰的万年传承与流变关系，另一方面又能够敏锐地感受到斧钺文化文本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尤其在材质方面，斧钺先后出现了石器、玉器、青铜器与铁器的形制差异，而这种物质材料的变迁给斧钺文化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多样性。

《盘古之斧》作者认为，尽管斧钺材质随着时代变迁发生了变化，但斧钺礼器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明最为核心的礼器类型，并且能够持续9000年不变，最为关键的原因，还在于玉斧钺时代所形成的斧钺神话信仰。只有这种天钺的神话信仰，才能将斧钺礼器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万年的发展历史，而且其核心礼器的文化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乃至到了明清时期，帝王身上所穿的龙袍上，依旧绘制了黼黻斧钺的神话图像，来表达这种来自神话世界至高无上的文化信仰。

三、文化文本深藏的原型结构

《盘古之斧》最为典型的文化意义还在于，善于在平淡无奇的礼器材料中，梳理出文化原型的深层结构。此书通过揭橥斧钺文化的深层编码，使读者明白，中华文明在建构本土知识的文化精神时，都善于利用礼器形制的特殊符号形式，来展示文化编码的本源意义与结构存在。

在《玄玉时代》一书中，叶舒宪通过开展14次文化考察，勘踏西部多省的地方博物馆与诸多考古出土遗址，以及长期调研深藏在万山之中的玉料玉矿，利用田野调研的物质材料，勾勒出中华文明在距今5500年至4000年之间存在一个长达1500年左右的玄玉时代，而且这个玄玉时代的礼器类型与符号表征就是玄玉斧钺礼器群。[2]玄玉时代的横空出世，可谓重新改写了世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认知。

《盘古之斧》在聚焦石斧与玉钺之时，尤其关注两者并存时代的深层文化结构。作者敏锐地发现，石斧钺属于深色石材，或青褐、或黑色，颜色与玄钺极为相似。而随着玉器时代的到来，玉斧钺开始流行，石钺与玉钺同时并存，而且在良渚墓葬中出现了一种“钺不单行”的文化现象。具体说来，这种“钺不单行”表现为在墓葬中石钺与玉钺同时并存，即一把玉钺与数把石钺共存。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表明了什么文化编码？对于一般考古学者与文化研究者而言，这是一种熟视而无睹的文化现象，他们无法从文化根源上给予解释。

《盘古之斧》详细梳理各类考古报告资料，根据考古出土实物的大数据与作者关于玄玉时代的独特认知情况，作者认为，这种石钺与玉钺的并存现象，不是一种没有文化意义的文化假象，而是从石器时代到玉器时代，中华文明核心文化意义显现出来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化现象与符号形式。这种文化现象一方面显示出玉礼器到来之时，石礼器并非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继续扮演一定的礼制角色，参与到文化礼制的表述之中。另一方面玉器与石器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二元文化结构，即石材与玉材，深色与浅色，玄钺与黄钺的二元文化对立结构。而且这种石钺与玉钺的玄黄二元对立结构，在良渚文化的斧钺礼制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文化发现，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文化精神的重大突破。

在此基础上，作者再聚焦中原的玉礼器。仰韶文化晚期的玄玉时代基本上是以深色玉器为主，材质为墨绿色蛇纹石。可是，到了龙山时代，中原的诸多文化类型，如陶寺、清凉寺等，也出现了玄钺与黄钺并存的文化现象。那么，中原斧钺文化中这种独特的石钺与玉钺、玄钺与黄钺的二元对立文化结构，难道是空穴来风的吗？作者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作者认为，中原龙山时期以及二里头文化的玄黄斧钺结构有着极为深远的文化传承与历史渊源，它与南方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石钺与玉钺二元结构存在，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关系。利用石钺与玉钺的颜色对立文化关系，作者发现了中原文化玄黄二元结构的重要文化原型，这为揭开《周易》《尚书》《老子》《论语》等传世经典文化中，玄黄对立与尚玄文化的文字文本表述，找到了文化大传统极为深远的文化文本原型。作者尤其强调，要理解早期经典的文字叙事，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字文本之中，只能获取表层的文字叙事意义，很难获取更深层次的文化编码。只有深入文化大传统时期的文化文本，梳理并总结出各种文化文本的原型编码，我们才能更为深入地认知传世文字文本所要表达的文化意义。

《盘古之斧》在讲述青铜时代到来之时，也极为关注青铜斧钺的文化出现，以及与玉质斧钺之间所形成的新型对立关系。因为青铜器具也是深色礼器，这样深色的青铜斧钺与浅色的玉斧钺也会形成古老的玄黄结构，传达极为神圣的文化意味。

斧钺器型因为材质的更替变化，在颜色方面，表现出来的二元对立文化现象，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石钺与玉钺、玉钺与青铜钺、玄钺与黄钺的二元对立结构，成为斧钺文化神圣力量的表现符号形式，也成为理解中华文明与文化精神的重要礼器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