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梅，许宗瑞，2

(1.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36；2.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上海 201620)

本·奥克瑞(Ben Okri，1959—)的长篇小说《饥饿的路》(TheFamishedRoad，1991)与莫言(1955—)的作品《生死疲劳》(2006)在创作风格上均滥觞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源头分流至非洲和中国，结合各自民族中丰富的传统文化，观照社会现实，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非洲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幻觉现实主义。尽管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同“源”不同“流”,两位作者身处不同国度、不同民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然而，他们面对自己的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时，不约而同地将故乡作为小说的创作背景和国家的缩影，家园书写成为他们作品的共同主题，凝结着他们对传统“共同体”的理性思考。《饥饿的路》与《生死疲劳》聚焦普通民众，通过他们的生活变化反映社会变迁，传递出构建理想家园的强烈渴望。因此，研究作品中的家园书写主题，可以探究两条不同的“流”如何经由相异的国度重新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在力量，共同憧憬和探索理想的共同体。

一、同“源”不同“流”的“共同体冲动”

奥克瑞是尼日利亚第三代英语作家，继图图奥拉(Amos Tutuola，1920—1997)、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与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之后，在西方国家和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饥饿的路》是其重要代表作，曾荣获1991年英国最具权威的文学奖——布克奖，受到读者与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被公认为非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作品。对此，美国文学评论家亨利·刘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曾在1992年6月28日《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的《生者与未生者》一文中指出：“奥克瑞在创作技巧上表现出了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似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却将小说的主题、结构完美地融入了传统的约鲁巴神话中。”[1]我国当代实力派作家邱华栋认为，“《饥饿的路》是一部具有尼日利亚本土文化传统风格的魔幻之书”，“既借鉴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又挪用了非洲传统的神话传说”[2]。在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文化中，“阿彼库”(Abiku)是幽灵王国的幽灵儿童，需要遵守幽灵之王的规定，轮流投胎于人间。这些幽灵儿童为了早日逃离人间疾苦，约定在投胎之后不久便夭折，重返幽灵王国相聚，频繁往返于生死界。《饥饿的路》中的主人公阿扎罗是一个“阿彼库”，因为厌倦了生死循环的状态，且不忍伤害慈爱的父母，决定背弃誓约留在人间，由此开始了充满抗争与苦难的生存之旅。奥克瑞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非洲传统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呈现了尼日利亚特殊时期的现实家园。

莫言是享誉世界的中国作家，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于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是其幻觉现实主义代表作之一。对于莫言的创作风格，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瑞典学院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教授曾指出，“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将虚幻的与现实的结合起来是莫言自己的创造，因为将中国的传统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是他自己的创造”[3]。《生死疲劳》讲述了山东高密东北乡西门屯地主西门闹被枪毙后分别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婴儿蓝千岁的故事，时间跨度从中国的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制、市场经济直至千禧之年。小说借助幻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结合佛教中的“六道”轮回和苦难救赎思想，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家园画卷。

《饥饿的路》与《生死疲劳》两部作品虽然采用了独特的创作手法，但都植根于现实主义，描写本国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现实情况，关注时代变迁与人的生存状态。诚如有学者所言：“在书写人在重大变动下的生存方面，文学从未缺席，也无法缺席，这既是文学关注人的命运的天然本性，也是文学对时代社会肩负的重要使命。”[4]家园书写之所以成为两部小说共同的主题，正是源于文学作品所肩负的特殊使命以及文学家们的“共同体冲动”，“即憧憬未来的美好社会，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有机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5]。由此可见，两部作品缘何在分“流”之后，可以重新聚合在一起。这种“共同体冲动”正是构建理想共同体的内在动力，促进我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索与追寻。

二、真实性的家园再现

《饥饿的路》与《生死疲劳》两部作品主要反映了历史转型时期两个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机遇和挑战。《饥饿的路》讲述了尼日利亚于1960年独立前后面临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等的重建与探索。多年的殖民历史致使国家羸弱、民生凋敝，现实的家园不免让人心忧。《生死疲劳》的故事从1950年展开，描写饱受苦难的国家和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真实地再现了特殊时期的社会现状。相似的历史背景使得两位作家都选择了苦难叙事的写作手法，以此勾勒出真实的家园景象。

(一)艰难的生存状态

奥克瑞在《饥饿的路》中通过描写苦难呈现现实家园。饥饿和贫困是苦难的外在表征，始终穿插于作品中，正如奥克瑞本人所言：“苦难是这本书的突出特征之一，人们经受的苦难各不相同。”[6]2000年，莫言在斯坦福大学发表《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的演讲，肯定了饥饿在其文学作品创作中的重要地位。《生死疲劳》对于饥饿与苦难的描写同样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饥饿的路》的主人公阿扎罗一家所在的贫民窟是尼日利亚整个国家的缩影，贫民窟居民是国家苦难大众的典型代表。阿扎罗父母虽然努力工作，却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饥饿更是生活常态。奥克瑞在小说开篇写道：“起先是一条河。河变成了路。路向四面八方延伸，连通了整个世界。因为曾经是河，路一直没能摆脱饥饿。”[7]1另外，在阿扎罗降生仪式上，幽灵之王对他说：“你将带去无穷无尽的烦恼。你要走过许许多多的路，才能找到你的命运之河。”[7]6显然，饥饿的“路”隐喻整个国家的生存现状，“河”象征人的命运。如同路上会有艰难险阻、河流会有暗流涌动一样，人们的生存之路与命运之河总是充满各种磨难。奥克瑞在整体概述之余还通过阿扎罗的视角细致描写了人们的生存状态：

他们在盐袋、水泥袋、木薯粉袋那无可理喻的重压下打着趔趄。重负挤压着他们的脑袋、压迫着他们的脖子，他们脸上的青筋暴突到了快要炸裂的程度。他们的表情如此扭曲，看上去已经不成人样。我眼看着他们在重负下扭弯了身体，眼看着他们跑动时两膝向内弯曲，汗水似泡沫一样从身上淌下。[7]156

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则通过地主西门闹投胎转生为西门驴的视角反映出贫苦的社会现实。在中国1959年至1961年大饥荒时期，西门驴描述了自己被饥民残杀的场景：

……但随之而来的大饥馑，使人变成了凶残的野兽。他们吃光了树皮、草根后，便一群饿狼般地冲进了西门家的大院子。……我感到脑门正中受到了突然一击，灵魂出窍，悬在空中，看着人们刀砍斧剁，把一头驴的尸体肢解成无数碎块。[8]88

对于人类的苦难生存状态，哲学家们往往会探讨其根源所在，叔本华早已对此作出解释：“痛苦之为痛苦是生命上本质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9]由此可知，两部作品为何对苦难叙事情有独钟。

(二)恶劣的生存环境

两部作品均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自然环境受到的人为破坏和摧残。《饥饿的路》通过阿扎罗视角反映出森林散发出受伤、被掠夺的气息——“我们经过一棵被砍倒的树，红色的液体从砍剩的树墩上流下，就像一个巨人惨遭杀害，鲜血流个不停。”[7]18《生死疲劳》中亦有类似描写：“这片树林子，没被砍掉当了炼钢铁的燃料真是奇迹。完全是因为这林子里有一颗古柏，砍一斧，哗哗地流出血来。”[8]140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作家均将树木拟人化，树木流血隐喻自然遭到摧残。树木同样具有生命，但往往被人们忽视，现代工业文明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却悄然破坏了人们本应珍视的生态环境。

物理空间的家亦是家园书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想之家与现实之家始终密不可分，因此，两部作品均对现实住宅进行了细致描写。《饥饿的路》中阿扎罗的家在连日暴雨侵蚀下变得异常破败——“夜间，雨水从屋顶缝隙漏了进来……我们只得不时把床从房间的一角挪到另一角。情况越来越糟，房间里到处都在漏水。”[7]330《生死疲劳》中同样描写了以蓝脸父子为代表的底层劳动人民的住宅——他们家只有一间屋子，里面有一个锅灶和土炕，屋外是牛棚[8]103。

在自然环境与现实之家之外，人们共同组成的社会也是家园书写不可或缺的内容，关乎人们对于美好家园和理想共同体的建构。奥克瑞在《饥饿的路》中真实再现了尚不成熟的政党体制带来的影响。在与穷人党竞选时，富人党向民众发放免费奶粉以换取更多选票，甚至还向人群抛撒钱币，引起民众哄抢，造成流血伤亡事件。然而，免费奶粉却是有毒的，再次引发民众暴动，产生骚乱。莫言在《生死疲劳》中也对当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批判。“文革”时期，红卫兵活动频繁，高音喇叭震落了空中飞翔的大雁，造成人们争抢。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大雁肉成了不可多得的美味。莫言通过西门牛的口吻说道：“我听到了那些嘈杂的、凄厉的、狂喜的声音，我嗅到了那些血腥的、酸臭的气味，我感受到了寒冷的气流和灼热的气浪，我联想到了传说中的战争。”[8]134两部作品通过描写政治体制混乱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通过分析两部作品中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环境可以看出，苦难叙事是家园书写的重要手法，可以真实再现家园情景，传递出建构美好家园的诉求。尼日利亚约鲁巴文化中的生死循环和中国佛教文化中的“六道”轮回，都将苦难视作获得幸福的必经过程。阿扎罗和西门闹的每一次重生都伴随着对未来家园的无限憧憬，然而只有历经现实生活的各种艰难，理性探索未来之路，才能到达想象中的理想共同体。

三、现实与幻象中的家园追寻与建构

文学家描写苦难、批判现实的主要目的在于超越苦难、寻求出路。文学作品建构的是此岸世界，却又探索此岸世界之外的更高的彼岸世界，“在彼岸世界以外，每一个迷途的漫游者都已经找到期待已久的家园；每个渐行渐弱的孤独之声都被一个聆听它的歌队所期待，被引向和谐，并因此成为和谐本身”[10]。《饥饿的路》与《生死疲劳》都做出了这样的努力。在《生死疲劳》中，莫言通过驴、牛、猪、狗、猴、人的视角呈现客观的外部世界，同时又通过“幻觉”方式展现人和动物的内部世界，使得“作家建构的‘象’与‘意’在收放自如中走向严肃的主题”[11]。在《饥饿的路》中，奥克瑞通过阿扎罗的独特身份，将现实世界与幽灵世界串联在一起，以魔幻手法来写实，因为“对于奥克瑞来说，幽灵世界并非只是想象的产物，它是比日常生活更为真实的世界”[12]。由此可见，两部小说既立足现实，又高于现实，通过将“魔”“幻”与现实相结合，完成小说的意义建构，深化作品的思想内涵。通过比较研究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可以进一步挖掘出追寻和建构理想家园这一主题含义。

(一)理想家园的追寻者：阿扎罗与西门闹

在《饥饿的路》中，阿扎罗再一次降临人世后决定留在人间，背弃与幽灵伙伴的誓约，不再返回幽灵世界。因为幽灵世界再美好，也只能短暂停留，仍需遵从幽灵之王的命令，反复投生于人世。幽灵世界的美好是虚幻的，幽灵儿童终究是无根的漂泊者。阿扎罗选择留在人间，反映出对精神家园的渴望，希冀找到真正的心灵归属。面对艰难的现实生活，阿扎罗从未退缩。无论是幽灵伙伴尝试将他拉回幽灵世界，还是各种层出不穷的妖魔鬼怪试图将他带离人间，他都因为自己的毅力和家人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返回自己眷恋的家园。显然，在阿扎罗身上，奥克瑞赋予更多自己的思考与期待。尼日利亚国家如同阿扎罗一样，生存之路充满痛苦，遭受各种外力威胁，但是，每一次的苦难经历都是一种成长，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向往美好家园的决心毫不动摇。

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塑造的西门闹这一角色同样值得深思。西门闹被枪毙后，始终想着再次转世为人，回到恋恋不舍的人间故土。他投胎为西门驴后，与母驴花花的柔情缱绻反映出对“家”的渴望。他投胎为西门牛后，因为忠于主人蓝脸，拒绝为人民公社耕地而被烧死，却在最后一刻用信念支撑自己，倒在主人蓝脸的土地里。土地是家园的象征。西门牛的悲壮之死表达出它对于精神家园的热爱和向往。之后，他投胎为猪十六，夜晚逃出猪场后，看到了这样的情景：“这月亮同样是胖大丰满，刚冒出水面时颜色血红，仿佛从宇宙的阴道中分娩出来的赤子，哇哇地啼哭着，流淌着血水……。”[8]316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象征着人们的精神家园、灵魂的栖息地。此处莫言意在表达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我们的家园终将渡过难关，迎来崭新的明天。可见，莫言通过猪十六的视角传递出人们对于美好家园的向往。当西门闹再次转生为狗和猴时，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为读者打开了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和农村的新世界。最后，西门闹转世为人，诞生于新千年，故称大头婴儿蓝千岁。新千年的钟声宣告过去苦难的终结。西门闹的“六道”轮回之苦终会结束，饱尝艰辛终将完成灵魂救赎，可以拥有崭新的明天。莫言通过西门闹的轮回经历使他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新中国自成立之后经历了重重磨难，遇到了种种挑战与机遇，然而，所有的艰难历程都会焕发新的生机，每一次的新生都伴随着追寻理想家园的美好愿景。

(二)理想家园的建构者：阿扎罗父亲与西门屯居民

在阿扎罗和西门闹身上体现的是对于美好家园的向往与追寻，而阿扎罗父亲和以蓝脸为代表的西门屯居民则是以实际行动构建理想家园。在《饥饿的路》中，阿扎罗父亲每一次与对手抗争都隐含着对现实家园的理性思考和对理想家园的积极探索。在穷人党与富人党竞选中，他坚决拥护穷人党，揭露富人党的虚伪、贪婪，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真正民主制度的向往。当言语无法支撑他的梦想时，他化身拳击手“黑虎”，与象征西方文化中腐朽势力的“美洲黄虎”和“黑豹”较量，并终于赢得胜利。这象征着他摆脱西方文化藩篱，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本土文化的坚守。他最后意识到穷人党本质上与富人党无异时，决定做政治家，寻找盟友，组建自己的小军队，努力构建理想家园。在此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我们的路必须打开。一条打开的路永远不会饥饿。奇异的时光就要到来”；“我们必须用新的目光打量实际。我们必须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审视我们自己”；“我们的饥饿可以改变世界，使它变得更美、更好”[7]528-529。阿扎罗父亲这一人物形象集中体现了对于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理性态度，对于民主、自由、和谐的美好家园的积极探索与建构。

莫言在《生死疲劳》中亦不乏通过人物形象反映建构理想家园的努力，蓝脸便是典型人物之一。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唯一单干户，始终坚守自己的一亩六分地。蓝脸的行为正反映出对家园的希冀和建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土地仍是家园之根，正如他的碑文上写的“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8]509。与蓝脸对土地的执着不同，洪泰岳作为西门屯的老村长、合作社社长和党支部书记，固执己见，拒绝变化，固守本土文化的一切东西。改革开放后，西门金龙认同西方文化，对西门屯进行开发和变革，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使得西方文化中的糟粕侵入人们的精神世界。洪泰岳最后选择与西门金龙同归于尽这一情节，正反映出人们对待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态度。本土文化中一切旧的、不合时宜的因素应当抛弃，西方文化中的不利因素也须摈弃。这些筑梦者通过努力迎来了新千年钟声，敲响了未来家园之门。

通过比较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知，家园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还应具有人类文化和精神归属的内涵。理想家园的追寻与探索不仅为了摆脱现实苦难和时代变迁带来的压力，更需要把握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促进民族觉醒与文化建构，激发人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索与思考。

四、结语

《饥饿的路》与《生死疲劳》虽然在创作手法上同“源”不同“流”，但是并非就此流散而去。他们通过相似的家园书写主题再次交汇，共同探索与建构未来的美好家园。奥克瑞与莫言的作品通过书写家园探讨人的生存与意义，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体现出众多文学家的集体意识，即文学的人文关怀与时代精神。这种集体意识超越了国家、民族、文化与种族的界限，折射出整个人类对于理想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和共同需求。自20世纪以来，中国和以尼日利亚为代表的非洲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现实家园和传统“共同体”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持续冲击下，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建构理想共同体需要坚守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理性地对待他民族文化，使其相互融合又各自绽放光芒。唯有如此，才能早日实现中国梦与非洲梦，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