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舒晨

民族思想流派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已出现在欧洲大陆。这一时期，西班牙的民间音乐和民族歌唱剧的发展虽然持续展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但是民间元素与严肃音乐的结合却事与愿违，经过西班牙作曲家、教育家菲利普·佩德雷尔（Felip Pedrell）的推动，西班牙民族音乐的建设才逐渐开始发展，西班牙民族主义音乐也因他的创作而诞生。但是西班牙民族音乐作品始终缺乏具有影响力的象征，直到钢琴组曲《伊比利亚》的出现，这个空白才被填补。在西班牙作曲家曼努埃尔·德·法雅看来，阿尔贝尼斯创作晚期的作品都自然地展现出了弗拉门戈艺术色彩，并本能性地呈现出历经辗转、最终迂回到深沉之歌风格的倾向。但是，《伊比利亚》并非仅包含弗拉门戈艺术元素、只呈现了弗拉门戈艺术风格，它更多地体现的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音乐文化发展，当地古老的歌谣、舞蹈风格，以及器乐的音响都被一一展现于作品中。

一、西班牙民间音乐元素在《伊比利亚》中的运用

溯源曲名，《伊比利亚》十二首作品中除了第一首《回忆》，剩下十一首作品的名称均出自西班牙具有代表性的地名、民俗节庆活动与舞曲体裁。因此，若根据曲名来对作品分类，《伊比利亚》则可以分为四类：情感因素、民俗节庆、舞曲、西班牙地名。在《伊比利亚》中，阿尔贝尼斯通过对西班牙特色节奏节拍和民间调式的应用、对民间歌舞风格的借鉴和民间乐器音响的模仿，来描绘个人印象中的西班牙人文风貌，同时也展现了对西班牙民族音乐文化的个性化的理解。

西班牙民间音乐的复节奏、变换拍子这两种节奏节拍特征和民间调式作为西班牙民族音乐的共性元素，多次被运用。关于节奏节拍特征的表现，《隆达纳舞曲》中8度音程位于第一、三、五拍，具有3/4拍特征，而连奏旋律则是6/8拍的记谱方式，呈现了民间歌舞中舞步重音与伴奏旋律由于使用不同节拍而产生的复节奏特征，与此同时，6/8拍与3/4拍的交替也展现了其变换拍子的特征。又如《阿尔梅里亚》，歌唱旋律声部是4/4拍，而器乐伴奏声部为6/8拍。

而民间歌舞元素与民间器乐元素的选择与运用，则受到标题的影响。

标题属于情感因素类别的作品是第一首《回忆》，作品中借鉴的民间歌舞风格是纳瓦拉霍塔与方丹戈。在阿尔贝尼斯的手稿中，这部作品的标题最初是“献给珍妮·埃斯库迪尔（欧内斯特·乔森的妻子）的序曲”，出版时改为“Evocación”。它在组曲中的定位如同序曲一般，具有概括性质。《回忆》中，被选用的民间歌舞素材来自西班牙北部纳瓦拉地区的霍塔歌唱诗节与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古老的方丹戈舞蹈。方丹戈与霍塔是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流行、不断衍生出其他体裁的西班牙传统民间歌舞，两者均是西班牙最古老的民间传统音乐形式。因此，阿尔贝尼斯通过运用方丹戈与霍塔展现了西班牙悠久的民间音乐文化，同时也倾诉着自己对祖国西班牙的思念、试图唤醒他人对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回忆。

标题与西班牙传统民俗节庆活动相关的作品是第三首《塞维尔的圣体节》。这部作品呈现的是宗教节日游行场景，塞塔作为只在圣体节时被演唱的宗教歌曲，其自由而即兴的音乐风格、旋律平缓和速度缓慢的特征，均被阿尔贝尼斯巧妙再现于作品的歌唱性旋律中。而拉塔拉拉虽然是民间歌谣，与宗教活动毫无关系，但是它在西班牙各地被广为传唱，是大众化的音乐，于是阿尔贝尼斯将拉塔拉拉旋律与进行曲风格的节奏相结合，以此来刻画圣体节时街道上随着塞塔传唱的方向向前行进的游行队伍。

以西班牙民间传统歌曲风格为标题的作品是第四首《隆达纳舞曲》和第八首《波罗舞曲》。以第四首《隆达纳舞曲》为例，它与西班牙隆达纳地区的传统民间歌舞隆达纳相关，阿尔贝尼斯在这部作品中利用3/4拍与3/8拍交替的形式来呈现隆达纳舞蹈和歌曲的规律地变换节拍的特点，通过音符时值的特殊划分、加入装饰性元素等手法，表现隆达纳歌曲演唱节奏略自由、花腔式的表现风格。此外，他还对各主题的呈现顺序进行了精心安排，再现了歌曲、舞蹈与器乐间奏交替的表演形式。

除此之外，剩下八首作品均以西班牙的地名为标题。以第七首《阿尔拜辛》为例，由于阿尔拜辛是吉卜赛人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生活的地方，所以阿尔贝尼斯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音乐风格——布列里亚斯与西格瑞亚斯。两者均是与吉卜赛人相关的民间歌舞，经吉卜赛人的发展，在弗拉门戈艺术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其中，布列里亚斯是最喧闹、活泼的弗拉门戈风格之一，代表快乐，而西格瑞亚斯则被吉卜赛人用来传递痛苦忧伤的情绪。

民间乐器方面，虽然吉他是西班牙最为普遍的乐器，但是阿尔贝尼斯对吉他素材的采用同样是具有选择性的。《回忆》与《隆达纳舞曲》都与西班牙民间传统歌舞相关，故阿尔贝尼斯通过跳音、琶音音型以及踏板、音乐术语等标记，试图通过钢琴键盘再现古典吉他的拨奏、琶音、揉弦等技法的音色与音效，利用持续音表现吉他弹奏时的延留音特征。而《阿尔拜辛》表现的是弗拉门戈艺术，因此作品中不仅多次将不协和和声与强力度结合，展现弗拉门戈吉他演奏中用来营造热烈气氛的轮扫奏法，还运用特殊的节奏音型来模仿响板的敲击声。此外，由于《塞维尔的圣体节》是对特定场景的描绘，阿尔贝尼斯便将和声、音型与明确的音乐术语相结合，刻画游行乐队中的军鼓与小提琴的音响。

二、阿尔贝尼斯创作的民族性成因

19世纪后半叶，民族主义基于对人民、土地或国家的强烈的身份认同，它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国作曲家的创作，使人们更重视本土音乐在作品中的运用，以此来获得民族性的音乐语言。民族主义音乐家的创作动机，不仅是为了提高本国音乐和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意图通过饱含民族特色的作品，推进本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复兴衰落的民间音乐文化。虽然阿尔贝尼斯同样在创作中大量运用民间音乐元素，但是他未将作品视作为民族主义政治目标服务的对象，而是主要用作品传递自己对西班牙音乐文化的满腔热忱。阿尔贝尼斯对民间音乐的关注源于西班牙之旅，1886年在格拉纳达逗留期间，他创作出了迷人的《格拉纳达》。此时，沉浸在西班牙美景中的阿尔贝尼斯向友人吐露：

我跻身于鲜花的芬芳，柏树的树荫和山谷的积雪之中，谱写着一首小夜曲，浪漫到发狂，悲伤到绝望。我寻找着如同金矿般的传统音乐文化……古斯莱（Gusle），手指缓缓拨奏着琴弦。还有一首令人心碎的挽歌……我要的是阿拉伯文化的格拉纳达，它是全部的艺术，是我所认为的美和情感，它能够对加泰隆尼亚说：做我艺术上的同侪，同我一样美好[1]。

同时，与菲利普·佩德雷尔不断交流、寻求指导的过程中，阿尔贝尼斯也更加坚定了用本国民间音乐作为基础来进行创作的决心。1892年，他创作的两幕英国轻歌剧《神奇的猫眼石》（The Magic Opal）描绘的是在希腊卡拉卡托尔地区发生的爱情奇幻故事，其中包含了大量西班牙元素，如对吉他扫弦般快速持续的三连音音型的运用、西班牙民间舞蹈与响板结合的安排等.明显的西班牙色彩与故事在希腊发生的设定显然不相符，引起了部分评论家的质疑。但是，这正体现了作曲家对西班牙民间音乐的热爱。评论家对歌剧“声乐旋律新颖，与西班牙节奏的结合没有明显的不协调感”的评价，也进一步证明阿尔贝尼斯对西班牙民间音乐元素的运用是极为精妙的，富有独特的个性与魅力。1902年，佩德雷尔的歌剧《埃尔斯·皮里内乌斯》在巴塞罗那首演后，阿尔贝尼斯称赞该作品是“未来的西班牙抒情民族歌剧大厦的基石”，他被歌剧中的民族旋律震撼，字里行间也充满了对佩德雷尔的敬佩：

你们将听到你们国家的歌声，你们母亲温柔的声音，那古老而甜美的旋律，曾在我们一生忍受的可怕的战斗中抚慰我们悲伤的灵魂；你会回忆并重拾过去的悲伤和渴望，在你的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在这样甜蜜的痛苦之后，一股巨大而热情的希望的浪潮将深入你的一切。

……他是强大的榜样，展现出高超的创作技巧与艺术水准，他以无与伦比的勇气承受着来自他人的猛烈抨击、漠不关心、无知偏执和疯狂的嫉妒！

除此之外，成长过程中不断受到民族音乐文化的影响，是阿尔贝尼斯作品中蕴含西班牙色彩的另一不可忽视的原因。十九世纪初，西班牙只有5.96%的人口受过教育，在人民的教育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虽然绝大多数西班牙人不会读写，但是却能够不断创造出新的诗歌、歌曲，利用乐器传递自己的情感。约翰·克罗（John Crow）指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西班牙更优美的民间诗歌和民间音乐，也没有哪个国家的不谙读写的群众比他们更文雅、更有活力。虽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其他国家的传统民间音乐因城市文化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由于西班牙人对民间音乐的及时保护与普及，使得它并未显现出衰落迹象。西班牙民间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不论是宗教节日活动还是日常娱乐活动，均在民间歌曲、舞蹈或是乐器的伴奏中进行。在众多的民族乐器中，西班牙人始终保持对吉他的忠诚，认为吉他是乐器之王。吉他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乐器不仅是由于其演奏相较于其他乐器更为容易，方便实用、制作成本低廉也是原因之一。在西班牙，吉他的使用不会受到金钱或阶级的限制，它既能为普通人即兴演奏所用，也可作为贵族系统练习的乐器。

弗雷德里克·格伦菲尔德指出，阿尔贝尼斯、格拉纳多斯与法雅都是吉他的狂热爱好者，但是只有阿尔贝尼斯从小就演奏吉他，甚至到达了与钢琴演奏水平相当的程度。奥克塔夫·莫斯（Octave Maus）曾具体地描绘了阿尔贝尼斯演奏吉他的场景：他骄傲地将斗篷披在身上，它的褶皱下，藏着一把巨大的吉他。在沙龙中，阿尔贝尼斯演唱着歌曲，倚在桌子边或椅子扶手上，微笑着，手指灵巧地在吉他上拨动着和弦，唤起了人们关于那些令人难忘的夜晚的记忆——西班牙的舞蹈、爱情与欢愉，以及回荡着小夜曲和安达卢西亚歌曲的夜晚的街道[2]。由此可见，吉他元素在《伊比利亚》中频繁、恰当、多样化的出现并非巧合，阿尔贝尼斯对吉他技法及音响的形象而贴切地表达，得益于民间音乐的熏陶与对吉他演奏的得心应手。

音乐评论家在聆听钢琴家布兰奇·塞尔瓦（Blanche Selva）首演《伊比利亚》后，称赞《伊比利亚》是一部即使和其他作曲家作品同场演奏，也不会黯然失色的佳作，它唤起了听众对整个近代的西班牙的记忆，既蕴含着东方文化，同时又流露出西方音乐的精致[3]。正是与民族音乐文化间的彼此联系，阿尔贝尼斯得以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加深对西班牙民间音乐的了解，领悟到了其本质。经他改编的民间音乐仿佛是西班牙人日常经历的延伸，唤起了众人对西班牙黄金世纪的回忆的《伊比利亚》，则可以称之为西班牙民间音乐文化发展的缩影。

三、结论

西班牙民间音乐元素是经过慎重的选择、提炼、被赋予作曲家的强烈个人色彩后，再呈现于《伊比利亚》中的，这一过程展现了阿尔贝尼斯对西班牙传统民间音乐和弗拉门戈艺术的全面而广泛的认知，正如阿尔贝尼斯的自述，“我自己从来没有利用过处于原始状态的‘原材料’，你只需要听《佩皮塔·希门尼斯》（Pepita Jiménez）就能明白这一点。我喜欢的是将我们民族的节奏融入到我的音乐中，并将我们民族旋律的精神注入我的音乐中”。阿尔贝尼斯对民族音乐的追求也不仅仅是只受到佩德雷尔的影响，音乐与生活紧密结合的成长环境、在西班牙各地的游览经历均是加深他对西班牙音乐文化的理解与热爱的要因。■